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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的发现过程研究，提出科学发现是自组织过程的思想，认为是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实验和理论的自发的、自主的相互作用“驱使、支配”着科学家；这种思想还特别强调科学研究的条件和氛围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科学发现的自组织性质意味着科学发现这一过程具有自主性和内在逻辑，意味着科学家必须遵从这种性质，受这种性质的支配，当科学家的创造性与其内在逻辑相合时，科学发现才能做出。科学发现以科学家的头脑为载体和场所，科学家受发现过程内在逻辑支配，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科学发现 科学研究 科学家 自组织 役使
动力条件
“死亡并不中断科学家的工作，理论一旦展开就永远生气勃勃”。
—萨顿
当我们以自组织的思想考察科学发现时，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科学的发现是自组织的吗？让我们先从案例研究入手，然后再来给出答案。
一.案例研究——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的发现
普朗克发现黑体辐射公式进而发现作用量子的案例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自组织科学发现案例（以下简称P案例）。
我们先来看P案例所需的条件及环境怎样， 这种条件和环境是否是以自组织的方式作用于P案例的发现过程呢？然后再分析发现的动力。
（一）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发现所需的条件
我们知道，自然系统的自组织需要外部环境以非特定的方式向系统输入足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对于“科学发现”而言，问题转换为：外部文献资料和实验是否是以非特定方式向其输入足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如是否有足够数量的科学家涌入“发现”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不是发现本身），研究的整体水平是否达到可以触及“发现”要研究的前提问题（不是发现本身），即有充分发展的背景研究，所要研究的问题也已清晰到了接近于发现前的某种一般而非特定的程度（注意：这个问题不是“发现”的问题即不是带来发现的问题，而是把科学家和科学研究引向“发现”的前提问题）〔1〕。
P 案例清晰地再现了外部环境以非特定的方式向系统输入足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自组织特征。P案例的背景研究基础主要有：
（1）基尔霍夫发现。1860年，基尔霍夫证明， 绝对黑体的辐射本领与辐射物质性质无关，只是一个由波长（或频率）和温度决定的普适函数。它使许多科学家对此很感兴趣。它使普朗克注意并研究热力学的普遍问题即如何抓住问题使热力学从经验科学抽象为理论科学问题，普朗克当时抓住这一问题的感受是：“这个不寻常的普适函数，使我们有希望对能量和温度之间的关系得到更深刻的了解。能量和温度的关系，事实上是热力学中的主要问题，因此也是分子物理学中的主要问题”〔2〕。
（2）由于基尔霍夫的工作， 开辟了研究天体和星体光谱的新研究领域。既然辐射只与波长和温度有关，而与辐射物质无关，科学家就可以通过与基尔霍夫函数（λ，T ）相对比而获得星体表面温度之类性质的信息。这使原来似乎只有理论意义的黑体辐射问题有了实践意义，这又吸引了一大批从事实验研究的科学家加入研究。
（3）科学研究的实验技术不断发展和改进， 使得辐射热测量日益精确，测量范围日益扩大。S.兰利发明了热辐射计，可测温区为330 ℃-815℃；而1892年进入该研究领域的F.帕邢（F.Paschen）运用实验测量技术获得了一个基尔霍夫函数的经验公式（1896年）：
特别是1887年成立了柏林国家物理技术局，集中了一些对发展精密测量技术作出重要贡献的实验物理学家，正是他们后来的实验测量规范了理论研究的方向，使之走入了正确的道路。
（4 ）把热力学和电磁学结合起来研究热辐射特别是黑体辐射的努力和倾向，不仅吸引了大批科学家，而且使研究推进到了“普朗克发现”的边缘。19世纪初，赫舍尔（F.W.Herchel ）发现红外辐射有热效应，以后人们又陆续了解到受热物体可以发现辐射。这就给科学家提出了新问题：辐射与热力学是什么关系？能否在理论上找到证明？到19世纪下半叶，这种努力已经使问题清晰到了明确提出如何寻求一个理想物体所发出的辐射能量密度按不同波长如何分布的规律。科学家从各个方面努力进行研究，有的从力学振动的角度进行研究（洛梅尔，E.Lommel，1837-1899）；有的从气体分子运动论的角度进行研究（V.麦科尔森，V.A.Michelson，1860-1927），在这些努力中，意大利物理学家A.巴 尔托利（A.Bartoli，1851-1896 ）和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玻耳兹曼（L.Boltzmann，1844-1906）先后把电磁学和热力学方法运用于热辐射 ，玻耳兹曼证明：如果热力学第二定律成立而热辐射（像任何电磁辐射一样）的一个压强具有量值为p＝1／3ρ的辐射压强， 那么著名的斯忒藩定律（
将仅是一个导出公式。W.维恩（W.Wien，1864-1928）比玻耳兹曼更进了一步，他已不再讨论全波谱的能量分布，而把注意力转向了能量按给定波长的分布上，他通过研究温升与辐射空腔体积绝热减少所引起的能量密度增大的过程，得到了后来被称为维恩位移定律的公式，而后又通过“熵”概念和“分子假说”得到了一个从理论上推导出的公式，即1896年公式：
