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近二十年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近二十年论文,大陆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2920（2000）01—0032—04
本世纪初，“五四”革命的惊雷把中国女性从千年的沉睡中唤醒。巨变的时代中，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走上文坛，在反对封建压迫、呼唤个性解放这一“五四”文学共同主题下，以风格各异、色彩纷呈的创作，汇聚成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次高潮。此后近百年，女性文学在变动的历史中曲折发展。但是由于政治、社会及文学的种种原因，女性文学的研究工作明显落后于创作，迟迟未能建立起独立的学科。80年代中期，伴随着女性文学第二次创作高潮的到来，女性文学研究也发生了质的飞跃，科学、系统的研究逐步展开，学科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新时期以来，政治环境的变化，同时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台湾文学。对彼岸文坛逐步深入的了解让我们欣喜地发现，海峡另一端，也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女性创作群体。台湾女性文学发轫于50年代，以反映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和对家乡故土的怀恋为主题，承继的是“五四”女性文学的血脉；之后经历60年代的西化风潮，在求新求变中摸索发展；70年代的女权运动唤醒了作家的女性意识，终于在80年代的台湾文坛形成了“新女性文学”的浪潮。尽管两岸女性文学生长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但孕育于同一中华文化母体的事实，使她们在隔绝三十年后的再见中并不感到隔膜；对女性的平等与独立的追求更把她们凝聚在同一面旗帜下。台湾女性文学作为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支流，以新鲜而亲切的面目吸引着大陆研究者的关注。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也成为建构中国女性文学学科的重要部分。
新时期以来，大陆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隐到显的过程。如果把1979年第3 期《上海文学》发表的张葆莘的《聂华苓二三事》（注：《台声》，1996.（3）.）看作发韧之作， 大陆的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二十年，依赖一批研究者的摸索实践，从初步的介绍赏析到严谨的学术研究，从单个作家作品到对女性创作整体状况的把握，再到对台湾女性文学特质与价值的深层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局面。本文尝试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状况作一综合考察。
按照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为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拓荒期；90年代，为发展期。下面分别就两个阶段的研究状况加以综述评析。
一
1979年，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三通”。对峙三十年的海峡两岸局面有所松动，一些报刊杂志开始陆续介绍台湾作家、作品。台湾文学研究也随之启动。确切地说，1985年之前，大陆对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主要限于对个别作家作品的评述。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部分女作家的创作较受重视，即“借欧美现代派之琴，唱中国流浪者之歌”的海外女作家（主要有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李黎等）和通俗言情小说作家（80年代初，三毛、琼瑶先后风靡大陆，掀起“热潮”）。此外零星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有林海音、琦君、张秀亚、苏雪林等，多为台湾女性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其作品承五四新文学传统，或反映封建社会中女性的艰难处境，或表达对大陆家乡风物人情的怀念，因而易于得到大陆文坛的认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在大陆拍成电影，一时家喻户晓。但是在1985年之前，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作为群体的台湾女性文学的存在。
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真正的拓荒始自80年代中期。1984年“一国两制”方案提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沪、闽、粤等省市大学和社科院组建了专门研究台湾文学的机构。除较早的《海峡》之外，国内先后创办了一些刊登台港及海外文学的大型期刊。（主要有《港台文学选刊》、《四海》、《华文文学》、《海外文学》等）1987年，台湾当局在世界潮流和两岸形势推动下，宣布对大陆“有限开放”。1988年，两岸学者的互访得到有条件的许可。资料获得途径的扩展和渐渐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使大陆对同时期的台湾文坛的面貌有了整体了解。而80年代，正是“新女性文学”在台湾掀起热潮之时，要研究当代的台湾文学，就不能对女性文学视而不见。
