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宣武帝朝三后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宣武论文,北魏论文,之争论文,帝朝三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10-0151-10
《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记载，北魏宣武帝元恪名下有三位皇后，她们是顺皇后于氏、皇后高氏、灵皇后胡氏。于氏与高氏在宣武帝生前相继立为皇后。胡氏虽然被《皇后列传》冠以“灵皇后”尊号，但是她在宣武帝生前并未立后；胡氏之子孝明帝元诩践阼之后，她才先被尊后为皇太妃，后被尊为皇太后。“三后”在后宫展开了血腥的斗争。虽然于氏与高氏都有强劲的外戚支撑，然而最终胜出的却是胡氏。
一、孝文帝遗诏除冯氏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丙午日去世[1]185，临终对身后之事有所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部署太子元恪继位。此事在《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二十三年三月甲辰条下有简短的记载：“诏赐皇后冯氏死。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践阼。”[1]185值得注意的是，元恪践阼之地不在国都洛阳，而在鲁阳。孝文帝下达此诏书时，正在征伐南朝之后回归洛阳的途中。他当时已经身患重病，担心自己的生命拖延不到洛阳，所以下诏征太子元恪赶往距离他较近的鲁阳践阼。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其实，孝文帝更加担忧的是皇后冯氏可能在皇宫挟持新天子以令朝廷，所以他一定要将太子调离洛阳。
这位遭受孝文帝如此防范的冯氏，是已故文明太后的侄女孝文幽皇后。冯氏在政治上确实抱有强烈的欲望，《魏书》卷一三《皇后·孝文幽皇后冯氏传》记载：“后渐忧惧，与母常氏求托女巫。祷厌无所不至，愿高祖(孝文帝)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者，赏报不赀。又取三牲宫中妖祠，假言祈福，专为左道。”[1]333
后来，咸阳王元禧等人也道明了孝文帝遗诏的真谛。《幽皇后冯氏传》接着记载：“高祖崩，梓宫达鲁阳，乃行遗诏。北海王详奉宣遗旨，长秋卿白整等入授后(冯氏)药。后走呼不肯引决，曰：‘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整等执持，强之，乃含椒而尽。殡以后礼。梓宫次洛南，咸阳王禧等知审死，相视曰：‘若无遗诏，我兄弟亦当作计去之，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也。’”[1]334-335咸阳王元禧等宗室诸王的议论与孝文帝的思虑相一致，都不愿意出现“妇人宰制天下”的局面。由于诸王坚定地执行遗诏，幽皇后冯氏未能逃脱引决的命运。
在下诏杀皇后与征太子的同时，孝文帝还顾命六宰臣辅政，因为新天子年纪尚轻。上引《高祖纪下》接着记载：“诏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详为司空公，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公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辅政。顾命宰辅曰：‘粤尔太尉、司空、尚书令、左右仆射、吏部尚书，惟我太祖丕丕之业，与四象齐茂，累圣重明，属鸿历于寡昧。兢兢业业，思纂乃圣之遗踪。迁都嵩极，定鼎河瀍，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困穷早灭，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继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欤?可不勉之!’”[1]185顾命六宰臣都已经官居要职，位为上品，掌握着朝廷最有权势的衙门。他们合力辅佐新主本是分内职责，为何还要再加上一层所谓“辅政”的身份?孝文帝刻意如此，当然是希望“公卿其善毗继子，隆我魏室”；尤其是，旨在依赖朝臣抵制后权，杜绝再度出现文明太后冯氏临朝听政那样的局面[2]。孝文帝的考虑确实长远，然而政治上并无一劳永逸的措施。孝文帝死后，形势的发展竟与他的设计迥然相异。
二、诸王专恣意不可测
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丁巳，元恪登基，是为宣武帝。北魏的朝政最初正如孝文帝临终安排的那样，宣武帝“居谅闇”而“委政宰辅”[1]191。在顾命宰辅中，既有元氏宗室，又有汉族士人，表面上北魏朝廷似乎成为胡汉联合执政的政权。但是，六位宰辅中，元氏宗室占有四席，汉族士人只有两位，而且实际权力控制在元氏宗室之间。如此看来，所谓“委政宰辅”的实质，是宗室辅助皇室的政治结构。而且，在四位元氏宗室宰臣中，与皇家最亲近的是咸阳王元禧与北海王元详。元禧与元详都是献文帝之子、孝文帝之同父异母弟，也就是宣武帝的叔父，两人的地位最为尊贵。
元禧任职侍中、太尉公，年龄长于元详，所以职权更加显耀。《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纪》中兴元年(501)正月“魏咸阳王禧为上相”条下胡三省注曰：“禧以太尉辅政，位居群臣之上，故曰上相。”[3]4482在辅政六宰臣中，元禧的政治地位最突出，但他却是贪婪无耻之徒。《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记载：“及高祖崩，禧受遗辅政。虽为宰辅之首，而从容推诿，无所是非，而潜受贿赂，阴为威惠者，禧特甚焉。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户，世宗(宣武帝)从之，固辞不受。禧性骄奢，贪淫财色，姬妾数十，意尚不已，衣被绣绮，车乘鲜丽，犹远有简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货贿，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世宗颇恶之。”[1]537
