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资本主义：低碳经济的政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气候论文,经济论文,低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气候政治日益被市场所主导，通过并且为了市场而进行。商界和金融业人士已经成为构建和管理一个复杂而又日益融合的气候治理系统的中心参与者。该系统的核心就是一系列促进碳减排投资以及为国家和企业提供激励机制以限制其碳排放的市场。碳排放交易系统、京都灵活机制、自愿性碳冲抵计划以及由投资者发起的促使其他公司公开其排放量的项目是这一治理系统的关键性因素。所有这些举措都有助于低碳经济的创建；同时，它们又使气候变化受制于市场的逻辑。其具体措施包括，赋予碳排放以财产权，让公司把碳排放量纳入日常利润和风险核算，使公司的信息变得更加透明，以便投资者和消费者可以通过市场来做出选择，从而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相契合。
这一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逐渐处于支配性地位，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笔者在此要强调如下两点。第一，就像其他统治性形式一样，这种统治也存在着很大争议：很多人从根本上反对将“大气商品化”，因而那些热衷于碳市场的人不得不努力来证明他们实践的合法性。这种抗争和回应对于低碳经济的政治学来说是根本性的。第二，这些应对气候变化或其他环境问题的方式的垄断性仅仅是一种新近现象。如果在1950年代而不是1980年代末期，气候变化就被看作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任何人提议将排放交易作为应对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肯定会遭到嘲笑。即使到了1980年代末，当国际社会开始回应臭氧层减少时，市场导向的政策仍只是发挥着很小的作用。作为更为宽泛的环境管治——“市场化”趋势的一种显现[1]，低碳经济的兴起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是主宰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产物[2]。
笔者在本文中所力图阐明的是，我们很可能处在亲历气候资本主义出现的初级阶段。我们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是基于逐渐摆脱和远离化石燃料使用来持续经济发展的形式，其中，脱碳被看作是一种缓和资本主义积累与抑制气候变化要求之间矛盾的机遇。但是，它依然是一种资本主义——通过市场、私有财产和工人阶级等要素组织起来，而且经济增长是其至高无上的律令。当然，这样一个世界有可能是无法实现的[3]。但如果这样的世界确实可能的话，即有效的气候政策能够真正使全球资本主义朝着脱碳的方向重组，那么，它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可低估的，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于狭义上的经济和技术方面，更来自于政治方面。
我们不仅仅需要如此的资本主义转型的发生，我们还认为，当代社会中的广泛性气候治理活动——从《京都议定书》体系到自愿性碳冲抵市场，都在设想着以这样一种经济转型为目标，因而这一转型至少其初级阶段已经开始呈现。鉴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最坏效果的大范围行动的时机，很明显，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新自由资本主义将提供这些行动所发生的时空背景。这蕴涵着商界和金融领域中新自由主义宠儿的热情参与，他们的战略需要与气候保护的目标相一致。
那么，如此一种潜在的全球经济脱碳化潮流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碳市场的创建变成了更受偏爱的气候变化治理模式，以及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推动脱碳过程。如果说以此种方式应对这样一个巨大政策难题即使是在50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又是怎样的变化使得这一方式现在看起来完全正常?追溯这一变化的历史能够让我们确定是哪些力量支撑着气候管治，这些力量如何充满着争议，以及它们对气候变化的未来回应的可能影响。
一、新自由主义的简要回顾
笔者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气候变化的特征主要是由全球经济的组织方式所决定的。当然，这对于大部分环境难题来说都是如此，但气候变化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源起几乎渗透于所有支撑着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最为明显的是通过能源利用以及交通和农业。这就意味着，强权的经济行为体对这种体制有着更加直接的影响，尤其是相比其他那些未能强烈触及全球经济核心的环境议题领域而言[4](P679—704)。
众所周知，全球经济自197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从福特—凯恩斯主义模式转到新自由主义模式。这一转变主要是受到了1970年代各种经济危机的影响，比如石油危机、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解体、主要工业国家面临的高额负债等。这些事件导致了如下四个主要的后果。
第一个变化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右倾。为了确定这一时期各种经济难题的主要原因，曾有一次政治争论，而最终获胜的是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也就是学术上通常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其大致观点是，危机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管理细节干预太多，市场的“自然”本性被扭曲。因此，通过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就更加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国家回位”、国有工业私有化，以及缩减福利。这种经济管理模式虽然始于英美，但已经逐步变成了世界规范。这部分是由于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以及不断增长的金融实力)，部分是由于它们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1989年以后所谓的“经济转型”。这种对市场意识形态的偏好，为1980年代以来所提出的气候变化政策提供了参考框架。
