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炼此身渡乱世：井上靖文学的一个母题——从《弃老》① 入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乱世论文,井上论文,百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08-16
[中图分类号]I106.4；I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7）05-0134-06
在日本现代作家中，井上靖应该说是比较为我国读者所熟知的；但遗憾的是，多年来译介、研究的对象仅局限于井上靖以古代中国为舞台创作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孔子》等）和获芥川奖的《斗牛》等几部早期现代小说，其他的很多诗作（《北国》、《星阑干》等）、现代题材（《冰壁》、《化石》等）、历史题材（《风涛》、《本觉坊遗文》等）及自传体小说（《白婆婆虫》、《夏草冬涛》等）也罕有涉猎，更不要说以本文要着重分析的《弃老》（1955）为肇始的、取材于作者“身边”、构成井上靖文学中一道独特风景的系列短篇佳作了。但是在日本，不仅这一系列短篇作品本身得到高度评价，而且通过它们所反映出的井上靖的世界观、立身处世的态度以及它们对其他题材作品的影响等等，也日益受到关注。②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国内对于井上靖这样一位战后日本文学旗手级人物的研究还相当片面。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弃老》入手，通过分析作品的主题、人物、背景及与其他作品的关联，揭示蕴藏于井上靖文学整体中的一个母题，以期略尽补缺之力。
一、《弃老》的位置
井上靖是以长篇见长的作家，“以想象力构筑作品世界”[1] 46的历史小说、现代小说固然凭其精妙的构成引人入胜，即便不以情节取胜的自传体小说，也因作者天才的“说书”能力的淋漓发挥而颇具故事性，自是娓娓动听。但《弃老》以及后来的《花下》（1964）、《月光》（1969）等系列短篇，虽然在内容上与自传体小说近似，本质上则截然不同，既与想象力无关，亦与故事性无缘。然而井上靖自己对这个译成中文后不盈万字的短篇却情有独钟，曾意味深长地说：
数次编自选集，我都无法舍弃《弃老》这篇作品。作为作者，我既不认为它是特别出色的作品，也谈不上特别喜欢；但总觉得如果舍弃它的话，似乎就缺少了一根自我形成的重要支柱。它就像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徽章”似的东西。[2] 279
由此可知作者对此短篇的珍视非同寻常。关于这一系列作品的诞生，井上靖解释说：“《弃老》等短篇问世之时，是我突然对太具小说形式的东西感到厌倦，想从自己过去半生中寻找题材和主题的时期”，而《弃老》正是“以自己为材料，从正面直视自己体内流淌着的东西的最初之作”。[2] 278
有评论家称《弃老》等作品为“井上靖的私小说”[3] 696，其实它们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私小说”。固然作者自身、母亲、妹妹、弟弟均成为作品中人物，但在本质上，它既不是作者自身及亲人人物像的点描，也不是作者身边杂事的记录及因时因事的述怀。表面上徒具“私小说”之形，而实际上，即便是状写骨肉至亲，也始终与人物保持了客观以视的距离。[4] 24说到底，作品赖以成立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人物与事件本身，而在于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与作者内心由来已久的感怀中有某种相通的东西，这才是《弃老》的神髓之所在。井上靖以“基调音”来描述这种相通，并坦言：
