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和“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观念论文,案例论文,事件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百年前，中国废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自此，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及文化走上了现代化的不归之路。前不久，我们发表了“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以下提到该文时用其简称“从‘格致’到‘科学’”）（注：见：金观涛、刘青峰2004。），其中特别论述了废科举与“科学”一词取代“格致”成为现代知识体系代名词的关系。现在之所以再就“科举”和“科学”两个关键词撰文，是因为我们觉得，研究这两个词语之间的取代过程，是利用数据库方法探讨重大社会事件与观念转化的极好案例。
一 从一项统计发现讲起
历史学家在讨论废科举原因时，差不多都会谈到这一制度不能选拔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它是引进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特别是科学知识系统的巨大障碍。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细致地考察一下“科学”取代“科举”的术语转化，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个不易发觉的悖论。我们知道，现代汉语“科学”一词是science的翻译，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knowledge)（注：见：雷蒙·威廉士2003，页346。）；但“科学”一词在中文古已有之，其原意本来就是指“科举”（注：宋代陈亮在“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曾这样写道：“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这里“科学”是指“科举之学”或科举学校之简称［《汉语大词典》1986，页4749］。又例如：“正嘉之间文体日偷杨慎极论其弊曰太祖始制科学诏举子经义无过三百字不得浮词异说近时举子之文冗赘至有千余言者不根朱程妄自穿凿破题谓之马笼头处处可用也。”［《续通典》1935，卷二十二“选举”杂议论下］又如：“定生员三等高下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内积至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业一如科学之制其后此制不用监生。”［邱濬（明）1987］）。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科举制主要是为朝廷选拔符合儒家意识形态官僚的制度，它与单纯求知的关系并不那么大。历史上，自从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士大夫一直是用“格致”来翻译西方science，“科学”取代“格致”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初。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最终会选用“科学”这样一个本意是指涉“科举”的词来表达西方的science呢？学术界对它的解释是：日本早在1870年代将science译成“科学”，二十世纪初正是日本留学生将大量日译词带到中国的时期，“科学”即其中之一。语言作为表达符号本是一种约定，名称和指涉对象关系的建立似乎充满了偶然性，和社会思想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没有什么关系。事实真是如此么？
在写作“从‘格致’到‘科学’”一文时，有一项统计结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关键词统计分析表明，1895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用“格致”指涉西方science，“科学”取代“格致”是突然发生的，突变点在1905年。从此，“科学”成为science的唯一译名，“格致”一词迅速消失（见图一）。一般来说，语言变迁是缓慢的过程，很少看到突变现象。结合我们以前的研究，普遍观念的巨变通常都和重大社会事件有关，190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与此相关的重大事变呢？这就是1905年9月中国正式废除传统科举制度。于是，我们在这篇论文中指出，“科学”取代“格致”和废科举同步，意味这一取代过程与废科举制决不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推测，正因为在中文里“科学”本意是“科举”，虽然这一意义今天已被遗忘，但是在当时士大夫是知悉这一层意义的；故在废科举之前，用指涉“科举”的“科学”来译science应该存在着障碍。相反，日本没有引进科举制，才可以在十九世纪末就采用“科学”来译science。