第二个变化是由这种市场自由化所导致的不同商业元素之间权力的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通过对全球货币流动的直接控制，金融被牢牢驯服，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公司都与制造业有关，特别是石油和汽车公司。国内外的监管制度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些行业繁荣，例如固定汇率制度为投资者消除了不确定性的一个主要来源。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旨在释放金融，刺激一个无限扩张的全球金融市场。撒切尔政府、里根政府，以及随后的其他政府，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消除了对货币流通和操控金融市场人员的控制，以及模糊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界限。这也导致了尽人皆知的后果，比如全球动荡(由投机所引起的各种货币危机，就像巴西、俄罗斯和东亚的例子)和公司治理危机(经典案例是安然公司)。然而，对理解气候政治学变得尤为重要的关键性因素是不同商业部门之间权力的转移。正如学者K.Van der Pijl所指出的[5]，在1970年代，全球经济(衡量的标准不仅仅是规模大小，还包括它们在互兼董事的大型跨国公司网络体系中的位置)的主要公司都是石油和汽车公司，而到2000年前后，主要的公司都变为金融和IT企业。这种权力平衡转移在气候政治中的直接表现是，金融业公司能够先将自己界定为碳交易者(如“益可环境国际金融公司”和“气候关切”)、然后是投资者(如摩根大通和巴克莱)，从而受益于碳市场的创建。
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个后果是，无论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世界都变成了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这是更深层次和多方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一历史进程造就了欧洲殖民主义和根深蒂固的南北冲突，但1980年代以后全球层面上的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新自由主义管理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利率的急剧上升。对于1970年代诸多难题的诊断，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或是对通货膨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是试图通过过度干预性的措施如直接控制工资和物价来抑制通货膨胀。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就是“控制货币供应”(即货币主义)，其基本理由是：如果你减少了经济中的货币数量，你就可以降低价格的增长。但在一个去规制的体制中，银行和其他机构有着更多的自由去借贷(甚至是创造货币)，其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利用利率。如果提高了利率，就会使得借款更加昂贵，人们就不会借那么多钱，因而也就不会花费那么多。但是，提高利率的直接后果就是债务危机。在两年内，美国和英国的“真实”利率(实际利率减去通货膨胀)从1.4％飞涨到8.6％。同时，发展中国家在1970年代借了巨额贷款，这些债务的还款因为利率的上升而暴涨，很多国家的经济因而陷入了危机。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国家不得不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贷款来稳定本国经济，而这些机构利用这一新的权力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调整”和紧缩政策强加给这些国家，此举经常使得它们的危机更加严重，而且几乎总是将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债务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的管理导致了南北国家之间权力的巨大重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增长模式的复杂性并加剧了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那些逃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控的国家拥有了强劲的发展势头[6]。这起始于“东亚四小龙”，但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中，最为重要的还是中国在1980年代的迅速崛起，以及1990年代后印度的崛起。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分别经历着9.4％和5.4％的年均增长率。这一增长所导致的权力变化不仅对二氧化碳排放有着明显的冲击效应，而且也改变着气候变化的外交景观，正如在其他议题上那样。
