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两湖地区州县“就地正法”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湖论文,就地正法论文,晚清论文,州县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2)03-0138-05
所谓“就地正法”，即是指对抓获的罪犯，无论何时何地，一旦审明，即行斩首，无须等审转核准回复再明正典刑，也就是不受通常司法程序的限制。有关晚清就地正法的研究，学术界发表的论文较少，而且都是从整体上和制度上进行研究。本文以两湖地区的史料为例，主要从制度实践上探讨就地正法相关措施及其在州县的实施。
一、就地正法实施的背景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朝陷入了全国性的大动乱，需要复核、审判的死刑案件，数量剧增，成千上万，核不胜核，审不胜审。适于和平安定时期的死刑复核审判制度，显然不能有效地应对这种变局。以快速、省事、严厉为特征的就地正法，正好能弥补这种死刑复核制度的缺陷。因此镇压太平天国的地方大员和统兵首领纷纷上奏，要求改变以往死刑复核审判制度，“即行就地先行正法”[1]第8册.218。于是咸丰三年(1853)，皇帝发布谕旨：“各直省如有土匪啸聚成群，肆行抢劫，该地方官于捕获讯明后，就地正法。”[2]1319这就把“就地正法”之制正式确定下来。
两湖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活动地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席卷湖南60余州县，各地的会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湖南各州、县盗贼会匪在充斥”，“无事则拜会结伙，窃纠抢扰害地方，有事则勾引逆贼号召匪徒乘机响应”。[3]卷1.25“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军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畏惮”。[4]奏稿卷2.389太平军在湖北所及地区，除恩施等少数州县外，湖北九府六十多州县，大部分都被太平军占领过。从19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湖北各地反清暴动风起云涌：“湖北土贼，势如猬毛，长江左右，监利、石首、通城、河阳、祟阳、蒲圻为之壑；襄阳以下，安襄荆德遍野皆伏莽”。[5]卷71.1831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因大批湘勇遣撤回籍，哥老会在两湖地区的活动兴盛。“军营兵勇，湖南省为数最多，故会党最盛。”[6]148“惟湖南会匪所在潜踪，检阅历任卷宗，土匪之案，几于无岁无之。”[7]卷3.390“会匪散布各方，几如蔓草”，[8]88“哥老会势力又从湖南传播到湖北去，两湖成为会党的潜伏地。”[9]215湖北“游勇土匪到处勾结，或投营遣撤，或被掳来归。……往往在于乡僻聚集匪党，劫掠商民财物，挟仇放火杀人以及强抢妇女轮奸嫁卖，掳提幼孩勒赎得赃，种种扰害，难以枚举。”[10]38-39因多年经历战阵，习于战斗，故较为犷悍，“杀人放火，视为故常，较从前各种教匪，尤为难制”[7]卷2.245且人数众多，“两湖地方有哥第会名目，皆系散勇为之，自数十万以至数千万人，愈集愈多，地方官兵力单薄，无法禁止。”[11]252
