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开放浦东决策思想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浦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倡导和推动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是我国世纪之交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本文对这一决策思想的形成过程、核心内容、实践成效及实施关键作一初浅的探讨与研究。
一、从振兴中华的全局着眼，倡议、推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
古今中外，任何一项影响历史进程、推动历史前进的战略决策，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与重大的现实意义。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格局和面向21世纪的战略展开。它是邓小平从“振兴中华”的全局出发，高屋建瓴，走出的一着妙棋。浦东开发开放决策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着崇高的历史责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在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征程的时刻，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持续增长，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如何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加速现代化建设，紧迫地提到了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上。
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文中精辟地总结了振兴中华的历史经验，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 “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2〕，“总结历史经验， 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正是基于上述科学分析而提出的。在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文中，邓小平指出：要“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4〕，“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 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5〕。 在我国对外开放史上写下了浓笔重彩的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等经济特区就这样相继应运而生，闯出了一条新路。
世纪之交临近的时刻，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特别是各大国、强国的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在思考着谋划着同一个问题：将把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带入明天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为此又需要自己在本世纪结束前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战略举措？
经济特区的成功探索起到了极为宝贵的示范作用。然而由于它们处在南部沿海地带，原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科技教育基础比较薄弱，经济腹地相对狭小，因此在短期内难以形成能带动综合国力整体飞跃的经济科技实力与内外双向辐射力。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所提供的历史性挑战与机遇，要求我国的对外开放跃上新的台阶，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地区拓展特区的经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方位、高层次开放新格局。
长江历来被誉为我国的“黄金水道”。它全长6300公里，干支流通航水道700多条，流域总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8.8%。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华东、华中、西南三大经济区，总人口4 亿多，经济总量占全国40%以上。由于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具有经济发达、实力雄厚、资源丰富、交通便捷、市场广阔、人文繁荣、科技先进等综合优势，并拥有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一系列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流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我国实现2000年跨世纪战略目标和下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历史性进军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在90年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6〕， “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7〕，“机会要抓住， 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8〕，“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9〕。 浦东开发的决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占地522平方公里的上海浦东新区濒临东海， 紧靠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是亚洲最著名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上海老市区，背倚物阜人丰、历史上一直是中华大地各类资源与人才富集的长江三角洲及流域腹地，扼长江而连接中西部内陆，处于我国“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的交汇点，通江达海，具备得天独厚的国际经贸区位优势与国内辐射当量优势。
开发开放浦东的历史性决策的形成，将上海浦东推向时代的聚焦点。浦东开发从一开始就遵循高新科技、金融贸易与一流基础设施三个领先的方向，瞄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目标奋起直追，将自己置身于面向世界的国际竞争第一线。浦东将必然在面向新世纪的进军中站在中国经济持续腾飞的最前沿，成为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增长中心之一。与此同时，上海浦东的率先开发，也必将强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集约发展。这就是邓小平倡导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决策的高屋建瓴所在。
二、以国家战略的雄伟气魄，选准最佳时机，实施起点要高的浦东开发开放