元禧的作为已经招致宣武帝的嫌恶，却还不自戒律，反而提出了僭越的要求。《魏书》卷三一《于栗磾附于烈传》记载：“世宗即位，(于烈)宠任如前。咸阳王禧为宰辅，权重当时，曾遣家僮传言于烈曰：‘须旧羽林、虎贲执仗出入，领军可为差遣。’烈曰：‘天子谅闇，事归宰辅，领军但知典掌宿卫，有诏不敢违，理无私给。’奴惘然而返，传烈言报禧。禧复遣谓烈曰：‘我是天子儿，天子叔，元辅之命，与诏何异?’烈厉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儿、叔。若是诏，应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恶烈刚直，遂议出之，乃授使持节、散骑常侍、征北将军、恒州刺史。烈不愿藩授，频表乞停。辄优答弗许。烈乃谓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阳之诏乎?而逼老夫乃至于此。’遂以疾固辞。”[1]739元禧自以为地位优越，竟然妄想调用皇帝的禁卫“羽林、虎贲执仗出入”，岂料遭到统领羽林、虎贲的领军将军于烈的严厉斥责。为了报复于烈，元禧欲将于烈调离朝廷，到恒州任刺史，但是遭到于烈的坚决抵制。
于烈是鲜卑贵族，出自将门之家。他的祖父于栗磾为北魏开国勋臣，被道武帝赞为“吾之黥彭”。于烈年少时即拜官羽林中郎，此后久在宿卫；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敕留台庶政，一相参委”；孝文帝临终，于烈留守都邑，“处分行留，神色无变”，发挥了镇定洛阳局面的作用。所以，宣武帝即位之后对于烈“宠任如前”[1]735-739。
于烈之子于忠兼领直阁，常在皇帝身边，他利用机会向宣武帝进言，告发元禧等人“专姿”。《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纪》中兴元年正月条记载：“烈使忠言于魏主(宣武帝)曰：‘诸王专恣，意不可测，宜早罢之，自揽权纲。’北海王详亦密以禧过恶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辅政。帝然之。”[2]4482
宣武帝虽然年轻，心中却有城府。他利用于烈对元禧的愤慨，发起了夺权行动。《魏书·于烈传》记载：“世宗以禧等专擅，潜谋废之。会(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并致斋于庙，世宗夜召烈子忠，谓曰：‘卿父忠允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当有处分。’忠奉诏而出。质明，烈至，世宗诏曰：‘诸父慢怠，渐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对曰：‘老臣历奉累朝，颇以干勇赐识。今日之事，所不敢辞。’乃将直阁已下六十余人，宣旨召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卫送至于帝前。诸公各稽首归政。以烈为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军，进爵为侯，增邑三百户，并前五百户。自是长直禁中，机密大事，皆所参焉。”[1]739-740由于于烈的支持，辅政“诸公各稽首归政”，宣武帝于景明二年(501)夺权成功。因此，于烈不仅升官晋爵，而且参与“机密大事”。
形势骤变，元禧遭到疏远，他心中惴惴不安，于是谋划造反。《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世宗既览政，禧意不安。而其国斋帅刘小苟每称左右言欲诛禧。禧闻而叹曰：‘我不负心，天家岂应如此!’由是常怀忧惧。加以赵修专宠，王公罕得进见。禧遂与其妃兄兼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谋反。时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众怀沮异，禧心因缓。自旦达晡，计不能决，遂约不泄而散。”[1]538元禧集合亲信谋反，临时却犹豫作罢，虽“约不泄而散”，然而岂能保住秘密。《魏书·于烈传》记载：“太尉、咸阳王禧谋反也，武兴王杨集始驰于北邙以告。时世宗从禽于野，左右分散，直卫无几，仓卒之际，莫知计之所出。乃敕(于)烈子忠驰觇虚实。烈时留守，已处分有备，因忠奏曰：‘臣虽朽迈，心力犹可。此等猖狂，不足为虑。顾缓跸徐还，以安物望。’世宗闻之，甚以慰悦。及驾还宫，禧已遁逃。诏烈遣直阁叔孙侯将虎贲三百人追执之。”[1]740元禧谋反事泄，不久被杀。在镇压元禧的事件中，于氏父子建立了首功，因而备受恩宠。
为了巩固于氏家族的地位，于烈设法将其侄女送进后宫。《魏书》卷一三《皇后·宣武顺皇后于氏传》记载：“宣武顺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劲之女也。世宗始亲政事，烈时为领军，总心膂之任，以嫔御未备，因左右讽谕，称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为贵人。时年十四，甚见宠爱，立为皇后，谒于太庙。”[1]336于氏入宫之后，先为贵人，不久便被立为皇后。与皇家联姻成功，于家成为参与“机密大事”的外戚。外戚参政的局面出现。
三、所谓宽容性不妒忌
于氏之立，成为宣武帝的第一位皇后。可惜为时不久于烈就患暴疾去世。《魏书·于烈传》记载：“顺后既立，(于烈)以世父之重，弥见优礼。八月，暴疾卒，时年六十五。世宗举哀于朝堂，给东园第一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赐钱二百万，布五百匹。赠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巨鹿郡开国公，增邑五百户，并前千户。”[1]740所记于烈去世的时间仅有月份，为“八月”。溯其前文，有“会(景明)二年正月礿祭，三公并致斋于庙，世宗夜召烈子忠”等语，此“八月”的年份应为景明二年。然而，据《魏书·世宗纪》记载，于氏立后的时间是景明二年九月己亥日[1]194，于烈“暴疾卒”事记录于“顺后既立”之后，则此“八月”似乎在景明三年或此后的年份。核对《北史》卷二三《于栗磾附于烈传》，则记载更略，无补于了解于烈去世的时间[4]。
《魏书》卷三一《于栗磾附于忠传》记载：“世宗即位，迁长水校尉，寻除左右郎将，领直寝。……父忧去职。末几，起复本官。迁司空长史。于时太傅、录尚书、北海王详亲尊权重，将作大匠王遇多随详所欲而给之。后因公事，忠于详前谓遇曰：‘殿下，国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须材用，自应关旨，何至阿谀附势，损公惠私也!’遇既不宁，详亦惭谢。”[1]741对于上述，《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纪》中兴元年十一月丁酉条有相同的记载，为了便于比照，亦抄录如下：“以北海王详为太傅，领司徒。……详贵盛翕赫，将作大匠王遇多随详所欲，私以官物给之。司徒长史于忠责遇于详前曰：‘殿下，国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须材用，自应关旨，何至阿谀附势，损公惠私也!’遇既踧踖，详亦惭谢。”[2]4502通过比照不难发现，于忠指责王遇的语言，在《资治通鉴》与《魏书》的记载中竟然完全相同。这表明，《魏书》的这段记载是《资治通鉴》编撰时的史料来源。然而，两书所记于忠与元详的官职却有差异。这又表明，《资治通鉴》的编者撰写该段时还曾参考过其他文献。由此可见，《资治通鉴》将该段记载列在《齐纪》和帝中兴元年十一月丁酉条下，是经过审慎酌定的。而南齐和帝的中兴元年，在北魏正是景明二年。