据有学者不完全统计，在整个同治年间(1862-1874)，全国哥老会案件约发生60起，而湖南、湖北地区约占总数的一半，近30起。湖广地区成为哥老会流传最盛、势力最大的省份。[12]46“从同治三年到光绪十八年(1864-1892)，为清史与地方志载明的湘境哥老会大小起义有47次，其他‘隐见无常，其风至今未息’者更是不可胜数”。[13]107-108
即使在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仍有增无减，“近年以来哥老会匪颇多，又向有灯花教匪(即白莲教)之类，行踪诡秘，飘忽靡定，与刀匪、会匪互相勾煽，根株纠结，蔓延日广，往往越境行劫，此拿彼窜，恃众窝藏，动轨拒捕。本年(1892)入冬以来，襄阳盗案颇多，随州复有查获豫匪多人执持洋枪、刀械入境图劫之事。伏莽潜滋，实为边境隐忧，若不及早设法筹办，难保不养成当日捻匪之患”。所以陈宝箴要求“如在何处拿获匪徒，即会同该处地方官讯取确供，照章禀请委员复讯，就地惩办。”[14]中.968-969
二、两湖地区就地正法的对象
面对两湖地区的各种“匪犯”有增无减，且具有普遍性和多发性的特点，督抚们不得不制定严厉的措施进行惩办，使就地正法的范围和对象更加明确，包括：
(一)“会匪”
“向来湖南会匪名目不一，如添弟、串子、经教、黄教、白教、道教、佛教及青龙白虎等会，类皆踵白莲之余习讬免劫以为词，或合或分，忽散忽聚，其蓄谋思逞本不亚于广西，自前抚臣张亮基奏明，严行拿办，准令各州县官便宜从事。”[15]卷3.665
太平天国后，哥老会在湖北迅猛发展，其势力“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气，一处蠢动处处响应”，[16]2册.814其影响所及，有时甚至使得武汉地方“一夕数惊”。189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巡抚谭继洵订立《严惩会匪章程》，规定：“鄂省为南北冲要，游匪素多，往来无定，最易潜匿，会匪几至无地无之，始则长江上下游一带，近年则襄河上下游一带，随处皆有，根株盘结，消息灵通。该匪等开立山堂，散放飘布，分授伪职、伪号，往往与教匪、游勇、地痞暗相勾结，乘机煽乱。各属所获会匪各案，起到飘布、印章、板片及所讯名目、口号，词意悖逆，显然谋为不轨。……如系会匪为首开堂放飘者，及领受飘布辗转纠伙散放多人者，或在会中名目较大，充当元帅、军师、坐堂、陪堂、刑堂、礼堂等名目者，与入会之后虽未放飘辗转纠伙人而有伙同抢劫情者，及勾结教匪煽惑扰害者，一经审实，即开录详细供折，照章禀请复讯，就地正法。”[16]2册.858这一直接针对哥老会的法律经奏准推行各省。
(二)“抢劫杀人等犯”
同治二年，湖北襄阳、郧阳二府刀痞等匪，“专以劫掠为生，时有抢劫杀人之案”，湖北严树森奏请“将襄郧宜施四府所属抢劫杀人等犯，罪干押枭斩决者，即由道督审确实，立予就地正法，钦奉谕旨允准在案”。[10]38
(三)“持械聚众抢劫、拒捕、伤人、抢夺妇女勒卖等”
光绪九年(1883)湖广总督涂宗瀛会同湖北巡抚彭祖贤奏明，湖北省盗案，“请将土匪、马贼、会匪、游勇之外持械聚众抢劫、拒捕、伤人、抢夺妇女勒卖等案暂时查照定章，该州县获犯训明禀报后，批归道府督审，或委员会审，果系罪无可疑，即行就地正法，会案奏报。”[16]2册.1164
