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驻美大使任上的工作实绩及其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实绩论文,大使论文,驻美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8年9月17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1942年9月18日胡适卸任离开华盛顿，胡适整整当了4年驻美大使。这4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也是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斗争风云变幻、气象微妙的时期，胡适以一介书生折冲樽俎于太平洋西岸，扮演了那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今天，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似乎有必要来考察一下胡适当年在那个岗位的工作实绩，并给予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胡适1917年回国时曾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二十年来政治他却“谈”得不少，但总算没有“干”，没有跳下宦海，没有当政府的官。抗战军兴，时势丕变，在国家面临倾覆、民族面临倒悬的最危急的时候，胡适毅然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他在回复政府中枢的电文中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在给妻子的家信中说：“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1938年9月24日），又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这是胡适为危难中的国家服务献身的理性基点。他郑重表示：“自身以民族国家大义为重，吃苦奔命的责任则万难推卸”。
胡适莅任驻美大使之初正是国内抗战局面最糟糕、最危急的时刻，特别是递交国书的前一周内情况更是令人沮丧。10月21日广州失守，25日武汉失守，国民政府播迁重庆。正可以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10月23日胡适十分悲怆地勉励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不要灰心”，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守……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25日武汉失守当天，胡适在日记中悲凉地写道：“战事开始至今，凡十五个月另十几天，我多年的噩梦，今日都一一实现，而我十二个月的好梦，至今还没有一点影子！”他的“好梦”当然就是美国公开站出来支持中国的抗日，从道义上到政治、军事、经济上全面地援助中国。
就在从英国赴美的“玛丽皇后号”船上胡适就收到了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拍来的命令电报：“开示四事：一，欧局变动如何促美助我。二，中立法。三，财政援助。四，禁军用品售日”。10月8日，他上任第三天又接到蒋介石要求转罗斯福的电报，内容是：“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唯一可以为获取公平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10月19日罗斯福复电蒋（经胡转交），仅仅表示：“本人期望基于真正平等标准以转移冲突之因素使趋向和平。本人谨保证，一俟适当时机来临，自当尽力以赴。”胡适当然“完全了解”罗斯福总统“此时不能作任何承诺”。——美国国会通过的“中立法”和当时十分流行的孤立主义哲学，使美国人民在精神上、思想上、感情上都厌恶战争，逃避战争，当然总统也不能公开站出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胡适在10月20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上详细分析了国际形势，陈说“和比战难”及“苦撑待变”的道理。强调指出：“美国舆论必定不容许美国领袖去支持一不公正的和平。至于美国以实力主持强制的公正和平的机会，今日尚非其时。罗斯福总统复文内涵弦外之音，谅蒙钧察……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讲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况言，唯有等待时势演变。”国民政府迁重庆后，蒋氏于10月31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重申“政府本一贯政策，坚持长期战争，赢得最后胜利。”11月2日胡适又谒见罗斯福总统，为之诵读蒋介石的《告全国军民书》，表白中国人民义无反顾的抗日决心，希望美国从道义上同情转向实际的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胡适的工作重心不得不暂转到借款与宣传两件大事上来。