我以为，《弃老》这篇作品的根底中流淌着的基调音也同样流淌在此后的数篇作品中（不拘短篇长篇）。也许可以说，在此后所有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流淌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到目前为止创作的所有作品中也都流淌着。[2] 278
毫无疑问，这个在所有作品中都流淌着的“基调音”正是支撑井上靖“自我形成的重要支柱”的一根，是作家井上靖的“徽章”。与井上靖交往深厚的评论家福田宏年又有另外的表述：
井上靖的短篇小说自昭和40年后随笔色彩渐浓，经《花下》、《月光》至短篇集《桃李记》佳作频出。这些作品井上自己以“不似小说亦不似随笔的形式”称之，其特异之处在于，它们不同于所谓私小说风格的身边杂记，在个人性体验、见闻的描述中，作者的眼睛注视的是存在于各个事实背后的本源性、普遍性的东西。[5] 262-263
福田列举的作品中未包括《弃老》，但此论无疑也适用于《弃老》，因为《弃老》正是这一系列“不似小说亦不似随笔”之作的滥觞。
从作品风格的角度来看，《弃老》也许不能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井上靖作品，但说它是认识、阐明井上靖其人其作的一把“关钥”，似乎并不为过。需要明确的是，“基调音”也好，“本源性、普遍性的东西”也罢，名称姑置一边，其内涵又是什么呢？井上靖其人的自我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根“重要支柱”，作家井上靖的“徽章”，其实质又是什么呢？
二、“厌世”、“厌人”的实质
《弃老》以古代信浓国（在今长野县）弃老山的传说为导线，在童年时有关弃老传说的图画书，做新闻记者时阅读过的《弃老山新考》，旅途中凭车窗遥望弃老山，最后终于亲身踏上弃老山的土地等种种相关的铺叙中，引出关于母亲、妹妹、弟弟及舅父的回忆。井上靖自述《弃老》是“以我自己家族中流淌着的厌世的血统为主题”[2] 278，在作品中也曾数次直接使用“厌世”、“厌人（人間嫌ぃ）”等词语。作者逐一谈及自己的几位亲人，如已年届70的母亲，多少带着些自负地宣称“现在要是还有弃老的规矩的话，我可是高高兴兴地出去”；妹妹清子，抛夫别子，回到娘家，而后又离开娘家，一个人到远离东京的九州北部谋生；弟弟承二，原本就职于一流报社，“被公认为优秀的新闻记者”，却突然开始厌倦与他人的交往，辞职回到妻子的娘家所在的地方城市，进了当地一家小银行；事业有成的舅父，本是一家像样的土木公司的经理，却拱手放弃了既得的一切，另做起了小本生意。回想中，作者的脑海里涌现的是如下的感慨：
母亲那种瞬间爆发出的想被扔到弃老山的愿望，毫无疑问不正是一种厌世观吗？还有，清子那种不拘理由如何一般人很难做到的逃脱家庭的行为，是否某种程度上也有与母亲同样性质的厌世倾向在起作用呢？
承二这种突然想从很多人杂沓着的社会中抽身而退的心理，和母亲、和清子不都是一样的心理走向吗？这种厌倦人世的血统也许在我们家所有成员的身体里都有吧！
作者在作品中进一步反省自己，结论是：
我自己的身体里也无法说没有这样的血统。对清子和承二，我都在无意识中感到了一种共鸣；对舅舅那种表面看来难以理解的人生转变，我也做出了我自己的理解。比起他们不那样做来说，正是因为他们那样做了，我更对他们产生了亲近感。
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作者三番五次提到的“厌世”、“厌人”？就一个地道的厌世者而言，不论是自主选择，还是环境所迫，其厌世志向发展到极致都是彻底地远离尘世，温和的多半弃世隐居，比较强烈的甚至会选择结束生命。然而井上靖的厌世者中却并没有人做到这样地道的厌世。山本健吉曾说：“井上氏一族中，有多人处于人生的顶点而为某种强烈的、无可名状的愿望所驱使，毅然选择隐遁。”[3] 695是否“人生的顶点”虽然还有商榷的余地，但至少《弃老》中的妹妹、弟弟、舅父等均非迫于外界，反倒几乎都是在已经拥有了足以为人艳羡的境遇之后，突然对自己处身其间的环境厌倦不堪，终于弃之如敝屣，远遁而去。这种隐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弃世”。八木义德曾借井上靖自己的语言，将其描述为“麻将中的弃和出局”（《我的自我形成史》），并进一步认为，所谓“厌世”、“厌人”，“更确切地说，不是指对人的嫌厌，而是指对众生角逐的现实人生这样一个充满浊臭的舞台感到厌倦因而‘想弃和出局’的气质倾向”[6] 72。也就是说，《弃老》的厌世者，并非“厌倦人世者”，而是走到人生的某个阶段后，对自己的“现在”境遇和所谓“成就”开始有所怀疑，以至不能安栖其间，最终毅然选择了遁走。也许，与其说他们是厌世者，不如称其为“无法安栖现实者”更恰当；他们所厌倦的与其说是他人或是整个人世，不如说是“现阶段的”自己以及包围着自己的某些既存的人际关系。
