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两个人所共知的口号。“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是由学者提出的，较早见于南斯拉夫“实践派”，“实践派”成员斯托杨诺维奇在总结南斯拉夫等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时说：“50年代后半期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正的重新认识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在‘回到真正的马克思’的口号下，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倾向发展起来了。”[1](P87) “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主要是通过张一兵的一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创新，要与时俱进，这是党中央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提出的口号。
“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两个口号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人所共知，但所遭遇的命运却很不相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一口号得到了普遍的赞同。这不仅因为它是由党中央提出的，是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而且这一提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神。马克思主义公开宣布，没有绝对的、不变的理论，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实践的反映，实践在发展，理论也要发展。而“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却争议很大，一些人表示赞同，一些人表示反对。反对“回到马克思”有种种理由，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回到马克思”是“回到康德”这一新康德主义命题的翻版，是要把思想认识拉回到过去的水平，这是与中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创新、要与时俱进的要求相矛盾的。赞同也有种种理由，理由之一是，“回到马克思”与“回到康德”不是同一类命题，不是说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说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就要把握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因此，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并不矛盾，回到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否则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
那么，我们对“回到马克思”是赞成还是应当反对？ “回到马克思”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本文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的想法。
“回到马克思”的提法会引起争议，不仅因为它是由学者提出的，更因为这一提法的字面意义是不确定的，人们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视野中对“回到马克思”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讲“回到马克思”。同样是说“回到马克思”，实际的含义可以是各不相同的。人们总是在一定的视野中来理解某一口号的，视野不同，理解到的意义也会不同。在理解“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时，可以是解释学的视野，可以是思想史的视野，可以是认识论的视野，也可以是价值观的视野，等等。视野不同，角度不同，“回到马克思”这句话的含义也不同。既然“回到马克思”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意义，就不能笼统地说“回到马克思”是对还是错，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而需要具体分析“回到马克思”的各种不同的含义，然后在确定的意义上肯定或反对“回到马克思”，指出“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从解释学的视野来看“回到马克思”的可能的含义。在解释学的视野中，“回到马克思”可以表达两层含义：（一）研究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原本思想，忠于马克思文本的原意；（二）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相比，马克思的著作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源泉的意义，应当主要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争论。在解释学的视野中，关于“回到马克思”的争论属于不同解释学观念的争论。
在解释学的视野中，在“回到马克思”的第一层意义上，赞成“回到马克思”，就是坚持这样一种解释学立场：尊重原著，尊重作者，而这一立场也意味着原著有不依赖于读者的固有的意义，原著的意义是可以为读者正确把握的。就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来说，就是肯定马克思著作的意义是马克思赋予的，表达的是马克思的思想，我们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就是要把握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可以为我们正确把握的。读别人的著作也是这样，读柏拉图就要回到柏拉图，读康德就要回到康德，读黑格尔就要回到黑格尔，等等。这一解释学立场是正确的吗？我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在解释学的视野中，我赞成“回到马克思”。
在解释学的视野中，在“回到马克思”的第一层意义上，“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仅不矛盾，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连马克思的思想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何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肯下功夫回到马克思，或根本就不想理解马克思，就在那里大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甚至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或那一理论过时了，他们提出的一些“新”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值得怀疑的。不肯回到马克思而去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名义下，把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塞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来。
在解释学的视野中，也有一些人是反对“回到马克思”的提法的。他们坚持这样一种解释学立场：文本一经产生，文本的意义就不再与作者有什么关系，文本的意义不是作者表达的思想，而只是人们的理解，文本不能为自己保持固有的不变的意义，文本的意义是随着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时代而变化的。因此，阅读理解的目的绝不是回到作者，把握作品的原意。根据这种解释学立场，“回到马克思”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在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提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什么”的问题，提出“什么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任何关于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争论都是不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是理解的创新，读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理解出与过去不同的意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站在这样的解释学立场上反对“回到马克思”，去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会给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走上斜路。
