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性活动出发开启的哲学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感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4-0046-08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明确无误地提出，只有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了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当然不可能遵循从“感性活动”出发的认识路线。就此推而论之，马克思揭示的这条从“感性活动”出发的思想道路，把“感性活动”即“实践”当作自己哲学思考的主导原则，其意义并不是为了突出一条合理可靠的认识路径，更为关键的，则是具有能否确保并实现哲学之合理存在的切要性，且已然相关于所有的哲学或哲学之一般。正因为马克思开辟的哲学新路昭然可见，我们实际进入这一思想道路，依马克思之见，毕竟关系到哲学本身自律性的建设，所以，学术界已经深入探讨马克思以“感性活动”为原则的哲学革命，充分发掘这次变革的学术史意义及其深远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这些研究基础上，着重阐述哲学在马克思的思想变革之后如何才能守护思想。
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哲学就有可能直接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用哲学的方式解答现实生活问题。诚然，用概念、逻辑等等主观性形式，静态地理解和表达现实生活世界及其问题，这是可能的，甚至也能够自圆其说，马克思之前和之后皆有很多思想家达到了这样的成就。问题在于，马克思从来不做现实世界之外的遐想，自始至终密切关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当下世界。众所周知，这个世界的实际图景，正是以资本原则为导向的现代性生活状态。随资本而来的这个“新时代”，从“短缺经济”逐步发展到当今的“过剩经济”阶段，就是资本力量支配并再造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这表明，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是马克思针对资本时代状况为哲学发展厘定的基本方向，当今哲学无疑需要以此为据来筹划自身，从而才能参与现实生活而合理地确证自身的存在。
一、道说资本统治的真相
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资本逻辑形诸为制度，并使之无限制地向生活世界各个向度扩张，进而成为现实生活建制的支配力量。马克思按照自己开辟的认识方向，直接面对并实际切入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过程，对于资本力量的巨大作用及其世界历史性意义有着深切的领悟，启明了一个哲学把握时代并给予实质性阐发的问题视野。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非常革命”的作用，实际构造了资本的“文明一面”，并毫无保留地彰显出来。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在解读马克思这一论断时，就富有启发地指证了资产阶级的两大历史成就。其一，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其二，资产阶级解放了“人类发展的能力和冲动”问题，亦即永恒的变化和更新。①换言之，资产阶级倡导“积极生活”或“积极行动”的理念，以及永不停息地追求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理想。不消说，这为马克斯·韦伯由新教伦理导引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了很好的注解。这样说来，结合当代生活状况，尽管谁也不能武断地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但不可规避的是，正是得益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推动、使用和涵养，资本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自身的力量，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潜能而臻于极致状态，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所谓的资本文明时代。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时代的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②这一被马克思视为西方社会“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并不是马克思的一己之见，当时即已在社会文化界传播，后来则逐渐被整个世界所认同。
这就是说，依寓资本主义制度而成长起来的资本，从一开始就给人类带来了困境，制造了社会苦难。要害却在于，资本自始就是资本主义的支柱；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资本始终能够展开自身外化自身，至今仍活力四射。既是这样，我们今天以哲学的方式对资本进行任何形式的批判，都不可能是让资本销声匿迹，而只能是划定并呈现资本有助于人类生活意义上的合法存在范围。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提出哲学应当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就十分敏锐地切中了现实，开辟了一条永葆哲学生命力的认识路线。另一方面，哲学要想在当代生活境遇中保持发言权，无疑要面对作为当代生活基本建制之一的资本，要对资本的日常建构性保持高度的敏感，并有恰如其分的反应。就此而言，马克思对于资本本性的透辟分析，无疑是弥足珍贵的理论资源。
第一，资本制造了物化生活状态。
马克思概括了资本时代的一般特征：“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从马克思的阐释语境来看，“人的独立性”与前资本时代“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照，是人类资质发展的重大跃迁。没有这种“独立性”，资本时代就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人的独立性”的基本构成或内涵就是平等和自由的观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③不过，我们在这一论断中也发现到平等和自由“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指认，实际上凸显了“物的依赖关系”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资本时代之本质。这就是说，平等和自由尽管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存在状态，并且是打破“人的依赖关系”的极其重要的人文动力和标志性成果，但在资本时代这一现代处境中，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在“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又倚靠这一基础发展起来，并在服务于这个基础中与之结为巩固密切的同谋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这一论断挑明了资本文明“新时代”平等和自由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藉此把“人的独立性”的真正价值和存在边界标识出来。
