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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从去年底至今，经济理论界围绕这一问题各抒己见，观点不一。由于人们作出判断的根据皆出自统计部门的数字，但结论却不相同，更由于中国经济是否出现通货紧缩现象，事关国家采取何种宏观经济政策，因此这一话题颇为引人注目。
关于通货紧缩的三种观点
概括起来说，理论界大致有三种意见：
一种看法认为，“中国还不存在通货紧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于祖尧认为，断言“中国当前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是缺少根据的。导致目前经济增幅下滑、物价指数持续下降的原因、背景具有特殊的历史性。不具体分析我国的实际，简单地照搬周期理论、通货理论，是不可能作出切合实际的结论的。银行界的一位专家也认为：出现通货紧缩有两个重要条件，第一是物价连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连续下降，第二是经济萧条，表现为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是不完全存在的。他认为中国现在还不存在通货紧缩。
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严重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中心胡鞍钢认为，中国在1997年就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到1998年底除部分服务项目价格之外，几乎所有的物价指数不仅持续下跌，而且变为负增长，不仅全国各类物价指数负增长，而且全国各省区和城市也普遍出现负增长。这表明，中国已出现了全面性的、严重的通货紧缩，并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敌。
第三种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通货紧缩迹象论”，需要“防止通货紧缩的出现”。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一位副主任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的一些迹象，他说，物价从1997年底开始至今连续17个月下降。这么长的时间物价连续下降，不能不说是通货紧缩；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轻度的通货紧缩”；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是否出现通货紧缩持谨慎态度，但他认为目前中国“要防止通货紧缩的出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易钢在1997年底也提出“应防止通货紧缩的危险。”
对通货紧缩的不同理解
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2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期，先后发生了4 次高通胀率，中国政府在与高通胀反复较量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首次实现宏观经济“软着陆”。出人意料的是，刚刚形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在一两年之后出现“增长下降”的状态。“通货紧缩”之说，即出现在这种背景之下。这种判断近来在国际上也有流行，英国《经济学家》最近就说，虽然作为一个老牌敌人——通货膨胀似乎受到遏制，但是一个新的、可能是更加危险的敌人正在蓄势待发，它就是通货紧缩。
为什么人们对中国是否出现通货紧缩会有不同的看法？倾听各方意见之后发现，首先在于人们对通货紧缩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意见是“三个特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司王煜和高材林认为，通货紧缩是指商品和劳务价格的持续下跌，它通常与经济衰退相伴随，是经济衰退的货币表现。通货紧缩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一是物价的持续下跌，货币供应量持续减少；二是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三是经济全面衰退，GDP负增长或大幅度下滑。
第二种意见是“两个特征一个伴随”。易纲认为，现在有一种观点忽略了货币这个重要因素。他认为，一是商品和劳务价格持续下跌；二是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与通货紧缩相伴随的是经济衰退。他以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少导致物价持续下降。从物价方面说，这5年之内物价每年平均下降6%，即以1929年为100，到1933年已经变为70；从货币供应量来说，1929年为100，到1933年已经变为73。
第三种意见是“一个定义”。胡鞍钢认为，通货紧缩只有一个定义，而不是几个定义，它与通货膨胀的定义正好相反，是指货物与服务的货币价格的普遍不断下降。这里所讲的“货物与服务”，不是指各种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而是指经济组织生产和销售给别人的有形和无形商品；“货币价格”是指单位商品的货币量，为了对比，可以设想一个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物物交换的价格。无论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不是指相对价格的变动，是指绝对价格，即货币价格的变动；“不断下降”并不意味着价格水平就一定“低”。 据统计1997 年中国的货币价格是1978年的3.8倍；“普遍地”，是指货币价格普遍地、广泛地下降， 而不是某个产品或某个行业的价格水平下降，如计算机、电子表的价格不断下跌，不能看作是通货紧缩。
前不久出版的《经济学家》说，“通货紧缩”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商品和服务的普遍价格水平持续下降。它不能同某个经济部门价格的下降或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常被视为非通货膨胀）的现象混同。因此，商品价格下降本身并不构成通货紧缩，它们只是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使得生产国的实际收入减少，进口国的实际收入增加。同样，制造业商品价格下降如果被服务业价格的上涨所抵消也不构成通货紧缩。
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持“中国已经出现通货紧缩”判断者认为。按照《经济学家》所定义的通货膨胀率低于1%被视为通货紧缩现象，1997 年我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0.8%，已低于1%，而且于同年10月份出现负增长。1998年又进一步下降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由1997年的2.8%，降为1998年的－0.8%。 其中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两年积累下降了12个百分点，农民生产等量的农产品而货币收入则下降了12%。