这种井上流的厌世者或称无法安栖现实者，在井上靖的其他作品中也屡屡登场。如《猎枪》中的三杉穰介，是一位颇具魅力的中年实业家，家道殷实，趣味高雅，然而面对妻子、情人，却表现出一种“无计悔多情”的无奈；《敦煌》中的赵行德，毅然决然远走西夏，表面上好像是因为误考落第及与西夏女的偶遇，其实，对施政者“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感受才是更为深层的原因，因此，他的远行实际上象征着与此前30余年人生的一种果敢的诀别。
分析井上靖的这种所谓“厌世”情结，我们应充分注意到井上靖在表述方式上有比较强烈的内敛与自谦的个性倾向，这一点在其进行自我评价时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在谈到自己的性格形成时，井上靖曾说过：“我不得不从父亲那里全盘继承了软弱平和、八面玲珑的性格，同时也不得不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相当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易感脆弱的性格”[7] 214。这里井上靖连续用了四个贬义词，而深知井上靖的福田宏年则解析道：“‘软弱平和、八面玲珑’这种内敛式的表述，换句话说就是表现为绅士风度的旁观者的姿态；‘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则可换言为如有物附体般冲动的行动性性格”[5] 260。显然，对于井上靖这种非同一般的厌世观念，我们也应将其视为一种内敛、自谦的表述结果，而不应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厌世，这对于正确理解井上靖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至关重要。
三、自律性人生历练
下面我们将要关注一个迄今为止不太被探讨的主题，而这正是走出井上靖小说中虚设的“厌世”气氛，真正体会到其作品中所包含的刚健、自强等“入世”主题的关键。这就是，主人公“遁走之后”。
在想象力与故事性构筑的《敦煌》中，赵行德自然是投身到一个未曾预想的波澜万丈的世界里去了；在现实性更强的《弃老》的凡人世界中，“妹妹”、“弟弟”以及“舅父”们也同样在“平凡”的世界中体验着新的生活历练：“妹妹”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朝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虽然还是会牵挂着留在夫家的两个孩子不时感到心痛；“弟弟”还在那家小银行做着，尽管在“我”看来，“就他那种可称之为厌倦人世的性格而言，在地方小银行与在报社也不会有什么更大不同”；“舅父”离开土木公司后，“做药材商，开杂货店什么的，以很少的资本做过两三种买卖，但哪一项都谈不上进展顺利”。的确，他们中没有哪一个人完全彻底地脱离了现实俗世，实现了真正的隐遁；但与此相比更重要的事实是，同样没有哪一个人对自己的选择有过后悔之念。可以说，他们在抉择之际对遁走现实以后的坎坷是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的。他们的遁走，既不是因厌世而选择消极逃避，也不是要寄希望于远离红尘琐事之后的隐逸之乐。确切地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新的人生历练。它不是由旁人而恰是由自己加给不能安栖于现实的自己并且完全是一种前途未卜的磨砺。井上靖以弃老山喻之：
