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式书评与学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风论文,书评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关于学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大约无论如何强调也是不过分的。因为举凡正直的学者，早已厌烦了近年来蔓延于文化学术界的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抄袭剽窃、假冒伪劣等丑恶现象。开展“学术质量万里行”、“学术打假”，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在这一方面，严肃认真的批评式书评完全应该而且也能够大有作为。借用萧乾先生的说法，即“像个中古的骑士，他毛遂自荐地要保文化的镖”。
可是，直面现实，我们依然不能乐观。因为真正写严肃书评的人并不多，不少所谓的“书评”或者无关疼痒，或者肉麻兮兮，或者贫嘴无聊。写书评容易得罪人，“费力不讨好”。还有，书评写了，尚须“过关斩将”（人情关、编辑关等等），特别是批评式书评，要想顺利发表，一向难乎其难。60年前沈从文在《我对于书评的感想》中即抨击过的“欢迎莫名其妙的捧场，难忍受斤两相称的忠告”，至今依然是笼罩在书评者脑际的“紧箍咒”。尽管包括像伍杰这样有影响的出版界的学者型领导人再三重申：“不能因为是大人物、名人、亲人、熟人，就不讲科学，一味无原则地颂扬、吹捧，有问题也不敢谈，不愿谈，谈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评论中，对学术性的问题，要贯彻双百方针，允许讲不同意见，不要以权压人，以势欺人。”但事实上，至少在学术界，“老虎屁股”的确是“摸不得”。自称曾长期“不遗余力地提倡”书评的萧乾仍为其“未完成的梦”而不胜感慨：“旨在为读者当读书咨询者的书评之所以树立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国写书的人大都只允许你褒，容不得你贬，即使你贬得蛮有道理。”比如，据记者亲历，《世界历史》4年前曾发表过揭露《近代美国与移民》的大面积抄袭的批评式书评——《一种极堪忧虑的现象》，该刊负责人最近披露，“当时支持者有之，但说情和反对者也不乏其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难处归难处，批评式书评近来还是顽强地赢得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新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将极大地有助于推进和加强我们的学科发展和学风建设。
批评式书评的建设性功能，很可能最早是90年代初检讨《语言大典》现象时而凸显出来的。针对这部两千多万字的所谓“当代中国的辞书之最”，徐庆凯率先发表《如此词典，匪夷所思——评〈语言大典〉》，对其大量剽窃、滥收条目、胡乱释义、草率编辑加以公开揭露。鲍克怡的长篇书评《欺世之作〈语言大典〉剖析》，根据大量事实，以正视听：该《大典》“是一部说不清性质的词典”，其收词“杂乱无章、毫无标准”，其释义“错误百出、文字极为拙劣”，有“空前的、惊人的抄袭”，这篇极富胆识的书评认为，“王同亿不但须负侵犯著作权之责，还应在道德上受到谴责。”1994年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党组书记、署长于友先亲自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专门座谈会，主题即“提高辞书质量，促进辞书繁荣”，与会专家学者对辞书界的消极混乱现象进行了认真清理，这些此后发表于《辞书研究》的每一篇发言其实是相当出色的批评式书评。如语文出版社社长李行健痛定思痛道，“我们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好像一本书如无政治上的错误，就不好批评，就无法批评，对于质量低下、不负责任的编者和出版社就缺乏应有的舆论监督和严肃的批评。”李先生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引起许多人共鸣的问题：在导向的问题上，有的报刊和领导是帮了倒忙的。如一家报纸一篇吹捧王同亿同志文章的大标题就叫《二百年后，只剩下王同亿》。不知根据何在，道理何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说：我国没有精神产品质量法，结果，“出版物中，黄色淫秽的犯法，剽窃抄袭的违法，粗制滥造的合法。这种不正常情况，在客观上助长了胡编乱造、无法无天的行为。”围绕《语言大典》等“王同亿现象”的集体性批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辞书界的“无法无天”态势，其积极意义无疑是历史性的。
还有一些人基于学者的良知，置个人得失于度外，仗义执言，推出了一批有影响、有价值的批评式书评。其中伍铁平在《山西大学学报》等发表的对申小龙著作的系列评论尤为引人注目。伍的近3万言的《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指出，申著大量剽窃他人译作与著述，有的已是第三次第四次原封不动地抄袭，“《文化语言学》是一本错误百出，大量照搬申自己‘著’述，其中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系剽窃的书。……《汉字文化》1995年第3期李亚明作《第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语言学著作——〈文化语言学〉》，竟对该书进行大量的无原则的吹捧。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此外，伍铁平还对徐德江的论著进行了尖锐批评，其《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驳云林的一些错误观点》认为，徐实际上“根本不是语言学家、却要冒充语言学家，自吹自擂，把他的错误百出、缺乏语言学起码常识的言论自我吹嘘为‘公式’、‘学说’……”。文章呼吁，“在物质产品方面要打假，在精神领域里同样有打假的任务。”
此外，《中国图书评论》、《中国书评》、《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等均曾发表过严肃认真的批评式书评。这里要特别提到《中国书评》。该刊主编邓正来以身作则，在评《南极政治与法律》一书严重的剽窃问题时写道，“这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不仅在于一部法学著述对法律上知识产权的侵犯，而且还在于知识者对知识神圣性的蔑视、对知识活动纪律的破坏”，他特别补充道，“当中国的严肃知识分子正在努力建构中国的学术研究规范之时，恐仍需对知识活动中基本学术纪律做出捍卫。”王则柯在批评《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证方法论》时也提醒人们说，“如果立志做一个学者，先接受学术规范和学术著述规范的ABC教育，实在很有必要。”言虽简，然一语中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