重大战略决策的要素构成不仅在于决策的内容，而且还包括实施的时机选择与实施方式的确定。浦东开发的决策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以国家战略的雄伟气魄向全世界宣布的。它的实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的气魄和决心。
在总结我国在国际国内风波面前砥柱中流、巍然屹立的历史经验时，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与远见，坚定地指出：“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10〕，“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11〕，“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12〕。浦东开发就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面鲜艳的旗帜、一个举世瞩目的标志。
作为国家的跨世纪开发战略，浦东开发决不仅仅是一个局部地区的先行发展，它的目的也决不仅仅是为了上海的振兴和繁荣。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目标是为了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率先改革，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的原则先行一步，更快地占领新世纪亚太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更好地建立世界一流的金融贸易服务产业，更加全方位地优化各类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促进与带动长江流域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整体腾飞。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党的十四大为上海及浦东的发展确定与描绘了宏伟的战略蓝图：“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也对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发展与历史进程蕴含着深刻有力的推动与影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千万浦江儿女以“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为己任，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益，打好“长江牌”、“中华牌”、“世界牌”，使浦东开发开放气势磅礴一日千里地向前推进，短短7年已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巨大进展。
浦东新区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增长。GDP 从1990 年的60 亿元上升到1996年的508亿元，年均增长22%， 在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国际上经济特区开发区序列中跃居最前列。世界一流的硬软件环境与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全球首选的投资方向。在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导向下，已有61个国家和地区在浦东投资4667个以当代高新技术为主体的现代制造与金融贸易服务项目，总投资230亿美元，协议外资15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64亿美元。汽车制造、电子信息、钢铁、现代家用电器、石油化工与精细化工以及现代生物医药等六大高新技术支柱产业迅速崛起。出口市场已扩展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三资”企业在浦东新区外贸出口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18.8%上升到1996年的25%。
跨世纪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高潮迭起。为了创建国际一流的开发与投资环境，“八五”期间，在国家与上海市委、市府的大力支持下，累计投入250亿元，提前两年建成了南浦和杨浦大桥、外高桥港区、 外高桥电厂、内环线等十大基础设施，及二十多条区内城市快速干道，取得了显著成效。“九五”期间，浦东又将投入3000亿元，用于浦东国际机场、深水港、信息港、地铁、外环线、东海天然气等新一轮十大基础设施工程。目前，浦东国际机场、地铁二号线、浦东国际信息港、外环线、给排水和东海天然气等6个大工程已先后开工，进展迅速。 外高桥电厂二期、外高桥深水港及国家级船造基地等工程也即将开工。
重点开发小区各具特色争展风流。现代化的陆家嘴CBD 地区已初具雏形，一大批世界著名跨国银行与金融机构抢滩进驻，国际金融中心的各项功能正日益发挥。金桥现代工业园区已完成8.5 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协议吸引中外投资70亿美元，其中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有74个，1996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154亿元， 区内工业总产值连续3年以高于50%的速度增长。外高桥保税区已完成封关6.4平方公里， 集聚了3000多家中外贸易公司及加工企业，1996年海关出口额17亿美元，保税市场交易额22.9亿美元，成为上海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同年外高桥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达264万吨，集装箱装卸量33.8万标准箱。 张江高科技园区被确定为国家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15家高科技企业与科技孵化基地签约。此外，华夏、六里、王桥、孙桥等各具功能特色的开发小区也都有长足进展。
社会主义大市场体系初显雏形，优化运转。浦东各类生产资料和商品的专业交易市场、批发市场以及商业网点增长迅速。目前已有28个大类、100多家专业交易市场，1996年成交金额268.95亿元。 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上海产权交易所和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已于1996年先期迁入浦东；1997年中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人才市场将完成东迁；上海商品交易所、金属交易所、技术交易所、航运交易所等也将相继迁入浦东。这些国家级和区域级的要素市场集聚浦东，将为浦东成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社会资源配置市场中心打下基础。
对内辐射日益强化，共享机遇同步发展。浦东开发7年来， 在努力加强自身能量积聚的前提下，按照“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逐步发挥浦东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牵动、带动作用。在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大力搞好东西联动和对内地省市的联合和辐射。作为长江流域和全国经济腾飞的“二传手”，浦东与内地通过搭台引凤、股份合作等形式共享机遇，同步发展。7年来，中央各部委和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二十多个省市在浦东投资了4500多家企业，总投资超过250亿元。21 个省市在浦东设立了78家外贸子公司。长江流域产权共同市场在浦东建立，进一步推动了跨地域的联合和重组。浦东已越来越成为国内大企业集团实行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联合和投资经营的基地。浦东在建的909、SGM等重大工业项目，带动了周边省市的一批配套企业，如在浦东落户的上海贝尔公司的120 多家配套生产厂家绝大部分分布于长江三角洲与长江流域各省市。邓小平在论及上海浦东开发决策时，作为着眼点之一的“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13〕的论断，正随着浦东开发的推进而发挥着与日俱增的作用。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深远意义与巨大作用日益成为全国和世界的共识。