80年代的大陆文坛内部，也同时面临着大的变动。一是新时期以来女性创作的繁荣和思想的解放，带动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到80年代中期，开始了女性文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二是文学批评本身的革命带来了批评观念的转变和批评方法的更新。在开放的社会背景下，西方的哲学、文学思潮大量涌入，批评界也在寻求文艺理论的突变。这种努力以1985年掀起的“方法热”达到高潮，开始形成“新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符号系统和新的思维方式”[1]。80年代后期， 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也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台湾女性文学，尤其是60年代以后的文学，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新女性文学”更是直接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推涌下兴起，所以，用西方理论研究台湾女性文学是符合现实要求的。但是，因为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此时刚刚起步，研究者大多致力于创作情况的介绍和发展脉络的梳理，“新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有效的运用。古继堂的《八十年代台湾青年女作家群》可说是大陆对台湾女性文学作整体研究的发端之作。此后同类文章继之而来，到80年代末，基本勾勒出台湾女性文学的大致轮廓并初步展开了对新女性文学及代表作家的专题研究。这些文章大都用传统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不少文章还停留于“介绍加评介”的简单模式，可以看到，批评的“文体革命”带给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影响更多的是观念上的，而不是方法上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开始摆脱意识形态分歧对研究的干扰，不再仅以思想内容来选择、评价台湾女性文学的创作，因而早期现代派的作品和张扬女性主义的作品在1985年之后被介绍进来，但在研究方法上则显得相对滞后。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末席慕蓉继三毛、琼瑶后再次掀起热潮。一些评论者为寻求对前期热潮作家研究的突破，开始尝试“文体革命”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如运用“私小说”理论、跨时空比较、文化研究等），为9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研究打破传统模式作了演练。
综观80年代的研究，从萌芽到拓荒，此期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深而浅、由感性印象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逐渐走向学术研究层面。十年研究资料、成果与经验的积累，为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较扎实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在大陆出版的台湾女作家的作品大约有70多种，涵盖了老、中、青几代作家；在主要期刊上发表的关于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论文超过130篇。更可贵的是， 一批首先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为此后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80年代的研究毕竟尚处于起步阶段，深度、广度都不够。此外，由于政治、社会环境和研究者个人的原因，在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过分关注“热潮作家”，而对真正能够反映台湾女性文学创作成就的严肃文学介绍和研究得反而不够充分。这一方面是受商业炒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反映出研究初期的幼稚、不成熟。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研究集中于小说领域，对散文、诗歌的创作较少涉及。
经过第一个十年的拓荒，大陆的台湾女性文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开始作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纳入学科建设的正轨。
二
90年代是台湾女性文学研究获得重要发展的时期。80年代以来，两岸文坛有一共同的发展趋向，即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多元化。进入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格局进一步形成。在台湾，民主程度的逐步提高、女性运动的深入开展给女性主义文学注入新质；在大陆，女性写作进入理论自觉阶段，女性意识得到深化。创作观念的变异和创作领域的广泛探索，使两岸女性文学以丰硕的成果，各自成为90年代两岸文坛多元化文学格局中稳定而重要的一支。在女性创作热潮和理论探索的推涌下，女性文学的研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学科建设走向成熟。
9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是围绕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建设工作，研究者们对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勾勒进一步清晰化。
大多研究者把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发轫期，以抒写怀乡之情和封建社会女性悲剧的创作在台湾文坛独树一帜；60—70年代为生长期、探索期，在西化风潮中女性文学不断求新求变、稳步发展；80年代至今在女性运动兴起、社会日趋开放、民主的背景下，“新女性文学”勃兴，迎来女性文学的真正繁荣。总的说来，9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勾勒既是建立在前一个十年对个别作家作品研究的基础上，又注意同时期台湾文坛的发展变化，较为准确地把握台湾女性文学的历史及现状，为此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廓清了道路。
第二是，在“史”的勾勒清晰化和细致化的过程中，研究对象的范围得到不断的扩展。