在解释学的视野中看“回到马克思”，不仅具有“读马克思的著作就要回到马克思的思想”的意义，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含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主要应当以马克思的著作为依据，而不能主要以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为依据。南斯拉夫实践派提出“回到马克思”时，主要就是想传达这一思想。他们认为，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以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为依据，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著作反而被忽视了。张一兵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也隐含着这样的意义。对于这一层含义的“回到马克思”的提法，我们是赞同还是反对？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在第二层意义上，“回到马克思”表现了这样的一种解释学立场：理解总是相对的，理解与对象之间具有从根本上说不可消除的“间距”；读者是平等的，没有一个读者可以垄断对作品的解释权，不能以理解者的理解来评判理解是否正确。我是赞同这一解释学立场的，因而在第二层意义上，我也是赞成“回到马克思”的。
“回到马克思”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解释学观念的觉醒和进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以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为依据，马克思主义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著作反而被忽视了，这在哲学的研究中尤为突出。这种研究方式体现了一种绝对主义的解释学观念：恩格斯绝对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列宁绝对正确地理解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等等。在那个年代，“马恩列斯毛”几乎被看作是同一个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种新的解释学观念，提出主要应依据马克思的著作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第一个从解释学的视野中提出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他说：“在研究独创的或新颖的思想时，人们只是在其次才考虑到其他人在这种思想文献记载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正是在这方面，至少作为一般原则和作为方法，应当提出实践哲学的两位创始人之间的同质的关系问题。当其中的一位或另一位根据他们的相互一致提出一个论断时，这个论断只在那个问题上才有效。甚至其中的一位为另一位的著作写几章，这个事实也并不是应该把该书看作是他们完全绝对一致的理由。不需要低估第二位的贡献，但也不需要把第二位和第一位等同起来，人们也不应该认为（恩格斯）归诸于（马克思）的一切东西都是绝对真实的，不渗入任何其他东西的。当然，（恩格斯）证明在著作上是独一无二地无私的和没有个人虚荣心的，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这也不是怀疑（恩格斯）在科学上的绝对诚实的问题。问题在于，（恩格斯）不是（马克思），而如果人们要知道（马克思），人们就须首先在他的真正的著作中，在那些由他直接负责发表的著作中去寻找他。”[2](P78) 葛兰西的解释学观念是正确的吗？我认为是正确的。恩格斯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马克思创立的，因此，恩格斯也是马克思著作的读者，他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恩格斯、列宁作为马克思著作的读者，不拥有对马克思著作的绝对的解释权，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当在自己的时代不断地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著作，而当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上与恩格斯、列宁等人发生分歧时，解决的途径只能是“回到马克思”。
在解释学视野中的第二层意义上，“回到马克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是有利于理解的创新。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根据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理解，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通过对马克思著作重新理解，可以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也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前提。在解释学视野的第二层意义上反对“回到马克思”，就意味着固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在一些方面继续误解马克思主义，这显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现在我们离开解释学的视野而转到思想史的视野来看“回到马克思”这一提法。在一些人那里，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回到马克思”也就意味着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思想，就是正确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某一理论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就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根据。结果，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找到了马克思的一种提法，正好符合他的想法，就作为自己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这种现象极其普遍，在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在许多实际工作者中，都存在着这一现象。这一现象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马克思就是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思想史视野的缺失，更准确地讲，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史视野的缺失。
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的思想，“回到马克思”就会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就会把马克思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思想来看待，把马克思早期有过的体现别的思想家思想的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而是一种退步，退回到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的水平去了。大家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存在着一种很有影响的人道主义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并依此提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概念，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创新。这种理解并不是没有马克思的思想依据的，也是“回到马克思”的，但回到的却是“青年马克思”。因此，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握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那么，仅仅在解释学的视野中承认“回到马克思”的必要性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想史的视野中提出“回到哪个马克思”的问题。
“回到哪个马克思”这一提法，就意味着不是存在着一个马克思，而是存在着几个马克思。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从思想史的视野来看马克思，不仅是要求把马克思的思想看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把马克思的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把马克思始终看作是马克思，仍然只承认一个马克思，因此，缺乏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史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有一个从马克思Ⅰ向马克思Ⅱ的转变。我们不仅要在解释学的视野中提出“恩格斯不是马克思”的命题，我们还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史视野中提出“马克思不是马克思”的命题。马克思并不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自己思想发展的一定时期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按我的看法，从哲学上来说，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四个不同质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理想主义时期，从中学到大学初期，在此阶段上，马克思的思想主要是受康德、费希特的影响，“理想”是他的哲学的出发点。