该定律早于帕邢结果（公式（1）），帕邢公式中的α实验值约为5.5，如果取值为整数5，那么可以说维恩公式完美地再现了实验观察到的数 据〔3〕。
以上是“前普朗克研究”到1896年为止时对热辐射问题研究所达到的程度。直到此时，理论研究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适应发育并不完全的实验，而且适应得比较好。这里所谓发育并不完全的实验是指当时的实验精度不够，范围不宽，维恩公式因此和当时的实验适应得比较好。换言之，直到此时理论和实验的关系还比较融洽，还未发生过冲突、矛盾。然而，我们知道，这种融洽实际是虚假的。首先，由于实验的精度和覆盖范围不够，因而揭示出来的自然现象是片面的，而追随其后的理论在适应实验时如果越适应就也会越片面。维恩公式对黑体辐射实验的适应正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而这一点在当时是未被人们所认识的。
普朗克被黑体辐射问题所吸引，并不是他有什么先见之明，他之所以去研究黑体辐射问题，是因为他想通过这一问题把热力学方法用于解决电磁辐射问题，从而提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当他进行研究时，维恩已经走在他前面了。但是，普朗克仍然希望他能够以更少的假说、更系统的方法得到与维恩相似的或相同的结果（注意：普朗克其实只希望从更系统的方面证明维恩公式）。这表明，至此为止，普朗克并未特定地要“发现”黑体辐射公式，而是一般地要寻求一种电磁学和热力学的统一性。换言之，普朗克也未跳出当时研究的局限范围。这又表明，不是普朗克引导出科学发现，而是后来进一步的实验所揭示出的、与先前理论（如维恩定律）的矛盾引导了科学家其中也包括普朗克，从而自然而然地走向科学发现。
（二）P案例发现过程中的种种相互作用：问题、实验和理论
现在让我们继续以P案例为例， 分析一下普朗克是怎样被黑体辐射的理论、实验和由此引起的问题“役使”，从而“被逼着做出发现的”。
首先，如果是普朗克支配着“发现”的话，发现过程就应该是普朗克始终居于发现的主导地位，可是实际的发现过程恰恰相反。下面是普朗克在实验证明维恩公式有问题之前的研究思路和结果（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实验后来证明了维恩定律有错，普朗克就会停留在一种假认识上，而做不出发现来）：
为了给维恩公式寻求更系统、更抽象的理论基础，普朗克原想不用任何假设就从电动力学中推出热力学第二定律，但他失败了。后来，他建立了一个线性振子模型代表黑体辐射空腔来处理问题。这种方法使他不得不考虑不可逆的问题。经过长期思索，他发现可资利用的理论只有玻耳兹曼的“分子无序”假说，他不喜欢假说可也没有办法（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普朗克受到理论内在逻辑性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内在限制，他不是自由的）。于是，他类比地把空腔辐射看成为是由有限个线性振子的辐射叠加的自然辐射，即辐射能量与无序分子的能量一样，也是以一种完全无规则的方式分配在振子的振动中的。以这个“自然辐射”假说为基础，结合电动力学，以及对电磁熵的定义，他推导出一个维恩公式形式的方程（1899年）：
到1900年3月，他通过一系列合理考虑， 得到一个关于熵函数的二阶微分方程：
工作至此似乎已经完结，结果也十分完美。原来维恩公式只是个经验或半经验意义的定律，现在经过普朗克的努力成了经典理论的推论，普朗克原来寻求理论统一性的使命业已达到。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理论统一性是建立在经典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的，而且实验也还没有揭示出其错误来。如果科学发现是科学家支配的，那么当新的实验还未做出时，他（她）一定还能够做点什么，可是普朗克这时认为他已经达到了目标。事实上，他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
就在普朗克宣称自己经过严密推导而为维恩定律找到合适的基础理论之际，实验物理学家却陆续报导了对该定律偏离的实验结果。最早在1899年11月，实验物理学家鲁末就已发现了以往理论（包括维恩定律）与实验之间存在着系统性分歧，而且这种分歧不是由误差造成的。后来又有实验证实了这一点。这种检验也迫使维恩再次系统地论证他的定律。经过认真检验，维恩发现，他的定律可以描述能量按短波长的分布，却不能描述能量按长波长的分布。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几个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关于辐射能量分布的理论，其中瑞利公式恰恰与维恩公式相反，即它只能描述能量按长波长的分布，却不能描述能量按短波长的分布。至此，普朗克开始觉察到维恩定律及其自己为之建立的理论基础仍然存在着问题，但问题在哪儿，普朗克一时还找不出来。就在这时，1900年10月来临了，据普朗克的学生G.赫特纳回忆：“当鲁本斯（柏林国家物理技术局的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和他的夫人在1900年10月7 日星期天拜访普朗克时，讨论就转向了鲁本斯所致力的测量，他（鲁本斯）说，对于（他所能得到的）最长的波长，近来由瑞利勋爵提出的定律是成立的”〔4〕。由于鲁本斯实验的缘故， 普朗克立即开始考虑由实验结果带来的修正。
他的思路如下：
1931年，美国物理学家R.W.伍德问起普朗克当年怎么能研究出象量子论这般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普朗克回答说，那是走投无路被逼出来的。E.Segre指出，普朗克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 然而在自然哲学方面却发起了一场最伟大的革命，这要归因于他自觉地接受了客观事实和逻辑严密性的驱使〔5〕。
