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粮食新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粮食论文,新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有12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吃饭问题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而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体制改革不断迈出重大步伐，粮食生产大幅增长，人民的吃饭需要得到较好的满足，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粮食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粮食流通新体制。
一、中国粮食经济的特点
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特点相结合，是我们研究确定具有中国特点的粮食体制的基本出发点。粮食，就其自然属性来说，不同国家之间差别不大。但是，各国的自然条件，相关产业和经济发展程度对粮食经济的作用却表现出较大差异。同时，各国的体制传统、生产和经营社会化程度、供求趋势等就更不同了。因此，一个国家只能从本国粮食经济的实际出发，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粮食体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粮食经济至少具有六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粮食生产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程度相对较高。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自然环境差异很大，特别是中国的地理位置，从全球来看，属于受灾较重地区，中国水资源紧缺，有一半耕地没有灌溉设施，所以中国的粮食生产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这与欧洲、北美优越的自然条件是无法相比的。
第二个特点，中国的粮食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我国有几亿农民分散进行粮食生产，他们生产的技术装备水平低，社会服务体系不发达，农民种粮的经济效益低，在市场竞争中的谈判地位总是处于劣势。这种分散生产具有很大盲目性，无论是抗自然灾害的风险还是抗市场风险的能力都很弱，因此，粮食生产容易大起大落，很不稳定。
第三个特点，农民粮食的自食率高，商品率低。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近80%，粮食自食率为70%左右，商品率只有30%，与一些发达国家90%以上的粮食商品率是无法比的。由于粮食的自食率高，商品率低，因此粮食的丰欠对粮食市场波动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粮食完全市场化和商品率高的国家，往往一个年度较小幅度的增产或减产都会引起粮食市场较大的供求波动。
第四个特点，粮食供求总量中长期仍然偏紧。 我国以占世界人口7%的土地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十分尖锐。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人口每年要增长1500万人左右，耕地面积却在逐年减少。到2000年我国粮食需求为近5亿吨，而1994 年我国粮食产量不足4.5亿吨，也就是说，要满足这种需求，今后每年要增产1000 万吨粮食。从目前的生产潜力看，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很大。因此，从中长期看，我国粮食形势只能是紧张的平衡。
第五个特点，我国粮食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从地区看，过去我国粮食是“南粮北运”，这两年变成了“北粮南运”。目前南方经济增长与耕地减少速度都快于北方，粮食地区间的不平衡状况将继续有所发展。从品种上看，南方喜食大米，北方盛产小麦，北方小麦增产弥补不了南方稻谷的缺口，粮食结构失衡也日益明显。1993年下半年发生的粮价风波，就是由于南方短缺大米而引起的。今后这一趋势还在发展，在粮食总量偏紧的形势下，结构性矛盾也可能引发较大的市场波动，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
第六个特点，中国粮食流通领域存在着分散生产与统一市场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地域广阔与交通运输不发达的矛盾，粮食产区与销区利益不均衡的矛盾。如何在改革中缓解这些矛盾，也是研究粮食新体制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正是以上这些特点，决定了现阶段中国粮食生产的不稳定性，从而决定了中国粮食市场和价格的易过度波动性，决定了中国粮食问题的复杂性，从而决定了中国的粮食体制需要政府更多的保护、支持和调控。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研究制定粮食新体制时所必须加以考虑的。
二、中国粮食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和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改革前，中国的粮食体制是一个指令性种植、指令性价格、统购统销的过度集中的粮食计划体制。粮食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要彻底改变这种过度集中的粮食计划体制，相应建立起政府宏观调控下的粮食市场体制。这种新的粮食体制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粮食体制要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二是粮食经济要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运行。也就是说，要把市场运行与政府调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粮食之所以要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在于粮食也是商品，而且是竞争性而不是垄断性的商品，因此市场在粮食资源的配置中应该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粮食经济之所以要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运行，在于粮食商品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存资料又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特别是粮食经济在中国现阶段又具有上述诸多特点。