是的，弃老山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山。细想起来，清子、承二他们所投身的弃老山，比起我刚刚走过的红叶点缀的平缓丘陵，的确更接近于险峻的冠着山。
井上靖之所以能与这些毫不犹豫地走向“弃老山”的亲人发生深深的共鸣，正在于他本人也具有这种投身“险峻”的自砺经验与勇气。井上靖的早年生活即充满着常人难以体会的另类色彩。他的初中时代在温暖晴朗的静冈县沼津市度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没有监护人看管的状态下”，用一种“怎么玩也玩不够的玩法”狠玩了三年。[8] 194而紧接着的高中时代，却是在日本海沿岸的金泽，在沉暗阴郁的气候中过着彻底的禁欲生活，日复一日，不计寒暑，摸爬滚打于学校柔道部训练场。井上靖自己认知这段生活为一种自我历练：
我们练习柔道，不是为了技术更强，也不是为了成为有名的选手，那完全是各人自己加给自己的一种青春岁月的度过方式，是一段自己严格约束自己的时期。[7] 243
二十几岁时，井上靖这位迟迟不毕业的“万年大学生”为了多赚点零花钱曾几次投稿杂志的小说征文，几乎悉数入选乃至中奖，屡试不爽，各种约稿也便纷至沓来，照此情形，不日便可跻身于通俗小说大家之列。然而井上靖并未因此而欣喜，通俗小说不是他内心企盼的东西，因此这种无心插柳的成功不仅未能带来充实反倒促成了一种空虚，实不足以令他“安栖”。于是，井上靖退掉了所有稿约，此后作为一名“弃和出局”的新闻记者在每日新闻报社一呆便是十年，其间还经历了应召入伍、出征中国战场、因病遣返等非常体验。这段时期在后来往往被评价为作家井上靖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蓄积时代，然而在当时，对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的井上靖本人来说，这番“个人的命运为国家的利己主义所吞没的”[9] 79非常时期中的十年等待，无疑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磨砺。用井上夫人的话说：“首先，那不是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的时代。”[9] 79
四、“乱世”的生存方式
细读《弃老》，还需要注意到下面一点：尽管作品的内容是纯粹个人性的，以至获“准私小说”之谓；但却处处令人感受到“战争”这一巨大、沉重的时代阴影，而这又正与作家本人的“十年磨砺”背景一致。战争的阴影最初出现在作者评论“母亲”的“弃老宣言”中：
大约是母亲意识到自己正好到了七十岁，弃老传说中该被扔到山里去的那个岁数，天生强烈的自尊心和不服输劲头使她突然产生了一种挑战心理——与其说是对那个传说，不如说是对与传说有些相似的战后时代气氛的挑战。
而后，“妹妹”“战争期间”的结婚，“弟弟”、“舅父”分别于“战后第三年”、“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所做的人生抉择等，无一不是以“战争”作为时间的坐标轴。此外，作者谈到，弃老山虽是赏月胜地，但自己却毫无兴趣，因为，“我既已在战争期间眺望过照在满洲荒原上的月，弃老山的月也就没有什么独胜之处了”。这番喟叹更让人深深嗅到“战争”的沉重气氛。
“乱世”是井上靖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或背景，作者在众多作品中描绘了颠沛流离于战乱期间及战后的所谓“乱世”中的个人与民族的命运。直接描写战乱的《敦煌》、《楼兰》、《风涛》等历史小说自不殆言，如果加上《本觉坊遗文》、《孔子》、《斗牛》、《暗潮》、《翌桧物语》等以乱世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现代小说，大约可以覆盖作品的大半了。虽然除个别作品之外，井上靖几乎没有直接在作品中描写自己的战争体验，但据井上夫人说，他不仅曾计划写战争的痕迹、战后的混乱期，也曾计划写自己的战争体验。[9] 81这一计划最终并没有完成，当然可以有多种解释，但也许正是由于那段岁月太过沉重以致难以落笔，似乎也是一个可以认同的理由。井上靖曾说过，为报纸的社会栏写终战报道是他做新闻记者感受最深的工作。[10] 31或许，就是在独自默默地做着这项谁都不愿意做的工作期间，那些鲜活的战争记忆在他心中缓缓沉淀，并与自上古直至现代的一切乱世中所共有的某些东西结合，共同织入了上述作品的字里行间。
