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身份——论“新移民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移民论文,身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西方文明深怀忧虑的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尽管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争议，但他仍以文明的冲突作为考察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的理论范式，以其独到的视阈为当下的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了参照。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以后决定世界秩序和未来走向的基本力量，已经不是原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对抗，而代之以不同的文明集团的对抗。人们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明／文化的区别。人们要面对的最基本问题的：我是谁？我们的国家／民族身份和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什么？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在种族集团、宗教社群、民族身份，以及在最广泛的文化层次上认同文明，也正如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所说的：“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明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明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模式。”（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35页。）而这种“基于文明的新认同”，在他看来，到了90年代，更多地体现为对族性认同或群体身份问题的关注，“90年代爆发了全球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29页。）事实上，亨廷顿文中所引述的“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三个问题的主语部分，其所指就是不同的文明／文化主体，而后面的谓语部分，则是对不同的文明／文化主体的求证或曰寻找，换句话说，寻找“文化身份”（注：英文identity既可译成“身份”，也可译成“认同”，含义基本一致，故常规换使用。）（个人的、部落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已经成为后冷战时代处于“认同危机”的人们所面临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后冷战时代”是包括亨廷顿在内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对当今世界政治形态的描述，那么，“全球化时代”无疑是国际经济学者们使用更为频繁的一个词语。“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更为软化而又能给人带来无限憧憬的经济学词语，也是当下学界最为时髦的话语之一。人们在兴奋地谈论以跨国资本和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在纷纷讨论着经济的“全球化”是否势必带来文化的“全球化”，以及这种文化的“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将来某一天全球所有的文化都会着上统一制作的服装或是像充斥于世界的各个角落的麦当劳一样全都一个味道？
与亨廷顿一类的政治学者关注各自文明集团的文化认同相类似的是，热中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学者也对“全球化”语境下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表现了莫大的兴趣，所不同的是前者着重分析的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构成冲突的可能性，而后者所要考察的却是基于经济基础变动之后作为上层建筑的不同文化形态的归属。政治与经济的变动促使人们所作出的思考居然如此一致：“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已经使得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变得空前剧烈与频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杂交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注：陶东风：《全球化、后殖民批评与文化认同》，《东方丛刊》1999年第1期。）于是，寻找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身份、重建文化认同成为了当今这个世界上所有“共同在场”的人们无法避开的话题！
