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笔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追求，为此，必须充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正如党的十七大所指出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中国共产党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命题，最为重大的理论成果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是进一步用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统一认识、凝聚人心的关键。为此，我们刊发了下列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解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以满足读者需要。三篇论文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把理论阐发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上，努力从阶段性特征和时代内涵上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注重从一个较新颖的角度突出阐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关系，既较为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发展的新鲜活力，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所具备的科学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也就是说，既不丢“老祖宗”，又要“说新话”。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是我们的不懈追求，能否向这一目标接近，则需要广大读者的评判。我们期待能做得更好。
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追求，为此，必须充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转化为巨大的实践力量，就在于它能够掌握群众、能够说服人，而理论说服人的奥秘就在于其能够不断把握时代的脉动并具有特有的前瞻性，因而创新决定了一个理论及以之武装的党的命运。正如党的十七大所指出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中国共产党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命题，最为重大的理论成果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是进一步用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统一认识、凝聚人心的关键。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特征和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批判思潮，更不是后现代式的虚无主义解构，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并推进新世界诞生的改变世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和创造历史，就在于它始终和一个伟大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运动血脉相连。任何否认或淡化这一联系的做法，都将导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底蕴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因而其历史必定与工人阶级之解放（其特征是“人类解放”）历程同在，必定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需要共进，必定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集体话语。这就注定了它无论如何地“形而上”，也不可能将其经验基础完全蒸发；无论如何地回归“生活界”，也不可能成为“个人的独白”。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既具有一般科学创新的特点（尤其在原创性方面），又具有一般科学创新所不具备的特点。一般科学的创新主要是一种工具性更新，是一种解释框架（“范式”）的变换，因而可以“断裂”、甚至需要“深刻的片面性”。然而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形态，它不仅是工具，也是理想信念，不仅有认识论意义，更有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历史观和实践论意义。因此在理论形态上，它既有反映具体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变化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同时又是个表达无产阶级解放时代要求的统一的思想体系，既有一脉相承的内核及传统，又有与时俱进的应变及创新，传递着不断变化着的时代精神的信息。因此，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核心问题，就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问题，是理论应实践之需要而产生并发挥指导作用又被实践所不断突破而不断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类文明和先进文化代表的何以可能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先进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可能采取割断历史、片面否定的极端形式，其理论形态不能取“片面的深刻性”，而只能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其基本形式只能是“结合”。把“结合”与创新对立起来，以为“结合”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方式，提出“从‘结合’到创新”一类的所谓转变，这是片面的。党的十七大报告非常鲜明地提出，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创新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结合”的历史，包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等十大结合，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在其思想还没有与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完全结合时，为了论战的需要，也曾不得已过分强调某一理论观点。为此，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理论探索和理论实践的区分，一个指导实践的党，不允许在理论上有任何片面性。他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1](P698)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就不仅是知识上的创新，更是适应实践创新需要的观念创新，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这个“结合”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学问大得很。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的高度和眼界，而中国实际则是中国现实历史的具体阶段，由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因而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要结合就要寻找“结合点”。“结合”是一个双向性的“发现”过程，即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性因素和不断发现中国现实历史中的世界性因素。没有真正的解放思想，就没有这样宽阔而精深的眼界；没有真正的实践创新，就不可能在看似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正是通过“结合点”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统一起来，才使一度严重落伍的中国得以重新进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大踏步迈向实现其伟大复兴的雄伟历程。
就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而言，可以说其中有“四大发现”：第一，发现中国工人阶级，它是中国具体历史阶段的世界性因素，既有各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点，又有其中国特有的性质和组成；第二，发现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它是两大革命类型转换的结合点，虽然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等仍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但革命的领导力量已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这就决定了它属于新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第三，发现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它既体现了现代历史条件下城市的中心地位，又体现了中国具体历史发展的水平；第四，发现了确保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它既反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要求，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要求。这些伟大的创新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而且孕育了体现中国历史具体发展阶段要求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在毛泽东以后，邓小平面对的历史任务不仅是结束“文革”，拨正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航向，而且要面对正在逐渐显露出来的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概括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冷战”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中心，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在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也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重点。