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产业政策调整_轻工业论文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产业政策调整_轻工业论文

我国的工业结构演变与工业政策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论文,结构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发展及其结构转换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转换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结构变动的成效如何;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从实行行业倾斜、注重行业发展比例关系转变到对影响行业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进行调整(例如,节能降耗、资源价格改革、降低出口退税率等等),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工业发展和结构转换提出了什么要求;我国工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要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工业结构演化及升级的趋势如何;未来我国工业结构政策取向和重点是什么,这是本文要重点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一、我国工业结构演变的历史概况

(一)改革开放前的轻重工业发展严重失衡

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加之原苏联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影响,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具有其历史必然性。按照这一发展战略,我国在较长时期都实行价格“剪刀差”政策,从农业和轻工业领域获取尽可能多的积累资金来支持重工业快速发展。这种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来换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及政策措施,使我国在人均国民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基本建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化体系,并为后来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没有摆脱僵化和封闭自守的思维禁锢,实行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和重工业发展政策,不可能在当时推出工农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间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政策,这就导致在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时形成了工业结构的重型化特征。具体表现为:(1)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发展滞后、消费品严重不足。1953~1978年间,我国重工业发展明显带有“自我扩张、自我循环”的不合理增长方式。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的比重分别由1952年的64.5%、35.5%变为42.7%和57.3%;(2)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及重工业内部采掘业、原料工业的比重明显下降;(3)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上升趋势显著。

(二)20世纪80年代的轻工业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重大转变。在工业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结构调整政策,旨在扭转轻重工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消费品极其短缺的局面。中央决定从1979年开始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把各方面的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在工业结构调整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1)实行鼓励发展轻工业和限制重工业发展的政策。一是对轻纺工业实行“五优先”的倾斜政策,即优先保证轻纺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优先增加进口轻纺工业所需的原材料,优先增加对轻纺工业的投资和用汇,优先安排轻纺工业的挖潜革新改造项目,允许轻纺工业自销一部分产品,优先安排轻纺工业所需的运力等。二是对于重工业,则采取重转轻、军转民、长转短等形式,调整产业及产品结构。(2)通过直接行政手段限制“长线产业”发展,通过行政干预关停并转落后加工企业。(3)调整投资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国家投资向重点建设倾斜;通过发行重点建设债券、增加银行贷款等措施,加强农业、能源、运输等部门的建设;开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实行有差别税率,引导一部分非重点建设投资转到国家重点建设上来。

在上述产业结构政策的直接作用下,我国工业结构过度重型化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具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我国工业结构演变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1.轻工业快速增长,轻重工业比例结构得到调整和改善。以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为起始点,1979~1984年、1985~1990年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轻工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1.7%和11.24%,分别高于同期重工业产值增速5.1和1.72个百分点;轻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由1978年的42.7%、1979年43.1%上升到1990年的49.9%,重工业比重则由1978年的57.3%、1979年56.9%下降到1990年的50.1%,改变了改革开放前“轻轻工业、重重工业”的工业结构。

2.轻重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发展迅速。在轻工业内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继续领先增长,所占比重持续提高,由1979年的29.9%和13.2%增加到1984年的33.8%和15.8%。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电视机、洗衣机等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工业高速增长,带动了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快速发展。

3.生产要素投入明显向轻工业倾斜。20世纪80年代,我国工业结构演变与结构改善主要得益于工业发展战略转变之后,轻工业获得了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1980~1990年间,轻工业固定资产、劳动力投入分别增加了11.6和5个点,表明这一时期工业固定资产和劳动力投入向轻工业倾斜的趋势非常明显。这种格局使轻重工业发展不匹配的矛盾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三)20世纪90年代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已摆脱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的困境,绝大部分工业品普遍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工业生产力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物资供应逐渐丰富;但另一方面工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加剧。突出表现在:(1)现有消费需求结构难以支撑我国工业发展,亟待通过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2)多年来的重复建设已使我国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出现过剩,导致加工工业与本来就很紧张的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能源、电力、原材料等重化工业的“瓶颈”制约加剧;(3)工业技术落后,导致大量技术装备依赖进口。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逐步实行了一系列对工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1994年,国家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纲要》首次提出将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和建筑等四个行业作为支柱产业。通过加快发展支柱产业,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同时,明确提出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步伐,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新产品开发;(2)出台了我国第一部产业政策——《汽车工业产业政策》;(3)通过金融干预和引导政策调节产业投资方向。工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则集中用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促进经济健康增长;(4)通过财政政策直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为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给我国造成的外需减少,避免国内通货紧缩而导致经济出现明显减速,中央提出了立足国内需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经济方针,这为重化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