在“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观。“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④所谓统治人的物，主要是指作为资本物化表现形式的商品、货币等。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货币、资本成了人与人之间发生联系的牵线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带来了拜物教，最终导致社会生活的本末倒置：“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⑤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因此，货币把这些本质力量的每一种都变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⑥
在如此这般的物化生活氛围中，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对人而言的异己性就是可以想象的。马克思对此所作的深刻揭示，不仅是自己所开辟的认识路向的实行，更让我们感受到从感性活动出发探究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优越性。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投合消费者“最下流的意念”，激起他们“病态的欲望”，窥伺他们的每一个弱点，下贱地用卑鄙的手段来骗取财富，“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说来本应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⑦既然“会说任何方言”的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那么，一切东西在资本力量面前都会失去本色，连“道德教母”和“宗教教母”说些什么也不过成为时可有时可无的陪衬。可以相信，谁若拥有了资本，谁作为人的存在就会立即发生彻底的改变。
第二，资本具有强大的平衡整合社会的能力。
颇为诡谲的是，尽管资本引发生活世界的普遍物化及其异己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虽说充满着矛盾、冲突和曲折，总体进程却没有中断，资本也随着这一进程逐渐成长并扩张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究其原因，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多种说法，不过，资本本身所蕴涵的平衡、整合、建构社会的功能当是不可否认的内在根源。
众所周知，需要是人的本性。在实际生活中，需要与需要的实现并不完全等同。人们为了实现或满足自己的需要，总是程度不同地借助于一定的手段或中介。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这样那样地充当了人实现需要的媒介，而且是最终的唯一媒介。进而言之，处于观念状态的人的需要，获得了货币的支持就能够变成现实的“有效需求”，而没有货币支持则只能是“无效需求”。世俗生活的这类表象，标识了货币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是“一切纽带的纽带”，是“社会的化合力”。毋庸赘论，货币的这种神奇“创造力”最集中也最典型地体现在商品交换过程之中。在商品交换中，形式上作为个体的商品生产者，其实并不是孤零零的个人，而是以追求交换价值或价值增殖为目的的商品所有者，一定与他人有着利益关涉。而只要个人注定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那么，个人的自然存在就要被完全否定，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社会联系，个人就成为由社会所决定的人。而且，个人由此获得的某种社会规定性、社会联系或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⑧这表明，商品交换形成了“社会存在”，商品生产者天生是“社会”存在物。
正是这样，尽管“18世纪的个人”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且又有“个人主义原理”与之相呼应并为之提供文化辩护，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⑨
如此说来，虽说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频繁出现，但资本本身所蕴藏的也实际发挥出来的保卫社会、建构社会的能力却是毋庸置疑的，以至于我们能够发现，18世纪以来，在社会矛盾尖锐化到冲突时，资本主义仍能克服社会失序状态，实现社会生活正常化。我们在此当然不能忽略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调整所产生的实际推动力，而资本本身所具有的吸收消化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能力，理当是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所以，资本对整个社会的无限渗透和超强控制，不是要人灭亡而是要人生存；资本权力在性质上乃是生产性的、肯定性的、造就性的。
第三，资本规划了“非人化”的生存境遇。
资本本身潜存的建设社会的能力，意味着资本拥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自性要求。从其本性及其已经产生的实际影响来看，资本的这种要求十分坚定，未曾发生任何变更，在实际贯彻推行中表现出必定如此、势在必行的态势。就是说，资本世界是新时代人的生活家园，人应当理性地按照资本所规划的样式去生存。