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曾在80年代提出了“文化上的移民”的概念，她认为，对于今天这个变化如此迅速，价值观念更迭如此频繁的世界来说，老一辈的人都是“文化上的移民”，他们的迁徙并非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的（注：转引自武斌：《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07页。）。事实上，面对着近20年来这个急遽变化的世界，尤其是“全球化”浪潮加速推进的世纪之交，成为“文化上的移民”的并不仅仅是“老一辈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一种“找不着北”的“认同危机”。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认同问题关系到一个个体或族群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确定自身身份的尺度。“认同危机”的最主要表征就是失去了这种方位定向，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而产生不知所措的感觉：“人们经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认同危机），但这个问题也可以视为他们的立场的彻底的动摇。他们缺少一种框架或视野，在其中事物能够获得一种稳定的意义。某些生活的可能性可以视为好的东西或者有意义的，另一些是坏的或不重要的，所有这些可能性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易变的，或者未定的。”（注：转引自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载《旺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如果说，像米德所指的由于眼前世界的变化过于急遽频繁，仅仅是“时间的迁徙”就使得那些尚未走出国门的人成为“文化上的移民”的话，那么，我们所要讨论的“新移民文学”，不论是从其创作主体还是表现客体来看，就更是具有着时间与空间、文化与物理两方面意义的双重身份的“移民”。
首先，有必要对“新移民文学”作一个描述性的界定，这里所说的“新移民文学”，是特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各样目的（如留学、陪读、打工、经商、投资，等等），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与60年代发生于台湾的那场流向比较集中（主要为欧美）、成分较为单一（大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的留学热潮不同的是，近20年来发生于中国大陆的移民浪潮，不管是从流向、规模还是从人员的构成成分看，都远要比前者宽泛、复杂得多。我们知道，国际间的移民活动，其最根本的动因来自于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这场移民浪潮，其实也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移民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着眼，我们将这一部分主要由新移民作家书写、具有着鲜明的新移民话语特点的作品称之为“新移民文学”而不冠之以“留学生文学”的习惯叫法。
可以理解，由于与新移民的切身利益有着太过密切的关系，“身份”这个字眼对于新移民来说，往往先与“居留”相牵涉，然后才与文化发生联系。前者表现为法律意义的居民身份(identity-residential status)，后者则归属于精神意义上的文化身份(identity-cultural)。毫无疑问，对于出国不久的新移民来说，“身份”一词的第一要义绝对是法律层面上的。因为，新移民们只有在“物理”地取得了所在国的合法长期居留权的前提下，然后才有资格或者闲暇来谈他们的“精神归属意义上的”“文化身份”。在这方面，毕熙燕的《绿卡梦》是一部能较好地满足我们谈论这两方面问题的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本。“绿卡”这两个字，在我们所论及的范围内，不管是其所指还是其能指，它所指涉的只能是也必定是新移民的“居留”问题，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法律意义上的“身份”问题。在《绿卡梦》这部作品中，这一法律意义的“身份”问题，已具体化为玛丽、凯西、苏云这三位女性为实现“绿卡梦”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及其所导致的各不相同的结果。遗憾的是她们的结局并不美好，甚至可以说是极为悲惨的。到了小说末尾，“玛丽进了监狱，凯西当了妓女，布莱尔孤苦伶仃，这里苏云又发了疯”；然而，我们的主人公邹易的情况却大为不同。让恼人的感情问题困扰得不胜其烦的邹易，对传统的爱情婚姻观念早就伤心失望透了。她相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那是一方能够产生不为名利、地位所污染的具有着全新的婚姻观念的净土，对她而言这是一种最为实际也最具魅力的文化想象。在同样出色的姜建明与奥斯卡这一中一西的两个男人中，邹易自己也明白，“以条件论，詹姆斯（姜建明的英文名）更强些。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白种人奥斯卡。看一看作品中的这一段描写：
（有一天，邹易在门口同时送奥斯卡与詹姆斯出门）两人向不同方向走去。邹易注意到向西边走去的奥斯卡，在逆光的效果下，头发及胳膊、腿上的汗毛泛着金光，将其整个人勾出了一道透明的轮廓。她心里忽然一动。又转过脸看东去的詹姆斯，他也恰好回身向邹易挥手。在下午阳光的刺激下，他整个脸立即皱起来，一副很苦的样子。
再也没有比这样的描写更具有倾向性的了，一“东”一“西”，一“透明”一“很苦”，连两人的去向与形象全都充分符号化！邹易对奥斯卡、詹姆斯这两个“分别凝聚了不同的文化信息的人”的比较选择，事实上也是她的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而她的最终赢得爱情和绿卡的双丰收，似乎也在向读者竭力证明她的文化想象的合理性。
由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趋势和必然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来自第三世界的新移民是以其民族的一种代表的身份进入并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的，而他们在这个社会中作为边缘性群体的地位和艰难挣扎的处境，不过是当代世界的权利关系和反映这种关系的民族生活结构在一个西方社会内部的变相复制。这样，当新移民们以一个异族文化的“他者”的身份置身于新的居留国（第一世界）时，势必会出现第一／第三世界的尖锐的二元对立，查建英的小说多是围绕着这种冲突来构筑她的话语体系的。在她的小说中，建筑在物质丰裕基础之上的第一世界的文化价值以一种高高在上而又无所不在的方式，向因物质的匮乏而显得无能为力的第三世界挤压过来，这一挤压所导致的差异性结果一方面体现为她对小说中中外人物形象的刻画，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她对处在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语境下文化认同的尴尬与困境的描写。