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广明[1]2004年在《城市滨水区域景观生态优化的初步研究》文中认为城市滨水区域是城市开发中的重要资源，在提高环境质量、丰富地域风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保护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思想下，城市滨水区域独特地位正受到人们越来越普遍的关注，城市滨水区域的复兴成为世界性的潮流。 本文通过对南京市主城区主要滨水区域历史与现状的分析，主要从水域、水陆交接区域、滨水陆域进行了城市滨水区域景观生态研究的相关探讨。结果表明，南京主城区虽然拥有较丰富的水域自然和文化资源，但存在分布不均衡，且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水体面积减少较多、水体连通性下降等景观生态问题；在水陆交接区域存在硬质驳岸过多，形式单调、缺少生态性和人水亲和性等问题；滨水陆域往往拥有比较丰富的历史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但在近期的建设利用过程中由于缺乏规划和控制等原因，景观和生态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现实状况，本文对南京滨水区域的景观生态建设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并分别对水域、水陆交接区域、滨水陆域初步提出了保护和整治的思路与操作方法。同时结合研究，对部分南京滨水区域景观生态建设作了大胆的构想。
朱国飞[2]2011年在《南京仙林大学城规划区景观生态格局变化与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仙林大学城规划区是南京城中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魅力的卫星新城。随着沿江开发战略的实施,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客观上需要对该区域的景观生态格局进行时空上的对比研究,分析出潜在优势和存在问题,并通过优化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来保障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切入南京仙林大学城规划区的景观格局研究,将2002年规划前、2009年建设中和2020年预期建成后的景观生态格局变化特征进行定量对比,对规划区景观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价与补偿研究,并采用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方法对规划区景观进行了优化。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以2002年和2009年的遥感图象和2020年的地理信息图作为基础材料,结合土地利用图、调研图和实地踏查进行提取和校准相关信息,在规划区域内划分出8种一级景观类型和相应的21种二级景观类型,并绘制了规划区叁个不同时期的景观类型分布图。2、选用景观格局指数作为指标,从斑块类型水平及景观水平两个层次上进行分析,揭示了仙林大学城规划区叁个不同时期的景观格局变化特征,诊断出了规划区景观结构中存在的缺陷。3、在斑块类型尺度上选取林地、草地、农田、水域四个生态系统进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价；在景观尺度上选取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绿当量、温度、水文以及长期固碳能力作为指标,对叁个时期的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了变化分析与补偿研究。4、判别出了维护规划区天然绿地、水域和文化遗产生态安全的关键性空间格局,进而综合、迭加各单一过程的安全格局,构建出促进规划区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5、对规划区生态空间的保护仅仅停留在科研阶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和调控行为,使景观生态工程设计付诸实践才有可能达到保护目的。因此,本研究初步提出了仙林大学城规划区景观生态建设纲要。
杜春艳[3]2013年在《现代城市滨水线性空间景观更新研究》文中指出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为了适应城市功能的转变，许多城市对滨水区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更新。在实践过程中，人们意识到现代城市滨水区更新不仅要解决物质环境的老化与失效问题，还应当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改善，才能有利于城市滨水区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趋势下，营造滨水线性空间景观随之成为现代城市滨水景观更新的思路之一。本文即是在现代城市滨水区更新的背景下，从景观、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个角度对城市滨水线性空间景观更新进行剖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对城市景观、城市线性空间、城市线性空间景观及城市滨水线性空间景观的相关含义进行细致整理，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较全面地认知城市滨水线性空间景观的含义。