图一“科学”取代“格致”的过程（注：图一和图二根据《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数据库(1830-1925)》作出，该库总字数约六千万字。其中包含如下资料（括号中标出字数是以万为单位）：
一、近代重要论著：冯桂芬：《校邠卢抗议》(5.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21)；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11.5)；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初编》、《二编》(31)；郑观应：《盛世危言》(13.6)；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1.8)、《新学伪经考》(24)、《孔子改制考》(22)、《大同书》(24)；严复：《严复著译全集》(279)；张之洞：《劝学篇》(4.3)；苏舆：《翼教丛编》(13.7)；徐继畲：《瀛寰志略》、《瀛寰考略》(22)；魏源：《海国图志》(100)；郑应观：《易言》二十卷本(2.4)、《易言》三十六卷本(7.6)；许楣：《钞币论》(1.6)；陈衍：《戊戌变法榷议》(1.3)；薛福成：《筹洋刍议》(3.4)；宋恕：《六字课斋卑议》(5)；谭嗣同：《仁学》(5.6)；章炳麟：《訄书》(105)；容闳：《西学东渐记》(6.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700)；陈天华：《警世钟》(2.6)；刘师培：《攘书》(3.4)。
二、档案文献：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含《清宣统朝外交史料》）(426)，翦伯赞：《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2)。
三、近现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24.6)；《时务报》(226)；《知新报》(380)；《湘学新报》(80)；《实学报》(37)；《清议报》(250)；《新民丛报》(508)；《国民报汇编》(9.2)；《外交报》(749)；《湖北学生界》(37)；《江苏》(70)；《安徽俗话报》(27.6)；《二十世纪之支那》(4.3)；《洞庭波》(3.9)；《汉帜》(3.1)；《庸言》(256)；《甲寅》(129)；《大中华》(32)；《新青年》(550)。
四、传教士中文著译：丁韪良译：《万国公法》(9.9)；傅兰雅：《格致汇编》(173.5)、《佐治刍言》(8.8)；李提摩太等译：《泰西新史览要》(40)；林乐知、蔡尔康编；《中东战纪本末》(75.7)。
五、近人编重要政论选辑：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211.1)；郑振铎编：《晚清文选》(79)。）
必须注意，上述假说的一个要点是：废科举在语言传播层面为“科学”取代“格致”扫除了障碍，其前提是“科学”即为科举这种含义在清末民初尚没有被社会遗忘（注：在“从‘格致’到‘科学’”一文，我们曾引1896年梁启超的话：“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学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梁启超1941(1896)，页9］来证明士大夫普遍知晓“科学”在中文里的原意。我们这次查最早刊出此文的《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应为“科举不改”；看来似乎是《饮冰室合集》排版有误；特此说明。）。我们发现，直到1916年，还有学者指出，“日人译制名词，不能不沿用吾国故语。然而，一名既成，既别为新义”，“科学不能因其用科举学校之字，而谓经义试帖之属，皆即赛因士”（注：欧阳仲涛在“宗教救国论”中：“日人译制名词，不能不沿用吾国故语。然而，一名既成，既别为新义，不容利用考据词章之术，望文而牵合。比如经济不能因其用经国济民之字，而谓《大学衍义》、《文献通考》之属，皆即叶科诺密士，《书目答问》中所列经济家，亦即亚丹斯密之徒也。又如科学不能因其用科学校之字，而谓经义试帖之属，皆即赛因士。”［欧阳仲涛1916］）。显然，这些议论就是针对那些熟悉“科学”为“科举”古已有之意义的传统学人而发的。
既然二十世纪初中国学人是了解“科学”本意是科举，那么，这无疑加剧了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悖论：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用一个本来被认为是阻碍science发展的词“科学（科举）”来表达它？这就使得为什么中文会接受日本对science的译法成为一个思想史问题。也就是说，为了研究中国为何用“科学”译science，还必须深入剖析中国文化在西方冲击下内部变迁的机制，特别是日本用“科学”译science的原因。
二 两种选人才的制度
