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的本体论地位及其批判功能
——雅克·比岱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
唐正东
摘 要 比岱把言语的直接性界定为对每个人的一种宣言，是一种被宣布的言语，并以此建构起了元结构的理论。而在现实的社会结构层面，作为言语之特殊形式的概念不仅具有客观的社会效力，而且还因为社会结构之共同意志的本质而使得对这种概念的拒斥成了从现代性结构中解放出来的重要路径。因为生产在文化层面上所产生的社会对立，因此，对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斗争就会在日常生活层面中爆发。
关键词 雅克·比岱；言语；社会结构；现代性批判；《总体理论》；本体论
从言语或话语的角度来解读现代性的结构及其内含的批判张力，这并非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像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等人都曾有所涉及。但要说能从言语本身的批判性、建构性及其可能延伸出的复杂结构性的角度来展开论述的，就要数法国哲学家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① ① 雅克·比岱是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的哲学教授，国际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家，《今日马克思》杂志的负责人。《今日马克思》杂志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岱的代表作有：《当代马克思辞典》《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总体理论》等。 最为典型了。他把社会结构的主观主义解释维度上最重要的言语概念之内在理论张力发挥到了极致，并让我们看到了在生活过程层面上范畴的实际效力并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外在表象，而是阶级社会斗争逻辑的反映。对他的观点展开研究与评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性批判理论中主观主义阐释逻辑的生成原因，并以此来对如何越出基于结构的客观主义阐释逻辑与基于主体互动的主观主义阐释线索之间的二元对立提供一定的方法论启示。
一、言语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本体论地位
我们一般比较容易理解言语在商谈关系之形式平等性意义上所具有的本体论地位，雅克·比岱的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总体理论》的一开始就谈到了言语的直接性及本质论特征。“开端是直接的，即言语的直接性，可是在这种直接性中出现了中介的要求，依据一种二律背反形式，这一要求是中心和个体的要求。诚然，这是虚构，但必须承认这一虚构有着本质论的地位。”[1]（P9）不过，我们在这段引文中除了要看到比岱对直接性的言语所具有的本质论或本体论地位的承认外，还要注意他所说的这种言语直接性是一种虚构，并且从中还出现了中介的要求。因为在我看来，后者才是比岱在言语问题上的关键思想。
为什么言语的直接性中会出现中介的要求呢？在比岱看来，那是因为言语除了用于商谈关系外，更重要的是对每个人或者说对大家的一种宣言，是一种被宣布的言语。这种宣布的言语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对我们之间的一切自然发生的东西加以重新审视和批判。“宣言宣布的言语范畴：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可以被重新审视。一切都服从我们大家之间的协约，就是说服从普遍的、可以为人人所接受的标准。因此，我们宣布最初是言语，言语是一切事物重新开始的可能性。”[1]（P12）显然，对比岱来说，言语并非只是商谈伦理的形式，也不只是始源性维度上的社会关系状态，而是一种对自然现实性持批判态度的元结构之基础形式。它本身并非一种自然状态，而是对在自由平等维度上存在问题的自然状态进行审视和批判的终极参照物。在历史的维度上，它并非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在理论逻辑的维度上，它却是一种必需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存在，因为只有它的存在才能让人们对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质问和重新审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比岱说言语的直接性是一种有着本体论地位的虚构。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言语的直接性中才会出现中介的要求。
在比岱看来，我们作为具体的、有限的人是不可能在每件事情上都用言语的直接性去跟其他人达成协约的，也就是说，言语的关系面对建构无限协约的要求肯定会无能为力的。因此，它必须要找到接替它的一些中介形式，这种中介就是契约。“在自由-平等-理性的直接的言语关系之外、在这一关系可以依据理性、合理性和可靠性的标准所建立的东西之外，言语关系需要接替它的一些中介的出现：‘契约的’中介。这些中介是这样的，只有通过它们，签订契约者才能自由地、平等地、理性地组合。”[1]（P12-13）比岱进一步指出，这里所讲的契约绝不只是指个体间的契约关系，它还包括合作、共同的政府或国家等内容，因为正像言语关系中包括了理性、合理性和可靠性这三重内涵一样，真正的契约也只有在契约、合作、政府这三个阶段的统一中才会产生。“首先，前面两个（契约、合作）分别与这一关系的两个面有关，即合理的一面（恰当）和理性的一面（真理-效率），而第三个（政府）与其实效性条件，也就是说和它的可靠性条件有关。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作为其他两个的条件而出现。我们将把这一社会契约的意图作为‘元结构’在第一部分加以研究。”[1]（P13-14）说实话，比岱在这里对契约的阐释的确是比较难懂的，尤其是当我们习惯于用经济学的契约范畴来加以理解的时候。但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了他的阐释视域，那应当是不困难的。对于他来说，言语绝不只是个体间的交流工具，而是对一切事物之可能性加以重新审视的“宣言”。既然如此，如果没有后两项内容，那它如何去重新审视现实事物中存在着的合作与政府行为呢？