2、通过梳理国内外现代城市滨水景观更新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归纳西方现代城市滨水景观的主要更新方式，并分析其更新趋势；另一方面，指出我国现代城市滨水景观更新的不足之处。在以上两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说明我国现代城市滨水景观更新选择线性空间景观的内在原因。3、从城市滨水线性空间景观的体系构成、特征和价值方面入手，深入分析其内涵；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新、老城区的滨水线性空间景观更新的目标，依据系统论、有机更新和人性场所等理论，归纳更新的原则，并进一步探讨相应的更新措施，较为全面的论述现代城市滨水线性空间景观更新的策略。4、以南京秦淮河为研究落脚点，按照不同的景观更新阶段，对秦淮河滨水线性空间景观更新的成果展开调研与分析；同时，结合实际项目，探讨当前秦淮河滨水线性空间景观更新的策略。
王亚军[4]2007年在《生态园林城市规划理论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在明晰“生态园林城市”提出的时代与现实背景的基础上，从“生态园林城市”与相关概念的辨析出发，解析“生态园林城市”的概念内涵与特征；在总结和分析国内外城市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基础的梳理，分析其理论特征，总结并构建生态园林城市的规划理论，从全局性、原则性和框架性的角度总结出生态园林城市的规划理论和实践方法。首先从问题导向入手——即，从国内外生态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教训与挑战方面进行分析，力求梳理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建立生态园林城市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明确其概念特征；其次从历史与理论发展导向人手——即，对国内外城市规划、生态理论等研究和创新进行理论和实践总结，以获得经验和启示，明确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从“自然本体论”、“人文本体论”转向“生态本体论”；再者，从目标导向入手——即，在明确生态园林城市概念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研究我国生态园林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理论特征、目标系统和构建生态园林城市的规划途径，形成理论和模式的分析，并对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的“城区(规划建成区)-城市规划区-市域”叁个规划层次体系作详细的研究，形成完整的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体系；最后，从评价标准入手——即，总结分析生态园林城市的衡量标准，探讨生态园林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李哲惠[5]2017年在《昆明市主城区滨水空间景观格局演变研究》文中提出昆明是高原湖滨城市之一,生态脆弱且敏感,近年,随着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水体污染,景观破碎等生态问题尤为突出。掌握昆明市滨水空间景观格局的演变规律是合理进行城市滨水空间生态修复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论文分为叁个部分:(1)景观格局现状研究,基于2015、2016年融合高分一号卫星影像和2016年Google Earth影像,采用土地利用图谱、景观指数分析、景观图示分析与野外调查的方法,从叁个空间尺度对滨水空间的现状景观类型、结构和驳岸形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宏观层面,城镇用地景观分布较为集中,其他绿地呈线状排列,斑块数量和密度远远高于其他景观类型,破碎程度较高;中观层面,样点中人工斑块占比为77.711%,景观结构较规则,湖泊景观人工化最为严重;景观连通性由高到底依次为:线状滨水空间、面状滨水空间、点状滨水空间;微观层面,样点中自然驳岸占比为12.069%,滨水空间景观的原生性差,过渡生态系统几乎消失。(2)景观格局演变规律研究,基于1996-2015年的LandsatTM(LOI)卫星影像和2006、2016年Google Earth影像,采用土地利用转移图谱、转移矩阵、景观指数分析、景观图示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和中观两个空间尺度对昆明市主城区滨水空间的景观变化、土地转移特征、景观格局演变特征、节点变化和景观结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宏观层面,19年间,①景观格局处于动态变化过程,滨水空间的景观基质类型向城镇建设用地转移;②景观由均匀结构向具有优势景观结构发展;③2007年的景观异质性最强,是林地景观变化的转折点;④裸地逐步向林地景观转移,表明滇池流域的保护政策具有一定成效。中观层面,10年间,①点状水体斑块不断减少,斑块总数持续增加,景观破碎度增加;②各类滨水空间的景观结构变化各具特点,人工景观节点和连线均有所上升,景观透水性下降。(3)景观格局演变原因分析与优化建议,在线性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对景观格局演变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结果表明:①人为因素是昆明市滨水空间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原因;②各类景观斑块的变化受政策和城市规划影响最为显着;在景观格局优化方面:建议采用宏观“斑块整合、结构调整的内外圈发展”策略、中观景观结构生态规划和微观植被缓冲带建设与驳岸更新及分区“开放—封闭”的管理模式,对昆明市主城区滨水空间的景观格局进行优化。