问题在于，人能否真正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资本所建构的家园中？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们寄宿在资本为自己安的“家”中，却失却了自己的本己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⑩人们依循资本意志行事，却带来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缺席”——“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11)更为严重的，是日常语言的非人化。人们从事商品交换时，按照资本原则的要求，彼此之间能够听得懂以便可以交谈的语言，是人们所拥有的物品。而源始的反映人的本质和感情的人的语言，有时可能听不懂而被视为无效。资本原则的普遍统治，一定会使具体经济过程的这种“语言现象”无限推广，造成“人的语言”边缘化而物的语言充斥于市，以至于“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12)
这就非常清楚，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资本及其富有原则的实际展开，实质上仅仅相关于以资本原则为核心的行为选择。没有这样的原则选择，资本毫不妥协地呈现出封闭性和排他性，尽管是比较隐秘地发生的。既然如此，在资本彻底地要求且需要人生存下去的自我展开过程中，也彻底地使人向着“非人化”向度去生存。毋宁说，资本依仗人们无法抗衡和违背的绝对权力，挟资本主义制度之便，夷平一切异己力量和现象，给人带来了“无家可归”的命运，并试图从根子上堵塞人的回“家”之路。
马克思对资本本性的批判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富有卓识，影响深远。我们阐述的这三个方面，已经能够标明马克思从感性活动出发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同时也足以证明资本统治的隐蔽性。在当今生活仍然需要依靠资本力量的情形下，我们可以想象，资本对于生活的统治将更为隐蔽、更为细致、更为深刻、也更有欺骗性。正是这样，在资本统治达到极致状态的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相信马克思能够为当代社会“驱魔祛邪”，帮助当代人疗治精神创伤。就此而言，如果当今的哲学研究已然不能疏离如此这般的生活处境和思想状态，那么，马克思开创的认识方向以及由之而来的宏富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去消化和弘扬。
二、批判近代形而上学的思辨专制
资本主义制度把“资本的绝对统治”变成现实，制造了“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是致力于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以便“在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马克思的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的范围而具有了世界历史性意义，直截了当地把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呈现出来。众所周知，马克思所称的共产主义，就是那种从“现有的前提”出发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进而言之，“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3)所谓“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主要的最大的部分，无疑是指以资本原则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传统的观念”，主导的核心的方面，就是指由黑格尔集大成的近代形而上学。这就是说，马克思明察秋毫，共产主义要实现历史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不容争辩地必须同时进行“双刃的批判”——既要批判资本的普遍统治，又要批判形而上学的思辨专制。如果资本及其现实展开构成了现代世界的世俗基础和物质领域，那么，近代形而上学则为之提供了文化辩护和精神动力，成为资本原则的“抽象继续”和“观念的补充”。这样说来，马克思哲学坚持从感性活动出发，批判形而上学毫无疑问是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合理把握和定位资本和形而上学的共谋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切近领悟时代愿望，马克思对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毫不妥协地把矛头对准其基本原则即意识“内在性”。
关于近代形而上学的意识或思维“内在性”原则，黑格尔在评说笛卡尔哲学时曾有明确的陈述：“按照这个内在性原则，思维，独立的思维，最内在的东西，最纯粹的内在顶峰，就是现在自觉地提出的这种内在性。”(14)依黑格尔之见，哲学的真正出现，是以哲学把“从自身出发的思维”亦即“内在性”当作基本原则为标志，思维才是哲学自己的“家园”。这样说来，笛卡尔乃是近代引领哲学回“家”的开创者，因为内在性原则肇始于笛卡尔提出的、被黑格尔喻之为“转移近代哲学兴趣的枢纽”的“我思故我在”原理。而意识内在性之为哲学原则从而真正成为近代形而上学的基础，是笛卡尔之后经过众多思想家的努力，直到黑格尔提出“思有同一”原理才大功告成。海德格尔一语破的：“形而上学作为体系是第一次通过黑格尔才把它的绝对地被思过的本质形诸语言。”(15)正因此故，黑格尔自信地宣布：“思维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共同事业、共同原则；凡是应当在世界上起作用的、得到确认的东西，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思想去洞察；凡是应当被认为确实可靠的东西，一定要通过思维去证实。”(16)
黑格尔的自信是有可能的。
黑格尔明言，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这样一种自我约束，当能标明黑格尔本人及其推向极致的近代形而上学的理论抱负和时代关切。倘若的确不可抹杀资本之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我们毕竟需要承认资本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实际作用——就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而且至今仍要立足于这样的认识高度，那么，资本在展开自身的历史性运动中，需要一种理论为之提供融洽的文化辩护及精神支撑，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近代形而上学通过倡扬“每一个人都生来就是思维者”、“真理内在于人心，人心可以把握真理”等观念，向世人展示了对于现实和未来的信心，进而从思想旨趣、性情品质、问题视野、认识能力等方面，复活也塑造了适应资本时代要求的现实的人，就毫无疑问参与了资本文明的创造。何况在当今的日常生活中，依附资本之必然性，近代形而上学时不时崭露头角，即便那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猛烈抨击也无妨。
黑格尔的自信理当是有限度的。