中国画有种门类叫界画，作画中使用界尺引线，用于描绘传统建筑中的宫室、屋宇、楼台等。陶瓷装饰绘画往往以中国传统绘画为参照，传统的界画在陶瓷装饰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陶瓷装饰中的界画相对于宣纸上的界画略显年轻，但所展露出的艺术魅力足以压倒群芳。陶瓷颜料特别是釉上彩料绘制的界画，立体感比宣纸上的界画更强烈，颜色也比宣纸界画的颜色更加绚丽。
比岱指出，马克思对这种单一性的市场契约理论是持排斥态度的，而且还把它界定为一种关于私有财产之普遍准则的契约。不过，马克思并非像卢梭那样从自然状态的角度来加以排斥，而是从中央契约的角度来加以拒绝的。“马克思是继卢梭（《论人类的不平等》）之后拒绝这种形式的契约之人，即关于私有财产的普遍准则的契约。但是我们可以怀疑马克思的拒绝和卢梭的拒绝在术语上有所不同，就是说马克思是以一种可能的中央契约的名义拒绝的。”[1]（P104注释2）在比岱看来，马克思对斯密等人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概念或范畴的拒斥，实际上就是一种哲学质问。虽然马克思在展开这种质问的过程中在理解元结构复杂内容方面还存在着某些局限（譬如，不是从共时态而是从历时态的角度来理解市场中介与组织中介的关系），但他的这种质问本身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要义，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比岱认为，一旦我们真正地从元结构的角度来推动这种质问，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提出普遍主义的言语直接性的前提，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解放思想及政治民主的任务。言语直接性在批判维度上的意义就是在此层面上展开的。
可以想象，从上述解读视域入手的比岱在思考解放路径的问题时必然会选择与言语相关联的共同商议等思路，事实也是如此。在《选择的拓扑学》一文中，比岱指出，“与拜物化的独断市场关系相比，社会主义更倾向于公共商讨计划。主要进行生产、交换的公司由国家所有（或在产权中占决定性的股份），教育、健康、研究、信息和其他基础产业采取公共服务的形式并且自我管理从而得到促进发展，到今天这些还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基准”[2]（P26-27）。当然，他也很清楚，这么做绝非意味着仅仅回归元结构的层面。比岱发明出了“元/结构”这个概念，其用意就在于：对于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实践来说，仅有元结构本身是不够的，而且从本质上说，元结构也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术语。元结构是用来被结构中的否定者所意识到的、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来实现的某种东西。“可是政治不能归纳为宣言的元结构的术语。仅仅是因为宣言总是已经在结构的形式中被转化，所以政治才变得必要。在这些形式中，政治声明自己被实现并这样让自己作为被否定者被意识到，而且声明自己是可实现的，至少通过斗争的实践总是要实现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是元/结构的：它为一场解放斗争设想条件”[1]（P589）。
再进一步，由于比岱紧紧扣住言语对一切事物之可能性的重新审视功能，因此，他对现代性社会构成过程的解读不可能面向现代社会结构的逻辑-历史生成过程、内在矛盾运动过程等内容，而必然会专注于特殊性维度上的现代社会结构，并着力解读这种社会结构中的对抗性。再进一步思考我们还会发现，比岱的这种对抗性不可能是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揭示的那种阶级对抗的社会历史内容，而必然是现代社会结构所宣布的东西与它真实的东西之间的比较中所发现的那种对抗性。如果从具体行动者的维度来看，“鉴于这一历史的先验从来只是在那些以自由平等的名义宣布统治（拥有、治理、指导）者和那些宣称这一秩序有待实现者之间的对抗中被提出，那么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历史的先验及其转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1]（P39）。从根本上说，比岱是对上述两者的对抗本身感兴趣，而不是对这种对抗的社会历史基础感兴趣。正因为如此，他对理论逻辑维度上从元结构向结构的转化环节非常感兴趣，并把它提升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岱最感兴趣的不是元结构本身，而是这种元结构向结构的转化过程。从理论逻辑的维度来看，只有通过这种转化，现代性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对抗逻辑才可能被昭示出来。而从历史的或者说现实批判的维度来看，“只有从在其‘转化’中的契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统治，并且逐渐理解现代特有的力量和暴力等一切因素”[1]（P38-39）。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比岱才会强调在元结构-结构-政治这三个阶段的辩证的联结中产生了现代性的阶级社会的逻辑。此处的政治显然只是政治学意义上或者说阶级对抗意义上的政治，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政治。