三、从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高度出发，抓紧浦东开发不动摇，实现后来居上
在邓小平浦东开发决策思想的理论体系中，不仅包含对决策必要性及战略目标的分析与设定，而且还包含在将该项决策实施过程中取胜关键的论述。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及改革开放实践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邓小平在浦东开发刚刚揭开序幕的1991年春节，就对上海及浦东新区领导同志语重心长地提出希望：“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14〕。
坚持浦东开发决策不动摇，就是要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敢于克服各种来自“左”的及右的倾向，勇于迎接各种困难与挑战，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将浦东开发不断推上新的台阶。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4年5 月又一次视察上海浦东新区后指出：开发开放浦东不仅关系到上海的发展，并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开发开放浦东四年来，有力地推动了上海的经济建设，也带动了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把这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搞好。坚持浦东开发决策不动摇就是取得全胜的关键所在。
“九五”开局以来，以吸引世界著名跨国公司与国际金融财团总部及区域总部落户浦东、开放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批准组建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为主要内容的“浦东功能开发三重奏”，为新一轮开发热潮的掀起铺路搭台增光添彩。浦东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度和市场准入度最大的试验先行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示范带动区。
跨国公司（银行）总部是国际资金的集约投资极、资源要素的集约配置极、各类有形无形贸易的集约驱动极、高新科学技术的集约开发极。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及国际金融财团将其总部设立或迁入中国，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有利于向国际社会显示我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形象。短短几年间，已有美国联信、法国阿尔卡特、德国西门子等11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亚太总部或中国总部落户浦东；花旗、汇丰、 东京三菱等9家外资银行获准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跨国公司（银行）总部的进入意味着其投资决策、经营、指挥和融资中心的重心转移，这是国际经济中心形成的显著标志之一，也为上海成为我国重要的国际经济中心增强了必不可少的实力前提。
与此同时，东菱贸易、兰生大宇及中技鲜京等首批3 家中外合资外贸企业已在浦东正式挂牌开业；世界最大的50家综合服务公司已有13家在浦东开设了代表机构；外高桥保税交易市场1400多家进场交易的会员单位遍及47个国家和地区。浦东服务贸易领域先行先试功能性政策的成功实施，标志着江泽民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庄严承诺成为现实，有力推动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浦东功能开发三重奏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架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部署，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领域中的三项战略性功能的开发举措，是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建设的点睛之笔，卓有成效地推进着浦东高起点高层次的开发。
但与此同时，新的突破也带来了一系列前未所遇的矛盾，如跨国公司总部及区域总部的境外所得能否按国际惯例予以适度抵免，能否适用集团会计制度；怎样尽快将引进的国外高新科技的核心技术加以消化吸收、自乘创新；如何改变目前外资银行本币业务允许项目中尚有不少还未得以实质性开展的状况；采用哪些政策促成区属内外贸公司与中外合资公司、外地贸易公司联手开辟浦东“离区与跨国并重、商品与服务齐展”的“大贸易”新格局，早日形成以商品市场为基础，以要素市场为支柱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等等。
这些在率先开发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关系到浦东开发进程中能否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能否遵循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否坚持带动长江流域经济新飞跃，更有效地为服务全国多作贡献的初衷不动摇。这些问题只有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精神，排除万难趁势而上，才能促使它们得到转化与创新。因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5〕。
开拓创新不是空话，要结合浦东开发开放的最新发展态势与实际情况，脚踏实地勇于探索。邓小平高瞻远瞩的决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全力指引及全国上下的支持，为上海浦东的率先探索开辟了前进的道路。陆家嘴、外高桥、金桥、张江等重点开发区成功的先例，表明浦东已具备在我国甚至亚太地区率先倡议按照中中或中外股份合作等方式，开辟和建立“上海浦东信息金融创新功能区”、“香港、东京及欧美板块第二上市”、“长江流域保税展示贸易通道”、“世界一体化商品制造基地”、“亚太地区境外人民币自由兑换业务试点”、“上海浦东无形与有形离岸金融市场”、“中国离岸知识产权市场”、“世贸（WTO）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接口站（INTERFACE）”、“高技术高风险高收益投资公司”等项目的客观条件，而其关键在于思想的解放和实践的推进。
只有通过探索与验证，不断创造出符合国际惯例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及上海浦东实际的新机制、新法规、新载体、新功能，才能真正做到按照邓小平决策的方向阔步前进，才能切实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鼓励这些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的号召。
注释：
〔1〕〔2〕〔3〕〔6〕〔7〕〔8〕〔9〕〔10〕〔11〕〔12〕〔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90、78、357、357、355、366、307、307、313、376、366、258页。
〔4〕〔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2、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