二.科学发现的自组织理论
（一）关于科学发现所需环境、条件的自组织观
从普朗克发现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一，科学发现和更一般的科学研究首先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有充分的科学交流。W.I.B.贝弗里奇指出，“一个人如果被隔绝于世，接触不到与他有同样兴趣的人，那么，他自己是很难有足够的精力和兴趣来长期从事一项研究的。…这正如培养细菌时需要有几个有机个体，生火时必须有几根柴一样”〔6〕。通过与同事讨论，合作研究， 阅读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等方式，科学成为了一种颇有成效的、名副其实的“远离平衡”的交流开放系统，而这正是科学系统自组织的前提条件。
第二，进入某种科学问题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包括理论科学家和实验科学家）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科学发现的环境和条件就越好。定性地看，这使科学研究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输入越来越大，从而达到或越过“阈限”，即为引发“发现”创造了条件；而科学家之所以被吸引到某一科学研究领域来，用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话说，那是科学家活动的价值关联性质造成的，即科学家通常总是选择那些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兴趣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的〔7〕。
第三，以上所有研究作为“P案例”的背景研究来看， 它们都具有非特定输入的特点，即它们都不是直接针对“P案例”的；
第四，问题是逐步清晰的、明朗的，并且是问题在引导科学家，从自组织科学的观点看，先前模糊而后清晰的问题就像某种自组织的“吸引子”一样，规范了科学家，而不是相反。科学家被问题所吸引，问题引导了科学家，而后，问题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变得比先前清晰了，这清晰了问题又进一步吸引科学家，规范科学家，这一点实际是反映科学发现为自组织的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二）关于科学发现的自组织动力观
现在再让我们进一步从分析“P 案例”的动力来看科学发现的自组织动力。
许多学者都从心理学角度寻求科学发现的动力，认为可以从心理需求（如按马斯洛五层次需求理论）即自我实现需求来解释科学家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动力，这甚至可以说是解释的主潮流与主传统。例如，爱因斯坦表示，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方法能导致这些基本定律的发现。有的只是直觉的方法，辅之以对现象背后的规律有一种爱好〔8〕； 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说：“不论真假，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没有获得新思想的逻辑方法，或这个过程的逻辑重建。我的观点可以这样表达：一切科学发现都包含着‘非理性因素’，或柏格森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9〕。不错，从科学家个人来看， 他们从事科学创造活动有其个人的动机，或出于功利，或出于智力兴趣，或出于更高的信仰，等等。但是，无论科学家个人出于哪种动机，都能保证他做出科学发现吗？显然不能。所以，在科学家个人来看，“科学发现”于是就成某种“奇遇”。例如，细菌学家史密斯认为，“新发现是一种奇遇，而不是思维逻辑过程的结果。敏锐的、持续的思考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它能使我们始终沿着选定的道路前进，但并不一定会通向新发现”〔10〕。这句话前半部分是错的，后半部分是对的。科学发现绝不是科学家的“奇遇”（想想巴斯德的名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也不是科学家在那里苦思冥想的结果，能否做出“发现”首先是由被发现的对象决定的。“发现”不是“发明”，首先得有被发现的对象存在才能做出发现；这一点正如R.K.默顿所说：“科学家的工作在每一点上受到他所探讨的现象的内在要求的影响，并且或许同样直接地受到他对其他科学家可以推知的批判态度或实际批评的反应的影响，受到他自己的行为以符合于这些批判态度的这种调整的影响”〔11〕。事实上，对象不仅通过自身限制科学家，而且通过科学家同行限制科学家对自然的认识和活动。这也正如B.巴伯所说：“科学发现不是那些不可解释的个人天才之神秘的产物；而是部分地能加以说明的社会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个人和社会都各尽所能各司其职”〔12〕。其次，从主观上看，保证“发现”的是研究是否对路，即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而对路与否则依赖于研究的问题。再进一步地看，问题的揭示又依赖于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验。这里出现了三个要素：问题、理论和实验。我们认为，正是这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成为科学发现的动力。理论和实验的不和谐或矛盾引发问题，问题又进一步推动对理论的研究，推动实验的发展。实验和理论的再次作用，又使问题进一步深化、细化，从而推动研究不断进步。细心人会看出，这里有一个三要素的循环作用圈（如图1.01所示）：