袁艳华[6]2011年在《南京市区景观生态网架系统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城市化率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大城市“摊大饼”、“蛙跳”式扩张所导致的城市用地空间无限蔓延、农业用地大量减少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明显。因此,建构城市景观生态网架体系,为生态城市创建提供有力支撑,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城市景观生态网架系统建构,是城市基本生态设施建设的主要景观格局模式,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内容。本研究以国内外城市绿地系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针对当前中国特大型城市存在的城市无序蔓延、绿地系统布局结构不合理、生态服务功能不强等问题,以系统进化论战略的视野,采用文献检索查阅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综合分析法、实地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从理论演绎与实证研究两方面平行展开研究与论证。以大生态、大环境理念有计划地对城市景观生态网架进行梳理和结构性调整,并增添新的内容,是符合城市生态规划研究的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就南京而言,它需要建立一个能综合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等多方面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特征的生态空间模式——景观生态网架系统,以适应生态城市建设要求。把农用地、林地、湿地、山地、江湖河海、自然保护区以及一切自然元素作为生态网架的元素,经过缝合斑块、构建网架并融入嵌套概念,是实现城市生态系统环境改善和保护的基础,通过生态功能提升,可以使土地资源更充分的发挥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第一章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国内外本研究动态及研究的意义、相关基本概念的厘定和研究方法、内容和研究框架。第二章国内外城市景观生态网架建构理论与实践概述。引入城市景观生态网架系统建构的理论,包括绿脉理论、田园城市规划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麦克哈格“千层饼”模式理论和城市绿地系统有机进化论等。借鉴国内外城市景观生态网架系统建构的经验,为南京市区景观生态网架系统的建构奠定基础。第叁章南京市区景观生态网架系统建构的实证研究。重点叙述南京市区景观生态网架系统的建构研究,首先通过实地调查,对南京市区的概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提出景观生态网架构建的目标和原则,从而构建融合式生态网架和稳定的嵌套网架系统。第四章南京市区景观生态网架模型评价。从生态敏感性、生态安全评价和社会经济评价叁方面对南京市区景观生态网架模型进行评价,为准确、科学地选择南京市生态城市建设的策略,把握区域生态安全的变化并及时做出控制和治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第五章是结语。包括本研究的结论与讨论、创新点以及本课题的后续研究。
冯源嵩[7]2016年在《贵阳市核心区景观格局演变的水环境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城市化对城市景观格局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人类不断增加的用地需求下,流域内原有的具有强大蓄水保水及净化功能的集雨区和流域内自然河流两岸功能空间不断减小,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城郊以及周边区域的景观格局,显着影响着城市及城郊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功能。因此,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质量恶化与人们对环境质量提高的迫切需求成为新型城市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所需解决的主要矛盾。水环境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资源,其自身已受到城市化进程更为严重的影响,如何测度区域景观格局变化的水环境效应,探索合理配置和开发城市土地的合理路径,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作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先行示范区的贵州省省会,生态优势是贵阳市最大的比较优势。近年来,贵阳市是西部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城市之一,其城市化所引起核心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及景观格局演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核心区内分布着南明河、麦西河和阿哈水库、花溪水库和松柏山水库等城市水体,探讨其景观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生态环境特别是水环境的影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将为贵阳市生态文明城市的科学规划和合理建设提供借鉴。