1997—1998年期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积累下降了4.4个百分点，1997年14个工业部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率有9 个部门出现负增长，其中造纸工业价格指数下降了5.5%，化学工业下降了4.5%，冶金工业下降了2.7%，纺织工业在上年已下降4.0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又下降了2.0%。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积累下降6.0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于1998年变为负增长；部分垄断性服务项目却大幅度上升，特别是电信、医疗等费用上升过快；在1997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已有8 个省区（主要是沿海地区）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出现负值，有4 个省区价格指数上涨率均小于1%。1998 年全国所有的地区物价指数为负增长，1999年1月份36个大中城市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3.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8%。其中武汉为－6.7%，其次是青岛为－5.9%， 其余依次是合肥、上海为－4.3%。
由此可见，中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趋势，并会严重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持相反意见者则认为，我国经济总体态势仍在快速增长区间运行，除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之外，其他反映经济态势的指标都在持续快速增长。去年GDP增长7.8%，工业增加值增长8.8%，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6.8%。翻阅现代经济史， 战后西方国家发生过多次通货紧缩，但没有一个国家在陷入衰退困境时出现过类似我国仍然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大量企业生产能力闲置和失业增加，并非由于需求不足、紧缩银根所致，而是由于重复建设，企业改制减员。这是绝对生产过剩，而非相对生产过剩，只能从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寻找出路。
近几年政府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并没有全面紧缩银根。从1991年到1998年主要金融指标均呈增长态势。1997年M[,2]为90995.3亿元，M[,1]为34826.3亿元，M[,0]为3177.8亿元；到1998年M[,2] 上升为104498.5亿元；M[,1]为38953.7亿元；M[,0]为11204.2亿元，三个指标没有下降反而增长。
应当采取何种对策
对通货紧缩的不同看法在理论界虽属学术之争，但由于中国是否出现了通货紧缩对未来宏观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将有重大影响，这便使这一讨论引人注目。
由于一部分专家认为通货紧缩与货币供应量无关，导致在分析政策含义时出现分歧。
中央银行在高通胀出现之后的1994年开始提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于1996年有效地抑制了高通胀；1997—1998年中央银行仍然多次重申和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实际中作了灵活调整，先后进行了6次降息；1998年底改称为“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今年3月又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即适当的增加货币供应量，利用信贷利率杠杆来促进投资、消费和出口，支持经济的发展。易纲介绍说，中央银行所有的货币政策和操作，都是针对防止通货紧缩。由于一些经济学者认为目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还没有公开承认通货紧缩，故而提出各自的看法，探讨未来中国到底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这些看法归纳起来也有三种：
第一种意见主张采取适度通货膨胀或轻度通货膨胀政策，让物价总水平持续小幅（比如5%以内）上涨，以刺激经济增长。
第二种意见，反对轻度通货膨胀政策，而坚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政策，刘国光认为，“低”通胀政策或“轻度”通胀政策，或“适度”通胀政策，无论就其高低标准，还是就其实施过程，以及就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说，都是不妥当的。还有专家认为，目前放松银根已无余地，依靠放松银根势必加剧潜在的危机，导致新一轮经济过热。
第三种意见认为，在通货紧缩的情形下，应当实行积极进取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通货非膨胀”的货币政策，这是实行“可管理的通货紧缩”的办法。所谓“通货非膨胀”是指通货（即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为了增发货币或扩大货币发行量）而避免膨胀（即控制高通胀率再次爆发）。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货币现象。以往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在不留余力地向通货膨胀作斗争，既没有为全球性通货紧缩来临作准备，也缺乏与通货紧缩作斗争的经验。阻止通货紧缩或扭转通货紧缩局面并非易事。因此应当研究切实可行的防止通货紧缩的对策与预案，以备不时之需。
世界经济已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通货紧缩的压力。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人们还感受到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日本通货紧缩导致的经济衰退在事实上成为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外因之一，而亚洲金融危机又波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可以说全世界都受到了源自日本的通货紧缩的威胁。亚洲经济危机冲击下和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的阴影下的中国的出口已经受到严峻的挑战。
一些专家认为，目前出现或正在出现的通货紧缩对政府来讲是一个挑战，同样也为政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如何实行积极进取的货币政策，既防止高通胀又防止通货紧缩；既扩大内需又严格控制结构性赤字；既防范金融风险又适当扩大信贷发放规模，有效地利用支出增加“社会软件”的投资；既消减落后的生产能力又积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结构的发展，诸多问题有待探讨。专家认为，政府可以投入较通货膨胀时期更少的资源来完成经济转轨时期的各种相应的改革。
前一段时期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寄希望于能够刺激消费需求，增加民众的购买力，使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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