在上述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工业结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工业比重不断提高,工业结构再次呈现重型化特征。1991年,我国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8.86%,重工业占比为51.14%,到2000年,轻工业占比为39.8%,重工业占比上升为60.2%。这表明在市场需求拉动和政策引导下,重化工业重新复苏,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

2.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具有良好产业关联的工业部门产值比重提升。一些传统的工业部门在全国工业产值中比重相对下降(如纺织、烟草、食品工业等),而与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相关的工业,如以汽车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医药工业等占工业比重上升,分别由1991年的4.42%、3.46%和2.05%提高到2000年的6.26%、8.81%和2.08%。

3.工业产业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对工业组织结构进行大规模改革、改组的重要阶段。一是在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部分国有大型工业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多数国有小型企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二是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是国有企业在一般加工工业中调整、退出较快,而在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度较高、规模经济显著的工业行业占据重要甚至垄断地位;三是工业组织结构调整开始摆脱部门之间、地区之间、所有制之间的限制,企业联合、兼并、重组的步伐加快,优胜劣汰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二、我国工业结构及相关政策的现状分析

(一)近年来我国工业结构演变的主要特征

1.工业行业发展比例关系向适应工业化方向转变。首先,工业行业发展比例关系基本协调,短缺现象和行业“短腿”基本消除。同时,加工工业与能源、原材料工业不协调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其次,适应工业化进程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要求,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一批资本技术密集、代表工业化水平的重化工业部门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工业产值结构中的比重有所上升。第三,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其增加值从2000年的2530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9649亿元,年均增速为25.8%;其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相应由10.6%提高到12.1%。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工业和外贸出口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2.工业技术装备水平得到提高。近几年来,随着技术引进和国产化进程加快,使得我国电力、钢铁、水泥、汽车、石化、纺织、家电等工业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我国钢铁工业的技术装备中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比重超过50%,特别是轧钢技术装备90%以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体现先进水平的年产30万吨的国产聚酯成套装备在国内建成投产;采用国内技术和装备建设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已达到700多条,所生产水泥产量占总产量50%以上;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的技术引进和本土化生产取得重大进展,本土化率达到70%以上。

3.行业集中度有所提高,企业兼并重组取得一定进展。近年来,部分工业行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促进了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例如,到2006年底,我国排名前10位的大集团水泥产量接近2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由2000年4.4%左右提高到2006年的16%以上;轻工业中,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器等行业前6位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已分别达到75%、74.6%和68.5%。此外,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钢铁、煤炭、电力、水泥、有色、铁合金等产能过剩行业调整的力度,部分技术水平低、能耗高、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能力被强制淘汰。

(二)目前我国工业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1.自主研发水平低,许多主导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依赖进口。由于我国主要工业领域自主知识产权的缺乏,原创性技术和产品较少,导致我国许多工业行业的关键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目前,我国工业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少,在发明专利中,国外授权量达到总量的2/3;我国主要机械设备技术来源的一半以上、多数电子信息设备的核心技术需要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例如,我国光纤生产能力和市场空间都很大,但光纤设备百分之百都需从西方进口;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95%,轿车制造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及胶印设备的70%左右依赖进口。

2.工业结构虚高度化的问题突出。从表面上看,我国工业结构高度化达到较高水平。一是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中比重较高。2006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33%,在工业中的比重达到77.9%。这样的比重已大大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二是出口商品结构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份额大。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达2182.5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30%左右,出口规模仅次于美国、日本而位列世界第三。

实际上,我国工业结构明显具有虚高度化的性质。一方面,它主要依靠外商投资企业和大量加工贸易来实现的。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例,2005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6480个,工业产值为24021亿元,占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77.4%。目前,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加工贸易所占比重高达80%以上;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主要承担的是上述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工序,而实际技术密集程度、研究开发比重和附加值都相当低。

3.工业行业内部加工深度低,增加值率处于较低水平。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率不到26%,大大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率。近年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及重工业增加值率呈现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30%左右下降到2006年的不足26%,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工业物耗比重高、加工深度和技术含量低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