本文以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贵阳市城市扩张进程为研究线索,运用遥感与GIS技术、景观生态学理论,选取贵阳市核心区作为研究区,建立基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的时空数据库,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选取景观镶嵌体水平和景观类型水平上不同格局指数来描述研究区景观空间格局变化,探讨2000—2014年期间贵阳市核心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和代表性景观类型演变的空间差异及其自然和人文驱动机制。在对城市核心区整体景观格局演变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核心区典型河流水体南明河和麦西河、典型湖库性水体阿哈水库、花溪水库和松柏山水库为研究对象,探讨研究区典型水体周边景观格局演变;在此基础上,以实地监测的多年、多季节水环境指标为基础,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和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演变与典型水体水质的相关性分析,研究典型水体周边景观格局演变的水环境效应。以2010年城市建成区为源,选择生态阻力因子,将水体与河流作为刚性约束,主要对其进行缓冲区分析且分级赋值,建立了城市扩展与修正后的生态因子相互动态关系,利用最小积累阻力模型,探讨基于水环境保护下的城市扩展空间方向,并获得以下结果:(1)贵阳市核心区景观格局演变速度快且不同典型水体周边差异明显。以水田、旱地、建设用地、林地、水体、园地等6类土地利用类型为主,林地为研究区的优势景观类型,其面积占到总面积的40%以上,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大,建设用地面积2014年比2000年增加了4449.97hm2,麦西河流域以林地和水田为主,旱地和水田面积都在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和园地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其中建设用地变化明显,从3.6%增加到13.34%,面积增加317.73hm2。南明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以建设用地为主,而且所占比例持续增加。阿哈水库研究区内,林地和水田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水田面积有大幅度的降低,建设用地大幅度增加,建设用地面积从2000年40.99%增加到2014年的52.34%。花溪水库保护区以林地为最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作为优势景观,面积从2000年44.78%增加到47.47%。松柏山水库保护区旱地和林地所占比例最大,建设用地所占比例逐年增加,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旱地减少面积最大。在研究区内,变化最为明显的是水田的大幅度减少和建设用地的大幅度增加,麦西河流域和整个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类型保持一致。南明河0~500m缓冲区范围以建设用地为主,且所占比例持续增加。阿哈水库和花溪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均是以林地为主要景观类型,林地面积不同程度的增加,阿哈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以建设用地的增加为主,花溪水库保护区则以林地增加为主。研究区典型水体周边景观格局演变来看,南明河缓冲区和阿哈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土地利用斑块密度大小随时间增加幅度最大,而麦西河流域、花溪水库和松柏山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内增加幅度较小;南明河缓冲区范围内景观多样性呈持续增加趋势,阿哈水库、花溪水库和松柏山水库周边景观多样性呈下降的趋势,而麦西河流域景观多样性变化不明显。阿哈水库、花溪水库和松柏山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景观均匀度指数略有上升。典型水体的林地最大斑块指数趋势则表现出较大差异,南明河林地最大斑块指数逐渐下降较为明显。(2)贵阳市核心区不同典型河流型水体周边景观格局演变与水质相关性显着。南明河周边景观格局演变对水环境的影响,南明河0—500m缓冲区建设用地总体增加,花溪段建设用地主要由旱地和水田转化,建设用地在新庄段内部填充面积增加,其他类型景观整体变化差异不大。花溪河段各级缓冲区内的景观多样性均呈增加趋势,蔓延度和斑块连通性指数下降,占主导的农业景观逐渐破碎化;新庄河段,城市景观占主导地位,景观多样性低于花溪河段,随着城镇建设用地比例的增加,景观多样性进一步降低。花溪和新庄河段的景观格局存在明显差异,同时两个采样点的水质指标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显然,水质与2个河段沿线的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有一定的相关关系,新庄河段主要景观是城镇建设用地,可能是导致该河段水环境质量比花溪河段差的主要原因。