在《选择的拓扑学》一文中，比岱对关于合作和政府的这种独特理解进行了更为清晰的阐述。他指出，市场关系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的那种理解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因为这种解读没有把握住个体间契约和中央契约之间的共同蕴涵。“市场关系只有根据自由共同意志的提出才能构成‘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意志是自由的，所以它可以要求市场之外的东西，即任何一种遵守社会契约的组织或规划模式。但是，这种社会契约要对它为个体间的契约所带来的限制做出相应的公众说明。”[2]（P7-8）对比岱来说，正是因为基于言语的直接性，所以他才能把契约、合作、政府辩证地统一起来，把个体间契约和中央契约也辩证地统一起来。应该说，比岱是绝不可能像西方学界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家那样，只把言语的理论作用限制在观念意识形态的建构上的。因为对他来说，言语是用来重新审视所有一切事物的。因此，他的解读对象不可能只是文化意识形态，而必然是整个现代性的社会构成过程。
二、概念的社会效力与言语的批判功能
比岱不仅在元结构层面上赋予言语的直接性以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地位，而且还在现实结构的层面上对它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述。他是通过言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概念的复杂内涵及社会效力的维度来展开这种阐述的。一谈到这个问题，比岱就注意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的客观性及社会效力的描述。在说到货币用物化的形式遮蔽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时，马克思指出，“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3]（P93）。比岱在《总体理论》的第一章中就对马克思的这段文字进行了引述[1]（P47）。在他看来，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是在市场的意义上来理解个体间契约的，“正如他所使用的词汇（‘协议’、‘协定’）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形式的社会性确切说是公开占据了‘社会契约’的位置，这一契约是从霍布斯到卢梭的传统的契约主义的构成之根源”[1]（P104）。也就是说，斯密等人的经济学范畴中只具有市场契约的维度，而不具有中央契约的维度，更谈不上基于言语的直接性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理论范畴会以物的形式掩盖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并且只具有量的维度而不具有质的维度了。这些范畴具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社会效力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土壤样品的布点参照《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 395—2012）中“农田土壤背景值调查”。土壤样品制备参照《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 395—2012）中的“样品制备”。重金属检测方法参照《土壤质量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原子荧光法第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GB/T 22105.2—2008）和《土壤质量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原子荧光法第1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 17141—1997）。判定标准参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
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一书中，比岱对马克思在概念的拒斥与重建上的观点进行了很有意思的阐释。他从劳动能力与劳动力概念的区分、古典经济学家用劳动价值论遮蔽劳动力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的质的维度与阶级结构之间的紧密关系等角度入手深入地阐发了这一点。“劳动‘能力’（labor-‘power’）范畴所具有的新颖性必须得到全方位的解读；这种新颖性很可能被隐藏，就像它在‘劳动力’（labor-power）价值范畴中那样。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是‘劳动价值’，马克思通过引入‘劳动力价值’范畴，为辨析这种劳动力的价值与它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手段，并由此而建构了剩余价值理论。但是，‘劳动价值’这一伪概念的作用不仅在于模糊了剩余价值的问题。它同时还通过隐藏劳动能力概念而掩盖了价值范畴在质的维度上的内涵，我们知道，这一维度上的价值内含着劳动，并且是与阶级结构紧密相联的劳动。”[4]（P45）比岱想要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在基础性的概念层面建构了一个全新的视域，这是把社会政治的维度融入经济学范畴之后的一种全新视域。这不仅代表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质问与批判，而且代表着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的崭新内涵。“马克思是在一种全新的层面上来使用‘经济’这一术语的（学者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都用这一术语来诠释具体的生产方式中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性内涵。这意味着要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上来阐释雇佣关系本身，这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的文本对象，或者说，它意味着建构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文本，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显然把社会政治的维度整合进了其重要概念的内涵之中。”[4]（P47）