4.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一是产业集中度、专业化协作水平低。目前我国在许多要求产业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工业行业,产业集中度偏低。我国汽车生产企业有120多家,但总产量仅与丰田、通用汽车公司的产量相当;另一方面,大、中、小型工业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水平较低,特别是在跨国公司进入的工业领域,关键环节被外方控制,中资企业的产业协作配套体系不完整或被割裂;二是行业龙头企业实力不强,缺乏集总体设计、成套能力和系统服务功能于一身的总承包企业(或企业集团)。

三、未来我国工业结构的演变趋势

(一)国际上工业结构演变和升级的经验总结

1.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结构演变和升级的一般规律。通过对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分析发现,它们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业结构演变和升级按照如下规律演变,或者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即工业化首先是从以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开始的。

(2)随着工业化发展,特别是进入工业化中期,石油化工、钢铁、电力、机器制造业等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的重化工业加快发展,工业部门结构由以轻工业为中心向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转变,即所谓“重工业化”或“重化工业化”。

(3)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重化工业继续快速发展,在工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此阶段的重工业化主要表现为由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阶段向以深加工和组装工业为中心的阶段演变,即所谓“高加工度化”。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意味着加工组装工业的发展大大快于原材料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工业加工程度不断深化,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高。

(4)工业化后期,随着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新型工业兴起,以汽车、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和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光电子工业、办公自动化设备、信息处理系统、生物工程、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得到迅猛发展,技术又取代了高加工度化阶段资本的主导地位,成为生产要素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工业结构进一步表现为“技术集约化”趋势。

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完善、资源与环境约束不强等客观历史条件之上的。这些国家工业结构演变与升级主要依赖于经济结构内部的自我平衡、自我调节过程,外部政策力量对工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是间接的。但也应认识到,即便是信奉和标榜自由经济的美国也根据国家战略,通过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以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的发展,保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或垄断地位。

2.新兴(后发)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日本从一个资源极度短缺、工业落后的国家迅速成长为工业发达国家;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过短短30多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过程;爱尔兰则直接从一个以农牧产业为主的国家发展成为以电子信息产业等新兴工业为主的后工业化国家。这种在一定条件下超越传统工业结构演变进程的经验值得总结。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

一是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机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特别是利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促进重化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利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引进和主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使一批高技术工业部门得到快速成长。

二是实行了政府与市场机制协同推进工业结构升级的模式。由于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很难在短时期内积累资本,这对后发国家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过程,也很可能依靠市场选择而丧失发展机会。因此,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工业结构演变及升级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干预型工业结构成长模式的代表。干预型工业结构成长模式的主要做法是以大型龙头企业为支撑,政府来规划工业发展与结构调整升级目标,确定带动整个经济起飞的战略产业,通过政府经济计划、经济立法和政策措施来干预工业经济活动、实现既定目标发展。不过,在这种干预型工业结构成长模式中,市场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取消,只是改变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形式。

(二)新阶段影响我国工业发展和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

1.科技进步。科学技术不断地渗透到各生产要素之中,通过提供更先进、更有效率的生产工具,扩展和改变劳动对象,提高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等环节,不断地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今后,科技进步作为影响工业结构演变和升级的重要力量,将推动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传统工业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2.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有利于增加资源配置的选择空间,有可能促进我国工业部门投入产出结构的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带动我国相关工业行业及企业的产品技术水平和制造技术水平的提高。但是,应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很难说是公正、公平的。因此,全球化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1)延缓甚至阻碍我国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投资和产业转移中,往往把我国的产业纳入其产业内部垂直分工体系中,我国企业一般处于加工制造低端环节,并且跨国公司有把这种分工格局固化的强烈倾向;(2)出于技术垄断、追求高额利润的需要,跨国公司向我国的技术转让具有很强的战略目的和步骤,技术溢出的范围和效应有限;(3)在全球化趋势过程中,跨国公司通过独资或股权控制、技术控制、成本控制、品牌控制等多种手段来增强它们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甚至垄断优势,迫使国内企业让渡部分或大部分市场,并造成国内一批行业“排头兵”企业接受被并购的局面,这将制约国内产业资本的投资领域与自主发展的空间。