8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缺憾，是研究对象基本局限于小说，而对散文、诗歌、戏剧等领域较少涉足。90年代这种情况得以改观，散文、诗歌方面的研究开始引起重视，戏剧领域的研究也有了拓荒之作。女作家在散文领域，不仅占着作家作品数量上的优势，在质量上也毫不逊于男作家。80年代大陆仅对老字辈的女作家如张秀亚、琦君、林海音等人的散文有所介绍和评述。1991年楼肇明的《台湾散文发展的一个轮廓》（注：《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3期。 ）对台湾散文作了纵向历史与重要作家的梳理，在对台湾散文的整体研究中，肯定了台湾女性散文家的成就。另一位长期专注于台湾散文领域的研究者徐学对80年代后期女性散文几乎占据台湾散文天空的繁荣局面作了较详尽的论述，（注：徐学：《女性的天空：八十年代后台湾散文的综观》，《羊城晚报》， 1993年2月4日。）对一些突出的散文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女性散文研究》（注：作者：李华珍，1996.6.）一书列出专章《隔岸江花——台港女性散文透视》。 该书自觉把台湾女性散文纳入中国女性散文创作中，着重分析女性散文的特质，同时肯定其在中国女性散文史上的地位。
在散文之外，诗歌和戏剧的研究尤显薄弱。对台湾女性诗歌的研究，在80年代大都为对少数作家作品的介绍赏析。1992年发表的刘登翰的《台湾女诗人十二家论札》，是台湾女性诗歌研究重要的进展。虽然是“论札”的形式，但作者以较深厚的诗歌理论基础做底，论及的女诗人包括老中青三代，涵盖了从50年代到80年代流行于台湾诗坛的各种诗风，为台湾女性诗歌的深入和系统研究作了良好开端，此后，对台湾女性诗歌整体特色、风格、主题的探讨也大量展开。长期以来，对戏剧领域的台湾女性文学研究是一空白。1994年第4 期《台湾研究集刊》上发表徐学的《悲剧与救赎——张晓风戏剧作品精神内涵的一个方面》[8] 堪为拓荒之作。总的说来，在散文、诗歌领域的女性文学研究还明显落后于小说领域，这与资料的匮乏不无关系。
研究范围扩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台湾女评论家及其批评实践与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从80年代后期龙应台的“野火”烧进大陆，大陆批评界就开始对台湾女评论家予以关注。90年代，对女性散文、诗歌研究获得较大进展的同时，郑明俐的散文评论、钟玲的诗歌评论也开始受到重视。在这一领域，古远清和古继堂两位学者做了较多开拓性的工作。古继堂1992年出版的《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中，设专章“台湾女性小说理论批评”，对台湾女评论家及其批评实践与理论的研究，既是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又能通过对彼岸批评的特色、成果的吸收借鉴，促进研究本身的发展。
第三是研究方法的更新与研究视野的开阔。
80年代开始引进的西方理论与批评方法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和与本土理论的结合，逐渐成熟和规范化。面对既深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又浸润着传统文化精神的台湾女性文学，尤其是90年代以来日趋复杂、多元化的创作现象，研究者在传统研究方法之外，注意采用新的批评方法，包括西方现代批评方法，如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批评等，来揭示台湾女性文学可能的深层文化意蕴和艺术特色。90年代，新女性文学创作方兴未艾，并随着女性运动的发展与分化而不断创新、突破。研究者一方面结合台湾社会女性现实处境及女性运动背景深入探讨新女性文学的总体特征，一方面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进行深入的开掘。例如，一些研究者尝试用女权主义批评理论、文本细读、叙事学等新方法分析李昂90年代“开始发掘两性关系的政治寓意、政治中的情欲主题”的创作（注：涉及作品主要有199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迷园》和1998年的系列小说《戴贞操带的魔鬼》。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有〈现实主义：寓言与神话的锻造——李昂〈迷园〉散论〉（王金城／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2期）、 《女性·政治·叙述策略——论李昂新近的小说创作》（计璧瑞，《台湾文学选刊》1998年第10期）等。）对施叔青被认为“填补了文学史上有关香港现实和历史的重大题材的空白”[2]的《香港三部曲》（《她的名字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园》三部长篇），有的论者结合大陆90年代的女性创作（如王安忆的《长恨歌》）进行比较，认为以女性遭遇隐寓城市历史、“女性化的史诗”正是女性写作超越自身的一种尝试。
两岸女性文学比较研究的蓬勃开展，也为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陆文坛，女性文学创作同样处于勃兴状态，在此背景下，两岸女性文学的比较研究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初期研究者比较注重分析两岸文学的“歧异性”，一般认为大陆女性文学表现出强烈的参与心理和审丑意识，在创作风格上趋向“犷悍、深沉”或说“男性化”；而台湾女性文学则以“纤柔、软调”为特点。[3]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有意识地把台湾女性文学作为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两岸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所体现的女性意识等方面的研究，得出“殊途同归”的结论，[4] 即两岸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呈“大致相似的‘人—女人—人’的螺旋式发展轨迹。”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作为当代女性文学的两个组成部分，两岸文学的差异和不同特色，可以成为一种互补，并呈现交叉互融的趋势。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有的研究者还提出了两岸文学研究的交流和“取长补短”的问题，并且开始了初步的尝试（注：一些杂志在转载文学作品时，同时刊登台湾评论者的赏读或研究文章；对台湾的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开展。有的论者提出：台湾批评偏重单个作家作品的细致考察，大陆批评则习惯联系时代背景、从思想内容立论，艺术分析不足。两岸研究者可以通过交流，取长补短。）。