关于借款。胡适参与的第一桩重大借款举措便是“桐油借款”。桐油借款在胡适上任之前已由陈光甫与美财政部谈判，陈光甫原系上海商业储备银行总经理，受聘为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级顾问，此时以“复兴商业公司”经理身份来美接洽商业借款事宜。胡适到任之后即积极协助陈光甫的工作，两人配合也极融洽。就在武汉失守的当天（10月25日），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邀请胡适与陈光甫到他的寓所，宣布美国同意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具体条款细目又讨论了50天，终于在1938年12月15日正式签字。由于当时美国受“中立法”限制，不可能有政治性的借款。最后决定由“复兴商业公司”在国内购买桐油，售予在美国组织的“世界贸易公司”，而由“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2500万美元的贷款契约，担保人为中国银行，在形式上完全是商业借款。——这笔借款对于因战局不利而元气大伤的中国，犹如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为之，蒋介石贺电称：“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
桐油借款规定只能用于购买美国的农工产品，不能“购械”，即不能采买美国的武器与军用装备，所以直接助益抗战战局不大。1939年9月欧战爆发，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开始有所松动，中国政府又酝酿由胡陈联手再向美国借款。这第二次的商业借款便是所谓“滇锡借款”。胡适和陈光甫于1939年9月26日亲访美国财长摩根韬，请他“再打一针救命的强心剂”，以支持中国抗战的士气与实力。摩氏转告罗斯福总统，罗斯福表示在不引起麻烦的情况下尽量帮忙。1940年1月13日，胡适单独晋见罗斯福，再次提借款事，请求迅速议定。1月24日又与陈光甫同访美国联邦贷款主任琼斯，一面表达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一面汇报桐油借款还款情况良好，并正式提出再借2500万美元的请求。2月1日琼斯在国会作证，赞称中国借债信誉最佳。2月29日滇锡贷款法案获美国国会通过，同意借款2000万美元。4月24日协议签字，5月4日蒋介石电贺滇锡借款成功。滇锡借款后，胡适卸任前，中国政府还向美国借得三笔款子，即1940年10月以钨砂作押，借款2500万美元；1941年2月，以五金、钨砂作押，借款5000万美元；1941年4月又接受美国平准基金贷款5000万美元。不过这些借款都是由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宋子文作主角，胡适配合完成。1940年夏天起，有关中美贷款事宜到了协议完成时，胡适以全权大使的身份，致函美国务院，授权宋子文签字。1941年4月15日胡适还偕同宋子文一起会见罗斯福和摩根韬，会商军火借租问题。由胡适努力协助完成的借款共五笔，数额达17000万美元。这些巨款对我国抗战前期的财经平衡与战局支撑无疑发生了很大作用。1940年12月10日朱家骅给胡适的信中也说：“美国亿元借款，国人甚为踊跃，实出我兄之力，甚佩。”——这可以说是国内官方对胡适驻美大使任职实绩的一个普遍评估。
在争取美国借款与商援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打击美日的商业关系。这一方面，胡适在任上也做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工作。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成功地促成美日商约的废除。1939年7月26日，鉴于北平、汉口，芜湖等地美国人受日军虐待，沿长江各埠美国的工商贸易活动受到日军的粗暴限制与打击，美国政府在胡适的宣传鼓动下，断然决定废止“美日商约”，显示美国拥有制裁日本之权力与决心，只是不轻易行使而已。12月胡适又酝酿予美日经济纽带以更大的打击，促成美国会与政府的对日经济制裁。胡适在12月4日发给国民政府的电文中分析了种种有利与不利因素之后说：“日美商约废止后，下一步举动，若全靠国会立法，则必旷日持久，故仍须白宫、外交部运用时势，在行政权限之间，先便宜行事。最低限度，可先做到对日货进口加惩罚税，若利用军用品原料节制法，禁止若干项原料货品售卖与日，此种行政措施，比较容易办到。……若敌方对美恼羞成怒而大发疯狂，则局势演变，或大出今日吾人意表。”——1940年美国进一步宣布禁止飞机、汽油输往西半球以外国家，此项禁令实则大大约束了日本。1941年6月22日欧洲战场发生戏剧性变化，德军突然进攻苏联。7月初中国外交部发表对德意两国绝交宣言。7月25日，胡适访晤美副国务卿威尔斯，讨论远东局势。表示：“日本恐将利用越南根据地进攻云南、缅甸及滇缅路，希望美国及其他各友邦采取最强硬之经济压力，制裁日本。”接着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金，对日本关闭巴拿马运河。——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制裁，实则近乎宣布两国绝交状态了。——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导致了后来的美日密谈，但实际上已决定了美日密谈的必然失败。