图1.01问题、实验和理论相互作用
考察普朗克发现辐射公式的基本研究过程，不难看出，普朗克的原初动机只是想要建立一个一般性的热力学的抽象理论，真正推动他的，一个是先前的理论——它使他不满意从而引发他去寻找更抽象的理论，一个是实验一它揭示了先前理论的片面性（这种揭示是客观的、主动的、迟早会来到的），再一个是理论和实验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提供了打开“发现”大门的钥匙。在这三种推动中，可以这样排列它们的作用：第一种推动是“发现”前的一般性动力；第二种推动是把科学家引入“发现”的动力；而理论与实验的相互作用所引发的“矛盾性”问题，则是推动科学家进行发现的直接动力，其模式如下图（图1.02）：
图1.02理论、实验和问题对科学发现的三层次作用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从一般到特殊、从粗糙到精致的自组织过程，即问题在发现前到发现中逐渐形成自组织理论所说的“序参量”的过程。在这里，问题的特殊性程度和精致化程度明显地成为度量发现是否临近的标志即成为发现有序化的量度。这一点很有实际意义，因为科学家可以根据这点去判断发现是否已经接近。于是，科学发现在发现过程中就变得可以预测了，至少可以在发现的后期加以预测了，科学发现也就褪去了它那非理性主义的神秘性。
所以，我们认为，是发现过程中理论要素、实验要素相互作用产生问题并使问题清晰化而推动了科学家，而不是相反。
另外，按照自组织理论关于系统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即“役使”或支配系统发展的“变量”（或因子）一定比其它变量“寿命”长，是慢变量；我们可以通过比较“问题”与“科学家”（作为科学研究的参变量）的寿命长短，从而排除寿命短的，找出科学研究演化的动力来。“问题”与“科学家”哪一个寿命长呢？在一个具体的科学研究中，当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时，它就会一直存在于这个科学研究的始终；而作为个体的科学家就不是这样了，或许一个科学家根本就没有触及到问题就已离开了这个研究，或许一个科学家仅仅触及了问题的表面，然后离开了这个研究；而另外一个科学家从此基础上深入到了问题的深层，而问题的解决则又依靠着其他后继者。由此看来，这其中的每一个科学家都没有这个问题的寿命长。这样比较起来，“问题”要比“科学家”寿命长得多，因此我们认为，是问题支配着科学研究，并从而“役使”着科学家，而不是相反。
三.科学家和科学发现
当我们把科学发现这一创造性过程证明为自组织过程时，不免引起以下一些疑问，这里有人可能会问，在你的“科学发现”过程中，科学家哪里去了？科学发现是否成了无主体的过程？如果说科学发现是支配科学家的自组织过程，那么是否意味着科学家没有其创造性了呢？一句话，科学家在科学发现中起何作用？
其实，问题、实验和理论哪一环节也离不开科学家，哪一环节都是以科学家为载体的。问题在于，离不开科学家，是不是科学家就是科学发现的动力呢？仔细分析，我们会给出否定的答复。所谓科学发现离不开科学家，其含义应是：一个具体的科学发现离不开一个具体的科学家，例如，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离不开牛顿；黑体辐射定律的发现离不开普朗克，…如此等等。该语句可以抽象为“Xi发现∈Yi”（i＝1，2，3…，n）。如果语句是这样的，我们就会发现情形并非如此。首先， 每一个发现都有先驱者，这些先驱或是为发现做出了铺垫，或是本身已沿着发现的道路接近了发现。没有这些先驱的努力就没有发现。正如物理学家卢瑟福所说：说任何一个人突然完成了惊人的发现是不符合事物本性的；科学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每个人都要依赖于前人的工作，……科学家依靠的不是单独某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成千上万人汇集起来的集体智慧〔13〕。其次，有许多科学发现是许多科学家独立地、几乎同时做出的，能量守恒定律，量子力学理论，微积分，……，数不胜数。这一情形可以用语句“Xi∈ⅡYj”（j＝1，2，3…n）表示。这表明， 某一个科学发现是不依赖于哪个个别的科学家的。这正如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E.Segre所说：“虽说在科学发现中命运起着某种作用， 但同时发现的情形很多，却很难过分归诸机遇。…此外，在某一学科的发展中，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所以对个人的崇拜不能过份。…总之，我们有一种清醒的印象：即使某一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没有诞生，五十年后的物理学还是会出现在同一水平上”〔14〕。而著名的科学史家G.萨顿则恰如其分地把它概括为一句名言：死亡并不中断科学家的工作，理论一旦展开就永远生气勃勃〔15〕。既然科学发现可以离开具体的某个科学家，可见具体的科学家并非具体的科学发现的动力。
