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判别标准与动力源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泉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动力论文,方式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9）02－0011－008
一、引言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多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扩大，但由此造成的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和破坏已经引起人们的反思。显然，经济增长不能单纯依靠投入的增加，而应该提高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要素投入来获取更丰富的产出，即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这实际上就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所在。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依旧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增长特征，在人均资源日益紧张的现实约束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按照生产过程中对要素的利用方式，可以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增长方式与集约型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方式就是经济增长是主要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集约型增长方式是主要通过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高峰，2006）。通常意义上所讲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
从时间维的角度看来，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本质上就是在探寻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与源泉。古典经济理论在寻找均衡增长路径的过程中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发生的关键因素，但是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又得出此种增长不能长久的悲观结论。但是现实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发生却与古典经济学家的预期相左，为此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维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至此，要素投入之外的技术因素被纳入了增长分析框架，该理论的代表人物索洛（Solow，1956）通过对总量生产函数的核算得出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经济增长的12％，其余的都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阿罗（Arrow，1962）、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通过建立包含人力资本的技术进步模型，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发现发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人力资本的规模及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尽管如此，经济增长的发生仍然离不开物资资本和劳动这两种有形要素的不断投入。衡量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有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① 和劳动生产率，但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度量了全部产出与全部要素投入（TFI）的比值而无疑显得更为全面。然而，这种简单方式计算出来的TFP增长率仅仅是一个静态指标，还不足以直接用来说明长期中增长方式转变的情况；此外，如果将促使TFP增长的因素扩展到除了技术进步以外的体制改革、结构转变、人力资本积累等内涵，会增强对现实的理解与分析。
二、模型、方法与数据
（一）模型构造
首先我们作出三个假设：
（1）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非均衡的增长理论由于考虑了结构的因素更符合中国体制转型的实际情况。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积极作用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得以体现，因此从TFP的提高带来的产出增加中将结构转变分解出来，可以更好的理解增长方式的转变。
（2）人力资本作为脱离劳动之外的一项单独投入。由于所受教育和培训的差别，劳动有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分，且两者的生产率存在客观差异，因此把人力资本从劳动中分离出来是必要的。
（3）生产函数体现出希克斯中性技术的特点。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要素的生产率但是并不改变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因而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
综上，包含产业结构优化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分别表示总产出、纯技术进步、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存量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系数。②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后求微分，则有：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增长方式的转变本质上蕴含着由以要素投入为主转向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为主、由物质资本和简单劳动两种要素为主转向物质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三者并重，由结构失衡转向结构的合理与优化，因此我们认为，上述判别标准体现了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含义，是从现实结果说明增长历程的较好方式。
（二）方法与数据说明
在标准确立的基础上，为使分析结果准确可信，在此对各类数据及其计算方法予以说明。
在对物质资本投入的估算过程中，由于流量的数据难以获得，已有研究都用资本存量来替代。对于中国的资本存量，国内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估算，如贺菊煌（1992）、邹至庄（Chow，1993）、唐志红（1999）、王小鲁和樊纲（2000）、张军和章元（2003）等，但是由于方法的差异性，所得结果也有一定差异。本文借鉴张军和章元（2003），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2004）的计算方法，估算出了中国1979年～2005年的物质资本存量。③
对于人力资本，张帆（2000）把人力资本分为广义人力资本和狭义人力资本，其中广义的人力资本包括：（1）有形人力资本，这是把儿童抚养到工作年龄的消费支出；（2）教育投资；（3）健康投资；（4）研究和发展投资。其中（1）为有形资本，（2）、（3）、（4）为无形资本。（2）、（3）构成狭义的人力资本，（4）为无形非人力资本。“我们把每年人力资本投资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定义，狭义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Ⅰ）包括教育资金、文艺支出、卫生支出等。广义人力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Ⅰ加上人力资本投资Ⅱ，后者是把儿童抚养到15岁所花费的消费支出。”在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张帆（2000）用到的人力资本仅包括（1）、（2）、（3），而把（4）归为技术进步的范畴，这实际上是使用了狭义人力资本的概念。
由于教育投资具有广泛性，用其来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形成会有失精准，故本文从结果导向的视角，以受教育年限法来估算引入累计效应后的人力资本存量，具体公式如下：
本文用到的人力资本存量（1978年～2003年）数据均直接来自汤向俊（2006），2004、2005年的数据则根据其原文中的方法计算而得。
至于总产出Y则以历年的GDP根据不变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实际总产出；劳动L的数据为历年年底就业量；产业结构优化系数
是以三次产业的产值、资本和劳动数据计算而来④；以上原始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年～2004年》。样本区间为1978年～2005年，以1978年为基期。
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首先按照前文确立的判别标准，对1978年～2005年的增长方式历程进行了描述与分析；然后对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分解，并进一步分析发现各因素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与增长方式转变的判别标准确定的结果显示出相容性和一致性，且与1978年～2005年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相符合。
（一）增长方式转变的历程
促进经济增长的各因素的增长情况如表1所示，同时列出了增长方式转变判别指标
／
的历年数值。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从上图中可以发现，表现出两个特征：
首先，增长方式表现出不稳定的特征。指标的演变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情形，尤其表现在1992年以前，波动幅度较为剧烈频繁。究其原因，1993年以前中国正经历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环境发生着剧烈且频繁的变化。如农村地区进行着家庭联产承包的改革，城市于1984年后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等制度变迁（郭庆旺，贾俊雪，2005），这些使得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压抑的生产力得以释放，从结构转变的路径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但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制度方面的深层矛盾也随着改革的深化而不断凸显，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得起伏不定。