3.工业化进程的影响。首先,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高技术部门和以提供生产工具为特征的装备制造业将得到迅速发展。其次,通过改变需求结构影响工业结构。工业化进程加快必然引起社会需求结构变化,从而从消费需求结构与投资需求结构变化两方面引起工业结构变化和升级。其中,消费需求的变化对工业结构的变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需求因素主要通过需求结构的升级和需求收入弹性作用于工业结构升级,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从外部推动需求结构的升级,需求的重点也将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从生活必需品向高档消费品乃至奢侈品转移,从易耗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转移。第三,信息化条件下的工业化不仅改变了工业化的内涵和路径,直接提升工业结构,而且促进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乃至信息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但使得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从总体上推动着工业结构升级,而且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也对传统工业部门进行了重新塑造,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技术、管理、产业组织和生产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4.制约我国工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几大难题。

(1)以工业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与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

(2)市场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矛盾亟待化解。一方面,传统产业、低档产品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市场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有效供给不足,造成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

(3)市场效率提高与劳动力就业增加的矛盾将更加突出。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技术进步,我国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工业中“资本”排斥“劳动”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如何处理市场效率提高与劳动力就业增加之间的矛盾是未来我国工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升级中需要破解的一大难题。

(4)现有体制机制不利于工业结构升级。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工业企业普遍缺乏自主研发的主动性、积极性,助长了“铺摊子”、扩大经济规模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宏观调控机制和产业政策的形成落后于体制改革推进的过程,对各利益主体的调节难度大为增加。

(三)未来我国工业结构演变的趋势

1.更加注重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工业结构体系既作为一个整体受制于国内工业发展因素的影响而相对独立地成长,同时又受到全球范围的工业结构体系和需求结构体系的影响,从而成为全球工业结构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一国工业结构的演进也不再仅仅是基于本国或本地区资源结构,生产能力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较为单一、封闭的演进,而更多的是基于全球市场范围、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市场机制一体化的开放式、综合性的演进。

2.工业与农业、服务业协同作用更加突出。无论是从经济学原理还是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农业、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之间的发展比例关系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数量关系。它实质上反映的是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之间、上下游产业之间是否形成有机联系和良性循环。但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发展迅速,而第二产业发展又主要倚仗重化工业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重化工业内部自我扩张、自我循环的状况。这一方面割裂了三次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削弱了工业与农业、服务业协同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得由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受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日益强烈,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工业与农业、服务业协同作用的增强必然对未来工业结构演变和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3.重工业化从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阶段向以深加工和组装工业为中心的阶段演变,“高加工度化”趋势将得到强化。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人类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目标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首先,以工业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现有工业发展方式与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的快速扩张难以长期持续下去;其次,我国资源产出效率较低,工业发展必须向资源高效利用、污染少、技术含量高的现代制造业转变。再次,我国能源、原材料类重化工业已经具备相当大的生产规模,有条件实现由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因此,实现从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的转变是必然趋势。

四、未来我国工业结构政策取向

(一)我国新型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征

1.发挥后发优势。后发性特点是指我国工业结构演变不必完全沿袭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和工业结构变化、技术发展的轨迹,而是跨越一些技术发展阶段实现工业结构演变与升级。例如,我国信息传输网络就跨越了“同芯电缆”阶段,一步进入“光纤”时代。因此,只要认真吸取工业化先行国家的经验教训,我国工业结构演变和升级的后发优势还是明显的。具体体现为:

(1)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工业结构升级,不但使得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高,改变了传统的工业部门结构,而且也对传统工业部门进行了重新塑造,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技术、管理、产业组织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样,其他新技术的应用,也对工业行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2)尽管我国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不能跨越,但发展重化工业的方式和手段是可以跨越的。随着技术不断创新、需求结构升级加快,使我国以能源、原材料为中心的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有可能缩短,重化工业向高加工度化方向转变的趋势将增强。

2.增强自主性。工业结构演变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

(1)通过不断增强自主研发能力来提高重要工业领域自主发展的技术实力,降低在产品研发、设计及关键技术、重大装备等方面对国外的依赖。

(2)中资企业特别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行业兼并重组等过程中,应增强而不是放弃中资的控制力,以增强行业发展与结构升级的主动权。

(3)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和具有成长性的行业,无论是资产结构还是产品研发、关键制造环节,国内企业应占据优势地位或拥有较大话语权,以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3.粗放式发展转向集约化发展。(1)工业发展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效益提高。通过调整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从技术、环保、经济规模等方面严格行业准入标准,控制新增加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抑制工业的粗放式发展。

(2)工业发展由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为特点的传统生产方式向以资源高效利用、污染少、技术含量高的现代制造业转变。

