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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我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初的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学极有可能迎来其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或许将是中国经济学家一展风采的世纪。因此，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近来再次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首先需要进一步搞清经济学的对象、经济学的立足点以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等几个基本问题。本文就此谈些个人看法。
一、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习惯于将经济学视为研究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换言之，也就是习惯于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内。凡超出这一范围，或说不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人们往往给其戴上“庸俗经济学”的帽子，自然也就被划入了否定之列。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上述的经济学对象观必须冲破。否则，必将限制我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构建与发展。
从国外来看，经济学的对象问题也没能得到科学的说明。当今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将经济学视为研究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的科学。在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眼里，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的科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对象上的基本观点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本世纪80年代，曾经在西方经济学界红极一时的以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M ·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从现实的所谓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缔约”出发，强调经济学应是“契约的科学”，而不应是“选择的科学”的观点，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对象问题上的缺陷，但又由于忽视了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这一现实的经济问题，因而也就自然难以被西方经济学界广为接受。
其实，经济学就是关于人们的经济行为的一门社会科学，其任务就是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而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抽象的角度去看，无非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即取益于自然，从而维持和推动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人类在从事这一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相对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来说，可供利用的资源总是不足的这样一个客观硬约束。于是，如何才能使相对稀缺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就成为经济学必须研究的主题。今天，人们所说的“经济”，其基本含义就是“节约”。在英语中，“经济”和“节约”本来就是一个词，即都是“economy”。经济学就是来研究人们如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最有效的利用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所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就经济学的一般而论，显然应是揭示节约规律的科学。由此也就不难看出，所谓经济学家，就是“研究并揭示节约规律的人”。“经济学家”一词在英语中（economist ）与“经济”或“节约”一词同源恐怕不是偶然的。虽然现实社会中不乏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但却难以见到人们对“经济学家”一词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这种遗憾可能正与没能准确把握经济学的对象有着某种联系。
从抽象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最有效的利用，以便来满足人类的需要。然而，也正是由于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源是稀缺的，是有限的，人们在对稀缺的资源进行占有和利用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利益冲突。因而，要使上述抽象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得以具体地、现实地进行，控制人们的经济行为，调节人们对稀缺的资源进行有目的的利用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体制就必须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和特殊必须结合起来，并且要以特殊为其现实的存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就又是来研究如何协调人们在稀缺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中的矛盾与冲突的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的经济体制系统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笔者主张为经济学作如下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将有限资源进行最有效的利用，以及如何协调人们在有限资源占有与利用中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经济制度及其体制系统的社会科学。笔者认为，这样定义就可以将经济学的一般和特殊现实地统一起来，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经济学基本理论所应有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也就可以为中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大发展打开较为合适的通道。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高度概括为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人与物的关系主要反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是经济分析在这方面的核心内容。然而，人类现实的经济活动又是在人们之间所结成的一定关系之中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则体现为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协调。经济学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就应该而且必须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既要深刻揭示这两个方面各自的规律，又要从这两个方面的联系与制约中去探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反观我们传统经济学在对象上的见人不见物，以及西方经济学在对象上的见物不见人的观点，其缺陷难道不是显而易见了吗？中国经济学要大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要无愧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所提供的良好机遇，就必须在经济学对象问题上有所突破，即必须把上述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在我国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上摆脱以往那种制度论述、运行机制、政策分析、方法运用等多张皮相分离的幼稚病，才能逐步摆脱其缺乏内在逻辑，缺乏相对稳定以及缺乏相对独立等多方面的弱点。笔者坚信，将上述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学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但愿我们能早日踏上这条必由之路。
二、关于经济学的立足点
可以说，自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诞生以来，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就成为经济学家们时常关注的基本问题。可是，我国经济学界过去却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然而，中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要发展，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要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进行构建，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问题是绕不过去的。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理性行为假设”，即经济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特殊的目标函数。如果追其源，则是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所谓“经济人”，在经济学中就是指以完全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经济行为主体。虽然经济人假设在西方也曾多次受到严厉的批驳，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却越来越稳固，成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立足点。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之较长时期“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学术环境，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就更是讳莫如深。