关于于忠的官职，《魏书》记作“司空长史”，《资治通鉴》则记作“司徒长史”，未知孰非。但无论以孰为是，都应该是于忠经过“父忧”之后的迁官。则于烈去世不可能在景明二年以后，其“暴疾卒”的八月就应该在景明二年。照此理解，于氏立后应在于烈去世之后。不过，于氏之立后与于烈之死，其间时差仅一个月，而且《顺皇后于氏传》称于烈曾有过“因左右讽谕，称后有容德”的活动，可知于氏入宫以及当贵人之际于烈尚在人世。至于《魏书·于烈传》所记“以世父之重，弥见优礼”，应当指于烈去世以后宣武帝为之举哀、给赐、赠封等事项。为此，对照《北史·于烈传》中相关记载便会更显明确。
于烈去世，对于于家的政治地位是极大损失。“(于)忠每以鲠直为(元)详所忿，尝骂忠曰：‘我忧在前见尔死，不忧尔见我死时也!’忠曰：‘人生于世，自有定分。若应死于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尔，王不能杀!’忠以讨咸阳王禧功，封魏郡公，迁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详因忠表让之际，密劝魏主以忠为列卿，令解左右，听其让爵。于是诏停其封，优进太府卿。”[2]4502其时，于烈刚死，于忠的地位尚未稳固，必然会受权臣排挤。而在后宫的于氏，因立为皇后不久，故也难以帮助于忠。
关于于氏在后宫的表现，《顺皇后于氏传》记载十分简略，曰：“后静默宽容，性不妒忌。”[1]336其实史家的赞扬并不得实，《魏书》卷二二《孝文五王·京兆王愉传》记载：“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迁中书监。世宗为纳顺皇后妹为妃，而不见礼答。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产子宝月。顺皇后召李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1]589-590宣武帝为京兆王元愉纳娶顺皇后妹，此事或许与顺皇后的诱导相关。元愉是宣武帝的同父异母弟，顺皇后妹成为元愉之妃，对于于家而言乃是双重联姻，系锦上添花之举。岂料元愉任徐州刺史时已有“宠嬖”，并且生有一子，因此顺皇后妹进入元愉之家后颇受冷落。顺皇后为了自家的发展，竟然亲自出面，帮助其妹排除对手。她“毁击”元愉宠妾李氏，“强令为尼于内”，甚至还剥夺李氏之子。由此事观察，于氏的性格实在与史家所云“宽容”的评价大相径庭，她的表现何其霸道，绝非不怀妒忌之心。
不过，妨碍于家发展的不仅仅是宗室北海王元详，还有另外一家外戚，那就是宣武帝的舅氏高家。
四、礼敬尚隆心存杀机
宣武帝排除宗室诸王，却又难以驾驭朝廷，他不得不利用外戚和近臣。《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纪》中兴元年正月“魏主时年十六”条记载：“(宣武帝)不能亲决庶务，委之左右。于是幸臣茹皓、赵郡王仲兴、上谷寇猛、赵郡赵脩、南阳赵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2]4483在这段记载中，将外戚高肇排列在最后，实际上高肇所受恩宠超过了幸臣茹皓、王仲兴、寇猛、赵脩等人。
高肇是宣武帝生母孝文昭皇后高氏之兄，为宣武帝亲舅。昭皇后早就遇害身亡，所以高家在孝文帝朝并无起色[1]335。宣武帝即位以后，高家忽然被召到朝廷接受封拜，《魏书·高肇传》记载：“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父扬，字法修。高祖初，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冀富等入国，拜厉威将军、河间子，乘信明威将军，俱待以客礼，赐奴婢、牛、马、彩帛。遂纳扬女，是为文昭皇后，生世宗。扬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录尚书事、北海王详等奏：‘扬宜赠左光禄大夫，赐爵渤海公，谥曰敬。其妻盖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诏可。又诏扬嫡孙猛袭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显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与舅氏相接，将拜爵，乃赐衣帻，引见肇、显于华林都亭。皆甚惶惧，举动失仪。数日之间，富贵赫弈。”[1]1829高家出自于东裔的高丽族[5]163-179，地处偏僻，门第寒素。皇恩突然降临，高家意想不到，因此“皆甚惶惧，举动失仪”。
高家骤然“富贵赫弈”，似乎梦境，却系事实。不久，咸阳王元禧被诛。镇压元禧谋反的首功当属于烈、于忠父子，但是最大的获利者却是高肇。《高肇传》记载：“是年，咸阳王禧诛，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几，肇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迁尚书令。”[1]1829高肇既分得元禧的家财，又获得北魏朝政的权力。他先领吏部，执掌朝廷人事；后迁尚书令，总览行政大权。
高肇尚宣武帝之姑高平公主，与皇家亲上加亲，政治地位更加巩固。而北魏政治也形成为新的格局，《魏书·北海王详传》记载：“世宗讲武于邺，详与右仆射高肇、领军于劲留守京师。”[1]561从辅政的咸阳王元禧等人手中夺回政权，宣武帝得以览政；随后，宣武帝来到邺城重镇“讲武”，以此震慑局面；为了预防政变，宣武帝命元详、高肇与于劲留守京师。领军于劲是顺皇后的父亲，《魏书》卷八三下《外戚下·于劲传》中称他“颇有武略”[1]1832。对于京师留守的用人，宣武帝是煞费苦心的。于劲与高肇同被安排作京师留守，形成于、高两外戚对付元详一宗室的格局。