其次，增长方式的粗放型特征。以／＞1作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判别标准，则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只有少数年份的／大于1。而自1992年起，／，呈现出一路下滑的态势，直至2000年前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值在0.26左右徘徊。上述现象可归结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现实：宏观经济软着陆，出现通货紧缩，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并没有减缓，这使得劳均资本得以深化，经济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低水平的科教支出等也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必然下降。2000年以来，由于加大了对科技教育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并配以得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增长方式恶化的情况得到了控制。
值得说明的是，对于图1中／＞1的几年，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增长方式短期的理性状态，只是由于制度改革和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生产力释放效应而已。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过程，并不具有明显的临界点，因此从长期的视角来加以考察更为科学。
（二）增长源泉的分解与分析
根据表1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1979年～2005年物质资本、劳动投入以及人力资本存量、产业结构优化、狭义技术进步的增长对中经济增长的贡献，如表2：
1、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仅关注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能揭示出有关增长方式的相关信息，因此我们将要素边际生产率与要素投入增长率进行比较，以求得到有关投入与效率的历年演变情况。由图2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资本（K）的增长率在起伏中不断攀升，但同时其生产率（Y／K）的增长率却在震荡中一路下滑，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甚至出现负增长。这说明中国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并没有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任何解释。
至此我们知道，物质资本的深化并没有带来相应产出效率的提高，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有一部分是通过从国外直接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来获得的，而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归类于物质资本的投入。那么这种资本化的技术进步对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有没有提高呢？或者说资本的深化对劳动的产出效率是否存在一个正的效应呢？
由图3发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与劳均资本增长率的演进态势基本一致，如果忽略特殊年份（1990）的表现，两者都表现出长期缓慢增加的趋势。这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机械自动化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率，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相应地提高了劳动者技能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劳动生产率在1994年以前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劳均资本的增长率，这一段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反观1994年后至今，劳均资本深化的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且两者的差距有扩大趋势。对此，本文的理解是自2000年以来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了投资的高涨，使得资本增长速度要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综上，物质资本投入的扩大并没有提高产出效率；而劳动的投入尽管保持着0.93％的较低增长率，但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使得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呈现出上升的时间趋势，无疑这是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动因。
2、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
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优化与狭义技术进步三部分，各部分增长率趋势如图4所示：
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一直为正，且上下波动的幅度不大，人力资本呈稳定增长态势，对经济增长具有是正向、稳定、持续的推动作用。回顾上文关于劳动生产率的分析可知，由于存在人力资本效应，随着劳动投入的增长（年均0.9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呈上升趋势，显然人力资本的作用功不可没。
产业结构的变动态势比较复杂，波动性较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常是正负交替。1996年始，三次产业的结构状况一直趋于恶化，对TFP增长进而对经济增长起着阻碍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才稍微有所好转。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技术进步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一直大于零且比较稳定，才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在1996年以来才没有出现负增长。另外技术进步在1981年～2005的年均增长率为1.8％，贡献了经济增长的18.75％，九十年代中后期，技术进步的速度也高于人力资本增长的速度，所以技术进步在这段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对经济增长和方式转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本文在分解TFP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总量生产函数模型，设立了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判别标准；并利用1978年～2005年的统计数据，在判别标准的框架下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程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因，分别指出了资本、劳动和TFP各组成部分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增长与方式转变的实际作用。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按照判别标准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在1978年～2005表现出明显的粗放型特征；
第二，资本产出率持续走低，说明物质资本深化速度的加快并没有带来增长方式的转变；劳动投入的增长趋缓，但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作用，使得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且提高的速度呈上升的时间趋势；
第三，TFP的增长趋于稳定，其中人力资本对TFP的贡献最大，这显然得益于九十年代后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投入的增加；
第四，改革初期，产业结构得到某种程度的优化，所以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结构性矛盾凸显，产业结构的状况恶化，阻碍了济增长；改革以来，纯技术进步取得了较大的增长，尤其是进入新世纪，这一速度更加迅速，加快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生产率的提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各个方面作出努力。中国劳动人口众多，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加强就业培训，把劳动人口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存量，这样可以在不增加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条件下提高相对劳动生产率，获得集约增长效应。优化产业结构仍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关键是实现资源在三次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从而以三次产业的协同发展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资本的角度看，优化资本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流量配置和存量配置；从劳动投入角度看，加快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转移，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对于纯技术进步，一方面我国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存在较大差距，要加大引进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更为关键的还是另一方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注释：
① ICOR指的是资本—产出比的增长率，该比值越高说明资本的效率越低，越低则说明资本的产出效率越高。
② 参见注释①。
③ 具体方法参见张军和章元（2003）《对中国物质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和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
④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系数St，计算的难点在于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的计算，因为这些数据并不直接反映在统计年鉴上。本文通过计算三次产业各自在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累计总额中的比重，并用上述比重乘以全社会资本存量，推算出三次产业各自的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另外，由于数据的不完备性，分产业的资本数据自1980年始。
⑤ 通过对（2）式进行回归，归一化后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6和0.4。
⑥ 为第t期的产业结构指标，在初始状况下标准化为＝1。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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