光绪十年(1884)议准：“湖北省囤卖妇女，于湖河港汊中，停舟以待。遇有妇女误坐其船，则载之远扬；夫男同行，多被戕害；又有逼勒本夫嫁卖，妇女一入其手，逼奸逼嫁，俯首相从。否则逞其凶焰，加以陵虐。似此淫恶不法，为害地方，实较诸寻常抢夺诱卖妇女之案情节为重。为首之犯，均照强盗及窝盗例、拟斩立决，就地正法”。[17]卷796.715
《湖南省奏定章程》规定：“遇有游勇、土匪并强盗聚众持械抢劫、杀人，罪于斩决、斩枭之案，一经地方官禀报获犯，即批由该管道府或委员前往复讯明确，就地正法，汇案奏报。”[14]上.348
三、就地正法的类型和操作程序
在实行就地正法之制时，不仅省级巡抚，就是县级长官均可“迅办”即“立即就地正法”。[18]37“甚至乡绅、团练都可随意就地处决‘盗’‘匪’”，[19]163“甚有寻常盗案，该州县拏获讯明后径行处决，随后始通详上司。”[17]卷850.832
州县实施就地正法分以下几种类型：
1.绅团直接正法
曾国藩在给湖南各州县绅士的信中说：“望公正绅耆，严立团规，力持风化。其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知团总、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4]书札卷2.1885
咸丰四年(1854)，“武冈州硖口廵检陈耀源及带勇绅士州同衔杨彤寿、州同衔郑邦崶、生员郑邦岱等各带练勇驰抵该处(山门地方)，会督各团穷搜逸贼，当将匪目尹祚第、刘大五、黄老八、张起祖、张文汉，及匪党八十二各就地正法”。[20]卷3.381“团绅李咸熙率勇由小路绕截”溃贼，“生擒败匪十一名，当即正法。”[20]卷7.761
咸丰六年(1856)秋，宁乡县五都乡团在罗仙寨农民陈玉华处“搜出悖字样”，将余正亨、余八姑、易春元等就地处决。团练依据“凡斋匪、土匪、地棍均用重典，便宜行事”的原则，与县令耿维中所办，“共计五十八名伏诛，四境肃然。频年编册联结，一去莠安良，团练内清，聿收实效。”[21]卷23.职官五·兵防
同治六年(1867)四月，“团绅易开俊等挥兵入山，鎗毙贼目童级高，伙匪始各惊溃狂奔，复击杀二百余名……提讯李开一及生擒之喻理植等三十二名，均供入会谋逆不讳，各当就地正法。”[7]卷2.206-207
在就地正法执行十年之后，曾国藩在一份批件中曾十分明确地说：“当咸丰年间各省土匪蜂起之时，州县办理团练，拿获匪党，多系奉有格杀勿论之谕，或有准以军法从事之札。若事后纷纷翻案，则是非轇葛，治丝愈棼，有碍于政体。本部堂前在湖南办团，及在湖北两江等处，凡州县及团练所杀土匪来辕翻控者，概不准予申理，以翻之不胜其翻也。”[4]批牍卷3.1328
2.州县官直接正法
这又分两种情形：
其一，军前正法。
主要是在战争情况下或紧急情况下实行。
例如，咸丰三年(1853)，“代理蓝山县知县张嗣康禀报……复在影亭地方，生擒成目二名，均即就地正法”。[22]68咸丰五年(1855)即选知县李源濬、千总方城“戳毙数十人，生擒十四名，军前正法”。[20]卷4.441同年“广西贼匪之窜踞东安县城者，六月二十二日分股至花桥掳掠，知县赖史直带勇截击，毙贼十余名，夺贼马二匹，生擒逆贼唐开纯等三名，军前正法”。[20]卷4.440咸丰六年(1856)“贼由砻头小路径扑县城，攻扑东南两门。署酃县知县章保顺会同(千总)喻元发婴城固守，毙贼数十，生擒谢文新先等四犯正法。”[20]卷6.647
在紧急情况下实行就地正法：