在查建英的不少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她笔下的外国人，往往能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如《丛林下的冰河》中的巴斯克伦和捷夫，《献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中的罗莎和乔，《往事距此一箭之遥》中的希拉；而来自第三世界的中国人却反而成了缺乏“明确的指称个人的特定性”，《丛林的冰河》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本；叙事者“我”的同学朋友都被冠以按顺序排列的A、B、C、D，至于那三个分别叫兰子、兰子妈和老孔的人，其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名字并不标示任何独特的意义，他们只不过是传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转喻性代表。张颐武在论及这一点时认为，查建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对她来说，“这些人物都是次要的，他们不过是‘中国’这一主能指的各种次能指的显现方式而已。”“个体的存在只是一个‘民族寓言’式的主题的一个侧面和局部。查建英所写的中国人不再是如西方人那样具有着纯个人式的境遇，而是一个民族集体的代码。”（注：张颐武：《代序：穿行于双重世界之间》，载查建英著《丛林下的冰河》，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5页。）查建英对她笔下的人物的这种态度，其实正是潜意识中长期的物物挤压在化为她的文本的一种表现。
对于“文化认同”的尴尬和困境的揭橥，是查建英表现第一／第三世界二元对立的另一种方式。对于查建英作品中那些来自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要想在自己所选择的新国度中居留下来并融入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中（尽管实际上未必能做到，但这毕竟是他们所希望并为之势力的），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文化（比如西方社会的某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等）的适应问题，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审视的目光扩展到他们出国前后国内外的文化境况时就能发现，现代通讯的高度发展与大陆的改革开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国内与外部世界的文化落差，看看这一段文字对我们了解这一点会有很大的帮助：“日常生活中，中国消费者日日夜夜处于一个广阔的、无可逃避的视觉形象海洋里：电视、录象、电影、告示板、广告、杂志封面，等等。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一个自我认同的中国形象在公众和私人的想象世界中建立起来。不论是大街小巷小贩叫卖的杂志封面上和西方时装模特，还是一部黄金时段电视节目中的‘洋妞’，中国在自己的全球文化版图上都设计着自己和别人的形象。这样，当代中国的可视性便具有了一种超国家、超文化的政治表现。”（注：鲁晓鹏：《肥皂剧在中国：视觉、性爱与男性的跨国政治》，王春梅译，载《东方丛刊》1999年第1期。）应该说，受文化“全球化”之赐，这样的一幅90年代中国大陆的大众文化景观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差别并不太大。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新移民尤其是他们当中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所置身的西方社会中所要解决的，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适应问题，因为在他们出国之前，当代中国社会的某些“西化”倾向已经为他们的这种“适应”创造了条件。“确切地说，不是因为他们被‘抛到’海外因而发生‘适应’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已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至少是以为能够较容易‘适应’）于西方作为一种‘理想生活’的文化吸引，才发生出国问题。也就是说，他们‘适应’一种‘西化’生活的过程其实在中国已经发生。问题是在这种‘适应’过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延伸的海外环境）之中，他们始终面对着‘文化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在海外的经验只是使这种矛盾和不确定以更尖锐和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注：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也正是苦于这种“文化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的困扰，《丛林下的冰河》中的那个“我”，在经过几番寻找几番挣扎之后，还是决定回一趟大陆，希望能藉此寻回埋藏在心底中的东方理想主义。然而，由于“我”当年的恋人小D——作品中他是作为理想主义的象征符号——的逝去，在印证了“我”寻找的失败的同时，也宣告了“我”的理想主义的终结。更为令人尴尬的是，重新回到大陆（第三世界）的“我”颓然地发现，自己在这里已然成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局外人，只好又兴味索然地回到美国（第一世界）中来，继续“我”在那里的边缘性生存方式。东方理想主义的终结和始终无法真正认同居留国的西方文化，成为共同撑起《丛林下的冰河》的张力。为了强化这种张力，查建英还处心积虑地借用亨利·詹姆斯《丛林中的猛兽》的主人公约翰·马切尔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和恐惧感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象征，以突出作者对处身于第一／第三世界夹缝中的文化焦虑。“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在这里，查建英深刻地展示了一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认同而又时感惶惑和困扰的这样一种精神情态。