尽管新庄河段城镇建设用地面积高于花溪河段,但是新庄河段的ρ(tn)、ρ(tp)呈下降趋势,其原因是该河段进行点源污染治理、河道清淤和人工湿地建设。这种相关关系在枯水期、平水期和丰水期存在水质时间变异性和水质空间差异性,并且因污染物种类不同而发生变化。无论全流域还是缓冲区,shdi都是水质的重要预测因子。麦西河周边景观格局演变对水环境的影响。麦西河流域建设用地、草地逐渐增加,水田、园地持续减少,从上游到下游,随着林、灌草等生态用地增加和土地利用多样性增加,蔓延度和斑块连通性指数下降,占主导的旱地和水田景观逐渐破碎化。从上游到下游,氮、磷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tp下降明显;tn下降不明显,与流域下游水田、玉米地旱地较多、土壤tn与tp含量较高有明显关系。流域的非点源污染过程与景观组成和景观格局间均存在密切的关系,tn与农业用地面积百分比呈显着正相关关系。(3)贵阳市核心区典型湖库型水体周边景观格局演变与水质差异显着。不同时段叁个水库的水质指标氨氮、总氮和总磷浓度变化较大,整体上来看花溪水库和松柏山水库的氨氮和总磷均低于阿哈水库。从叁个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土地利用变化对水库水质的影响来看,草地、林地等―汇‖景观与各类污染物指标的相关性强于建设用地和旱地、水田等―源‖景观,即―汇‖景观对城市水库水质污染的滞缓作用明显。从阿哈水库、花溪水库和松柏山水库周边景观指数与污染物指标的相关性来看,斑块密度(pd)、景观多样性指数(shdi)指数值越高,其与污染物指标的相关性越显着,水体污染越轻。(4)主城区南明河、城郊麦西河周边主要呈―源‖景观负荷,花溪水库、松柏山水库周边主要呈―汇‖景观负荷。在分析城市主城区河流(南明河)、主城区湖库(阿哈水库)和城郊典型河流(麦西河)、城郊典型水库(花溪水库)、(松柏山水库)周边景观格局及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等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贵阳市典型水体不同缓冲区的―源-汇‖景观负荷对比指数与水质的相关性,并在通径分析的基础上,将各景观指标对水质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做定量分析,从而直观的体现景观格局变化对水质的影响程度。从结果看,城市主城区南明河周边主要呈―源‖景观负荷,而且景观空间负荷对比指数大小从2002到2014年逐年增加。城郊麦西河周边也主要呈―源‖景观负荷,但是景观空间负荷对比指数大小从2002到2014年逐次降低。花溪水库和松柏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主要呈―汇‖景观负荷,而且其值从2002到2014年逐次降低。证明了在城郊地区较高的林地面积具有较强的生态修复、污染物截留作用,可以有效改善水环境污染。通过研究发现总磷(tp)和化学需氧量(cod)是衡量水体污染的两个重要指标,景观空间负荷对比指数(lci)与总磷(tp)和化学需氧量(cod)有显着相关关系,且lci对这两个水质指标的直接作用都较大,这说明总磷(tp)和化学需氧量(cod)可以很好的反应区域污染的输出状况,lci的变化能够有效地影响水质状况。lci与总氮(tn)虽然呈负的显着相关,但对TN的直接作用较小,主要通过其它景观指标间接影响TN浓度。表征景观破碎度和异质性的边界密度(ED)与各水质指标相关性较大,对水体的直接作用也较大。二者都对水质污染指标有直接负作用。景观蔓延度越大,多样性越高,各斑块间的粘合度越好,景观要素之间分配均衡,污染物输出较少,同时也被―汇‖景观截留转化,故水质相对较好。这说明景观格局变化对贵阳市水体水质有一定影响,合理配置景观格局能够有效地治理面源污染,改善水质状况。(5)充分考虑典型水体的刚性阻力影响,贵阳市核心区向低阻力值方向拓展,形成单中心,多组团的城市拓展格局。以2010年城市建成区为源,利用arcgis9.3对地形地貌、土地覆盖和生态敏感性等单因子进行权重分类,模拟阻力分值面,结果表明:阻力面值越大对城市扩展约束越大,研究区高阻力面基本分布在北部的百花山脉、中部的黔灵山脉和南岳山脉叁带,利用分位数法对城市扩展进行生态适宜性分区,即: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生态调控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采用了MCR模型对生态阻力因子进行修正,将主要水体作为刚性约束,对缓冲区分级赋值,基于论文对麦西河流域、南明河0—500m缓冲区范围和阿哈水库、花溪水库、松柏山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景观格局及其演变的水环境效应研究成果,对河流以及水库分为5级缓冲区,以中心城区为界,南部阻力等级要普遍高于北部,即阻力等级高值在花溪水库、松柏山水库和阿哈水库库区主要是集中式、连片分布,在汪家大井、白云区、乌当区以及花溪区南部主要呈现出离散式分布,在南明河沿岸呈线性分布,研究结果与城市扩展生态适应分区一致。城市空间扩展的最小阻力,绕开了城市水体等生态景观,在充分考虑城市典型水体的最高阻力值的前提下,向着低阻力值方向拓展,得出贵阳市核心区城市拓展方向为“东扩、北拓、西连、南延”,即形成了单中心(老城区加上金阳新区)、多组团(沙文高新区组团、新天组团、龙洞堡组团、花溪组团)的城市扩展格局。