第四个变化是组织机构运行方式的改变。如果说全球化改变了国际不平等的性质，它也往往被描绘为借助于不断变革中的组织形式而实现。工商业、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组织在运行方式上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从有着清晰的组织规则和程序的官僚层级制向更加流动的形式如网络和伙伴关系转变。公司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公司之间以及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消解。对公司来说，这既是对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使经营方式全球化的一次机遇，它们与全球的其他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寻求新的经济优势。对于政府来说，传统规制和官僚制的解决方案越来越不适应快节奏的经济生活或日益复杂的难题，比如环境难题。政府不得不实行内部的重组，同时与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实现政府目标。这不仅体现在国内层面，而且体现在国际层面，比如“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伙伴关系”和“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政府层面上的这些变化可以被看作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一个扩展，值得注意的是，工商业特别是金融业权势的突显，“伙伴关系”这一话语常常用来掩盖部分政府缺乏足够意愿来规制这些强权企业。事实上，对政府而言，为了减轻它们的监管负担并把责任外包给私营部门，企业的自我约束往往是更为便捷的方式，“自愿性协议”往往是一个相对于设定明确规则而言的弱替代品。无论其具体的优缺点如何，伙伴关系方法对于行为体回应气候变化的方式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相契合，而且气候变化本身就汇集了各种复杂的新难题，这些难题需要侧重于“难题解决”、“巧妙过关”、“边学边干”等的新组织形式，而非传统组织中已设定好的规则。而吸纳不同能力主体——公共的和私人的——的不同规模上的参与，可有助于解决可问责性、透明度和合法性等难题[7](P74—102)。
二、新自由主义和气候变化：构建碳市场
像在其他环境难题上一样，新自由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塑造着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式。其中的四个关键性因素——市场取向的意识形态、新自由资本主义中金融的主宰地位、全球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对网络化组织方式的侧重，共同造就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特征。
1980年代末期，人们开始从政治和政策层面上讨论气候变化，并提出了大量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大部分提议都是技术层面上的——不同能源技术的前景、可再生能源与核能的作用等等。但是，社会怎样才能更好地推动这些选择呢?从很早开始，这一争论就反映出全球经济朝着金融业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转向的重大变化。在更一般的环境政策争论中，整个1980年代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即利用经济分析和市场来实现环境目标。人们提出了“污染的新政治”[8]和“生态现代化”[9]，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是相容的。这一论断对自1970年代以来罗马俱乐部所提出并由环境主义者所响应的认为经济增长存在环境极限的主张提出了质疑。换句话说，市场可以用来为环境服务。成本效益分析可以让我们权衡污染控制具体路径的利弊，并给出相应的量化评估。以这种方式，政府能够计算出最优的污染率。英国经济学家D.Pearce在其著作《绿色经济的蓝图》，即广为人知的“皮尔斯报告”中，倡导基于“可持续”标准的政策，重视环境效应，并主张充分利用市场刺激[10]。这一方法的两个关键支柱是环境税和碳排放交易计划，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以上两个措施，把特定环保目标的决定权交给个人和企业，政府只需设定总体性激励或整体污染水平的限制，让市场决定谁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政治议题形成于1980年代，因而我们能够看到新自由主义观念对其的强烈影响。这些影响尤其体现在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上，以及为什么排放交易会成为受到偏爱的政策选择。
将排放交易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手段的倡议可以追溯到1989年，由M.Grubb最先在其文章中提出，后来被其他学者所坚持和发展[11](P15—28)。他最初的排放交易建议及其实施方案涵盖了当时很多重大的经济变化。通过Grubb以及后来很多继续这一工作的学者，如M.Hoel，S.Barrett，F.Joshua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的努力，排放交易创建的目的是既要体现效率又要彰显公平。前者很快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价值观，而后者则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后成为全球环境政治主导框架的遗产，并成为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的一个标志。排放交易体系，在Grubb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那里，将使南北之间转移技术和财富成为可能，因而能够回应来自中国和印度这样国家的增长挑战。他们的预设是，人均碳排放量是分配排放指标唯一合法的原则，因而北方国家很可能碳排放配额不足，而南方国家则有盈余，南方国家就可以将配额出售给北方国家以获得收入。但当它一旦成为正式谈判的一部分时，对公平的强调就被边缘化了。这部分是它所引发的外交僵局的一个后果——北方国家在财政转移前却步，而南方国家则坚决抵制其中隐含的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限制。日益扩大的全球不平等导致了这一气候外交僵局。但它同时也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动力机制中的其他两个因素。一方面它反映了效率的意识形态优先性以及通过市场产生出这样效率的方式。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碳排放交易能够比碳排放税更受欢迎。