在宣传方面。胡适更是竭尽全力在美国朝野进行广泛的外交宣传活动，旅行动辄数周逾月，演讲几乎每日不断，赢得了美国人民赞赏，也赢得了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胡适的外交宣传重点放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抗战的决心与实绩，二是全世界抵抗战争暴力、反对法西斯扩张的斗争是利益相关的，美国应该站在中国一边，全面援助中国的抗日。同时，胡适又不断地向中国政府和最高军事当局，包括蒋介石本人分析形势，出谋划策，协助制定重大的外交对策与行动步骤。1939年1月21日，胡适致电陈布雷转蒋介石，详细分析了美国国内政治形势，指明美远东政策最佳的走向：“其实行方向有三：一为经济助我，二为对日经济制裁之各种方式，三为大增军备以威胁日本。三者皆足以激怒日本，使其发狂。亦皆足以促日本之觉悟猛省。敌若猛省回头，远东问题可有和平解决之望，敌若更发狂，则太平洋国际大战终难幸免”。促成美国在政策上全面援助我国，坚决压制日本，无疑是胡适大使任上最重大的工作，而美国的远东政策要走上胡适的设计走向，则首先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打破美国“中立法”的僵硬制约。
美国所谓的“中立法”原来规定，地球上无论哪个地区发生战争，美国总统即宣布那个区域为冲突区，禁止美国国民与船只进入该冲突区，并对冲突即战争双方（不分侵略与被侵略）一律实施武器禁运，也不得贷款给交战国。这项法案使美国陷入超然的孤立主义位置，在国际上发生严重危机时刻美国反将自己大国的责任与利益自行排斥于整个国际事务之外。1939年春美国国会辩论中立法进入高潮，各种修正案多达六项。其中最可能成立的是毕特门案（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特门领衔提出）。4月19日罗斯福告诉胡适，众院可望通过直截废止中立法。中国政府当时最为关心的是允许中国用借款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与武器，特别是战斗飞机。毕特门修正案通过也好，原中立法直截废止也好，均对中国有利，均可以打破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胡适6月24日给外交部的电报预测中立法新案（即毕特门案）辩论表决，可望“勉强通过”，则“以后借款可购军火飞机不受限制”。然而由于国会内和平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空气太浓，于7月18日辩论，各种意见仍争执未休。两党领袖与政府不能合作。7月22日白宫与国会两党领袖会商半夜后决定，新中立法案暂时搁置，不予表决。胡适24日致电回国，做了解释，指出“中立、孤立论之势力尚未可侮视”，又要求“吾人对此正不必悲观”。“倘德日等国见此次罗斯福之失败，遂以为美国决心孤立，不致干预外事，而彼等可以横行无忌，则今日中立法案之失败，正是世界局势之绝大转机之开始也。”一个多月后，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国会终于通过新中立法取消对民主国家的武器禁运。
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战前途、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抗战决心与实绩则更是胡适外交宣传的重头戏。1938年12月4日5日胡适分别在纽约的“哈摩尼”俱乐部与律师俱乐部讲演《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战》，拿历史上美国的独立战争与今日中国的抗日战争比较。中国今日抗战之艰苦卓绝，正如美国独立战争时在福奇山谷的苦撑。他说，美国独立战争之终于成功，不仅由于美国人民六年的继续战斗，而且还得到法国等国际社会热情的支持。今日的中国抗战除依靠自己的浴血苦战之外，同样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热情支持。5日胡适又在纽约的中国文化协会讲演《日本对中国的战争》，除表示中国的抗日必获最后胜利之信念，又“希望各国之爱好和平人士，为国际正义计，为人道计，设法阻止以武器及制造武器之原料运往日本”。这天由于演讲过度劳累，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77天后（1939年2月20日）才恢复出院，他又继续“上马出征”。