(3)大力培育和发展竞争优势产业。从理论上要改变把发挥(静态)比较优势发展我国经济作为单一战略选择的认识。目前,中国发展经济的资源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劳动力成本适度上升已成必然,单纯根据静态比较优势发展我国工业的条件已发生变化。同时,随着我国产业资本积累不断扩大、产业技术实力不断增强,培育和发展竞争优势型产业的条件日趋成熟。

(4)提高生产要素质量。要通过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包括劳动者的素质、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矿产资源的品位等),使工业发展尽快转入集约化发展轨道。

4.强化科技和体制创新。当今时代,创新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科技和体制两方面的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提高创新能力,是新型工业化模式的核心,也是工业经济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二)未来我国工业结构政策的重要取向

1.强化战略意识,突出国家总体、长期战略的调节引导作用。首先,要把工业结构升级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工作的战略任务。经济结构的变化或升级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能指望政策和措施在短时间内就见效,这就要求在制定规划、政策措施时具有战略意识和长远考虑。

其次,要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出发,谋划若干战略产业,予以优先发展。像电子信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工业、装备制造业等具有战略地位的高级工业部门的发展,一方面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较快,通过它们的产业关联和技术扩散等,能够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更能够促进整体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它们往往构成国家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部门。我国应通过国家专项工程计划形式,集中优势力量和有效资源,选择上述战略产业中的关键技术、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列入国家“专项工程计划”。

第三,一个国家工业结构升级过程在本质上是以企业为主体、市场竞争选择的结构,但单靠市场完成结构优化升级所需要的时间较长,因而必须强调总体长期战略的引导作用。特别要积极探索使总体长期战略发挥引导作用的体制机制,探索战略制定主体的形成及科学决策的机制。

2.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促进自主创新机制的形成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技术创新。历数各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一定意义上说工业化的历史就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扩散的历史。目前,我国的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关键领域的技术含量低,研发投入不足,新产品创新能力低下,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更是80%以上依赖进口。因此,应加大国家对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

(1)实施鼓励企业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财税政策。为了降低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企业开展自主研发承担的风险,国家以适当方式给予扶持;企业自主开发产品的科研设施建设投资凡符合技术进步方向的,可在所得税前列支,从经济利益导向上改变“研发不如引进”的状况;对重大共性技术试、产业化阶段给予资金支持;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技术、专利的申请费、代理费等进行适当的资金补贴。

(2)加大对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企业的政府采购和金融支持力度。一是完善鼓励订购和使用国产首台(套)重大技术及装备的政策或措施。参照工业发达国家惯用作法,实行“国货优先”和“原产地”原则,为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启动市场;二是对订购和使用首台(套)国产重大技术及装备的国家重点工程,优先予以安排;三是加大政策性金融对成套装备、高技术产品提供买方信贷;四是尽快建立由项目业主、技术与装备提供企业、保险公司之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重大技术装备保险机制。

(3)高度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虽然近几年,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我国的基础研究水平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科学研究的落后必然导致技术的落后。因此,要提高工业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国家必须加大对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金支持力度,促进更多的原始创新性成果的诞生。

3.强化促进资源密集型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政策措施。(1)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如进一步提高出口关税,必要时实行出口数量限制,压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工业行业及企业的出口冲动;(2)从法律、环境、安全、技术、质量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提高行业准入标准,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强制淘汰落后产能;(3)建立规范的落后产能退出制度。首先,规范企业关闭破产或淘汰落后产能的程序;其次,建立落后产能退出的保障和补偿机制。当前,应尽快建立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企业三方共同出资的“落后产能退出专项资金”,实现对关闭破产企业的经济补偿和企业职工的妥善安置;第三,尽快建立产业结构调整基金,主要用于对被关停生产能力的经济补偿、人员安置以及对其转产提供引导资金。

4.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结构优化升级的制度保障。(1)深化政府管理体制和干部考核制度的改革。应切实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上的支配权与行政干预权。同时,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避免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倾向。(2)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在建立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规范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上,企业特别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要真正向独立的市场主体转变,形成自主发展与自我约束的机制,在投资经营活动中真正做到自主决策、自担风险。(3)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在市场调节中的基础性作用。重点是推进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特别是要调整和理顺土地、重要矿产资源、水资源等稀缺资源的价格关系,建立和完善生态环保补偿责任机制,使本应由企业承担、以前却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那部分成本,真正计入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成本中,从而引导各类投资者和企业节约使用稀缺资源、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和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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