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并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的新挑战，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新时期”。邓小平理论明确回答的时代新课题有：从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前提的角度，解决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和解决中国现阶段基本矛盾，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认识和遵循现代经济规律，解决中国现阶段经济健康发展和持久活力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解决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生机活力问题，提出了“改革开放”；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和精神状态问题，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有这些重大思想，都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继承，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一般地说，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它决定了推进这一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必然具有无比突出的改革创新性；特殊地说，中国更是在各种客观历史条件几乎不具备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每走出一步都必然凝聚着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创造性，都是“突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事情很清楚，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搞社会主义，不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在历史和现实中也找不到现成的模式。如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在两个学习受挫（一是向西方学习走旧式资本主义民主革命道路受挫，二是简单套用苏俄“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道路受挫）之后才成功开创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以苏为鉴”的长期探索和根本扭转“文革”错误方向的基础上才真正开创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把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形同“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唤醒，把蕴藏在他们中间的历史主动性激发出来，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历史画卷。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特定时代的要求，解决了时代提出的历史性课题。因此，时代问题是个关键，它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依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P544)我们今天之所以仍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根本上说就因为“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3](P28)。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到底也就因为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世时相比，历史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时代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潮流，否则将会因落伍而淡出历史。马克思主义变革所依赖而又所展示的那个时代，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人类解放”的时代，其现实针对性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完成的“政治解放”。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革命也讲人的解放，也进行社会变革，也解放生产力，但它只实行了“两大分离”：一是国家和经济活动分离，即经济活动的主体向私人转移，经济活动完全由私人、市民来承担，而国家只作为经济活动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充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不再直接参与经营，所以叫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二是国家和宗教信仰分离，即把宗教信仰变成了纯粹的私人事务，国家不再奉行任何特定的宗教为国教，所以国家在信仰问题上就能够比较宽容，做到平等地对待具有不同信仰的国民。这就基本实现了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即程序的、形式的平等。这确实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也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是资产阶级解放最大的局限性就是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实质的平等，它仍然以经济（金钱）等级取代了传统的政治等级，广大的工人农民并没有真正解放，市民社会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它说明，资产阶级所能实现的解放只是“政治（国家）”解放，而不是“人类”解放。
然而，马克思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从理想出发，首先设定一个价值目标，站在现存社会之外去批判和否定现存社会，而是立足于对现存社会的解剖，弄清其生长的内在机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剖析的原则有二：一是着眼于“必然性”而不是以往的批判者们所热衷的“偶然性”，确立内在否定的原则，就是说，关注资本主义必然形成的那些因素的历史界限，一旦超出这一界限，“肯定”就转化为“否定”，正是这一原则导致马克思发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4](P32)同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4](P33)。二是着眼于“生活的逻辑”而不是哲学家们所迷恋的“概念自身的逻辑”，确立实践优先的原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痼疾的“症候”入手揭示其现实矛盾，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正是这一原则导致马克思发现，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消灭贫困化和消除异化是未来社会的基本走向。因此，“人类解放”并不是一个“应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可以说，对于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科学阐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现代无产者的分析，既有经验基础，又不驻足于现象，而是一种历史辩证法的透视。从经验事实看，最具有意义的事实有三：一是工人阶级是随着大工业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而形成发展的，是体现新生产力的新生阶级；二是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阶级，这意味着它可能形成阶级意识，摆脱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依附，由自在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三是工人阶级经历了异化劳动的严酷磨炼，不仅是灾难深重的社会群体，也是坚忍不拔、纪律严明的可组织力量。鉴于以上事实，可以断言现代无产者是一个有前途、有作为的阶级。然而，马克思还从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了社会的未来走向，揭示了无产阶级存在本身的“隐喻”（或“秘密”）。因此，他针对鲍威尔等关于无产阶级从其“现状”看是毫无创造性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群氓”的指责时强调指出：“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5](P45)马克思后来在对工人阶级进一步的科学认识中，从中主要阐发了现代社会的两大趋势：其一，私有制社会解体和阶级消亡的趋势。在马克思看来，大量与生产资料失去直接联系、只能通过“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的无产者存在这一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其实“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6](P91)。因此，无产阶级的“无”不仅仅是经验意义上的一无所有，更是历史趋势意义上的非私有或社会占有，它表明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而“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6](P129-130)。因此，它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同时又是新型社会的创造者。其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个人自主活动新类型显现的趋势。在马克思看来，从根本上说，个人的自主活动类型取决于其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因而生产力的发展、交往方式的更替和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变化大体上是一致的。非独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和联合起来的个人，其实就是人的依赖关系（前资本主义）、物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及共同占有“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为基础的个性自由（共产主义）这三大历史形态中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7](P104)这就是说，任何类型的个人自主活动都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历史的产物。无产阶级在传递新社会必将来临的信息的同时，必然传递着关于人的解放的新信息，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通过对于无产阶级的科学分析，马克思才得以把事实和价值、历史和逻辑、现实和理想等统一起来，并通过实践观的变革而完成了历史观乃至世界观的变革。