按照赛义德的看法，民族的文化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被建构的过程，它取决于与其相区别、相竞争的“他者”的关系（注：请参阅赛义德：《东方学·后记》，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第426-427页。）。对于新移民来说，从他踏足于新的国度的那一天起，他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成为了这个新国家主流文化的“他者”；而从他的民族身份“级别”看，“第三世界”的“出身”于他而言，本身就是相对于现代西方中心话语的边缘人。这种无法改变的我们／他们、中心／边缘的对立关系，几乎是别无选择的决定了他始终只能以一种游离于中心的“边缘化”状态／心态生活在他所选择的国度里。在这一点上，叶凯蒂和她的《蓝土地，远行者》或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叶凯蒂只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她生长于北京，读的是北京的中文学校，学过雷锋，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还上过山下过乡。70年代初期去了美国，最后在德国安了家（注：参阅李子云《叶凯蒂其人其文》，载《小说界》1996年第1期第131-132页。）。由于有着这样的与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中国——美国——德国，北京——波士顿——海德堡，一次次的“到达”，又一次次的“出发”，使得叶凯蒂对远渡重洋的新移民生活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在小说中，对于“到达”了西方——作品中设定为剑城的H大学——的主人公安其来说，她时时处于这样的两难境地：既背离了原来的故土，同时又成了自己的定居地的“他者”！所以，虽然她努力地尝试着由边缘向中心靠拢；但时时又有一种发自于内心的力量在牵制着她，阻止她向中心的靠拢，使得她只能一直在释放回忆的“坟地”与描写现实之间的矛盾心理的“魔墙”之间打转（注：关于这方面的分析，请参阅笔者与人合作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鹭江出版社1999年8月版）中“新移民文学”一章。），而始终无法潇洒地真正到达她已经“到达”了的西方文化精英之都，也即西方文化的“中心”地带。在小说的结尾，安其放着可能获得世界最著名学府的H大学研究院奖学金不要，却准备到纽约的一个实验话剧团工作，而且是从打杂做起。表面上，她的解释是“我真的还没准备好走这一步”，但是，骨子里长期处于边缘所造成的对中心的不适应，才是她不想接受这一来得太过突然的现实的根本原因：“我喜欢在边缘，对中心我有一种恐惧，规矩太多……”。
为什么安其会有这么一种自外于“中心”的边缘化心态呢？我们只要看一看叶凯蒂在小说前面所写的“小引”中的那段话就不难明白：
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异乡住久了之后，常常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无论你怎样努力，无论从表面上看你有多成功，最终你还是个外国人，刚开始在异乡你的生活被求生的现实问题制约，而且很为新环境所左右。一旦闯出路来，再仔细想，你会发现代价高得惊人。你获得的很多，但失去的也很多，你是否真的到达了彼岸，是否真正离开了家乡，这是一个不容易确定的问题。家乡，过去，历史，是你的一部分，既是你的财富，又是你的负担。我写这小说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想讨论这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
叶凯蒂在这里使用了“外国人”、“异乡”这样的字眼，也就是说，虽然叶凯蒂本人有着一半的西方血统（她的父亲是位原来完全不懂华语的菲律宾华侨，母亲是爱尔兰裔的美国人），但由于她在23岁之前一直生长于中国，接受的是中国式的教育，尽管成年之后离开中国，却依然无法将中国与“祖国”分开，她依然还是把北京当作自己的家乡。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她所作的如上的一番表述，因而也就理解她为什么会在作品中赋予了安其如此的性格和结局。有着半东半西血统的叶凯蒂尚且如此难以融入西方的中心，对于纯属东方血统的新移民作家来说，尽管他们人在西方，但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始终只能是一种远离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化心态。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早就说得很清楚：“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在这里，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风光等等，有如橡树与石松、花朵、枝条与树叶，从盛开又到衰老，——但是没有衰老的‘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老，永不复返。”（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页。）他强调的是，“文化”这一观念本身就是建立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同的前提之上的。实际上，在当今世界的一百八十多个国家中，文化的一元化一体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多元民族／国家和世界性的移民浪潮，使得文化的多极成分越来越重。也正因为这样，构成这种越来越重的“文化的多极成分”中的一部分的世界性移民浪潮的主体也即那些国际移民，当他们的移民活动得以实现之后，究竟会如何去寻找适合于自身生存的文化身份，去建立自己与那个新世界的文化联系，这都是些值得我们深入地去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