伴随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世界的交流的日益密切，从“台湾文学”到“台湾澳与海外华文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提出，为研究者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在世界性的背景下，开始对政治、文化语境及进行重新认识和判断，开拓了新的视角。比如对早期旅美的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的创作，研究者或从新角度对旧作进行重新阐释，或对她们在新形势下创作的变化给予关注，或把她们放在“海外”大背景下，开展与新起海外作家的比较研究。（注：这方面的尝试以饶芃子和陈丽虹的《海外华文作家及其文本的理论透视》为代表，该文试图“以性别和文化为视角，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从聂华苓一代开始的海外文学进行纵横的比较和研究。）研究视野的扩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互相促动，使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摆脱了社会批评的狭小格局。
第四，对台湾女性文学的文学史地位与评价问题提上日程，标志90年代研究走到了新的阶段。
台湾文学的研究80年代后期进入撰写文学史阶段，出版的文学史专著中，女性文学大都被列为专章论述，肯定其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90年代以来，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逐步从台湾文学的研究中凸显出来。研究者自觉把它作为中国女性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1995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盛英主编）附“台湾女性文学部分”，虽然是资料性的介绍，但是把台湾女性文学纳入中国女性文学史，是给予其“史”的地位的重要标志。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大陆掀起“重写文学史”的浪潮，在新的社会、文学背景下重新审视和评价20世纪的中国文学，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文学史著作。新出的文学史著作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曾经被忽略的女性文学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和“史”的观照。台湾女性文学也作为一个分支载入文学史。在几部较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张炯等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第十卷·当代文学》、杭州大学金汉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中都有专章或专节论述台湾女性文学。
总的说来，90年代的研究在前一个十年的基础上，不断突破自身，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对“史”的勾勒进一步清晰化；散文、诗歌、戏剧领域研究薄弱的局面得到改观；研究方法得到更新，研究视野日益开阔。就台湾女性文学来讲，特别有意义的是，在新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它不再被付之阙如，而是得到认真的介绍和肯定性的评价，并且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赋予一席之地。
通过对新时期以来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经过从无到有的艰苦开拓，已初步形成一定规模。
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将其研究对象定位于“中国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大背景下，取得了一个较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在研究中，既有对台湾女性文学发展历程的整体把握，又有对作家作品的个体研究；既关注台湾女性文学创作的共同特征，如宗教意识、恋乡情结、母性审视、女性意识等，又注重作家具体作品的不同风格和丰富内涵。在作家的个体研究中，既对在台湾女性文学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一代女作家给予充分的肯定，又对不断崛起的新锐作家给予热切的关注和鼓励。同时，注重两岸女性文学的比较研究，开展与台湾文学研究的交流，都使思维空间、研究视野获得不断的扩展。
合理的研究格局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台湾女性文学真正开始学科建设的时间并不长，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中存在种种尚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理论建设的问题。这有待于女性文学学科整体的发展与成熟，同时，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可以从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中探索、提炼出独具特色的文学研究方法和文学思想，为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与此同时，理论建设还要求研究者自身理论水平与素养的提高。其次，对台湾女性文学的特质与创作规律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初期研究由于对台湾社会、文化背景、艺术渊源缺乏了解，研究中多存在以大陆文学观念作为价值判断参照系的情况。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开始转变，但还存在明显不足。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学批评所占比重较大，对哲学、美学、心理学等领域较少涉及，也给研究的深入带来局限。此外，散文、诗歌、戏剧领域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总之，近二十年的拓荒和开垦，处于起步阶段的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已经显示出一定的实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依赖一支辛勤耕耘的研究队伍和开放的时代氛围，我们相信，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定会迎来硕果累累的丰收季节，走向更开阔的天地。
收稿日期：1999—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