深受黑格尔乃至全部近代哲学家推崇的思维或意识，实质上不过是人性内在结构中众多品质或能力之一。黑格尔等近代哲学家却用概念、逻辑等手段，通过主观反思活动，让思维或意识从其源始出生地超脱出来，毫无顾忌地对之进行实体化改造或包装，最终赋予其一个具有无限能力的可以决定一切的“绝对主体”身份。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对意识进行形而上学的改装，毋宁说同时即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成型过程。问题在于，近代形而上学的内在可能性和必然性，真实地来自于彻底改造原本就是有限的意识；可是，这种通过意识来生产意识的真相却被掩盖起来且存而不论。
这就是说，黑格尔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自己主观设定了意识内在性原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思维能力。既是这样，黑格尔乃至整个近代哲学的内在悖谬立马暴露出来。按照黑格尔哲学的本质要求，意识内在性是基本原则，是用来说明他者的核心原理，理当拥有绝对的无限的权威，具有普遍的效准。但是，从黑格尔自己所为来看，意识内在性原则又是他用逻辑范畴主观制作出来的，是抽象思辨运作的结果，从而就是被规定者，就是有限的东西。这样一来的错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其实是由他者支撑、培育起来的原则，却被作为用来统摄、说明他者的规范，换言之，这样一个其实只能在有限规定中活动的思维原则，却被当作可以产生有限规定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不折不扣的本末倒置吗？
马克思在剖析思辨结构秘密时就有一针见血的评判：“首先，黑格尔善于用诡辩的巧妙的手法把哲学家借助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个对象过渡到另一个对象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是臆想出来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所完成的过程。其次，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现实的叙述。这种在思辨的阐述之中所作的现实的阐述会诱使读者把思辨的阐述看成是现实的，而把现实的阐述看成是思辨的。”(17)
在如此这般的颠倒中，黑格尔实际上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抱着对于绝对理性之无限能力的坚信和持守，黑格尔把意识内在性建构为哲学的基本原则，也就赋予这一原则居于支配作用、规定作用的至上地位。可是，这一切都是黑格尔使用概念范畴建构起来的。由此非常清楚，黑格尔其实是用知性来填充、装扮、建构理性，毋宁说理性被知性所僭越，理性屈就充当了知性表现自身的材料。在这种情形下，理性的失落乃是不言而喻的。让知性放肆的哲学致思真能有助于人类的生活吗？后来的海德格尔十分尖锐地洞穿了事情的本质要害：“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18)
为了突破近代形而上学的思辨专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有一段专门讨论意识问题的论述，堪称切中肯綮，其中的要义归纳如下：(19)
其一，意识的“向来我属”性。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直接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活动交织在一起，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中进行的。意识是人“生产”出来的，人是意识的“生产者”。这里所说的人乃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想象中的那种个人”，毋宁说后者正是意识所生产出来的。这种提醒或坚守，绝不是无关宏旨的语言修饰，而是有着关乎问题之根本的重要性。它实际上宣布，游离于现实的人来谈论意识，虽然可以津津乐道，甚至还能形成鸿篇巨制，但毫无例外都不是人的意识。显然，马克思在此不仅意在表达自己的理解，而且还本质重要地与其他不同的看法进行严格的思想划界。
其二，意识的“此岸性”。虽说意识的真正所属已经明朗，但人“生产”意识，并不是为了撷取一朵“思维花朵”来欣赏——近代哲学就有此嫌疑，而是人自己筹划生存的实际需要——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是说，正是人的活生生的生活实践，才使意识有着存在的理由；生活世界才是意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意识由此才有不可移易的现实性。在此基础上，意识就能够现实地持久地存在，既不会遭遇黑格尔所焦虑的“理性恨”，也会避免海德格尔所说的那个“冒险出行”(20)。
其三，意识形态的来历。马克思不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止于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所能达到的高度，而是有深沉的问题意识、深邃的历史视野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在澄明意识之源始基础和存在性质之后，马克思还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世界，关注意识在生活世界实际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根由，以及经由这种转化意识性质的改变。具体而言，在“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意识转化为意识形态之后，形式上就有着独立的外观，但有可能提供非现实的世界图景，从而具有虚幻和颠倒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在人类文明进展到精神生产从物质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社会统治阶级有着实际需要的时候。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并试图摆脱现实生活世界的纠缠而构造据说是“纯粹的”理论。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现实生存状况以及否定这种生存状况的实际行动，坚决地要求终结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呈现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展示了解构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将之转化为充分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精神文化的可能前景。马克思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矢志于把颠倒了的世界图景重新颠倒过来，能够为人类提供“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最好的劳动工具”。