高肇骤然暴发，所受皇恩无人堪比，当然他也为此做出了显著回报。读《魏书·高肇传》，不难感受到史家对高肇这样的外戚是抱着片面的批判态度的。即便如此，也偶尔流露出赞扬之词来。该传记载：“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1]1830“世咸谓之为能”是相当高的评价，在微词屡见的《高肇传》中出现如此评价，应该是客观的，也是难得的。《魏书》卷八《世宗纪》史臣曰：“世宗承圣考德业，天下想望风化，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1]215宣武帝朝的初期，推行“宽以摄下”的政策，致使腐败丛生，引起权力纷争[6]。宣武帝朝的中后期，因高肇“在位居要”而相对平稳，从而在文治方面颇有作为。宣武帝得以“垂拱无为”，是因为有高肇在“留心百揆”的缘故。北魏政权能够造就“天下想望风化”的景象，其中应有高肇的贡献。
当然，陷入政坛的高肇必然要成为宣武帝用以铲除对手的工具。元禧被诛之后，另一位辅政皇叔元详一度独揽朝政，并且排挤了外戚于忠。元详一时志满意得，却不料好景不长。《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上·北海王详传》记载：“至此，(北海王详)贵宠崇盛，不复言有祸败之理。后为高肇所谮，云详与皓等谋为逆乱。”[1]562对于元详的处境，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纪》中兴元年十一月丁酉条下注曰：“详能以计疎于忠，而不知高肇已制其后矣。”[2]4502
高肇攻击的主要对象是宗室诸王，诸王之中又以元详为重点。《高肇传》记载：“世宗初，六辅专政，后以咸阳王禧无事构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无亲族，颇结朋党，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构杀之。又说世宗防卫诸王，殆同囚禁。”[3]1830仅仅依据上述记载来看，似乎元详之败纯系“高肇所谮”的缘故。其实，元详自身贪腐已极，而且张狂无忌，才终于招致朝野愤慨，此为根本原因。《北海王详传》记载：“初，太和末，详以少弟延爱；景明初，复以季父崇宠。位望兼极，百僚惮之。而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嬖狎群小，所在请托。珍丽充盈，声色侈纵，建饰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矣。又于东掖门外，大路之南，驱逼细人，规占第宅。至有丧柩在堂，请延至葬而不见许，乃令舆榇巷次，行路哀嗟。……详虽贪侈聚敛，朝野所闻，而世宗礼敬尚隆，凭寄无替，军国大事，总而裁决。每所敷奏，事皆协允。详常别住华林园之西隅，与都亭、宫馆密迩相接，亦通后门。世宗每潜幸其所，肆饮终日，其宠如此。又详拜受，因其私庆，启请世宗。世宗频幸南第，御其后堂，与高太妃相见，呼为阿母，伏而上酒，礼若家人。临出，高每拜送，举觞祝言：‘愿官家千万岁寿，岁岁一至妾母子舍也。’”[1]561-562宣武帝对元详早就不满，但是表面上却故作姿态，甚至对元详母子“礼敬尚隆”，其实心中已经存下杀机。
《魏书》的作者也是这样看待的，《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上》卷末史臣曰：“北海(王详)义昧鹡鸰，奢淫自丧，虽祸由间言，亦自贻伊戚。”[1]566对于发生在朝廷贵臣身上的“奢淫自丧”罪行，身为朝廷“衡轴”的高肇理应积极参与调查，并及时向皇帝报告情况，倘若不闻不问，甚至纵容勾结，反倒是失于职责的行为。何况，劾奏、纠查与议罪者另有其他大臣，而且指挥这些人的正是宣武帝。《北海王详传》记载：“于时，详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敕纠详贪淫，及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专恣之状。亮乃奏详：‘贪害公私，淫乱典礼。朝廷比以军国费广，禁断诸蕃杂献，而详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驱夺人业，崇侈私第。蒸秽无道，失尊卑之节；尘败宪章，亏风教之纪。请以见事，免所居官爵，付鸿胪削夺，辄下禁止，付廷尉治罪。’并劾皓等，夜即收禁南台。又虎贲百人围守详第，虑其惊惧奔越，遣左右郭翼开金墉门，驰出谕之，示以中尉弹状。……徙详就太府寺，围禁弥切。”[1]562元详被处置之后，宗室诸王均受监督，“殆同囚禁”。
在收禁北海王详过程中，北魏朝廷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下，表现得“围禁弥切”。这是因为，自从元禧死后，元详就在孝文帝顾命大臣之中处于独尊的地位。对他的处置，意义并非仅在于惩治腐败，而是更加着眼于政治。这在宣武帝下达的诏书中写的十分明确，《北海王详传》记载该诏书称：“王位兼台辅，亲懿莫二，朝野属赖，具瞻所归。不能励德存道，宣融轨训，方乃肆兹贪腼，秽暴显闻。远负先朝友爱之寄，近乖家国推敬所期，理官执宪，实合刑典，天下为公，岂容私抑。……邦家不造，言寻感慨。”宣武帝以“天下为公”的名义，沉重地打击了宗室诸王势力。至此，孝文帝以宗室辅政的政治设计彻底破产。
五、宫禁事秘莫能知悉
宗室压抑，外戚伸张，高肇“在位居要”。为了巩固政治地位，与于家一样，高肇也设法将其侄女引入北魏后宫。《魏书》卷一三《皇后·宣武皇后高氏传》记载：“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世宗纳为贵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后拜为皇后，甚见礼重。”[1]336高氏入宫后“甚见礼重”，高家与皇家由此亲上加亲。
关于高氏的情况，《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能够补其本传的疏略：“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尼讳英，姓高氏，渤海條人也。文昭皇太后之兄女。世宗景明四年纳为夫人。正始五年拜为皇后。帝崩，志愿道门，出俗为尼。以神龟元年九月廿四日薨於寺。十月十五日迁葬于邙山。”[7]由此墓志铭得知，尼慈义原即宣武皇后高氏，俗名为英。
赵万里先生据罗振玉《辽居乙稿》指出，该墓志铭与《魏书》所载内容有所不同[8]。现据以归纳成四点：第一，高氏系孝文昭皇后兄之女，而非如本传所谓弟之女；第二，高氏入宫后被纳为夫人，而非如本传所谓纳为贵人；第三，高氏于正始五年(508)拜为皇后，而非如《魏书》卷八三下《高肇附高偃传》所谓永平元年(508)立为皇后；第四，关于高氏去世的时间、地点以及原因，《尼慈义墓志铭》有别于《魏书》的相关记载。
《尼慈义墓志铭》与《魏书》相关记载之间竟有如此多的不同，说明宫廷之事诸多忌讳，致使外界传说难以详悉。关于上述：第一点，确如罗振玉所证，但不影响本文的论证。第三点，也如罗振玉所述，高氏拜后于正始五年七月甲午，当年八月丁卯才改年号为永平[1]206。由于改年在后，所以《高偃传》以永平元年为高氏立后之年不够准确。这一点也不影响本文的论证。对于第一点与第三点，均可不顾；至于第四点，将要在本文第七节中论述；以下专论第二点。