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及其基础和前身——商品经济得以运行的根基就是经济人。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在于市场经济是顺应经济人而动，从而有着有效的动力机制并建起了对经济人进行性要约束的机制。“经济人”说到底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由于经济学是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所以其研究就不能不以人为立足点，而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就不能不以经济人为立足点。多年来，很多人总是不大愿意接受它，认为经济人假设亵渎了大写的“人”字，宣扬了人的自私自利。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地去反思对经济人的种种批驳，就不能发现，人们对经济人的否定更多的是来自社会伦理的角度。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对经济人给予无情的鞭挞当然无可非议，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反映了人们向善的追求，从而也正展示着人类的崇高。过去，人们在摒弃经济人假设时还常常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实，经济人假设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商品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只要商品生产者存在，经济人就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以及商品生产者为了追求更多的价值才去生产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当然只有在这是唯一的途径时）的深刻分析早已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把经济人假设看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恐怕还是那种在骨子里依然把商品经济，进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在作怪。
中国经济学基本理论要能够真正得以发展，就必须勇敢地面对“经济人”的问题，就必须将经济学的研究立足于“理性行为假设”之上。所谓理性行为，就是最大化行为；所谓理性行为假设，就是经济行为主体最大化其自身特殊的目标函数。这是我们今天对现实社会展开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容不得犹豫和彷徨，当缩头乌龟更是无济于事的。人们长期不愿正视这一点，还与没能较好地划清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界限有很大关系。过去，我们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更多地注意了经济学的社会启蒙的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学的社会设计的作用。现实社会中不乏品德高尚之人，人们的利他行为不但存在，而且必须大力弘扬，积极倡导人们去效法。但这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看问题，即扬“善”是伦理学的任务，是道德法庭的基本原则。至于经济学则有经济学的任务。由于“利益”问题构成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所以经济学从其本性上说，应是揭示人的行为的“恶”的一面，并且还要为有效地去抑“恶”作出制度以及体制的设计。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科学的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字眼儿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笔者认为，经济学如果不能首先揭示人的经济行为的恶的一面，设计行之有效的抑恶机制也就根本无从谈起。而一个社会如果既不能有效地抑恶，又不能很好地扬善，这个社会也就难以健康发展，当然也就难以到达人类理想社会的彼岸。
正是基于上述看法，本人明确主张经济学的立足点应该是理性行为假设。不过，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对理性行为，即最大化行为必须有正确的理解。这里，最大化的最终内容无非是行为主体的满足，而人们追求这个满足的过程并不一定就表现为自私自利。事实上，人们对满足之中精神满足构成部分的追求与实现，在很多情况下是以“利他”的形式，或者说“无私奉献”的形式来体现的。人的所谓高尚的一面恰恰就在这里，而这原本就是人的本性的一面。然而，我们过去所缺少的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辩证认识。其结果，使我们的道德教育难于跳出说教的窠臼，自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道德教育本应具有的力量。
三、关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
其实，马克思经济学对我们来说也是外来的，也是西方文化，因而也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只是由于我们特定的社会氛围和长期的学术习惯，才将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非马克思经济学称为西方经济学而与马克思经济学相区别罢了。
前面曾谈到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本来就包含人与人和人与物两个方面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把人与物的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而着重考察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在这个方面的运动规律，深化了人们在这个方面的认识，特别是深化了人们就利益矛盾的冲突与演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的认识，因而无疑是具有其科学性的，是我们当然应该而且必须继承和发展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就连反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也将马克思看成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却在将这个方面进行淡化甚至抛弃，这显然是不对的，最起码也是浅薄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习惯上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则是在将人与人的关系，将社会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背景条件的前提下去着重分析人与物的关系。它揭示了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的一般规律，深化了人们在这个方面的认识。就这个侧面而言，同样具有一定科学性，因而同样也是应该借鉴和吸收的。由上不难看出，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片面性”是指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侧重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个侧面来进行深入研究。实际上，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这种片面性的。有了这个片面性，即深入了“某个侧面”则更易于揭示这个方面的规律性。而一旦在对这个“侧面”进行的深入研究中揭示出了一定的规律性，深化了人们在这个方面的认识，从而提高了人类对这个方面的“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能力，就是人类在这个方面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逐渐过渡，因而其科学性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自然科学中许多学科的研究，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的研究无一不存在笔者所说的这种片面性。所以，指出片面性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更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辩证法不应只是挂在口头上的学问，我们今天更需要将其化入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灵魂。
应当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真正能够指导我国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上述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和人与物的关系的研究都是必要的，而且必须结合起来。由此也就不难得出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互补的。明确承认这一点，从这个角度去发展我们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说将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坚持“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中国经济学的春天必将到来，中国经济学必然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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