因此，我们在进行粮食体制改革时，既不能因粮食的商品性而否认其特殊重要性，又不能强调其特殊重要性而否认其商品性。所以要处理好粮食的商品性与特殊重要性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粮食市场经济与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和粮食的特殊性出发，粮食既要进入市场，又要比其他商品更多地受到政府的调控，以确保市场稳定和社会安定。目前，我国的粮食体制尚未完全进入市场经济轨道，政府对粮食的宏观调控体系也尚未建成，建立中国粮食新体制，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要在上述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新的粮食体制的基本框架将由哪些支柱构成呢？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粮食新体制的框架至少要有八根支柱：
第一，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级负责的粮食供求平衡管理体制。保持粮食供求总量的基本平衡，是粮食政策的基本目标。但是中国这样的大国里，怎样才能保持粮食总量的基本平衡呢？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交通欠发达，一切都靠中央包下来的办法，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的总量平衡，管理粮食国家储备、重大灾害救灾、粮食进出口和协调各省间的供求关系，平抑全国性的市场波动。各省要负责本地区的粮食生产、购销、调运和地方储备，提高粮食的自给率和商品率，调控本地区的粮食市场，保证供应。自给有余的省、粮食不足的省以及总量平衡但需品种调剂的省之间要根据平等互利、就近调运的原则，建立长期稳定的购销关系，主动、自觉地实现本地区的粮食平衡。
第二，建立能够促进粮食稳定增产的生产体制。一是要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同时允许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规模效益。二是要用法律的手段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稳定粮食面积，增加对农业的资金、科技等投入。三是政府要实行政策倾斜，重点扶持产粮基地县，使几百个产粮基地县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能够达到全国粮食商品量的50%。四是要健全粮食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第三，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逐步形成以中心批发市场为龙头，区域性批发市场为骨干，初级批发市场为基础的纵横交错的粮食市场网络。要引导农民直接或者通过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与粮食企业签订经济合同，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同时要允许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经过资格认定依法经营粮食，平等竞争。政府要通过储备、进出口和国有粮食企业掌握主要粮源，管好市场，控制批发，搞活零售。
第四，建立健全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粮食价格体系。从长远看，粮食的购销价格原则上要由市场竞争形成，但国家要通过调节市场去影响市场价格的形成，形成“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生产和消费”的新机制。为此，要逐步建立“价格安定带制度”，即由政府根据粮食的生产成本、中长期供求以及其他政策性因素来确定粮食的最低和最高警戒线，在其间形成一个“价格安定带”。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不直接制定粮食的购销价格，而是密切监测市场粮价和供求的变化，用经济办法来间接调控：当市场粮食价格跌破最低警戒线时，政府用最低保护价入市收购粮食，增加粮食的市场需求，拉动市场粮食价格重新回到“价格安定带”里；当市场粮食价格溢出最高警戒线时，政府则要用低于最高警戒线的价格抛售储备粮，增加粮食市场供给，使市场价格重新回到“价格安定带”。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供求严重失衡时，国家才采取行政手段直接定价。
第五，建立健全灵活有效的粮食储备调节体系。一要有粮，完善粮食储备制度，以专项储备粮作为调节市场的物质基础；二要有钱，进一步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三要有调控机制，保证粮食储备和风险基金调度灵活，调控有效，取得尽可能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六，建立方便消费者的保障供应体系。凡供应商品粮的地方，都要有方便购买、保障供应的零售点，这些零售点可以是国有粮食企业门市部、其他商业设施的售粮柜台、集贸市场的粮摊等等。要将粮食网点的设立和布局列入经济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加强行业管理。
第七，建立现代粮食企业制度。要将粮食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经营分开，政企职责分开。属于政策性的业务，如专项储备粮、军粮、救灾扶贫粮食的购销调存等等，由政策性粮食单位经营或委托其他符合条件的单位经营，除此之外的粮食经营和多种经营属于商业性经营，由经营单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经营分开的同时，粮食企业要努力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要大力发展产供销一体化、连锁店等新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营形式。
第八，建立联合对外与分级负责相结合、粮食进出口与专项储备粮吞吐调节相结合的粮食进出口体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补充国内粮源，调剂品种余缺，实现国内粮食总量平衡和保持市场稳定。
上述粮食新体制的八根支柱，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这八方面的关系理顺了，新的机制形成了，才能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粮食新体制确立了。
三、中国粮食体制改革的过渡形式