高氏立后前的身份为夫人之事，可由《世宗纪》的记载得到佐证，该纪永平元年七月甲午条明确记载“以夫人高氏为皇后”[1]206。不过，这与本传称高氏为“贵人”并不矛盾。《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之序言称：“汉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余则多称夫人，随世增损，非如《周礼》有夫人、嫔妇、御妻之定数焉。……太祖追尊祖妣，皆从帝谥为皇后，始立中宫，余妾或称夫人，多少无限，然皆有品次。世祖太武帝稍增左右昭仪及贵人、椒房、中式数等，后庭渐已多矣。……高祖改定内官，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据此可知，在太祖道武帝朝，沿袭秦汉旧制，夫人只是后宫诸妾的泛称；至世祖太武帝朝，后宫嫔妃才有昭仪、贵人、椒房、中式数等，贵人为诸妾名目之一；到高祖孝文帝朝，将后宫品位规范化，从此夫人成为内官之一，而贵人则不在内官之列。不过，由于习惯尚在，贵人被泛化成为后宫嫔妃的尊称。《孝文昭皇后高氏传》记载：“其后有司奏请加昭仪号，谥曰文昭贵人，高祖从之。世宗践阼，追尊配飨。”[1]335可见，在孝文帝与宣武帝两朝，就连地位仅次于皇后的昭仪都可以称作贵人。《魏书·高肇附高偃传》中称，高氏入宫后为“贵嫔”[1]1832。此贵嫔与贵人一样是对后宫尊者的称呼，但也不在内官之列。要之，对于立后之前的高氏，其墓志铭称作“夫人”，是依据其品位；本传称作“贵人”，乃是泛称，两处均无错误。
值得注意的倒是，在孝文帝改定的内官系列中，夫人位视三公，在皇后与昭仪等二三人之下就是夫人。《尼慈义墓志铭》称高氏于景明四年被纳为夫人，其地位是直逼皇后于氏及其他昭仪的。而在此时，高家势头正旺，于家外戚却正受北海王元详等人的排挤。所以，对于氏而言，高氏的存在是相当大的威胁。
何况，于氏还具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久不生子。久不生子的原因有三种可能：一是生理方面有缺陷，二是未蒙夫君宠爱，三是主观上畏惧生育。从后来诞有皇子昌看，于氏久不生子的原因应该是畏惧生育。那么于氏为何畏惧生育呢?因为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立有子贵母死故事，按照其规则，储君之母要被赐死。于氏身为皇后，倘若第一个生下皇子，该皇子就理应成为储君，则于氏性命难保。换而言之，于氏并非不想生子，而是在等待宫中其他人首先生出皇子来。
由于子贵母死故事，不仅椒掖之中人人自危，宫人亲属也家家担忧。《京兆王愉传》称：“(顺皇)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1]590于劲的上表，表面上看在为皇家着想，实际上是为顺皇后担忧。因为，倘若其他嫔妃能够先行诞育子嗣，已经身为皇后的于氏就再也不必顾虑前途不测了。
然而，在当时的医药条件下，防范怀孕之事比较困难，而且由不得妇女个人。后来于氏不仅怀孕，而且生出的是儿子，那就是皇子昌。据《世宗纪》记载，皇子昌诞生于正始三年春正月丁卯日[1]201，时距于氏在景明二年九月己亥日立为皇后已经六个年头。皇子昌是宣武帝的第一位皇子，从当日大赦天下来看，其前途就是皇储。
首位皇子诞生，对于皇家是喜庆，对于于氏却是凶兆。不过，执行此规则者应该是比皇后的地位更高之人，此时北魏宫中并无太后，所以于氏的命运就全然取决于宣武帝了。宣武帝当时对于氏的态度如何，并无史料透露。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极为不利于于氏的因素明摆着，那就是夫人高氏存在于宣武帝身边。
关于高氏的品性，其本传在两处给出了四个字的评价，前曰“妒忌”，后称“悍忌”[1]336，337，可见她绝非等闲之辈。高氏夫人与于氏皇后，两妒相遇难免恶斗，其胜败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而且关乎家族的前景。两者恶斗的细节虽然不详，结果却是清楚的，位居皇后的于氏惨败。
《顺皇后于氏传》记载：“其后(于氏)暴崩，宫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议归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谥曰顺皇后。”[1]336仅仅依据这段史料，很难判断于氏之死是否与子贵母死故事相关，也难以获知宣武帝在此事件中的作用。《顺皇后于氏传》将于氏之死“归咎于高夫人”，这也仅仅属于“世议”，并无实据。不过，反常的是，于氏之死分明系“暴崩”，却不见朝廷追究罪责，由此得见宣武帝当时对于氏已经漠然。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宣武帝的漠然态度，造成了于氏被害的悲剧。不过，从于氏“暴崩”后会出现“归咎于高夫人”的“世议”现象，可以看出高、于两家的矛盾斗争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
据《世宗纪》记载，于氏于正始四年十月丁卯日去世[1]205。于氏去世不足半年，其子皇子昌也死去，时为永平元年三月戊子，享年仅仅虚岁三岁[1]205。皇子昌之死，当时的舆论也归咎于高家。《高肇传》记载：“皇子昌薨，佥谓王显失于医疗，承(高)肇意旨。”[1]1830王显以医术显达于北魏朝廷[1]1968-1969，但医术难以回天，皇子昌之死或属医疗不济的缘故。虽然史载有“佥谓”王显“承肇意旨”云云，但不一定属实。其实，皇子昌之死，对于高家有害无利，因为此后就该高氏担心怀孕的事情了。
于氏及皇子昌都死了，高氏成为宣武帝朝第二位皇后。但是，于家与高家的斗争并未完结。
六、一身之死何缘畏惧