1939年8月10日胡适在密歇根州安纳伯远东事务研究院的讲演《中国抗战的展望》和10月30日在纽约“全美中国协会”的演讲《我们还要作战下去》是两次相当重要的讲演。在精心构思的前一篇讲演中，胡适强调：过去25个月的中日战争说明：一，“中国抗战的力量远超过吾人所预料的”；二，“日本的弱点远超过世界各国所想象的”；三，“国际对中国的援助，远超过我们多数人所敢期望的”。至于说中国抗战的前途，“我们绝不可存有日本军方突然醒悟或者人民发起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战争的前瞻只有两个方向：国际形势倘无重大改变，长期的战争延续，经济困难所逼，日本可能被迫接受一种“没有胜利的和平”。倘使国际形势发生激变，日本成为轴心国的一员，又假如太平洋大战发生，则中日战争又融入世界大战，不会单独结束。事实上中日战争已经不再是“孤立”的战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渐渐来临”。政治手腕恐怕已经不能阻止世界大战的来临，“人类必须再经过一次血与炮火的洗礼后”，才能获得国际和平的新秩序。在后一“讲演”中，胡适则确立了中国抗日奋斗的神圣目标：通过民族御侮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国将建立起一个“独立、统一和强盛的国家”，废止日本非法获取的领土与经济利益，建立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新秩序，维护持久和平，防止新的侵略战争。1939年10月31日胡适参加纽约“一碗饭运动”聚会发表《对美国的中国朋友谈话》，强调：“中国抗战愈久，其地位亦愈强。中日前途之关键，悉操于中国之手。”感谢美国已用“锋利无比之武器”刺向日本。12月5日在纽约市政协会讲演《中国目前的情势》，指出由于中国的浴血苦斗，坚韧不屈，日本已陷入中国的泥沼中无法自拔，从而也大大削弱了其用侵略武力威胁世界的力量。再次重申中国这30个月来，“可以说是为文明和爱好和平的世界作战”。他并认为这是中国抗战最大的“历史意义”，胡适的这个见解在后来他的许多讲演中都反复申述，反复强调。
1940年6月9日，胡适致电陈布雷，对国际形势仍持乐观态度。认为美国已有在西欧积极援助英法，在东亚努力遏制日本的决心。美国以强大海军驻守太平洋，镇压远东，又以经济援助英法。同时苏联政策明显表示与英法接近并有联合美国的意图。美苏英法的联盟正在慢慢形成。我国抗战3年，国际局势、力量对比已发生大变，世界同情与支援愈来愈多，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决策愈益显出成效。我国苦战日本，使其日渐疲惫衰弱，经济困难，无法进一步危害世界，因而我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与独特地位也日益昭显。同时又提醒国人应加强警戒，有备无患。“然后能有机会充分运用国际动态以竟我抗敌之全功”。7月下旬胡适又向美国政府转告蒋介石18日来电中表示的希望：“甚盼美政府能速有一确实与英合作之计划表示于世，不但英国无所藉口以屈服，而暴日亦必知畏而敛手”。同时盼望美苏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携起手来遏制日本，“由美国发动中美英苏之合作，且有切实表示，方足以遏止敌人南进野心，从而保持远东安定”。10月12日又有电致陈布雷转蒋介石，再次强调：“凡涉和战大计，总不外‘苦撑待变’四字。所谓‘变’者，包括国际形势一切动态。而私心所期望尤在太平洋海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胡适又提醒政府：“德意已与暴日结为同盟，我国似应召回驻德意之使节，使国人与世人知我重气节，有决心。”1940年10月30日，日本当局对胡适的外交宣传咬牙切齿，忍无可忍，遂在《日本时报》发表社论，攻击胡适在美国发表煽动性政治演说，挑起美国的反日情绪。称胡适的演说是在引导美国与日本开战，是居心叵测。日本还怀疑胡适的演说是美国国务院特意安排的，故指责：“为什么在美国总统保证不使美国卷入战争的时候，竟有一位外国大使可以发表政治演说，鼓励美国作战？”社论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对胡适的演说活动严加限制”。1941年11月15日日本举行御前会议，拟向美国不宣而战（12月1日的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向英美开战），会议中首相东条英机谈到胡适与宋子文在美国的外交活动，承认他们都是很活跃的人物，对于美国必有影响（见张忠栋《胡适五论》）。
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在纽芬兰会晤，联合发表“大西洋宪章”，正式宣布英美政治军事的结盟。18日胡适访晤美国国务卿赫尔商谈远东局势，表示完全赞同14日罗斯福邱吉尔对世界局势的共同宣言。赫尔代表美政府表示“欣悦”。9月4日胡适为日本特使野村、来栖与美国会谈事再次谒见赫尔。赫尔向胡适保证：“中国无须忧虑美日会谈，美将继续实行援助中国的政策，绝不间断。11月10日谒见罗斯福总统，商谈远东局势，并表示了中国政府对美日会谈的关切态度。11月18日下午，赫尔与野村、来栖密谈三个多小时，谈话后胡适晤赫尔，了解密谈情形，据说胡适出国务院时“精神颇为乐观”。当时华埠的外交观察家都说“胡大使在远东外交局势上已操胜券”。