那么，是不是“科学家共同体”就是科学发现的动力了呢？语句“Xi∈ⅡYj”（j＝1，2，3…n）所表明的， 是科学发现依赖于一代一代科学家或同一空间中不同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很明显，按照库恩的观点，他们并非属于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更何况科学发现是一种微观活动呢。所以“科学家共同体”这种宏观主体一定不是科学发现的动力。死亡为什么中断不了科学家的工作呢，就是因为科学文化系统保留了、积累了科学家有意义的成果，而不是科学家本人。科学家只有籍其成果才能在科学系统中留有一席之地。科学文化系统的发展依赖于它的问题的丰富性，依赖于实验、理论和问题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家只是承载这三要素的载体。
那么为什么产生那些疑问呢？那是“由于在我们的思维中，习惯于以人为中心来考察一切问题，所以，我们就不加思索地认为，这些人做出了这些发现。从某种意义，即生物学意义上来说，他们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想把这种发现解释为数学（更广义地，科学一笔者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事件，那么，我们必须把个人完全排除在外。按照这种观点，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发现，而是某些事发生在他身上。他仅仅是被闪电照亮的一块地方。……是被选择…作为表达的媒介”〔16〕。
此外，当把科学发现作为一种过程而非行为看待时，科学家与科学发现的关系就如同历史中的个人与整个历史过程的关系一样。在科学发现的历史中，科学家的作用即每个科学家自觉不自觉的意志、努力及其成果，必定构成许多相互作用。因此科学发现在实际上是由这些作用的总和造成的而不是由其中某个作用造成的。当然，这些作用并不平权、等值，其中有些作用大些，有些小些。这正如恩格斯在谈论个人意志与历史进程的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然而从这一事实中绝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7〕。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对我们而言，有两个重要的地方，第一，注意恩格斯所说的“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句话的含义，一个“整体的、对历史过程中的个人而言是‘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是什么呢，用自组织科学理论来看，不就是“序参量”吗？！第二，个人的意志并不等于零，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这意味着科学家个人对科学发现是有贡献的。把科学发现证明为自组织的过程，并不意味着科学家毫无创造性，也并不导致科学发现是一个自动的无需人的过程。科学发现的自组织性质只意味着这一过程具有自主性和内在逻辑，意味着科学家必须遵从这种性质，受这种性质的支配，当科学家的创造性与其内在逻辑相合时，科学发现才能做出。科学发现以科学家的头脑为载体和场所，科学家受发现过程内在的逻辑支配，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
一句话，科学发现的自组织性质强调的是，发现的背景和信息输入，发现过程中的问题、理论和实验的互动，而发现者的创造性努力只是体现这些复杂作用的荷载体，是发现的认识动力的社会学表现。（收稿日期：1995年3月6日）
*本课题得到中华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注释：
〔1〕G.Holton:Thematic Origins of Scic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437-440
〔2〕宋玉升等译，《诺贝尔奖获得者演讲集（物理学）》第一卷 ，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页。
〔3〕〔4〕[美]J.梅拉、H.雷琴堡，《量子理论的历史发展》，第一卷，第一分册，戈革等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5〕〔10〕〔14〕E.Segre：《物理名人和物理发现》（刘祖慰译）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6〕〔8〕W.I.B.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 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7〕〔11〕[美]R.K.默顿：《17世纪英国的科学、 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Richard Boyd,P.Gsper,J.D.Trout edited:The Philosophyof Science,The MIT Press,P.100.
〔12〕B.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三联书店，1991年版， 第222页。
〔13〕G.Holton：《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15〕G.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9页。
〔16〕[美]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80-28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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