高氏在后宫争强之际，高肇与宗室诸王的关系继续恶化。《高肇传》记载：“时顺皇后暴崩，世议言肇为之。……及京兆王愉出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轨。肇又谮杀彭城王勰。由是朝野侧目，咸畏恶之。”[1]1830高肇敢于陷害诸王，是因为背后有宣武帝的唆使；诸王欲反，也以清除宣武帝宠任的高肇为理由。《京兆王愉传》记载：“(京兆王愉)与弟广平王怀颇相夸尚，竞慕奢丽，贪纵不法。于是世宗摄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为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职求侍要，既势劣二弟，潜怀愧恨，颇见言色。又以幸妾屡被顿辱，内外离抑。及在州谋逆，愉遂杀长史羊灵引及司马李遵，称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谋杀害主上。于是遂为坛于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号建平元年，立李氏为皇后。世宗诏尚书李平讨愉。愉出拒王师，频败，遂婴城自守。愉知事穷，携李及四子数十骑出门，诸军追之，见执以送。诏征赴京师，申以家人之训。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虽销絷之中，饮食自若，略无愧惧之色。至野王，愉语人曰：‘虽主上慈深，不忍杀我，吾亦何面目见于至尊!’于是歔欷流涕，绝气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杀之。敛以小棺，瘗之。”[1]1830元愉“贪纵不法”，受到处置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不思悔过，居然“在州谋逆”，而谋逆的理由竟是谎称“高肇谋杀害主上”。宗室诸王与外戚高肇之间如水火不相容，已成众所周知的现象。所以，元愉分明是“绝气而死”，却会被舆论称为“高肇令人杀之”。
另一位权势显赫的宗室王彭城王勰之死，则起因于公开反对高氏立后。《魏书·彭城王勰传》记载：“(彭城王勰)小心谨慎，初无过失，虽闲居宴处，亦无慢色惰容。爱敬儒彦，倾心礼待。清正俭素，门无私谒。性仁孝，言于朝廷，以其舅潘僧固为冀州乐陵太守。京兆王愉构逆，僧固见逼从之。尚书令高肇性既凶愎，贼害贤俊。又肇之兄女，入为夫人，顺皇后崩，世宗欲以为后，勰固执以为不可。肇于是屡谮勰于世宗，世宗不纳。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诬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勰国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希肇提携，构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晖以奏世宗，晖不从，令左卫元珍言之。世宗访之于晖，晖明勰无此。世宗更以问肇，肇以魏偃、祖珍为证，世宗乃信之。”[1]582高肇诬陷元勰与元愉私通叛逆之事被证成，反对立高氏为后的障碍被排除，于是高家如愿以偿。
高氏于永平元年七月甲午日被立为皇后，时隔于氏之死仅仅九个月[1]206。两个月后，彭城王元勰便大祸临头。“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阳王雍、广阳王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及高肇等入。时勰妃方产，勰乃固辞不赴。中使相继，不得已乃令命驾，意甚忧惧，与妃诀而登车。入东掖门，度一小桥，牛不肯进，遂击之，良久。更有使者责勰来迟，乃令去牛，人挽而进。宴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别所消息。俄而，元珍将武士赍毒酒而至。勰曰：‘吾忠于朝廷，何罪见杀!一见至尊，死无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复见!王但饮酒。’勰曰：‘至尊圣明，不应无事杀我，求与告我罪者一对曲直。’武士以刀环筑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见杀。’武士又以刀环筑勰。勰乃饮毒酒，武士就杀之。向晨，以褥裹尸，舆从屏门而出。载尸归第，云王因饮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号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还当恶死。’及肇以罪见杀，论者知有报应焉。……勰既有大功于国，无罪见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杀如此贤王!’有朝贵贱，莫不丧气。”[1]582-583对于彭城王勰被杀事件的前因后果、征兆预感以及坊间舆论，史家均作了大肆渲染。不管彭城王勰案是否冤屈，当时舆论汹汹应属实情，这般形势对于宫中的高氏与朝廷的高肇十分不利。
彭城王勰被杀后，宣武帝也略有追悔之意，这可以从他给予彭城王勰的高规格礼遇看出来。《彭城王勰传》记载：“世宗为举哀于东堂。给东园第一秘器、朝服一袭、赙钱八十万、布二千匹、蜡五百斤，大鸿胪护丧事。……追崇假黄铖、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公、侍中、太师、王如故。给銮略九旒、虎贲班剑百人、前后部羽葆鼓吹、辒辌车。”[1]583宣武帝一再地追崇彭城王勰，表明他对于处决彭城王勰之事是有所悔悟的。
彭城王勰死后，宗室势力暂时被压抑住。不过，高肇虽然获胜，却也陷入更大的矛盾漩涡。《高肇传》记载：“(高肇)因此专权，与夺任己。又尝与清河王怿于云龙门外庑下，忽忿诤，大至纷纭。太尉、高阳王雍和止之。”[1]1830依靠镇压宗室的手段，高肇帮助宣武帝巩固了政权，但自己陷入了朝野侧目的境地。
不过，在十分孤立的情况下，高肇却利用权势作了不少革新举动。《高肇传》记载：“肇既当衡轴，每事任己，本无学识，动违礼度，好改先朝旧制，出情妄作，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由是怨声盈路矣。”[1]1830高肇是依靠外戚身份暴发者，史家对他这样的人抱有一定程度的偏见，所以这段描述中充斥着批判的言辞。不过，剥开偏见的外衣，也能窥出高肇执政期间对于“先朝旧制”作过不少改革。改革的效果如何自当别论，但至少其中所述“怨声盈路”云云是夸张之词。发出怨声者其实都是所谓的“勋人”，而非普通的民众，所以怨声是有的，却还不至于盈路。
与此同时，宫中形势也有变化，这与皇家的子嗣相关。《宣武皇后高氏传》记载：“世宗纳(高氏)为贵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后拜为皇后，甚见礼重。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1]336原来，高氏在立后之前生有皇子及公主，不过皇子“早夭”了。皇子死亡的原因不见于史载，很可能与高氏摄于子贵母死故事相关。更有甚者，高氏立为皇后之后，不但自己不欲生子，而且还阻挠其他宫人“进御”。所以，同传还称：“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世，二十余年，皇子全育者，惟肃宗而已。”[1]336-337北魏皇家出现子嗣危机，史家将此归咎于高氏的“悍忌”。高氏固然品性“悍忌”，其实她也处于两难之中：自己生子，可能被赐死；她人生子，权势必定旁落。从根本上讲，乃是道武帝设立子贵母死故事造下的灾孽使然，对于北魏皇家实在是报应!