第二个时期是黑格尔主义的时期，从1837年初到1842年，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的世界观受黑格尔思想的深刻影响，“理念”是他的哲学的出发点。第三个时期是“费尔巴哈派”时期，从1843年到1844年，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的世界观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人性”仍是他的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在一些方面能从实践出发来理解问题。在这两方面中，第一方面在当时的马克思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第四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时期，从1845年至马克思逝世，“实践”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前三个阶段，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时期，我们可以总称为“马克思Ⅰ”，或者按西方学者的说法，叫“青年马克思”。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可以称为“马克思Ⅱ”，西方学者叫“老年马克思”。只有“马克思Ⅱ”或“老年马克思”，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从了解把握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Ⅱ”，而不是不加区别地“回到马克思”。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马克思Ⅰ”与“马克思Ⅱ”之间，不只是有思想的飞跃、中断，也有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不仅有否定，也有肯定、继承，这一层关系就不具体说了。我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的看法可能是错的，但有一点我认为是不会错的，这就是：马克思不就是马克思，马克思有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程，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马克思，对于我们掌握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回到马克思Ⅱ具有根本的意义。
提出“回到哪个马克思”的问题，要求“回到马克思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回到马克思Ⅱ”，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起点、前提问题。不然的话，就会以马克思早期的某些体现别的思想家的思想的思想为依据，去搞“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样的“创新”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引向斜路。
在解释学的视野中，我们要求“回到马克思”，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从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求“回到马克思Ⅱ”。“回到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Ⅱ”只是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还没有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何以必须创新，必须与时俱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进入认识论的视野。在认识论的视野中看“回到马克思”的提法，会有两层不同的含义，含义不同，“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关系也不同。
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回到马克思”的第一层含义是：马克思的思想是真理，是绝对真理，马克思已经为后人提供了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案，提供了万能的灵丹妙药，我们只要照着马克思说的去做就行了。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同意“回到马克思”。这一层意义上的“回到马克思”，确实是“回到康德”口号的翻版，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野来看，一切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真理性是相对的，没有一个人包括马克思在内，可以最终为人类发现绝对真理，以后的人类只要去实现这种真理就行了，用不着再去认识自己的时代，去发展真理。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了，世界的情况，中国的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认识也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必须总结新的经验，吸取人类认识的新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回到马克思”。
在认识论的视野中看“回到马克思”，我们还可能看到另一层含义，就是“回到真理”。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理论层出不穷，这些理论往往批评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或那一理论已经过时了，不再是真理了。一种理论是否是真理，不在这种理论之“新”“旧”，而在于这种理论是否符合实际生活。在某一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可能仍然是符合实际生活的，是真理，而某些“新”理论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生活的，不是真理。在反对这些以“新”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是不符合实际生活的理论时，我们应当坚决地“回到马克思”。例如，在哲学上，现在有很多“新”理论，如“超越”的实践哲学理论、类哲学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反本质主义理论、选择论等等，这些理论或者是以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的新的理解形式出现，或者自认为超越了马克思的世界观。然而，这些“新”理论是正确的世界观吗？这些“新”理论经得起当代实践的检验吗？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这些“新”理论并不是正确的世界观，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符合实际生活的科学的世界观。在基本的世界观、历史观上，马克思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坚决地回到马克思，反对各种“新”理论。回到马克思，并不是我们对马克思情有独钟，而是因为马克思说的是真理。谁的理论是真理，我们就回到谁。回到马克思或回到其他人的理论，本质上应当回到真理，而更深刻的本质则是回到实际生活、尊重实际生活。现实生活证明马克思正确，我们就回到马克思，而当实际生活证明马克思的某些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就在这一理论上坚决地离开马克思。离开马克思，其实也是一种回到马克思，因为正是马克思教导我们，必须用实践来解决认识的真理性问题，而不是以哪一个人的理论来解决认识的真理性问题。
在认识论视野中的第一层含义上讲“回到马克思”，是阻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而在认识论视野的第二层含义上讲“回到马克思”，却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个命题，就是回到马克思的结果，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而回到马克思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新”而是为了“真”。从本质上说，只有“真”的理论才真正是新的理论。所以，回到马克思的真理和马克思主义理念创新，是统一的追求真理的过程。
最后，还有一个从价值观的视野中来看“回到马克思”的问题。在价值观的视野中，“回到马克思”的含义是回到马克思的价值追求，回到马克思的阶级立场。马克思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他的根本的价值目标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也就是根本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异化，达到人类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是和他的价值追求相一致的，他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不接受马克思的立场，从根本上说就不能接受马克思的理论，也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反过来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为了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而不能是为了维护私有制、维护某些人的特殊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