不料，11月21日形势急转直下，在日本强大压力下，美国有妥协之意，拟接受日方提出的“临时妥协方案”。其内容主要是：日本从越南南部撤军，北方驻军限25000人，有限度地恢复日美通商，并让日本取得美国石油供应，美国还须停止对中国政府的一切道德与物质的援助。这个临时方案无疑对中国极为不利。次日胡适应赫尔之邀前往会晤时，听到此“临时方案”的荒谬内容，立即提出质问，北越驻军25000人，则滇缅公路有被占领之危险，而这个方案并没有约束日本对中国本土发动进一步的进攻。赫尔几乎无言以对，他转而询问同时邀晤的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三国的大使，三国大使却无反对意见。胡适立即急电告重庆。蒋介石立刻电复胡适：不能退步！11月24日赫尔再度约见中英荷澳四国大使，出示“临时妥协方案”的美方定稿。胡适坚持异议，表示不容许日本在北越驻兵超过五千，反对美对日经济封锁有任何松动。三国大使则对美国定稿大致满意。次日（25日）胡适代表中国政府向赫尔提出严重抗议，声色俱厉，赫尔为之动容，表示容再商议。于是胡适又偕宋子文晋谒罗斯福，表明中国严正立场，再行协议。同时英国首相邱吉尔也致电罗斯福，反对这个“临时方案”，表示中国如崩溃，必将危及英美根本利益。26日赫尔终于通知胡适，美国政府决定打消这个与日本妥协的“临时方案”。胡适乃松了一口气，中国、东亚与西太平洋的局面又化险为夷。同日赫尔向日本特使野村与来栖宣读了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赫尔备忘录”，宣告了美日密谈的失败，日美间的太平洋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了。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果然不宣而战。停泊在太平洋瓦胡岛檀香山市西南隅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这时远在美国本土东部，胡适正在白宫会见罗斯福，罗斯福对胡适说：“胡适！（他们有很亲密的友谊，所以不拘形迹，连名带姓的叫），那两个家伙（指野村与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以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菲律宾及关岛等处。”当胡适高兴地回到大使馆，刚要进午餐时，罗斯福又来了电话：“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胡适什么都明白了，五六年来特别是“七·七”抗战爆发以来，他等候的就是这一天，他等候的就是日美间在太平洋地区全面进入战争状态的这个“好梦”。他说：“这使我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太平洋局势大变了。”胡适感到他为国家奔命的一个最重大的任务完成了，他想他也可以辞职了，他深信日本必败无疑。
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发布文告，正式对日宣战。同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对日宣战决议。从中国外交史上这一次巨大胜利来估量，胡适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磨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毕尔（C.Beard）在其著作《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中称：美日之战本可避免，而罗斯福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的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这种说法当然不尽正确，但很可能说明战后一班历史学家对胡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外交作用的评估。
进入1942年，胡适的心情开朗多了，他的讲演也更多地充满了乐观的调子。他甚至在认真思考和设计战后——中国及其同盟国战胜日本之后的光明图景了。如著名的“五四讲演”，这是他1937年到美国之后整整5年里第一次用国语向中国国内广播。由于心情的兴奋激动，他几乎把讲演的重点全放在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前途的描画上：第一，他说，这次大战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国；第二，他断定战后的世界可望有一个“新的世界和平，新的世界秩序”。战后的中国不但获得自己的自由与平等，而且要协助建立一个和平的、公道的、繁荣的、快乐的世界；第三，“我们不但要从多年抗战里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文明，我们还得尽我们的能力，帮助全人类维持全世界的和平公道，增进全世界的繁荣，提高全世界的共同文化”。另一篇用中文向国内作的讲演《抗战五周年纪念》对未来同样充满乐观必胜的信念，除重复前文的三重意思之外，又强调以“太平洋宪章”八条原则为基点，“我们胜利之后，还可以得到一个可靠的、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1942年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做的重要讲演还有：《中国作为一个作战的盟邦》、《太平洋区域的公正和平》、《我们的共同战斗》、《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论战后新世界之建设》、《中国的战斗力量与战斗信心》、《同盟国战争与和平的目的》、《展望》等等。这是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最后一批讲演了。据他后来回忆说：“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400次之多。”可贵的是他如此频繁的到处讲演，却“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之所以如此做，胡适说：“实系为国家节省外汇”。然而他又将政府特拨的两万美元宣传费全数退回，他认为他的讲演活动就是“最好的宣传”，而宣传正是他的职责，不需政府另外花钱。