碳排放税也被提出和争论(在瑞典和荷兰等国家得到实施，英国的气候变化税也是一种准二氧化碳排放税)，但并没有能够在所有地方得到实施，例如即使在欧盟，由于工业界的反对，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税的争论被迫停止。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实施过程中，偶尔的关于引入碳税的提议也从未被通过。在这里，利益集团捍卫其利益的政治过程总是非常重要的一幕——大型公司以成本增加为由成功地抵制了这一提议。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搬迁的前景也同时意味着“碳泄漏”的可能性，碳税可能会在这里起到一定作用——驱使污染最严重的企业或它们的生产过程迁移到海外，但二氧化碳的最终排放总量并未减少。这是工业集团成功地用来阻止碳税实施的理由。但在经济争论中，纯粹主义者也认为，碳排放交易体系比碳税更加有效，部分是因为它允许设置一个绝对的排放限额，部分是因为它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影响现有的市场行为。因而与碳排放税提议的停滞相反，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在飞速增加。
排放交易之所以成为更受欢迎的解决方案在于其意识形态上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契合，同时也是由于其与新兴的、占主导地位的金融行为体的利益相符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落实过程中，美国于1996年12月提出了第一份正式的排放交易提案。美国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政治抗拒远比欧洲强烈的多，美国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美国经济的成本太高，而克林顿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市场机制的积极拥护者。这些都促使美国提出排放交易作为一种手段寻求以最小成本来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由于美国对排放交易的支持和其他国家想让美国留在谈判之中的强烈愿望，大部分国家最终同意了排放交易。在接下来的三年间，由于许多革新要素尚未获得解决，《京都议定书》进程缓慢。但1998—1999年间，欧盟在京都谈判结束后不久就改变了对排放交易的看法，变成了排放交易的热心支持者，并开始筹划自己的体系。欧盟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由于欧盟委员会关键职位上的人事变化，部分是由于继续满足美国要求的愿望，此外还因为欧盟日益意识到排放交易体系在实现欧盟内部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上的潜能。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私人市场参与者开始涌现。许多新的公司建立起来，比如“益可环境国际金融公司”(1997)、
e.com(2000)和“点碳”(Point Carbon)公司(2000)。它们成为自愿性碳交易市场的主导者。巴克莱、德利佳华等银行也建立了自己的碳交易办事处。科隆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举办碳博览会，据组织方网站报道，仅2005年一年就签署了一百多个项目的减排购买协议或在碳博览会上达成谈判意向。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ETA)、排放市场协会(EMA)以及碳市场与投资者协会(CMIA)陆续建立，或因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快速增长而得到极大扩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中，国际排放交易协会是最为活跃的组织之一。它们并非只是对来自政治家的压力做出反应，同时还是政治家在无数压力面前依然不放弃排放交易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在《京都议定书》谈判的艰难历程以及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一旦金融参与者做到了使排放交易成为一个新市场，并伴随着其衍生产品、相关选择、保险等的发展，总之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时，排放交易就变得势不可挡。
一些金融行为体热衷于气候变化还有另外的原因。保险公司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担心对极端天气事件(特别是飓风和洪水)的大规模支出，当时极端天气已成增长之势并在许多模型预测中会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为此，到21世纪初，保险公司和银行、养老基金参与到“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中。在该项目中，投资者试图影响其他公司的活动，让它们公开自己的碳排放强度并采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因此，金融公司使气候变化方面的利益复杂化。它们面对着来自气候变化的各种风险——来自家庭和商业的直接保险风险，同时还有间接性风险，比如由于与天气相关的风险而使银行贷款变得危险。然而，它们也变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权力经纪人，能够到处流转资金，对制造业公司、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施加压力。它们的权力已经变成气候变化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同样，公共金融机构像世界银行也对气候变化表现出兴趣，将其作为拓展其影响力的一个新途径，并确保它在新兴低碳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一段时间以来，世界银行已经借助于“全球环境基金”在气候政治的南北向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更通过其“气候投资基金”，日益将自己确定为低碳市场中的主要玩家之一①。正如以前在促进发展中的作用曾引起相当多的争论和批评一样，它在资助南方国家气候项目时也同样将气候政策转化为社会危机——例如“清洁发展机制”(CDM)或“示范碳基金”(PCF)项目，就对本土居民或边缘化社区造成了不利影响[12](P10—12)。