自古至今，愈是乱世，整个社会愈充满不安感，乱世之人也愈难摆脱虚无感与徒劳感；而另一方面，不安、虚无、徒劳之感愈强，人们想抓住某种东西藉以确认自己之存在的意愿也就愈强。井上靖笔下有两类人物尤其突出。
一类可称之为“执著型”。《我的自我形成史》中记述了两位“以卓越的生存方式”度过了“明天不知会怎样的时代”的人物：一位是将半生岁月奉献给《日本人静脉系统研究》撰著的岳父足立文太郎，另一位是在战争末期激烈的轰炸下埋首于“劳多而几近无酬”的法隆寺金堂壁画临摹的画家荒井宽方。这种认准一项天降于己的使命，丝毫不为社会、时代的混乱、恐慌所动摇的“执著型”人物在小说中也屡次登场，如《天平之甍》中的荣叡与业行，《暗潮》中的左竹雨山，《白婆婆虫》中的石守林太郎，等等。另一类可借用井上靖的半自传体短篇集《翌桧物语》之名，称之为“翌桧型”。传说罗汉柏仰慕桧木，每日企盼着“明天变成桧木”。尽管最终没能变成桧木，罗汉柏却从未放弃“翌日成桧”的梦想，故又得名“翌桧”。在井上靖笔下，期盼能“翌日成桧”，不安栖于今日的自己，为了明日能成为什么而律己奋斗着的人物不胜枚举，其中不乏生逢“明天不知会怎样”的乱世，明知难逃翌日也难成桧的命运的捉弄，却仍刻苦自砺着的人们。总体上看，井上靖的主人公正是以这样的“翌桧”们居多。《翌桧物语》中的梶鲇太们自不必说，《斗牛》中的津上、《敦煌》中的行德以及《弃老》中的“妹妹”、“弟弟”们都可归入“翌桧”的队列。而井上靖笔下最伟大的“翌桧”，无论如何当属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孔子》中的孔子。与后世被仰为圣人的孔子相比，无疑，奔波14载，道阻负函之地，知尽乱世之天命，朗吟“归兮、归兮”将回故国的孔子，更令人感动。当然，孔子的思想作为一种理想后世久传，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最终成“桧”了。而作者井上靖也在不惑之年为自己漫长的“翌桧历练”点上休止符，凭《斗牛》、《猎枪》等杰作成了一株苍翠的“桧”。《弃老》中“弟弟”的原型、井上靖的胞弟森田达（冠妻姓），“多年以后创办了一份面向美国介绍日本文化的杂志The East”[9] 87，翻译连载过井上靖的长篇小说《海神》，至于是否成“桧”，也许只有本人才能回答吧。
综上所述，尽管与井上靖多部长篇小说中跌宕起伏的主人公命运相比，甚至与作家本人相比，《弃老》中的人物都是极其平凡的，但他们身上所共有的那种生逢乱世而不自怨自艾，亦不随波逐流，甘尝辛苦、甘守寂寞、克己自砺的顽强性格，正是作家本人与其惺惺相惜之处，通过对这些骨肉至亲的“观察”，井上靖验证了自身性格、观念中一些根本性的东西。由此我们也知道了，贯通于井上靖笔下多个时、地、人物不同的故事中的一个反复变奏的共性的主题——刻苦历练坦立乱世，其根源之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弃老》这个不盈万字的短篇浓缩着井上靖文学的一个母题，当之无愧是作家井上靖凭此验明正身的一枚“徽章”。
注释：
①日文写作“姨捨”（音obasute），在这篇作品中兼有普通名词和地名之意。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小说《弃老》，以《日本现代文学全集·井上靖集》（东京：讲谈社，1980年）为底本，笔者译，其他引文也为笔者译。
②如福田宏年的井上靖传记研究中对《弃老》、《月光》等作品创作背景的详细论考，矶贝英夫对井上靖短篇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中立的观察者”的定位，曾根博义的井上靖晚期作品中“诗性要素”取代“叙事要素”论等都颇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