马克思从源始根据、基本性质、发展流变等方面，阐述了意识内在性由以可能的真相。由此证明，意识内在性确是人类心智世界拥有的特质，但作为思想的原则，必定有赖于生活实践的需要，以及思想家们的阐发和建构。易言之，意识内在性并不具有原发性，最多只有继起性派生性。近代哲学家把意识内在性提升为哲学之存在论原则，无疑始终面临着合法与否的追问，始终承担着确证其合法性的责任。可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却视之为理所当然，异常坚决地把意识内在性当作决定一切的基础和原则，“为整个西方世界的青年们准备下了丰富的、极度复杂的哲学体系，而这个体系把宇宙的各个角落都笼罩上一层厚厚的、华美的、柔软而温暖的天鹅绒。”(21)不消说，黑格尔的盲目自信，自行制造了近代形而上学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并用抽象思辨掩盖起来。
就此而论，近代哲学以思辨的形式与自己的生活基础保持同步，用思想上的矛盾表述世俗生活的分裂，并把后者推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极点，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资本及其制度化开展的思想模型，用“概念神话”续写资本在世俗生活中使用的“法术”。
三、“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由人的感性活动深入于资本统治的“新时代”，“物的依赖关系”作为社会生活的“普遍基础”，“抽象统治”或“观念统治”无孔不入等实情，就清晰可见。马克思独具慧眼走进了这个新时代的深处，开辟了哲学参与并引领这个时代的前进方向。虽然正像有人质疑或忧愁的那样，马克思的伟大创制至今确有百余年的时间距离，但是，人类历史的变迁毫无保留地把马克思置身于其中的那个“现实”带到了今天：资本伙同形而上学制造的抽象统治依然是当今生活境遇，感性活动被边缘化而使生活意义黯淡依然是当今人类生存的主要焦虑。这就是说，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资本统治的社会现实之中。作为佐证，海德格尔说马克思主义也懂的“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这样的现实，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就此而言，如何消化和阐扬马克思的思想创制，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或理论任务那么简单了。
作为直接的参照，近代哲学们不但未能克服资本社会的弊端，相反却增加了一层自身根基虚妄的思辨保护膜，把世俗生活基础的矛盾遮蔽起来。结果，“颠倒的世界”经过“颠倒的世界意识”的包装和辩护，反而更加自信，当然也更加神秘更有欺骗性。这样说来，当今的哲学若要有助于人类的彻底解放，不仅要破除近代形而上学制造的思辨迷思，更要在关乎哲学之根本的存在论领域实行富有原则高度的根本转换，成为“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进而言之，与近代哲学由意识内在性而模塑现实相区别，当今哲学需要响应马克思的号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何谓社会现实？
流俗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或把握，比较常见的有两种看法。其一，凡是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事情，皆为现实。其二，只有现在或当下存在的事情，才是现实的。这两种常识的看法，虽说非常流行，但不过是皮相之见，并没有切中现实之真义。日常生活中，只要是不利于人的事情，即便已经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最终都会消失；只要是有利于人的事情，即便还只是一种可能性，最终都会成为生活世界的正常现象。这样说来，黑格尔对于“现实”与“现存”的区分，可谓富有卓识，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了一个我们今天皆耳熟能详的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恩格斯说，这一命题引起了“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之所以引发了这两种相反的态度，是因为他们都以为黑格尔所谓的“现实”就等同于“现存”，都以为黑格尔“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了。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现实性仅仅属于那些同时有着必然性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22)这就是说，现存的东西，只要具有必然性就是现实的，否则就不能视之为现实。把现实性与必然性相勾连，用必然性来支持、限定、丰富现实性，这是极其重要的创见。
不过，黑格尔说：“概念是必然性的真理，它包含有扬弃了的必然性在自身内。反过来，同样可以说，必然性是潜在的概念。必然性只有在它尚未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23)正是这样，除了理念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现实的，只有概念才具有现实性。另一方面，“在哲学的认识中，概念的必然性是主要的东西；生成运动的过程，作为成果来说，是概念的证明和演绎。”(24)这就十分清楚，黑格尔无比坚定地坚持意识内在性的基本原则，最终还是把必然性指派给精神、理性、概念。既然支持现实性由以区别“现存”的必然性，归根结底是以概念或精神为核心，那么，黑格尔所持守的必然性，无非是执行绝对精神指令而成为事物之基本建制的“逻辑必然性”。马克思与这种神秘理解有着云泥之别。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整个思辨结构维系于“三个因素”，而绝对精神则是形而上学改了装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25)基于此，黑格尔所持守的“逻辑必然性”就真相大白，不过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罢了。换言之，“逻辑必然性”的秘密或真理乃是“历史必然性”，神秘的“逻辑必然性”蕴藏着对人来说的巨大意义。由于历史就是人的形成过程，所以，“历史必然性”无疑表达了现实的人筹划自己生存的现实内容。
经过这些知识考古，我们当能明白，经过黑格尔哲学“大海”的磨炼和砥砺，马克思视野中的社会现实，无可辩驳地相关于现实生活世界中那些具有必然性的事物、属性、趋势、状态等等，而不仅仅是过眼云烟般现身的现存的东西。马克思固然没有提出人们可以直接上手的具体区分细则，但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针对“逻辑必然性”思维的猖獗和垄断，依循“历史必然性”来厘定我们的工作方向，这当是起码的要求。
具体到资本和近代形而上学为之提供本质—根据的现代性生活过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6)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袖手旁观，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做出合理而有效的分殊？