据日本学者研究，明治7年(1874)西周连载于《明六杂志》的论文《知说》（四）是日本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源头。西周在文中一般称“学”为science，也有“所谓科学”一句，明确使用“科学”（注：见：岛尾永康1984。）。而铃木认为应更早，与西周同时，“科学”一词已经普及。作者把福泽谕吉刊行于明治5年(1872)的《
のすすめ》（初编）（即福泽谕吉《劝学篇》）中，提到“一科一学”当作“科学”一词诞生的出发点。铃木还认为，康有为《戊戌奏稿》(1898)中“若其设师范，分科学”，乃分科之学，与福泽“一科一学”和西周的“所谓科学”讲的是同一个意思（注：见：铃木修次1981，页63-68及87-88。）。如果上述考证正确，日本用“科学”译science，是因为“科学”有“分科之学”这种意义。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科学”的意思都是由“科”字衍绎。“科”是个多义词，其中很重要的意义是指品类、等级和课程或业务分类（注：“科”的词意，参见《汉语大词典》页4745。），如《孟子·尽心下》：“夫予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注：见：《孟子注疏》1987，页2778。）。由此可见，日本用“科学”译science，是正确使用了其“课程或分类”之意；而在中文里，“科学”则包括上述用法的多种意义，科举之意就来自于“分科目而举”，是指为选拔后备官员所设科目或等第，即分科取士。换言之，中日两国都同样存在用分科之学来译science的可能，只是因日本从来没有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科学”意义相对单纯，明确指“分科之学”；故用“科学”一词指涉science是首先在日本普及。而中国是在废除科举制后才能广泛采用这种译法。
统计分析也表明，“科举”和“科学”并不是一开始就处于互相排斥状态，而是存在着意想不到的互相依赖关系。让我们进一步分析图一，从中可见，1902年至1905年间，不仅“科学”与“格致”两个词并存，而且这两词的使用频度都达到差不多的高峰。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正好是清廷宣布实行新政的第二个年头。新政最重要举措是兴办新式教育，1901年12月清廷定出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把新式教育的学堂毕业考取合格者，给予与科举功名对应的贡生、举人、进士等名称，奖掖新式教育人才（注：见：郭廷以1987，页1153。）。这三年正好是新旧学制并存时期。那么，“科学”和“格致”两词共同出现使用频度高峰，与当时新学堂和科举制的并存，似乎并不是巧合。只有揭示出两者之间的联系，才能理解“科学”和“科举”之间更深层的关系。
为此，我们使用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先通过数据库检索找到一篇文章中同时使用“格致”和“科学”，或同时使用“科学”和“科举”的例句，然后再分析这些文章中这两组关键词使用中的意义差别。因为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用这两组关键词的作者，一定是把这两个关键词视为两种意义，不可以互相取代。这种分析，有助于我们挖掘观念转化过程中今日已被遗忘的意义，去发现观念转化过程中曾经存在过的联系。
我们先分析一下同时使用“科学”和“格致”的文章，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章中，是将“科学”理解为分科之学的总和，而“格致”只是分科之学的一科，多指“物理”。如梁启超说：“天下学问最优之国，不外英美德法。……今将加刺宽尼省大学校所授之科学，胪列于左……一格致physics……以上所举科学也，每科又分数种，或数十种”（注：见：梁启超1902。）。第二类文章中，“格致”特指物理学，而“科学”意思是新学堂学科建制。如当时新学堂章程中这样写着：“第三条，预备班六年毕业，其课程为德文、各国历史、各国地志、算学、植物、动物、格致、化学等……第十条，本堂除教内堂科学外，就学堂附近设游戏运动各场练习体操”（注：见：学部奏山东青岛设立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磋议情形并商订章程认筹经费折并单(1909)。）。在同篇使用“科学”和“格致”两个关键词的文章中，第一种情况居多，其中第二种“科学”指在新学堂学科设置的用法，以往多被忽略，应予特别注意。它是“科学”曾经和推行新教育的学堂重叠的证据。
再来分析一下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运用“科学”和“科举”这两个关键词的例句，我们发现如下两种类型的句子。第一类为“科学”是指science，而科举和科学是对立的，这类用科学反对科举的例子是人们熟悉的。第二类中把“科学”和新学堂联用，也指新学堂设制的学科，如：“厥后士子研经，以科举为目的，而圣贤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之道，几疑空谈，上下交习于欺罔，教化式微矣。……益以近年日本通用之法学通论，比附我国情形，为详备之讲义。责成各省提学使，分饰官立民立学堂，一律通用，定为学堂第一注重之科学，或者迷途未远，返道有期，全国人格之增进，庶可俟乎。”（注：见：戴鸿慈等1979(1906)。）更有甚者，“科学”就是新学堂。我们发现这样的句子：“即如我国三年前或见他人有数月程度之科学者，即推之为教育家。