图纸设计，作为公路工程施工建设的重要环节，其直接决定了整个工程建设施工的进度与材料设备使用的造价成本控制目标能否达成。当工程建设设计为沥青路面结构，其基层施工技术的应用效果，就会直接影响公路沥青路面结构作用的安全可靠性。为此，相关人员应对以往公路工程建设采用沥青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即在明确基层施工技术应用问题的前提下，着手开展施工技术应用质量控制措施。如此，公路工程沥青路面的施工建设就能以可持续运行使用的状态，作用于所处的道路交通网络环境，进而推动地区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快速稳定发展步伐[1]。
（1）时间因素（粒度精确到15分钟）。电力负荷的大小会随用电时间的峰谷而显著变化，因此，其属于时间序列数据，这也是使用LSTM算法可以高精度预测的原因，它在处理时间序列数据上有优秀的成绩。
在比岱的解读逻辑中还有一个观点需要加以说明：为什么用生产关系概念拒斥了交换关系概念就可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结构的批判？为什么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必须从私有制社会矛盾运动的角度才能论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此处的一个重要理论质点是：比岱认为所有的商品交换关系都是建立在交换者拥有该商品的所有权之基础上的，而所谓的所有权必须在它得到全部的法律有效性之肯定的前提下才可能被加以承认。这样一来，以交换关系为表征的社会结构便被归结为某种共同意志的事实。“所有权只有在它全部的法律有效性被肯定的情况下才是可以承认的，就像一个简单的规则一样，
它是一种共同意志的事实，这种意志可能要求另外一个共同意志。因此，元结构从来只在一种必定已经‘把它转化成它的反面’的结构关系中被提出，这种关系把自由转化成社会规则，把规则转化成法律。”[1]（P174）既然如此，比岱当然会把组织控制、财富剥削等客观历史现象当作基于共同意志的某种可商榷的事实来看待，而不会像马克思那样从客观辩证法的角度把它们看成是由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所建构的历史客观事实。应该说，这也跟比岱把言语看成是对每个人或大家进行宣告的中介形式直接相呼应的。再进一步，对比岱来说，既然这些历史现象只是可商榷的事实，那么，它们必定也是可选择的事实，而不是必然的事实。“占有和控制、商品和组织的限定只能作为可商榷的有效性意图。它只能作为一种选择的事实，也因此作为可逆的事实被提出。对结构的立场的确定只能在元结构的不确定的立场的声明中给出。反之亦然。”[1]（P174）显然，比岱专注于概念拒斥的角度来展开其现代性批判理论，是跟他的这种特殊的主观主义解读视域直接相关的。
三、基于共同商议的政治
当然，他的这种解读视域也决定了他在元结构层面上对合作和政府的理解一定是有特别之处的。比岱没有把它们界定为与个体间契约相对立的某种规制行为，而是强调中央契约与个体间契约的相互包容性。为此，他提出了私有自律与公共自律的共基性观点，“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首先把市场作为经济范畴提出，然后把国家作为其‘扬弃’提出。与黑格尔的这种顺序相反，我提出（将其扩展到经济范畴并为了后来使其成为一种新的辩证法的原则）‘私有自律’和‘公共自律’的共基性--我使用康德的术语来表达，这些术语由哈贝马斯重新使用。若自律能给自己制定规则，那么这种共基性事实上应该被诠释为中央契约与个体间契约的互相包含”[1]（P16）。对比岱来说，个体间契约在中央契约的范围之内，否则，它就有可能掉入他律的统治之中，譬如，自由主义个体间的市场契约就掉入了市场规律的他律之中。而中央契约也是以个体间的自由契约为前提的，譬如，元结构层面上的政府或国家其实就像言语的组织一样，作为公民社会的条件而存在。它不可能成为异在的权力，而只是受直接的言语合作的力量所支配。
读到比岱的这段话，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那段名言：“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5]（P520）马克思、恩格斯所持有的客观历史辩证法思想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比岱那样，相信只要通过斗争就能对要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这一客观生产过程中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加以改变。马克思在后来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一些观点也印证了他的这种思想。在谈到革命斗争的历史前提时，他强调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6]（P229）。通过与马克思思想的对比，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领会到言语的视角对比岱建构其主观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框架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基于已有结构形式的政治实践会遇到什么样的复杂情况呢？在比岱看来，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任何形式的“联合”都仍然会受到阶级因素的限定，这具体表现为在自由联合起来的实践活动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等级，而这些等级其实是不同的实践者所受到的资本制约性形式、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但是在结构的背景下（并且我们知道只有结构肯定元结构），联合发觉自己的解放潜能受文化环境、资本-赠予的多样性的制约，也因此受历史的轨迹和命运的制约。即使联合能导致第三个因素的产生，它也无法构成第三条道路，即一种‘唯一可替代的方法’，而只是第三个选项。”[1]（P586）当然，这么说并非意味着解放的不可能性，比岱对这一点看得是很清楚的。他指出，社会结构的共同意志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财富的垄断以及资本对社会的统治，必然被局限在一定的范畴内，而且，人民通过斗争实践也必然对社会结构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财产只有在物的使用可能被认可时才是确定的，那么由统治阶级进行的垄断会被局限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其中全体人民，通过不断的激烈斗争，能够对要生产什么（学校而不是大炮，火车而不是汽车，剧院而不是赌场）的决定，对内在（工作和报酬的情况）和外在的（公共教育、信息获取、公共服务）的生产条件，对它的结果（公共健康、环境）都能产生影响。”[2]（P27）