不过，进入1942年，胡适对自己的驻美大使一职也产生了厌倦的心理。这固然主要是因为前三年顽强工作实际感觉到的累与倦，也更是因为他的气质品格与国民党官场倾轧实际发生矛盾而萌生出来的退避的情绪。1942年5月17日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给好友王世杰、翁文灏，要他们相信再坚持七八个月，抗战形势必会“转绿回黄”。又要求两位在国民党的“朝中”努力做主持正论的“拂士”，不要与一群庸官贪官同流合污。此外他还诉说了他当时的实际心情。他说：“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由于发生郭复初被劾事，怕引起误会，“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今年体气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又说：“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Weekend（周末休息），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更为重要的是胡适在信中明白说出了他与宋子文在美共同工作期间的深刻矛盾。“某公（指宋子文）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以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胡适在任上有职有权时，有艰苦踏实的工作作风，更有“诤臣”、“拂士”的处事气度。1942年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也写道：“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的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这样的工作关系实际上也决定了胡适不可能再在宋子文这么一位外交部长之下当驻美大使。何况驻美大使真正的工作内容已经做完了！
胡适对当时中国头号权贵世家的宋子文在许多地方是很不满意甚至可以说是嗤之以鼻的。他一直认为宋子文不是一个可以担当国家大任的人材。1939年11月27日胡适曾为阻止宋子文当行政院长而给陈布雷发过一密电，认为宋一旦掌权对国家内外政策特别是与美国的经贷关系有害而无利。1940年滇锡借款时，宋子文也极力反对，他处心积虑想把与美经贷的大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撇开胡适与陈光甫自己另起炉灶搞，结果反而屡次失败并引起美国国务院的怀疑。胡适1940年8月15日日记中说他：“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以，必大怨望。”——而这“大怨望”也就是宋子文处处时时有意在外交部与大使馆内对胡适使梗设阻的最主要原因——当然在许多事上蒋介石本人也是相信宋子文远超过相信胡适的。1940年5月国内曾酝酿用颜惠庆代替胡适任驻美大使，未果。1941年7月12日宋子文专门致电蒋介石催促蒋介石施植之将胡适换下来，但蒋氏考虑到中美外交正到了最关键时刻，不能遽然换人。这一点高明之见对几个月后的中美日关系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1942年8月接任胡适驻美大使的魏道明也正是宋子文竭力推荐的，而宋子文却当面对胡适说，魏之接任驻美大使他根本不知情，也不是他推荐的。国内王世杰早已看出这一层关节，故他曾有信劝慰胡适：“宋君为人有能干而不尽识大体，弟亦知兄与其相处不无格格。惟兄素宽大，想必终能善处之。”说话容易，但处在国家危急严重时刻，他的顶头上司“不尽识大体”，处处时时故意制肘，牵生“格格”，胡适之心情痛苦可以想知。宋子文还借“国内有人”之口当面指责胡适“讲演太多”，要他“多管管正事”（胡适1940年7月12日日记）。胡适要不是出于良心督责，要完成自己的外交设想，为国家尽力的一念支撑，他又何必雌伏在一个“不尽识大体”的官僚之下受气呢？
胡适1940年12月17日他生日这一天有一节日记很说明问题：“做事的困难，一面是大减少了，因为局势变得于我们有利了；一面也可以说是稍增加了，因为来了一群“太上大使”。但是我既为一个主张发下愿心而来，只好忍受这种闲气。我的主张仍旧不变，简单说来，仍是“为国家做点面子”一句话。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调子是低的，但意志是坚韧的，目光是沉毅的。我们还可以从前一年（1939年）3月11日胡适的日记中看到他的低调背后的巨大的责任感：“近十年来，事势所迫，我不能不谈政治，才感觉替社会国家想出路，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这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事，我们岂可不兢兢业业的思想？