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历史发展思想_世界历史论文

黑格尔的历史发展思想_世界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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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1770—1831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伟大的辩证法大师。他是一位历史知识丰富且又具有哲学头脑的学者。他历史哲学思想是宏伟的,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把西方的历史主义哲学运动推向了顶峰。他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包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黑格尔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社会历史问题,尤其是人类意识发展史的问题。正如苏联学者所说:“黑格尔注意的中心始终是人类历史的辩证法,建立关于作为特殊的基本的社会矛盾的异化的辩证法学说。”(注:捷·伊·奥伊则尔曼主编《辩证法史: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222页。)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主要理论动机就是要力图解决西方近代以来历史哲学所面临的难题;有意识地抱有各自特殊的目的和个别利益的个人,凭热情而进行的表面上似乎是自由的偶然多样性活动与世界历史整体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关系,也就是怎样从总体上把握表面上充满偶然性和自由的人类历史,揭示其整体的合规律性的和合目的性,即在人类自由的历史中是否存在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支配个人自由活动的规律。

为此,黑格尔创立了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断言,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着一种精神本原——“绝对理念”,它乃是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始原和基础,是超人类的、超自然的东西,是第一性的东西。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从这个“绝对理念”中派生出来的。“绝对理念”是能动的、不断发展的,它在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过程中经历了逻辑、自然和精神三个阶段。因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也就是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个基础部分所组成。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里包括着历史哲学。他把历史哲学定义为对于历史过程的“思想的考察”。在他看来,在精神本身中就已经潜伏着世界史,就已经包含着全部历史,这就像一粒种子中已经包含着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一样。所以世界历史只属于精神的领域,它只不过是精神借以揭示自己和表现自己的场所罢了,或者说,它只不过是精神的表现而已。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但却是绝对精神演进和逐渐实现的过程。绝对精神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基础和真实内容。绝对精神“有世界历史作它的舞台,它的财产和它的实现的场合,”(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95页。)它在各个不同的阶段体现为不同的民族的精神和时代精神,并外化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因此,黑格尔说:“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64页。)“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47页。)

黑格尔从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支配的发展过程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概括。

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按照客观的内在规律发展的辩证过程。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决不像形而上学的肤浅历史观所认定的那样,只是充满着荒诞和偶然事件的杂乱无章的堆积,也不是靠哲学家从外面输入某种原则的自身僵死的材料。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贯穿着一种普遍的理性力量。因为历史展现的是各种事件所激起的人们的赞成或反对的热忱以及形形色色的目的,这一切自觉追求的意图和引起人们不同欲望的事件光怪陆离,变化不定;结果常常同人们的意图背道而弛,从似乎微不足道的被人忽视的东西中产生某种巨大的结果。这说明,在人们的主观意志和自觉目的的背后,在一切表面的暂时现象的深处,隐藏着一种内在的、隐蔽的、深邃的根本原因——理性力量,它自发地支配和统治着人们的活动,贯穿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黑格尔所说的理性力量,不过是唯心主义地表述了历史发展的普遍本质和必然规律。

黑格尔认为,理性力量是世界本身所固有的、渗透于人们活动之中又不为人们所意识的一种自发的力量。它作为历史的内在的必然规律,始终隐藏在事件的背后,不为人们所认识,可是又把人们的活动当作实现自己的手段和工具;人们追求某种目的而自觉活动着、互相斗争着,但结果不是预期目的的实现,而是不为人们意识的客观必然规律的实现。黑格尔把这种历史现象称为“理性的狡计”,认为历史的发展正是由于理性力量的作用,才显出按照客观的内在规律发展的辩证过程。

黑格尔提出历史按内在规律发展的辩证过程,这是历史哲学史上的一大进步。但他把历史进步过程看作是理性力量的实现。这就在历史过程之前,预先把一种理性的目的赋予历史,他犯了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动力输入历史的错误。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实质上不过是一种把人当作工具的历史目的论。这样的目的论为伟人、贵人的独裁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因为历史上任何当权者都可以宣称自己代表社会的理性,或握有理性规律,从而把自己统治权合法化。