光绪十八年(1892年)醴陵县知县沈继炎湖南巡抚张煦禀报：有萍乡县会匪二、三百人，头扎白巾，突至县署，撞破监门，将永远监禁会匪2名劫去。5名命案绞犯亦乘变逃逸。派管丁役均被拒伤。讯据拿获之犯黄恩等，均供认入会为匪，劫夺监犯铺户等情不讳。沈继炎因“匪徒甫经遁回，尚未解散，讹言四起，民情惊惶，恐致复有疏虞，当将黄恩等十名均就地正法，以安人心”。[8]71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东安县知县吴鼎荣、永州府知府范正声、署零陵县知县沈赞飏先后禀称：“拿获会匪王直轩、郭兴沅、蒋加其、柳益泰、罗长青、熊道连等，据各供认，俱系会匪头目，在外纠邀徒党，意欲前往广西会合掳掠，尚未纠齐，即被拿获等语。当以邻氛猝起，匪类乘隙生心，未便日久稽诛，致令迁延生变，当即立予照章就地正法。”[14]上.500
其二，州县审讯后正法。
例如咸丰五年(1855)，知县唐逢辰在“兰坊及衡阳交界地方，先后盘获四匪。均供来湘打探。讯明后随即正法。”[23]卷5上.兵防志二·团练
自称“秉性慈善”的宁远知县刘如玉，“莅任之初，即有匪患，捕获正法。……每当讯有确供……明正典刑，无所用其优柔不决。……计自咸丰二年四月初十到任，即于是月二十九日擒获攻城土匪乐浪仔、李五仔二名正法为始，至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缉获土匪黄求瑞等十六名正法止，实共杀匪一千二百四十七名”，而“官兵剿杀团勇围杀，不可胜数”，不在此列。[24]卷1.13如“咸丰二年黄金发等协同户族捆送……四人到案，讯据供认……不讳，当经饬令绑赴市曹，即行正法”。[24]卷3.59他还“屡次开单交各乡绅士”，要求他们“会同族邻团总，设法密拿捆送来县，一经讯明，立予正法，以昭炯戒。倘该匪敢于抗拒，即遵前示，仍准格杀勿论，更无所用其迟疑”。[24]卷2.25
同治六年(1867)，“署湘乡县知县刘凤仪禀，缉获去年逸犯伪将军童盛中并夥匪僧祖学正法。……复查得19都毛田等处有哥老会匪……竟敢头裹红巾、手执白旗，分途抗拒……生擒32名，均供入会谋逆不讳，当各就地正法”。[7]卷2.205-206
同治七年(1868)，浏阳文家市“集团盘查”，拿获蓝谋桦等10余名会匪，解县审讯，“将蓝谋桦等就地正法”。[7]卷3.390
同治九年(1870)，“据桂阳县知县会同桂阳营参将玉瑛禀，四月十九日，访闻会匪何明佑即何大麻子等纠人拜会，遍贴伪示”，并抢劫银物，“经官绅奋勇力捕”，擒获何明佑等六人，“解回县一并正法”。“又据耒阳县知县刘采邦禀……五月初九日，擒获陈望泽……讯明正法”。随据永兴县知县俞植禀，“擒获匪犯胡稀清、李登恒，并大旗一面，竹矛数桿。复又追获逆匪朱汰登一名，均解归耒阳，讯明斩枭”。[7]卷6.889-893
光绪二十四年(1898)，宁远县令“拿获会匪黄嘉瑞、欧阳发茂，并起获飘布、马刀等物……该令于讯明后，即将黄嘉瑞并续获匪首欧阳发茂二犯立即处决”。[14]中.1411
3.道府委员复讯，督抚批饬正法
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在于“湘省自军兴以后，游勇充斥，不能复安耕凿，拜盟结会，抢动逃生，以致各州县抢案屡见迭出，若案案招解，不独长途解犯疏脱堪虞，而且稽延时日，难昭儆戒”。其程序是“各州、县于获犯讯明后，禀奉宪辕批由本管道、府就近提讯，或委员驰往复审，即行就地正法。”[25]396
同治八年(1869)湖广总督李鸿章在《为严查哥老会众滋事者片》中称：襄郧一带游勇土匪到处勾结，“劫掠商民财物，挟仇放火杀人以及强抢妇女轮奸嫁卖，掳提幼孩勒赎得赃，种种扰害，难以枚举。……若令州县于获案讯认后，照例按拟解省审勘，非得道路窎远，疏脱堪虞。现恐恃无质证，狡供避就，仍须发回复审提证质讯，结案需时，该犯等自知所犯罪重，必无生理，久羁囹圄转为意外之虞。据安襄郧荆道欧阳正墉禀请照章由道审办等情请奏前来。相应请旨俯准，将湖北襄阳、郧阳所属，嗣后拿获刀痞哥匪抢劫杀人各犯，罪干斩枭斩决者，仍照同治二年奏定章程，就近由该管守道督审明确，立予就地正法，以昭炯戒。”[10]39