王新伊[8]2007年在《特大型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研究》文中指出特大型城市是高密度的人类聚居地，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近年来因发展过速而形成无秩序的城市逐渐失去了控制，空间布局结构日显杂乱。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又使得城市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人们对城市景观及城市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建设科学合理布局结构模式的城市绿地系统已成为当前城市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上海作为典型的特大型城市，同样存在着人居环境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上海市需要更协调的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作为城市绿化建设的指导，使得城市绿地在城市中进行更加合理的配置。 城市绿化系统是由质与量的各类绿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绿色有机整体，也就是城市中不同类型、不同性质和规模的各类绿地，共同组合构建而成的一个稳定持久的城市绿色环境体系。城市绿化系统的布局模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一个稳定合理的绿化系统布局模式能够引导城市绿化环境乃至城市布局结构的良性发展。 本论文首先对国内外特大型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的发展进行分析，并按布局模式的特点分类比较，提出今后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的发展趋势。接着论文对上海1994年和2002年两次市域范围内的城市绿化系统规划布局模式进行比较，对上海现状绿化情况和现状模式存在问题分析，并总结归纳影响上海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的选择依据，分别从上海市自然环境条件、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发展以及长叁角区域结构叁层次进行分析，为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必要和坚实的基础。 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基于上海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的选择原则，提出基于城乡一体化的上海城市绿化系统叁种布局模式并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上升提炼提出构建上海城市生态绿地网络的构想。另外基于上海城市土地利用分区进行了各功能分区城市绿地空间布局策略的探讨，提出控制性建议，并以实例进行说明和给予参考。
宫聪[9]2018年在《绿色基础设施导向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规划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扩张、洪涝灾害、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骤减等生态问题在城市中不断出现,继而导致城市的公共空间出现质量下降、分布不均、活力不足等问题。绿色基础设施(简称GI)已经逐步成为一种可实施且多尺度的生态手段,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弥合公共空间系统规划的不足与解决城市公共空间多方面的问题,而两者的结合规划也是生态城市背景下人文与生态协同发展的趋势。本文从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GI的分项基础研究出发,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在城市GI规划辅助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可行性研究基础上,利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系统地构建了 GI导向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规划研究框架,因此论文也是理论、方法、案例相结合的应用性研究。主要成果如下:(1)在宏观层面,从城市公共空间总体规划方法不足与城市生态问题出发,引入城市GI规划,并从“总体控制规划”与“地块更新规划”对结合GI规划的城市公共空间宏观规划展开研究。在总体控制规划方面,从城市尺度对两者的要素与结构进行对比研究,并提出了 GI导向的城市公共空间定量控制标准。在地块更新规划方面,以南京中心城区为例,在对城市公共空间系统与GI网络进行评价与分类后,分层阐述了结合GI规划的城市公共空间量化规划方法。(2)在中观层面,依据社区公共空间传统规划与更新方法局限性与生态问题,提出了基于GI生物多样性、雨洪管理以及多种社会功能的社区公共空间研究方向与规划方法。对3种功能的GI与社区公共空间的规划要素与结构进行结合研究后,归纳了社区尺度GI与公共空间结合的关键:实现与优化公共空间规划基底下的GI连通性、网络化与可达性布局,并依据3处关键点对两者的结合特征展开定量研究,最后均以南京新街口街道为例,系统且分项阐述了不同功能GI导向的社区尺度公共空间更新规划方法。(3)在微观层面,从生态视角下场地尺度公共空间设计缺陷出发,构建了 GI导向的公共空间研究方向:基于GI生物多样性、雨水管理、多种社会服务、促进绿色交通、生态修复功能的公共空间研究,并对各种功能的GI与公共空间结合类型、设计要点、发展方式进行整理与分类,系统地探讨了 GI导向的场地尺度公共空间设计方法。(4)最后,GI影响下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整合从不同专业、尺度、层级、功能、形态、时段、职能、政策、利益等方面出发,较为深入地探讨与例证了空间要素之间以及空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的整合方式,完善了 GI导向的城市空间系统规划研究。