……再不然，则必反对文明，奏章交阻，虽科举亦不能废矣。”（注：见：佛苏1906。）。第二类用法则强化了前面分析中“科学”曾和“学堂”等同的证据。在古代文献中，“学校”和“学堂”都是指教育机构，“学校”比“学堂”更为常用。自1830年代以来，“学堂”多用来指涉外国人办的学校以及洋务运动时培养了解西方现代事务（如船政、矿务）人才的学校（注：魏源在1852年这样写道：“欲进公学堂，先必知二三异国音语”［魏源1967(1852)］。1872年沈葆桢将其用于指经世致用以学习西学之学校：“臣又惟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沈葆桢1966(1872)］。），即它是“学校”在经世致用影响下的形态。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当“科学”用于译science时，由于在中国，“科学”本意有分科之学和科举学校的两重意义，这就造成了比日本复杂的纠葛：一、在科举学校的意义上，它和science是矛盾的；二、它包含选官前的人才培养和储存的“学校”，是可以和讲授分科之学新法教育的“学堂”结合在一起，这却又是有助于接受science的。
通过关键词研究所揭示的传统（科举学校）和新学制（学堂）两种不同的选拔人才制度在语言学上留下的证据，我们终于可以对图一进行合理的解释了。自1901年清廷新政大力推行办新学堂，由于分科学堂的普及，因此用分科之学来指涉science而得到强化，造成“科学”一词的广泛使用；而在这一时期，作为分科中一门的“格致”这个词是不能取消的，这就导致两词都呈现使用频度高峰。由于新学堂是分科学习，强调人才选拔的专门化；而科举制注重儒家意识形态标准，八股文取士只是经学考试的一种形态。随着分科学堂的发展，“科学”迟早成为“科举”的对立面。因为在它们的背后，是两种互相矛盾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新学堂如生产线般培育出大量专业化现代知识分子，而科举学校只是储备少数作为预备官员的文化及道德精英。传统中国的官僚人数很少，新学堂毕业的学生越多，清廷把新学堂学历和科举功名对应的承诺就越难实现。这种尖锐对立的后果，必定是科举被现代教育体制冲垮，这就是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在统计上，这就表现为继“科学”与“格致”共同使用高峰之后，“科学”突然彻底取代“格致”。而且由于“科学”（新学堂）和科举的对立，“科学”在中文里的原意也就被遗忘。
三 历史、思想和语言
现在，从一个具体角度入手，一百年前制度变革与普遍观念转变之间联系的图画终于展现在我们面前，它涉及历史事件（科举制兴废）、思想变迁（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和语言使用（“科学”词义演变）三者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的科举制，是用儒家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选官制度；而识字、学习经典、做文章和考证都需经过学习训练，故学校在科举制中一直有着某种重要功能。《明史》〈选举志〉是这样解释科举的：天下人才，“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学校者，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并明确指出：“科举必由学校”（注：《明史》1974，卷69志第四十五“选举”。）。但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学校是官办的，它不可能如私塾、书院这类民间办学形式普及。而且，在以儒家意识形态选官的制度中，学校不可能强调分科，它作为一种为科举人才的储备功能也往往大于教育功能，其教育功能也在退化之中。正如王德昭所说：“在科举制度下，无论国学或地方学，终皆丧失其教育的功能，而成为应试和入仕的准备之所。因为科举所重在时文，所以学校也以时文课士，浸至书院亦然”（注：见：王德昭1982，页52。）。汉以后逐渐成熟的科举制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制度，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在古代文献中，包涵科举学校两种意义的“科学”一词并不如“科举”常用。
一旦中国受到西方冲击开始现代化，注重经世致用和产生向西方学习的需要，就必定会要求兴办培养专门人才的新学堂。“学校”功能就会凸显出来，作为亲和西方分科之学的巨大动力。甲午后，孙家鼐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设想中，建议学科分为十类：“一天学科（算学附），二地学科（矿学附），三道学科（各教源流附），四政学科（西国政治及律例附），五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六武学科（水师附），七农学科（种植、水利附），八工学科（制造、格致附），九商学科（轮舟、铁路、电报附），十医学科（植物、化学附）。”（注：见：王德昭1982，页209。）从中可以清楚看到两点：第一、分科被高度强调，第二、学科内容以西学为主。因此，当引进现代西方科学和相应教育制度成为士大夫普遍共识时，原有“科举学校”中的学校也会成为一个将西方科学和相应教学制度引进中国的中介，其标志便是学堂兴起并在一段时间中取代原有的学校。我们必须看到，“科举学校”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重要支柱，一旦对西方科学和相应教学制度的学习被纳入它的框架，引进西方现代科学便得到巨大动力，其后果也不是事先能预计的。