选择理想的目标模式固然重要，选择正确的由此达彼的过渡方式更为重要。“目标不能代替过程”。要实现目标更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选择一些恰当的过渡措施。否则，在不具备条件情况下全面转轨或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会带来严重的后果。1993年下半年发生的粮食价格暴涨，市场价格混乱，吃到了苦头，就说明在条件不具备情况下全面放开肯定要出问题。要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和价格，全面过渡到新体制，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
第一，要有合格的粮食市场主体和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这是市场形成价格，价格调节生产流通的微观基础。有这个微观基础，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发挥。但目前这一条件尚不完全具备。就生产者而言，分散的粮农如何组织起来进入市场，提高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谈判地位，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就经营者而言，作为主体的国有粮食部门，政企不分，职责不清，机制没有转换，历史包袱沉重，尚不能轻装上阵去进行平等竞争；市场粮贩，其行为不规范，离合格的市场竞争主体还差得很远。目前粮食市场体系还很不发育，地区封锁比较普遍，特别是市场竞争必须具备的信息充分、灵敏、真实的条件还远远达不到。
第二，要有健全有效的储备调节和保障体系。政府一要有粮，二要有钱，才能在粮食发生波动时有效进行调控。而目前我国粮食储备调节体系还刚刚起步，这不但是说储备规模已降到相当低的水平，支撑储备的粮食风险基金数量不足，而且是说尚未形成灵活的吞吐调节机制和一整套操作办法。粮食生产和市场一旦出现大起大落，政府将无力进行有效调控。
第三，要有健全的粮食法制体系。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就粮食运行而言，各个主体包括政府、粮农、粮食经营者、消费者的行动，都要受法律法规的约束，维护公平竞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而我国目前既无《粮食法》，各单项法规也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全面放开市场和价格，“比赛开始了，但规则还没有形成”，可能会出现一场混乱的比赛。
第四，要有较强的财力和工业支持。中国的一个基本现实就是人多地少。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种面积只有5亩左右（含复耕面积）， 而美国人均耕种面积是800多亩，加拿大1100多亩， 就连日本也是十几亩。人均耕种面积很少，剩余劳动力过多，这一基本现实决定了我国的粮农处在不完全就业的状态。人均5亩地， 按照现在的耕作技术和水平一年只需花费八、九十个劳动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彻底放开粮价，让粮农通过粮价使其收入跟工人劳动二、三百天的收入趋于均等，这样粮食将是一个特别的高价，有人估计，粮食价格要再涨三、四倍。从长远看，受人均土地资源少的限制，我国粮食价格要达到的供求均衡点将是高价位，要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但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到这个历史阶段。一些国家现在是用高价格、高补贴支持农产品，但这种支持是95%的城市人口去支持5%的农业人口，无论是财力还是工业人口都支撑得起。 相反，我国是70—80%的农业人口，20—30%的非农业人口，加上财政非常拮据，靠高价格、高补贴来支撑是不现实的，单纯靠粮食涨价来增加农民收入的路也越走越窄。从一般发展过程来说，总有一个农业支持工业，工农业平行发展，最后工业反哺农业、支持农业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超越历史，现在的任务是积极为实现理想模式创造条件。
问题进一步归结为，在目前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方式向新体制平稳过渡呢？要使改革前的指令性种植、指令性价格、统购统销的过度集中的粮食计划体制转变为政府调控下的粮食市场体制，从改革的实际进程看，我国没有采取一下子全面放开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一条“死一块、活一块”的双轨过渡的渐进方式：一方面对部分粮食（目前是1000亿斤，大约占全部商品粮的近40%）实行合同定购、国家定价，一方面对另一部分粮食（目前是1600亿斤，大约占全部商品粮的60%以上）实行是自由购销，价格随行就市。我们至今仍处在这一阶段。这种“双轨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产物，是为实现新的理想模式的过渡形式。所谓过渡，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说它是必经的、不能跳跃的阶段；一是说它不是一种理想的、永恒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从统购统销单一的计划经济这个“肌体”上生长出来的，相对于单一的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来说，应当说它是历史的前进，而不是倒退。如果不可能一下子从单一的统购统销的体制跳到理想模式，那么只能采取过渡的办法。实行“双轨”方式，一方面，先放出一个“市场轨”，使一部分粮食先进入市场，这对促进市场的发育，促进市场竞争主体的成长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市场相对高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定购价格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有时不能及时调整的缺陷，使从农民市场价格上得到一定的补偿；另一方面，它对保证国家掌握必要的粮源，稳定市场，稳定价格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双轨”运行，又不可避免带来一些弊端，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在牌市差价过大时尤其明显，它影响定购任务的完成，给倒卖粮食的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引起粮食流通秩序混乱，滋生腐败现象。对这种双轨运行的方式，要正视它，同时又要趋利避害，尽可能适时的缩小定购粮和市场粮的差价，大力整顿流通秩序，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创造条件最终取消双轨制，建立起政府调控下的粮食市场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