在上述情况下，宣武帝身边又冒出一位胡氏，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魏书·宣武灵皇后胡氏传》记载：“宣武灵皇后胡氏，安定临泾人，司徒国珍女也。母皇甫氏，产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县有赵胡者，善于卜相，国珍问之。胡云：‘贤女有大贵之表，方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过三人知也。’后姑为尼，颇能讲道。世宗初，入讲禁中。积数岁，讽左右称后姿行。世宗闻之，乃召入掖庭，为承华世妇。”[1]337关于胡氏被召入掖庭的时间，本传未作记载。胡氏后来生有一子，是为孝明帝。《魏书·肃宗纪》记载，孝明帝诞生于永平三年(510)三月丙戌日[1]221。据此知道，胡氏怀孕的时间大约在永平二年五月之后，则胡氏入宫的时间应该在永平二年五月之前。
关于胡氏的家庭，在《魏书》卷八三《外戚下·胡国珍传》记载：“胡国珍，字世玉，安定临泾人也。祖略，姚兴渤海公姚逵平北府谘议参军。父渊，赫连屈丐给事黄门侍郎。世祖克统万，渊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后拜河州刺史。国珍少好学，雅尚清俭。太和十五年袭爵，例降为伯。女以选入掖庭。”[1]1883胡家出身夏国降臣，论尊贵远不如于家，论显赫更不如高家。但是，为了让胡氏进入宫中，其家曾经煞费苦心。《灵皇后胡氏传》所谓“赤光四照”的征候以及赵胡的卜语当然属于编造的，不足凭信。胡氏之姑借讲道以施展影响，从而乘机帮助胡氏入宫，这倒是真实可信的。胡氏之姑的活动竟然持之以恒，“积数岁”之久。由胡氏入宫的永平二年五月往前推“数岁”，恰恰是于氏与高氏相妒达到高潮的正始年间。胡家如此算计，也许是看准了后宫的矛盾变化。
胡氏入宫后为承华世妇，位视中大夫，地位绝不能与夫人相比。然而胡氏性格倔强，并非常人堪比。《胡氏传》又记载：“而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唯后(胡氏)每谓夫人等言：‘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肃宗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后固意确然，幽夜独誓云：‘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既诞肃宗，进为充华嫔。”[1]337所谓“国旧制”，正是子贵母死故事。其实，胡氏并非不畏旧制，她宁肯“子生身死”的举动乃是拼命一搏，是向妒妇高氏公然发起的挑战。也只有如此，她才能有出头的机会。
胡充华的挑战激起不小的波澜，反应最敏感的当然是宣武帝。《胡氏传》记载：“先是，世宗频丧皇子，自以春秋长矣，深加慎护，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养于别宫，皇后及充华嫔皆莫得而抚视焉。”[1]337将皇子“养于别宫”的目的，是为了防范皇后及充华嫔的加害，其中最主要的防范目标，正是“悍忌”的皇后高氏。胡充华的挑战，必然会感动宣武帝；宣武帝的防范措施，则表明高氏的地位发生动摇了。
作为连锁效应，宣武帝对高肇的态度也逐渐冷淡。《高肇传》记载：“延昌初，(高肇)迁司徒。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形乎辞色。众咸嗤笑之。”[1]1830高肇迁官司徒，政治地位虽然提高，但是权势却被架空。这是朝廷众臣都能看得出来的，所以“咸嗤笑之”；高肇自己心中也很明白，所以“怏怏形乎辞色”。发生在高肇身上的变化，并不仅仅因为胡氏在宫中的挑战，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宗室势力已经大受挫折，宣武帝不太需要高肇这样的政治打手了。
延昌三年(514)，高肇离开朝廷，受命出征西蜀。“其年，大举征蜀，以肇为大将军，都督诸军为之节度。与都督甄琛等二十余人俱面辞世宗于东堂，亲奉规略。是日，肇所乘骏马停于神虎门外，无故惊倒，转卧渠中，鞍具瓦解，众咸怪异。肇出，恶焉。”[1]1830高肇出征之前，出现所乘骏马惊倒的征兆。所谓征兆，本不可信，但是这与高肇的权势转衰暗合，所以会令高肇“恶焉”。
七、母以子贵奈我如何
形势急转直下，延昌四年(515)正月丁巳，宣武帝突然驾崩[1]215。保护伞倒下，高家面临严峻形势。宗室诸王以及于家外戚立即与高肇在朝廷的党羽展开生死较量。此时，于家的代表是于烈之子于忠，宗室诸王的代表是高阳王元雍。
于忠在延昌年间任侍中、领军将军，宣武帝去世后他迎立孝明帝即位，执掌朝政。“及世宗崩，夜中与侍中崔光遣右卫将军侯刚，迎肃宗于东宫而即位。忠与门下议：以肃宗幼年，末亲机政；太尉、高阳王雍属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亲，可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中宫，请即敕授。”针对此局面，高肇的党羽曾经负隅顽抗，《于忠传》接着记载：“御史中尉王显欲逞奸计，与中常侍、给事中孙伏连等厉色不听，寝门下之奏。……孙伏连等密欲矫太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显与高猛为侍中。忠即于殿中收显，杀之。忠既居门下，又总禁卫，遂秉朝政，权倾一时。”[1]742-743由于高肇远离朝廷，王显等人势力单薄，难以施展，其阴谋被于忠粉碎。
于忠得逞，随即起用元雍。元雍是孝文帝的同父异母弟，宣武帝的叔父，原任太保，领太尉、侍中。《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上·高阳王雍传》记载：“肃宗初，诏雍入居太极西柏堂，谘决大政，给亲信二十人。又诏雍为宗师，进太傅、侍中，领太尉公，王如故。”[1]554
当高肇党羽“欲逞奸计”之际，高氏曾在宫中有所配合。《于忠传》记载：“初，世宗崩后，高太后将害灵太后。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忠。忠请计于崔光，光曰：‘宜置胡嫔于别所，严加守卫，理必万全，计之上者。’忠等从之。具以此意启灵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腾等四人，并有宠授。”[1]745此处灵太后即上文已述之胡氏，高太后即上文已述之皇后高氏。高氏本欲加害胡氏，以便控制后宫，无奈有于忠保护，其计划未能实施。虽然有过此番斗争，皇后高氏却于延昌四年二月庚辰被尊为皇太后[1]221。张金龙教授指出，“这或许是于忠等人为引诱高肇徒手进京而施展的一个计策，而并非有任何支持高氏的意图”[9]。