近来我不能不讨论对日本和战的问题，责任更重大了，有时真感觉到担不起这大责任。然而替《独立评论》或《大公报》写文字，究竟还只是‘言论’，还不是直接负责任。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的经验，才是负实际政治的责任。”正因为责任巨大，来不得半点轻心疏忽，更要不得半点躁狂冒失。3月14日他又告诫自己：“许多大事都为‘立功’一念误了”。“为天下国家作事，当存‘为而不有’的观念”。5月1日又说：‘无为’不是不做事，只是不乱做事，不求立功”。胡适在大使上不仅不敢苟且图名，放发大言，而且努力做到时时警惧，步步踏实。当时林森主席曾派一位叫程天固的人到欧美巡察中国驻外各使馆实绩。这位程天固当面对胡适说：“驻美大使馆成绩最好，贵大使的夫人不在任所，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当时许多使馆弄得一团糟，原因都在大使夫人、领事夫人搅和其间，揽权，弄钱，瞎管事，床头风。这一点胡适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一开始就不让江冬秀来华盛顿当“大使夫人”。一来可以节省公费开支，二来也少了许多应酬和可能会惹出的麻烦，而且胡适本人也可以专心一念地为国家做事。当然胡适的驻美大使成绩好，效率高，也与国内一班朋友真心实意的支持帮助、出谋划策分不开，始翁文灏、王世杰、徐新六、张忠绂。特别是翁文灏，简直成了胡适驻美大使工作的最重要参谋。
日美已经正式开战，驻美大使真正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毕，以后的路平坦易走多了。胡适积劳积病，抛弃自由与学术的日子，也应到头了。1942年8月15日胡适终于收到蒋介石拟免其大使职务征求同意的电报，当即回电称谢：“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9月8日，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准驻美大使胡适辞职，以魏道明继任。18日胡适交卸职务完毕，即离开华盛顿。
胡适去职的消息传出，美国舆论界立即作出反应。《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1942年9月3日《纽约时报》张忠栋《胡适五论》）。最早与胡适一起赴美进行非官方外交的张忠绂说：“二十世纪的外交家应当是一位诚恳可亲、广交游、平易近人、能获驻在国一般人民爱戴的真君子。适之正是这种人物，他曾一度赢得‘一个伟大的民主人’雅号。抗战期间，由他先以半官式，继之以正式大使的身份，驻在美国，这对于国民政府甚为有利。独惜在日美战争爆发后，他被撤换，外交部长亦由宋子文继任。战后美国舆论对国民政府由同情转为敌视，其原因虽多，但与重要官吏人选，似亦不无关系”（《迷惘集》）。美国学者保罗·海尔在他的专著《胡适：温言婉劝的外交》一书中说，胡适是一位诚实的君子，是一位热忱奉献的知识分子，他以委婉的言辞呼吁美国朝野同情受害的中国，连孤立主义思想最深的美国人，也不得不为之动心，胡适的业绩代表的是中国在现代世界国际外交中的不断进步。海尔也承认，胡适也许更适宜于做名学者，但是他在大使任内，的确认真而明智地、成功地尽了他的职责，在华盛顿外交圈内赢得广泛的声誉与尊敬。因此海尔认为，胡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佳的驻外使节之一。
保罗·海尔说的“广泛的声誉与尊敬”，也可从美国政府中人的言论反映出来。美国国务卿赫尔并不是一个热心支持中国抗战的人，但他对胡适的外交能力、文化素质、操行品格极表尊敬与佩服。胡适卸任时，他由衷地称胡适为华盛顿外交圈中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的人士之一。副国务卿韦尔斯谈到胡适，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比胡适更虔诚爱国、更切望中国民主的人。据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称，1941年4月5日胡适在参加华盛顿足球俱乐部的宴会中，“他的座次在罗斯福总统与赫尔国务卿之间，为一非常尊荣之席次”。胡适在美国朝野受到“广泛的声誉与尊敬”，还表现在他获得美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之多。胡适一生获得35个名誉博士学位，其中的27个是在他1939至1942年驻美大使期间获得的。胡适不仅在美国政界包括两院两党和罗斯福内阁，而且在美国民间特别是文化学术界、新闻界、高等教育机关均受到敬仰，这一份殊荣自然与他在任职期间杰出的外交活动、光荣的反法西斯民主立场、深厚而又富于表现魅力的学养和为加深加厚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与了解而努力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及其客观上做出的有效贡献分不开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的工作成绩，无疑应该有一个相当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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