如此这般的追问直接呈现了“思想”的必要性，毋宁说这本身即是思想的事情，是思想的“现身说法”。此言何故？
资本文明时代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为繁华的物质生活，社会大众沉浸在丰裕的物质生活欢乐之中。这种生存状况与近代以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急速应用到生产之中息息相关，以至于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都得取决于科技进步。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大众非常愿意接受科技进步逻辑的决定作用，从而“自由地”屈从于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这就是技术理性蜕变为社会“隐形意识形态”，并控制社会大众的过程。而且，资本的本性，毋庸置疑需要并支持这样的生活过程。于是，社会生活的多样化选择，是否真正符合人的意愿，是否真正有利于人的生活，易言之，是否具有促进人的生活的终极价值，都溢出了社会大众的思考范围。更何况还有社会分工后产生的“意识形态阶级”或“意识形态家们”专门从事实际的理论研究和阐释工作呢！这表明，资本时代大批量地培养或生产“不思”的人，世俗生活整体地凝固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由此看来，青年马克思提出“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洋溢着青春的激情，当时可能没有多少深入思考和内容，然而，关注“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却异常明确和坚定。马克思的意思非常清楚，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过程中，人们需要富有思想地筹划自己生存，以便区分善恶良莠。但是，马克思并不自诩掌握着真理的发布权，也没有想着给世界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只是致力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的行动的意义。”(27)进而言之，马克思深知，资本的抽象统治，使人过着不成其为人的生活，造成了与社会前提相对立的社会关系。这一“时代错乱”或“文明缺陷”，只有通过人的觉醒才能克服。近代哲学家们试图用思辨的思想复活资本统治下的人，结果却让人陷入更为严重的迷误之中，这注定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
马克思认为，“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8)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反对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致力于暴露现实生活世界的真相，鼓励并引领人们自己进行思想，让人们掌握自己思想的主动权，抛掉“不思”的麻木不仁状态，进而享受有思想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可相信，哲学作为守护思想的事业，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第1版，第118、12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774页。
③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99、173页。
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3版，第17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6页。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4页。
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3版，第17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87页。
(11)(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3版，第169、18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3页。
(1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12月第1版，第59页。
(15)《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2月第1版，第379页。
(16)[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12月第1版，第6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0页。
(18)[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80页。
(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72页。
(20)海德格尔说：“这个进行认识的主体怎么从他的内在范围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围？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这个对象才能使主体最终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第2版，第71页)
(21)[美]M·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第2版，第9页。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15页。
(23)[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第2版，第307页。
(2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6月第1版，第3页。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41-34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75页。
(27)(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417、320页。
标签：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思维品质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时代资本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