黑格尔指出,历史进步的源泉是理性(精神),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理性是指在历史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由于人的意志而发生的,因为历史过程就包括人类的行为,而人的意志并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人的思想向外把它表现为行为而已。黑格尔认为,精神的一切特征凭借自由才能确立,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自由意识得以发展的手段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是受各种欲望和热情所推动的,每个人都是既有热情又有理性,永远不是纯热情的或纯理性的。人没有热情就没有理性,也就没有行动。人若无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每个人都受热情和欲望的驱使去从事各种活动,追求各自的利益,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这是狡狯理性在起作用。可见,理性不仅是强有力的,而且是狡诈的,理性并不直接干预历史进程,它只是让历史的主体——各种人去竭力追逐自己的私利,让他们的努力互相影响和抵销。黑格尔曾形象地将世界历史喻为一张由经线和纬线纵横交织而成的大地毯,理性——自由织成地毯的“经线”,人的热情——活动构成地毯的“纬线”。“经线”就是隐藏在人类热情——活动和自由冲动中的内在历史原则、目的以及起支配作用的理性规律或逻辑必然性;“纬线”就是理性追求自己的自由的、绝对的、最后目的、并在国家这个有限的社会形态中逐步加以实现的手段和唯一真实的现实力量。“经线”和“纬线”贯穿于世界历史发展与进步整个行程之中,并最终与历史的理性——在世界历史领域就是“世界精神”——达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黑格尔提出,历史的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上升的运动。他说:“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进展是我们必须在他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57页。)这种必然性就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前进上升的发展。这种发展,即世界历史作为精神在时间上的进展,包含着“一连串关于自由更进一步的规定”。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进步,即自由意识的发展是由世界各民族相继完成的。正象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一样,自由意识的进展也经历了从东方起源,辗转到西方完成的漫长过程。

世界历史的第一时期是东方王国(东方世界),包括中国、印度、波斯等帝国。在东方世界的专制政治下,人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即专制君主;相对此人,人人都是平等的,即人人都是他的奴隶。正因为一个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没有任何规定和限制,所以这并非真正的自由。东方专制君主虽然可以不受外在力量的任何控制,却无法摆脱内在情欲的束缚,事实上这种独一无二的自由,恰恰导致内在情欲的放纵,所以本质上他也是不自由的,他是他自身情欲的奴隶。在这个阶段上人类基本处于与自由同一状态。

第二个阶段以古希腊罗马世界为标志。古希腊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的自由。因此,人类在这个阶段上虽然已开始摆脱自然的束缚,开始发展了自由意识,但自由只是一朵偶然的,须臾的、偏狭的花儿,还未真正摆脱自然。

第三个阶段是日耳曼世界。这可以比作人类历史的老年时代,自然的老年时代是衰弱,而精神的老年时代却是它的完全成熟。日耳曼世界通过封建制度、天主教会、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事件,逐渐意识到一切人都是自由的。人类在这个阶段上才真正有了对“普遍自由”的认识。

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上述三个依次更替的阶段,称之为“转化的辩证法”或过渡的辩证法。在他看来,人类是按精神自由来创造世界历史的。世界历史的过程是人类从自然界走向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重重曲折,但终将会创造出一个同自己的本质同一的世界。

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东方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笔者在深入思考之后觉得:黑格尔把自由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人类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则是有其合理之处的。黑格尔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逐渐过渡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于使自己摆脱自然和社会必然的束缚,从而使自己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思想的肯定发展。

目前学术界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例如,认为黑格尔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者。而笔者认为,黑格尔同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思想有很大的区别。黑格尔承认东方世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起点,波斯是第一个世界历史性民族,他还论及到了世界历史的起点与整个世界历史过程间的联系。黑格尔虽然把中国印度排除在世界历史民族之外,但期待着她们能够得到生动活泼的进步,并未完全否认中国、印度这些非世界历史民族向世界历史民族转变的可能性。因而,那种认为黑格尔“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的观点未免有些神经过敏了。