必须指出，科举制和分科制的新学堂，一开始并不互相对立。分科学堂被想象为学校的扩大，特别是经世致用的新形态。早在提倡办新式教育的1898年，就有人将科举学堂联用，指出它同原有制度不矛盾。例如下论述：“闻改学校，则疑于废经；变科举，则疑于弃士；用机器，则忧人工之失利；开商局，则虑小贩之失业……凡科举学堂新法奖励，及以后一切新章程，刷印宣播。”（注：见：蔡镇藩1898。）事实上，二十世纪头几年，正是由於科举学堂的结合，促使传统绅士阶层和读书人，转化为各种新学堂的创办者、教师或学生来源。中国迅速出现一个亦中亦西、既有传统科举功名又在新学堂接受教育的过渡性知识阶层。苏云峰通过三（两）江师范学堂(1903-1911)为案例分析发现，其招生章程就是以年龄在20-30岁举贡生员为招生对象，而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人数占总学生人数的绝大多数，达84%（注：见：苏云峰1998，页70-71。）。赵利栋也用大量材料论证了过渡时期旧知识阶层相当广泛及主动地被新学堂吸纳的历史状况（注：见：赵利栋2005。）。这一阶层一方面尽可能保持中国传统，另一方面在“科举、学堂”框架下积极投入推进现代化的各项新政事务。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和接受西方科学极为迅速，以至于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出现了知识阶层数量的爆炸。然而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科举学校”是不可能持久的。“科举”最终被“学校”（新分科学堂）颠覆。
“学校”对“科举”的颠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在制度上，它迫使清廷在“新学堂”培养专门人材和意识形态选官两者中作出选择；废科举势在必行。在社会上，它造就了新知识分子和传统绅士阶层的对立。因为与科举制以农村为基地不同，新学堂主要设在城镇，培养出的学生为城市新知识分子。在废科举后十年，新知识分子完全取代了过渡性知识阶层，新文化运动实为新知识分子取代这一过渡性知识阶层成为文化主体的标志。在文化和语言上，由于新学堂和科举的最终对立，使得“科学”和“科举”被视为水火不兼容，“科学”本来的意义必定被历史遗忘。这样，过渡知识阶层在学习西方社会制度过程中的作用也被抹去，当代文化与传统的关系也由此切断。由于这种历史遗忘，当代中国人不仅已不了解我们现在仍在使用的“科学”一词的本意，也不了解其在历史上对应着甚么样的制度和社会生活，这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必须经历的过渡时代以及过渡机制就被忽略。事实上，新学堂和科举并存期和过渡形态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远没有引起重视。遗忘和跳过这一过渡阶段，正是今日不能深入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巨变和正确地对五四后中国当代思想定位的原因。
图二为1830-1915年间“学校”和“学堂”这两个关键词的频度统计，从图二可明显看到“学堂”如何从科举学校中凸显又消失的过程。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学堂”就和“学校”并存，是洋务运动中“学校”被纳入经世致用的新形态。1895年甲午战败后，“学堂”急增远远超过“学校”。随着新政的展开，清廷明确用“学堂”代替传统“学校”，导致“科学”对“格致”的取代。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学校”和“学堂”已无区别，“学校”又超过“学堂”则意味着过渡性知识阶层和过渡形态被遗忘。
图二“学校”、“学堂”出现频度(1830-1915)
历史上最发人深省的莫过于在复活旧事物某种性质时却忘记了它的名称。千余年来，科举制度是维系儒学以德治国和大一统王朝最重要的制度。我们曾论述过，在五四时期建立的当代中国文化中，科学又被赋予“格致”的功能，成为建构新道德的基础（注：我们曾经指出，五四时期马列意识形态是同程朱理学同构的。见：金观涛、刘青峰2004。）。这样传统的以道德意识形态选官以整合社会的结构就可以用“科学”名义复活，而人们会误以为是全新的事物。
今年是废科举百年，一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只是一个瞬间，它也是一个人所具有记忆的最长时段。本文研究“科举”和“科学”在深层结构上的意义纠缠，就是试图从语言的继承和演变来超越时间和遗忘。因此，咬文嚼字式地研究事物名称中被遗忘了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恢复被掩盖的历史，还揭示了一个民族心灵结构。这正是今日科学与文化以及思想史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