高肇手握重兵，得到宣武帝去世的噩耗，却未有任何异常举动。《高肇传》记载：“(延昌)四年，世宗崩，赦罢征军。肃宗(孝明帝)与肇及征南将军元遥等书，称讳言，以告凶问。肇承变哀愕，非唯仰慕，亦私忧身祸，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将至，宿瀍涧驿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视。直至阙下，衰服号哭，升太极殿，奉丧尽哀。”[1]1830-1831高肇虽然“私忧身祸”，却毅然返程奔丧，甚至不视家人，表明他对朝廷并无反心。高肇起自寒微，骤然暴发，其政绩如何，另当别论，但对宣武帝心怀感恩，却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高肇并未因此免祸，《高肇传》接着记载：“太尉、高阳王先居西柏堂，专决庶事，与领军于忠密欲除之。潜备壮士直寝邢豹、伊瓮生等十余人于舍人省下。肇哭梓宫讫，于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怿、任城王澄及诸王等皆窃言目之。肇入省，壮士扼而拉杀之。下诏暴其罪恶，又云刑书未及，便至自尽，自余亲党，悉无追问。削除职爵，葬以士礼。及昏，乃于厕门出其尸归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车轴中折。从者皆以为不获吉还也。”[1]1831元雍与于忠串通，谋杀了高肇。高肇被杀于延昌四年二月辛巳日[1]221，时为高氏被尊为皇太后的二月庚辰日之次日。
高肇死后的次月，高氏太后陷入困厄境地。延昌四年三月甲辰，高氏被迫出俗为尼。高氏此后的遭遇，《宣武皇后高氏传》有所记载：“及肃宗即位，上尊号曰皇太后。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神龟元年，太后出觐母武邑君。时天文有变，灵太后欲以后当祸，是夜暴崩，天下冤之。丧还瑶光佛寺，殡葬皆以尼礼。”[1]336-337
对于高氏的结局，《尼慈义墓志铭》所镌有所避讳。这就是本文第五节中赵万里先生据罗振玉《辽居乙稿》指出的《尼慈义墓志铭》与《魏书》所载诸多不同处之一。其中第四点认为：关于高氏死因，墓志铭不如本传得实，不过墓志铭也已“隐约言之”；关于高氏去世的时间，“殆以(九月)二十四日暴崩，越二日始宣布耶”。
笔者认为，关于高氏死事，本传反较墓志铭得实的看法是正确的。根据本传，高氏去世之前曾“出觐母武邑君”，随后因胡氏“欲以后当祸”而于“是夜暴崩”，最后才“丧还瑶光佛寺”，这样的叙述符合真实的情况。从高氏生前的活动以及死后丧还等情节看，高氏“暴崩”的地点在瑶光佛寺之外，而非寺内。《尼慈义墓志铭》称高氏于神龟元年九月廿四日薨于寺，而《魏书》卷九《孝明帝纪》记载高氏九月戊申(廿六日)崩于瑶光寺。这两条史料均欲避讳高氏死于寺外的事实，因此会出现日期方面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记载的不实。
不过，所谓“越二日始宣布耶”的说法似乎牵强，因为此时的高氏已经沦落为尼，以胡氏嚣张的性格无须在乎其何日宣布。值得注意的倒是《宣武皇后高氏传》所云的“是夜”二字。高氏身份特殊，且死于夜间，故其遗体未便就地处置，必待商请善后意见，所以隔日后送还瑶光佛寺是合乎情理的。倘若如是，二十四日当夜应是高氏暴崩的时间，而二十六日应是送还瑶光佛寺的时间。
高氏之死，“天下冤之”，其实身陷政治斗争，祸福必然难料。高氏的败亡，源于高家外戚的败亡。而高家外戚的败亡，是于家外戚与宗室联手打击的政治成果。但就后宫而言，最终获利者竟是与于家外戚及宗室诸王本无关系的胡氏。
胡氏后来临朝听政，掌握了北魏政权。《灵皇后胡氏传》记载：“及肃宗践阼，尊后为皇太妃，后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太后以肃宗冲幼，未堪亲祭，欲傍《周礼》夫人与君交献之义代行祭礼，访寻故式。门下召礼官、博士议，以为不可。而太后欲以帏幔自鄣，观三公行事，重问侍中崔光。光便据汉和熹邓后荐祭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初祀。”[1]337-338读过这一段，就不禁会想起北魏平城时代的文明太后冯氏。
应该指出的是，在宣武帝与孝明帝交替的政治纷争之际，胡氏并未依照故事被处死，她不但活下来，而且被尊为皇太后，那是因为，当时的宫中已无人具有超越胡氏国母的地位，而新控制朝政的于忠和元雍等人又需要利用胡氏国母的地位。从此，惊悚北魏后宫百年之久的子贵母死规则便不宣而废，成为历史的陈迹。
八、历史重演结局不同
为了杜绝母后干预政治现象，北魏孝文帝临终确立以宗室为主的六辅臣专政格局，而六辅臣的核心则是宗室诸王。然而，宣武帝即位后却排斥宗室诸王而重用鲜卑贵族于烈和母舅高肇，以求改变孝文帝部署的政治局面。为了巩固家族的权势，于烈与高肇先后将各自的侄女送入宫廷，从而导致后宫呈现激烈的“三后之争”。首先据有尊位的是于氏，接着占领上风的是高氏，而最终胜出者却是并无强劲家族背景的胡氏。“三后之争”并不局限于宫廷，而是与朝廷的政治风云密切相关。宫廷与朝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
与洛阳时代宣武帝朝的宫廷形势类似，平城时代文成帝朝的宫廷也发生过“三后之争”[5]137-161。两番“三后之争”，结果似乎相同，均为地位最低者获得最终的胜利。文成帝朝“三后之争”的结果是乳母常氏胜出，从而形成龙城诸后干预政治现象，进而导致文明太后临朝听政局面。宣武帝朝“三后之争”的结果是胡氏胜出，随后就出现灵太后临朝听政局面。这样的结果，与孝文帝确立六宰臣辅政格局的初衷恰恰相反。
不过，文明太后临朝听政将北魏政权推向了繁荣昌盛，灵太后临朝听政却致使北魏政权坠入纷争腐败，因为两者面临的历史形势不同。前者处于北魏政权蒸蒸日上阶段，后者处于北魏政权日益没落时期。所以，历史事件仿佛重演，历史意义却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