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塑造气候政治的方式还与这些项目的组织形式有关。新自由资本主义通常被描绘成通过网络和伙伴关系而组织起来。气候管治也反映了这一趋势。从绿色和平组织的J.Leggett对保险公司的接近到形成完全成熟的“碳信息披露项目”，在众多参与者寻求共同目标的实现之道过程中，合作伙伴关系得以形成。例如，“清洁发展机制”就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公私伙伴关系”，而世界银行的“示范碳基金”则被描绘成一个“落实网络”[13](P295—323)，将南北方国家有兴趣的各方围绕“清洁发展机制”设定的规则聚集到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一个学习网络，提供参与者了解“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落实”的机会。同时，它还有这样的示范效应，即《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项目性投资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收入以及提高更清洁能源的盈利能力。一般而言，气候管治的运作较少依赖传统的等级制权力关系，更多是通过多元主体的横向关系来维持，达到既相互学习又能以自己优势影响他人的效果。在国家层面上，也出现了以这种方式运作的许多组织。有时候，一些独立机构(如英国的碳信托公司)也被政府用来落实政策，充当企业之间、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纽带，同时作为主体促进学习最好的实践做法以及实现思想的交流。由此，许多很难按照传统分类的跨国组织开始出现。如“气候团组”(the Climate Group)在技术上是一个基于伦敦的非营利性组织，但从研究和游说意义上说又不能被理解为一个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它的成员甚至还包括跨国公司和地方政府机构，它们申请加入主要是为了能够被视为二氧化碳减排的“领导者”，利用“气候团组”来提升其公共形象以及获得与其他这类组织的联系渠道。这种类型的联系网络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扩展性和重点变化的迅速性，旨在以不同于传统规制、也不同于政府规劝的方式来动员民众。当然，它们之中的一些可以被认为是私人企业逃避规则努力的结果——展示其“良好行为”以免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行动。对企业来说，气候变化已成为一个主要的“企业社会责任”议题。但是，鉴于气候变化展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如此基础性的重大变化，擅长于“边学边干”的灵活性网络必然会成为二氧化碳减排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
三、低碳经济的政治动力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这种新自由主义方式的政治及其后果如何?
正如新自由主义本身所导致的那样，低碳经济也不断引起争议。事实上，一些抗议排放交易、“清洁发展机制”和自愿性碳市场的运动都源自于反全球化运动，它们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认为碳市场的发展和更广意义上由金融主导、盲目迷恋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有着内在一致性。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导致了低碳经济批评者的诸多指责，如金融体系缺乏监管以及由此带来的“次级碳”、“碳紧缩”、“有毒碳”等恶果。抗议团体，如“涨潮”(Rising Tide)、“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碳贸易观察”(Carbon Trade Watch)、“愚蠢号飞机”(Plane Stupid)，以及更多的松散性组织网络的活动家组织了大量抗议活动，把对气候变化的软弱回应和新自由资本主义在世界的统治联系起来。还有一些人回顾过去历史，特别是能源利用和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得出结论认为严肃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的终结，也就是组织世界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终结。对于许多活动家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就是反对资本主义，或至少它目前的形式。
不出所料的是，“气候危机”日益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的焦点，一个例证就是这一议题已被纳入到“欧洲和世界社会论坛”(European and World Social Forum)。这些运动经常把不公正的南北关系、全球化和长期聚焦于贫困、有色人种社区的不幸环境遭遇的环境正义传统联系到一起。就后者而言，这些团体还援引“气候正义”的概念来质疑他们作为环境代价外部化的“社会接收器”(Social Sinks)角色。例如，由气候正义运动所提出的“碳贸易德班宣言”就明确说明了目前把地球的“碳循环能力转变成在全球市场上可以买卖的财产”的尝试和历史上“将土地、食物、劳动力、森林、水资源、基因和观念商品化的尝试”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14]。签署了该宣言的这些团体声称，“通过创造一种新商品——碳，地球用来支撑有益于生命和人类社会的气候的能力正在遭遇同样的命运，即听命于破坏气候的公司”②。在气候正义伞型组织下持有更激进立场的团体，2002年在德里第八届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COP)期间举行了一次峰会。“德里气候正义宣言”阐述了这些团体关注气候变化的本质，以及目前应对这一威胁政策的性质：“我们坚信，气候变化是一个权利议题——它影响着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将建立跨越国界的联盟反对导致气候变化的模式，倡导和实践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反对指导着当前解决气候危机谈判的市场化原则：我们的世界是非卖品!”