正是从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根据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因此，不能人为地制造传统和当代、古典和新潮的对立。就理论的时代背景、实践主旨、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言，马克思无疑地属于当代，当今世界正在不断的“进入”马克思的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责无旁贷；而从历史总比任何理论来得更为丰富、复杂，实践总不能为任何理论所完全穷尽、总会不断地突破理论的界限的角度看，唯有不断的理论创新才能保持理论的活力和先进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天经地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适应历史的曲折发展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不断创新。
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外围首先发展起来，这和马克思等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是不一致的。虽然历史地来看，当时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具备了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发生是有其客观历史根据的，认为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甚至是“历史的怪胎”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科学回答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首先发生，就使得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国家要面对三个“绕不开”和三大挑战。
从三个“绕不开”来看，一是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问题。因为革命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相对薄弱甚至很薄弱的外围地区爆发，对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不能产生根本动摇，不能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这表明，不可能通过一系列不间断的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要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存，并努力在建设的环境中实现竞争，积累力量以超越资本主义，这必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是市场经济绕不开，两种社会制度要长期共存，必须进行经济交往。由于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上比资本主义落后，不可能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因而必须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搞市场经济就绕不开。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绕不开。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没有别的方式，只有通过与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接轨，打开国门搞社会主义，这就必须改革开放。
从三大挑战来看，一是社会主义的多样化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的国家，不可能沿用统一的模式，必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8](P260)社会主义要特色化，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能否成功解决这一课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二是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低水平的社会主义，必须善于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国家学习，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不被“西化”、“分化”，则是社会主义面临的又一大挑战。“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9](P168)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因而它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设想不同，并不直接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样，我们在需要不断克服急躁情绪的同时，又面临着如何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直面这三个“绕不开”和不断回应三大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其理论体系已经成熟完善，其历史地位得到了公认。邓小平的下述评价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9](P148-149)就其思想内容而言，毛泽东思想包括两大板块：一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前者的科学性、创新性早已举世公认，后者的历史功绩和科学价值从一开始就得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评价，并日益为全党所认同。正如党的十七大所指出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但是，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回应特定时代特征的特定主题，不能把它无法真正面对的主题加在其中，以夸大其理论成就，或者借口其缺少相应的思想内容而贬低其理论贡献，这都不是实事求是。一个理论的成就及其界限都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所面对的时代特征主要还是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尽管在他晚年已经敏锐地看到时代特征的重大变化，并做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但他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时代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和平转向了和平与发展。正如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回答他生前无法看到的历史课题一样，我们也不能苛求毛泽东回答时代还没有真正提到实践中心的课题。实际上，在当时的世界大背景下，即使没有“左”的思潮泛滥，也很难真正突破战争与和平的总格局、总思路。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主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长点和创新源泉。
毫无疑义，最早提出“以苏为鉴”、开始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宝贵经验的是毛泽东，但是，从时代主题、国情判断、基本道路及发展大思路等等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8](P260-261)
为什么很早发现而没有解决好？这不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是“以俄为师”的产物，因而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更重要的是新的时代特征没有充分显现，无法从总体上突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大阵营对垒的世界革命图式。这样，党的工作重点就无法真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执政基础就无法真正建立在以发展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上，党的思想基础就无法真正达到解放思想、求真务实，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这些重大问题就始终不是很清楚。因此，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角度，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新发展的高度，才能真正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实是从邓小平理论才真正开创的。而“左”和右的错误思潮之所以发生了共同的误判，就在于它们都以某种现成模式（“苏联模式”或“瑞典模式”）为参照系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的实质就是从原先马克思所设想的通过中心引导的社会主义实现方式，转向外围突破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条道路的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可见，只有真正弄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才能真正高举这面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旗帜。
标签：工人阶级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科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