在《总体理论》中，比岱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更多的是站在概括和凝练的层面上来进行的。在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市场契约关系，而且还是一种生产关系之后，他更强调指出，这种生产关系其实是一种强制性的生产结构。“不平等的交换和排除的问题就这样被提升到了剥削的问题的高度，就是说它们具有相同的责任：市场不是一种已知的天然调节手段，它也取决于别的可能的选择，完全就像组织的形式那样。”[1]（P167）比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只要把商品交换关系指定为生产关系，或者说生产结构中的关系，那就等于把它指定为可能随时被责难或质问的社会约束。他的推理是这样的：市场动力本身是建立在不同的生产劳动在相等的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之间的交换差额之上的，这种差额促使生产者们提高生产率，而只有那些掌握着生产资料的人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恰恰在强力地推行着这种交换关系，这正好说明这种生产结构或生产关系是导致剥削的真实原因，并且也是应该被责难和批判的对象。“当我们明白要把市场和组织放在同一层次上并作为阶级的因素来考虑时，我们就可以这样回到马克思关于‘商品崇拜’上来，而且我们可以在他清楚阐明的东西的背后发现其他的东西：一个关于剥削理论的类似物。在商品和组织关系的干涉下，也就是说时间的不相等的调整，剥削关系所产生的东西也会产生在商品关系的范围内，被理解为它只在资本主义中普遍占支配地位”[1]（P167注释 1）。
在厘清了政治斗争的复杂背景之后，比岱指出，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对大多数人来说，也可以通过政治民主的方式来显现其强大的变革力量，因为“什么也不可能使人忘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形式，从它与政治领域（共同审议的领域）的关系的角度来看，相对于私有形式的优越性，因为资本主义依然是社会主义的背景，社会主义仍然是共产主义的条件”[1]（P586-587）。当然，此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比岱说的是大多数人，而不是所有人。那些处于垄断和剥削地位的统治阶级不仅不可能参与这种政治民主的斗争，而且其本身还是大多数人的斗争实践所面对的对象。比岱在此处有这么一个观点需要格外注意：处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即马克思意义上的所有权资本和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资质资本，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这两个政治派别区分的准则，即具有稳固财产的古典右派，在行政组织和公司中产生的社会-民主派”[2]（P14）。也就是说，拥有所有权资本的那些人一定是维护现有统治形式的右派，而只有拥有资质资本的人才可能是对现实进行质问和批判的社会-民主派。所以，对大多数人通过政治民主的形式来推动的斗争实践来说，只有后者才是可以联合的对象。“底层人民的解放策略自然是试图与在‘资格’中，而不是在‘财产’中，在官僚体制和行政体制尤其是在文化体制中，而不是在金融中，在组织中而不是在市场中取得优势的中间阶级和统治阶级达成联盟。”[2]（P14）
从技术路线角度看，NG-PON分成单波长提速和多波长叠加2条路线演进，具体如图1所示。对于下一代单波长提速技术路线，考虑到当前产业链现状以及未来低成本规模商用，基于25 Gbit/s基础速率可以复用现在数据中心25 G/100 G以太网产业链，并可以通过高阶调制技术实现50 Gbit/s的速率。对于有更高带宽的需求，可以采用多波长的叠加方式扩展实现。一些特殊高带宽和低延迟需求（如5G前传）可以采用密集波分复用（WDM）-PON方式，其中每个通道实现了点对点（P2P）直连。当前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和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分局（ITU-T）就是基于这个思路演进[1]。
按照Fugate提出的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结合前面的分析，本文按照以下几个指标进行评价，即：个体适应力、社会资本拥有量、职业认同感、人力资本存量。
在比岱看来，这些拥有资质资本的人是和底层人民一样，愿意推动对资本所造成的现实抽象的批判的，是愿意将现有的利润-权利逻辑加以中立化的。因为就像阿多诺、列斐伏尔等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传统时所说的那样，生产的后果其实是文化层面上的各种对立，“因为生产，即使在利润的层面上，产生的是文化层面上已经确定的使用价值及围绕其产物而引起的社会和文化对立，但它不能造成对资本的对抗。在可能发生的社会、文化、生态、城市化、工会等单纯‘对抗’运动的范围内，反对‘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斗争就会在日常生活中爆发。民众的力量如此表现出来”[2]（P28）。这就是比岱基于言语的元结构而建构出的解放路径的可能性。