除了一般活动分子对低碳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基础的批评，具体性的战役也已展开，特别是针对碳冲抵市场，比如“清洁发展机制”和自愿性碳市场。在“碳殖民主义”的罪名之上还加上了“气候欺诈”；由其他客户支付的许多项目重复计算了排放量，或者减排的规模被夸大或根本不存在。事实上，“清洁发展机制”下的项目分配和碳汇项目的大受欢迎都导致了意在审查这些碳交易的监督行动，揭露一些环境收益不可能立即实现或社会成本太高或被忽视的虚假项目。例如，“碳汇观察”(Sinks Watch)就是由2001年建立的“世界雨林运动”(WRM)倡议，并由“森林与欧盟资源网络”(FERN)实施的，旨在监察碳汇项目的融资及其他影响，彰显它们对森林、其他生态系统、森林居民以及气候所带来的威胁。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旦这些森林资源变成了遥远的碳交易者的财产，对碳交易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投资机会，那些边缘化的群体将被从他们自己的森林资源中驱逐出去。
对待低碳经济的态度将气候活动家分为两派，一些人认为碳市场如果在正确的规制环境中来构建将会是有效的，而另外一些人则彻底地反对商品化的逻辑和实践。如“环境保护”(ED)、“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NRC)就认为，为了实现更大程度的二氧化碳减排，市场机制有着重要的潜力。它们一致对抗更为批判性的团体像“碳贸易观察”和“碳汇观察”，这些组织视碳市场为主要来自北方国家的最大污染者责任的转移，它们应该通过国内的行动削减而不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后者的批评广为人知并被很多环境非政府组织所采纳，认为碳市场实践“从迫切需要的根本性变化上分散了注意力，如果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更加持续和正义的未来的话”③。这些类型的活动明显质疑碳商品化，并公开揭露碳市场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但是，它们也迫使市场方法的倡导者使其行为合法化，例如，限制把这种类型项目置于“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之下的数量，或创建私人碳管治的形式，比如“自愿性碳标准”或“黄金标准”④。这些认证方案设置了比“清洁发展机制”更高的标准，能够让减排的买方和卖方避免活动家所指称的“气候欺诈”和“气候殖民主义”的丑闻和争论。据此，他们希望确保在碳市场中的收益并通过消除或接受批评来保障碳市场作为对气候变化合法回应手段的地位。
四、结论
本文的目的是理解迅速扩展的低碳经济的性质。我们简短回顾了当代资本主义和气候政治如何日益交织在一起的历史，也看到了在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中，现存的行为体、制度和管治技术如何施加其影响。首先，他们通过吸纳具有不同能力的多元化的行为体网络来驾驭这一难题，通过核算和公开信息来测量排放量，确保市场和自愿原则优先于命令和控制措施(比如排放交易)。其次，他们一直寻求机会来盈利。例如，努力确保这些对气候的回应不会威胁到现存的积累战略或至少与其相协调，以及试图建立新的积累平台(通过冲抵和排放交易)。但有趣的是，与历史上和当代实践中新自由主义与气候管治的并行且相互构成性一样，低碳经济有着向一种“气候资本主义”大规模转型的潜能，而这一“气候资本主义”的成功积累战略可以在经济脱碳过程中找到。
笔者试图阐明，新自由主义的具体特性在构建气候资本主义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前述的四个关键要素共同塑造了当代气候变化应对的以下特征。第一，市场崇拜和市场机制作为主宰经济活动的方式导致了气候变化，也驱使“灵活机制”成为《京都议定书》以及其他在国内和地区层面上类似提议的核心。它们也促成了其他形式的私人治理，包括市场主体的自我规约，并赢得了市场能促型国家而非市场限制型国家的支持。第二，金融在不同资本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有利于排放交易和市场导向政策，这主要使得市场的交易者受益。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一系列私人治理制度的出现，很多都是由金融业人士来组织的。在气候政策中，碳市场吸引金融关注上的成功是脱碳经济成为可能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这一联盟对维持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政治上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经济的不平等为低成本的减排创造了机会。