光绪十八年(1892)，钟祥县知县徐嘉禾拿获之匪目张必瑞、李泽湘，随州城汛把总武定云拿获之匪首杨华亭，知县吕贤笙拿获之匪首李得胜，千总罗心溶拿获之匪首鞠老五，经安陆府、德安府、武昌府复讯。以上张必瑞、李泽湘、杨华亭、李得胜、鞠老五五匪，亦经批饬正法枭示。[14]中.964
这样就地正法例子很多，如陈宝箴在汇陈光绪二十三年(1897)就地正法各犯片就称：
“兹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起至十二月止，先后据衡山县、衡阳县、清泉县、零陵县、宁远县、桂阳县、蓝山县、长沙县、湘阴县、湘潭县、益阳县、邵阳县、武冈州、武陵县、灃州、安乡县、慈利县、永定县、沅陵县、辰溪县、泸溪县、凤凰厅、永顺县、保靖县、龙山县、桑植县、芷江县、黔阳县、麻阳县、晃州厅、会同县、绥宁县、辰沅道禀报，拿获陈少五……一百三十五名。或系起意纠劫，拒伤事主；或系听从上盗，入室搜赃；或拦途劫抢，用药迷人；或黑夜谋财，戕害多命；以及会匪、游勇开堂放飘，谋为不轨。均属凶暴昭著，赃证确凿，照例罪应斩决、枭示，法无可贷。当经饬据该管道府及委员驰往复讯明确，情罪相符，禀经臣暨督臣先后核明，批饬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14]上.658～660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施南府属利川县、宜昌府属长乐(今五峰县)、长阳、巴东等三县发生焚掠教堂教民，“杀毙比国洋教士董若望一名”，“惨杀教民”。并四出纷扰，大肆劫掠。张之洞派“候补知府朱滋泽总办宜、施两府会匪事宜”。“朱滋泽到长乐后，将该县会党切实查清，其吏役团众劫官者讯明正法”。“宜都一股匪首袁敦五一名，渔阳关一股匪首李清臣、张么儿二名，均已讯明就地惩办”。“其毙杀洋教习之首犯杨大经及焚毁教堂首犯吕守蛟二名，先经长阳县督团拿获，解至宜昌，由该府陈其璋复讯，供认属实，均已正法”。[16]2册.1336～1338
就地正法之制一直实行到清朝灭亡。“自此章程行，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之制，讫未之能革”。[26]卷143.4203如宣统二年(1910年)崇阳县拿获红灯会党羽卢万和，“原拟解省讯办，因该匪党有在中途拦劫之谣，以故不敢起解。现马提法使以该匪……既不便解省，应就该县研审。特委补用知县何庆涛携带全案卷宗，克日驰赴崇阳，会同该县联令炳，将卢万和详细研审，俟讯有确供，即行就地正法，以免提解致涉疏虑。”[27]宣统三年(1911)湖南巡抚杨文鼎仍在奏报前一年就地正法情况：“兹查自宣统二年正月起至十二月底止，先后据长沙、湘潭、安化、宁乡、益阳、祁阳、武陵、灃州、永定、安福、郴州、湘乡、巴陵、沅江、武冈、新化、永顺、桑植、乾州、晃州、龙山等州所县禀报，拿获……百零六名，或入会放飘复犯抢劫，或乘机聚众焚署毁关，或传习神拳竖旗倡乱，均属证据确凿，形同叛逆，非寻常盗案可比。先后禀经臣檄饬该管道府及委员驰往复讯明确，核其情罪，均与现行正法例章相符，随时批饬就地处决，以昭炯戒。”[2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