从总体上说，比岱的观点是对米歇尔·阿格里塔、阿兰·利比兹等法国调节学派的思想、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批判社会学、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等观点的继承与发展。我以为，与其说比岱在元结构、结构、个体契约、中央契约等概念的使用上展现出了崭新的学术思想，还不如说他在言语的直接性及其批判与解放功能的阐述上的确是匠心独具的。我们不能认为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仅仅是对哈贝马斯的继承，因为他不仅把言语的直接性融进了元结构的框架之中，而且还把它运用到了对现代性社会结构的批判之中，并且这种批判还是在元结构与结构的辩证关系中得以进行的。我以为，他的这种解读思路是颇有新意的。
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比岱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之所以会建立在言语直接性的基础之上，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主观主义的阐释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跟他没能完全领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方法直接相关的。从表面上看，他的确强调了对现代性社会结构的批判和超越，因而似乎表现出了历史主义的理论特征。但问题的关键是：他的这种历史主义的阐释视域并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层面。当比岱从所有的商品交换关系都必须建立在交换者拥有该商品的所有权、所有的商品所有权都必须得到全部法律有效性的肯定等前提出发，得出以商品交换关系为表征的现代性社会结构的本质是共同意志、像财富剥削等异在性的历史现象只是某种可商榷的、可选择的历史事实等结论的时候，他显然忽略了一般性的商品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化的商品交换关系之间的区别，这跟他没能从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解读商品交换、商品所有权等问题直接相关。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对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的分析已经超出了对商品本身分析的范围，转变成了“关于每一个产品必须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才表现为商品的问题”[7]（P43），这一观点似乎并没有引起比岱的重视。这一方法论上的局限也使他在推进现代性批判理论时没能对社会结构的现实制约性及客观规律性给予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雅克·比岱.总体理论.陈原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2] 雅克·比岱，厄斯塔什·库维拉基斯.当代马克思辞典.许国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Jacques Bidet.Exploring Marx’s Capital:Philosoph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trans.David Fernbach,Leiden.Boston:Koninklijke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7.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The Ontological Position and Critical Function of Parole Jacques Bidet’s Critical Theory of Modernity
Tang Zhengdong(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Jacques Bidet defi ned the directness of parole as a manifesto for everyone,a declared parole,and constructed the theory of meta-structure.At the level of social structure,as a special form of parole,the concept has objective social effect,and because the nature of social structure is common will,the rejection of the concep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out of the modern structure.Because of the social antagonism resulting from production at the cultural level,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ill erupt in daily life.
Key words Jacques Bidet;parole;social structure;critism of modernity;Théorie Générale;ontology
中图分类号 B56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9)01-0020-07
基金项目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中宣办发〔2015〕49号）
DOI: 10.14086/j.cnki.wujss.2019.01.003
收稿日期 2018-08-10
作者简介 唐正东，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 南京210023。
责任编辑 涂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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