碳市场为贫困国家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得像世界银行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缔造者能够将气候行动置于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逻辑之下，比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同时，这种不平等也产生了围绕“气候殖民主义”的抗议和对“气候正义”的呼吁。第四，一批日益增加的、跨领域经营的公共和私人主体创建了网络，以便形成在市场内部和超越市场的气候与碳管治的新形式。通过众多参与主体批评气候变化的市场化解决方案的平等性、效率和效果，气候管治的未来形式将得以塑造。这些批评虽然不可能迫使强权的行为体放弃市场化的管治，但却可以影响碳市场管理的方式。关于排放交易的作用以及低碳经济的其他方面的质疑将会持续存在，除非并直到它们持之以恒地将资本主义转化为气候资本主义：一个真正与低碳未来相符的、创造财富的制度。
我们认为，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金融实际上可以驱动经济中的脱碳战略，将其角色从建立分散的碳市场扩展到更为宽广的转型形式。但这必须借助于公共和私人规制、联盟创建和社会实践的形式，以招募大批参与主体通过以及为了市场而进行管治。因此，气候资本主义的未来是开放的，尽管我们能够预期某些关键性参与主体必将发挥突出作用。这一不确定性为低碳经济的未来发展留下了各种可能的情景：有可能是一种不受管制的、极少信用的“牧童气候资本主义”(Cowboy Climate Capitalism)，或者是一种更多规制的、国家管理的“气候凯恩斯主义”(Climate Keynesianism)；抑或是这样一种情景，新的积累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建立了积极的激励和反馈机制，金融与生产资本以一种增长与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脱钩的方式相联系。很显然，不受管制的“牧童”版本会导致很大的风险。它需要对市场的强烈信心以便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重塑刺激(通过碳价格)和投资从而实现去碳化——很多碳交易者对此保持自信，而我们更多的是表示怀疑。它还很有可能导致一种高度不平等的气候资本主义，处于顶端的少数富人以一种生态殖民主义的方式在南方国家冲抵他们的高排放，而让后者进一步锁定在一种相互依存但却不平等的关系架构中。相比之下，“气候凯恩斯主义”方法显然更有前途，利用国家的权力来引导投资，确保碳价格的稳定，以及为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创造有意义的激励，从而达到碳市场所不能实现的效果(典型的例子是家庭的能源效率)。在美国，“奥巴马经济学”已成为热议的一个话题，这体现了向国家中心取向的转变，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气候变化应对领域。最后，公民社会的参与，无论是那些批评碳市场的人们还是试图规范碳市场的人们，都已经在塑造着碳市场并使其变得更加规范，朝着一个更加“凯恩斯主义”版本的气候资本主义转变。我们期盼着这种类型的政治动力机制能够持续下去。
在未来几十年里，无论哪种版本气候资本主义的出现，其实现脱碳的能力将取决于其导向低能源和低碳能源投资的能力，同时还要处理好合法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可避免地来自这种将全球金融作为管理碳排放手段的依赖。就全球气候变化管治的发展而言，无论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还是最终超越这一框架，成功的关键都在于它是否能够创造一个有力的环境，使全球经济转变为一种与强调气候变化相容的气候资本主义制度，或者，碳市场只是一种其取向与严肃应对气候危机的诸多努力不相容的经济制度中的孤立性存在。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略有删减，特予致谢!
注释：
①Climate Investment Funds (World Bank,2008);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World Bank Group,Report to the Development Committee World Bank,2008.
②See Climate Justice Now! Durban Declaration on Carbon Trading(2004).
③Environmentalists Cry Foul at Rock Stars Polluting Companies Carbon-neutral Claims(Carbon Trade Watch,2004).
④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 Program Guidelines(VC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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