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黑格尔用“世界历史”抹杀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对于这种笼统、简单的判断,笔者难以表示首肯。

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他把“世界历史上升为世界历史概念”,即通过一系列民族和国家的辩证发展过程的分析,达到了对世界历史的整个把握。黑格尔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上考察了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各个民族和国家不会因为作为世界历史时代的构成部分而丧失自己的特点。正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有其自己的特点,才同其他民族或国家发生纵的或横的联系。既然世界历史时代形态的变化直接体现在一系列民族“精神”发展的过程中,那么,世界历史中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的独特发展,当然会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各个民族和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等同的,这就使得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现象。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上,就存在着先进的日耳曼各民族与落后的其他民族间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在此并没有主张要用日耳曼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框架去硬套世界其他民族,或者把世界其他民族纳入日耳曼民族的社会生活框架。他只是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工商业经济生活发展到日耳曼各民族的水平,称之为“脱离自然状态”。

黑格尔指出,历史的这种前进上升性质,不仅表现在历史的进步中,同样也表现在历史的退步中,历史充满了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变迁与兴衰,有许多重要时期似乎发展遭到中断,前代的全部巨大收获似乎整个儿摧毁了,此后一切又须从头做起,历尽磨难和痛苦。但是,历史的变迁“虽然在一方面引起了解体,同时却含有一种新生命的诞生”。精神在自己的毁灭当中,把以往的阶段当作材料进行重新加工,从而“使它自己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上”。新阶段代替了旧阶段,这在历史上是无情的、必然的,前进上升的运动是合乎客观规律的。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虽然是在一系列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中表述出来的,但他毕竟承认人类历史的前进上升的性质,并从中猜测到了历史是一个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这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家在历史基本问题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由具体的社会的人类完成的、有必然因果联系的有机整体。他认为,社会的人是历史的出发点,由各种社会联系规定的人不仅仅是供理性完成自己的工具和手段,在他们的利益、需要和见识中包含着普遍的、与理性目的相通的某种东西,如法律、道德和宗教的观念。由于这个原故,人类也是自身生存的目的。正像人的各个器官孤立起来看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它们联合起来却维护着一个人的有机整体的生命一样,个人对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如此,个人的特殊利益是同人类整体的普遍原则不可分离的。另一方面,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新阶段不是脱离以往阶段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前此阶段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旧阶级内部孕育出来的。因此,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整体上的一个必然环节;各个阶段相互联系、相互过渡,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的每个阶段和形态都各有其特点,而没有死板的公式。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各个阶段和形态(事件与人物等)只有放在历史的整体联系中才能被理解;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各阶段的特殊原则乃是我们赖以判断该时代的根据。

黑格尔把理性看作是人的本质,因而社会的人和人类历史的有机体都统一于理性之中,成了实现和展示逻辑范畴和结构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是自身的本质和目的,人类社会历史作为各个社会形态、阶段和事件的复杂的统一的整体,不是实现或展示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和结构的工具,而是基于物质生产的人类自身的真正的自然历史过程。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自身的感性对象和使人的需要得到物质与精神的满足,而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生产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形成历史的现实基础,它不仅是说明一切政治和法律设施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最后依据,而且是构成各个历史阶段有机联系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找到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了!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虽然有种种的不彻底性和错误的方面,尽管如此,他的功绩仍是巨大的,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是他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黑格尔历史发展学说的合理内核,为通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打开了最重要的一扇大门,用恩格斯的话说:黑格尔“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1页。)

在当代历史巨变并步入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从新的视角探讨黑格尔历史哲学,揭示其中合理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特别是有关的历史规律性思想,驳斥形形色色否定历史规律的观点,克服国人研究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简单化倾向,用以发展唯物辩证的历史理论,确实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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