简而言之,论文利用理论交叉法、案例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垂直迭加法、水平分析法、实践调研法以及城市空间分析相关与生态学相关的量化研究方法,对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系统与GI网络系统展开结合研究,解决了“城市公共空间与GI结合规划与设计”“利用GI对城市公共空间存量进行生态优化”以及“多重意义下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整合”等问题,构建了 GI影响下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研究理论,并以南京为例实证了两者相结合的规划方法,对解决城市多重生态问题与空间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童丽丽[10]2007年在《南京城市森林群落结构及优化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在2004年9月～2007年4月间，按照“城区-郊区-农区”生态梯度采样法(“Urban suburban rural”gradient)，根据南京城市森林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所处位置与修建时间的不同进行采样，从群落学与生态学的角度对郊县4个典型的次生林群落、3个人工纯林群落、10大公园五种风景林类型50个群落、18个市民广场36个典型样地、20个居民小区40个典型样地、11个秦淮河及滨江水系样地、84条行道树的物种组成、15个行道树样地共159个样地进行了群落结构、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与分析，并通过调查、采集标本、查阅文献，对南京城市森林的植物区系进行了总结。具体研究成果如下：1．南京城市森林共有维管束植物1500种(含种下等级)，隶属172科，572属，其中蕨类植物25科36属63种，裸子植物8科23属54种；被子植物139科，513属，1383种。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有114科，395属，1156种，单子叶植物有25科，118属，227种。种子植物中野生植物共有420属，777种。引种栽培植物共有355属，660种。木本维管束植物有694种，其中乔木为393种，灌木为235种，木质藤本有66种，草本植物有806种，其中一年生：多年生：草质藤本约为4∶9∶1。南京地区的蕨类植物区系中在科、属的等级上，以热带分布类型占优势，可见该地区的蕨类植物具有较强的热带倾向。在种的水平上，有超过一半的物种是东亚分布类型，证明了该区的蕨类植物区系地理成分与日本植物区系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南京地区种子植物种类丰富，地理成分较为复杂，整个植物区系应属温带和热带成分组成，而温带属占绝对优势，R／T比值说明南京市的植物区系有一定的热带性质，具有明显的过渡性。2．调查的次生林群落的物种丰富，种群结构已相对比较稳定，生态效益好，符合群落的顺行演替。物种丰富度指数S平均值为44.75，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K平均值为1.49，叶面积指数平均值为20.53，南京牛首山森林公园苦槠次生林群落的发现证明了常绿阔叶林是南京地区地带性植被类型之一，说明南京具有形成常绿阔叶林的温度、水分等气候条件，同时也为南京市的城市森林人工群落中模拟北亚热带常绿群落类型提供了理论依据。3．南京地区人工林群落的物种比较丰富，物种丰富度指数S平均值为35，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K平均值为1.27，叶面积指数平均值为4.97。针阔混交林的叶面积指数明显高于针叶林与竹林的叶面积指数。在未来的演替中，这些针叶林群落和毛竹林群落最终会演替为落叶阔叶林。4．10大公园风景林各类型样地中的植物物种都比较丰富，以垂直郁闭型风景林样地中的植物最为丰富，物种丰富度指数S平均值为27.7，空旷型风景林样地中的植物相对最少，物种丰富度指数S平均值为16.8。各风景林类型样地的结构层次均比较分明，物种的常绿与落叶之比约在1∶2～1∶3。园林栽培树种至少占6成以上。各类型样地中的乔木层物种数一般集中在1～6种。在相同面积的样地中，乔木物种的个体数的多寡一般与其平均高度、胸径、冠幅呈负相关。灌木层物种一般集中在19～25种，常见物种为孝顺竹、大叶黄杨、海桐、毛鹃、红花檵木等。乔木更新层中的物种一般在10种(含10种)以上，更新小苗以乡土树种(如枫杨)为主，而园林树种中更新苗最多的为棕榈。马尼拉是各样地草本层使用最为广泛、盖度最高的草坪植物，其次为麦冬。野生物种中早熟禾、酢浆草、婆婆纳、蛇莓的相对盖度、相对频度也较高。各样地的生物多样性指数中的物种丰富度指数S与乔、灌、草的物种数有直接的相关性，而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的高低与该样地的乔、灌、草的物种数与个体数的多寡有较为直接的关系。5．南京市民广场的群落的物种相对比较单调，层次结构比较分明。乔木层中一般每个样地的物种数集中在3～6种，以桂花与香樟出现频率最高，乔木的生长强健的不足7成。灌木层中占主导地位为瓜子黄杨、红花檵木、金叶女贞、毛鹃、小叶女贞等。常见的草坪地被植物主要集中在高羊茅、马尼拉。各群落的生物多样性综合性指数、叶面积指数相对较低，分别只有0.59和1.48，生态效益相对较低。市民广场的植物物种的多寡与广场建立的时间以及所处区域的经济条件有很大关系。一般，建成时间较早、经济不太发达地区的市民广场的物种较少。6．居住区植物物种的多寡与小区建成的时间不成正比，新建小区的物种并不一定丰富。物种的多寡与小区的面积大小、小区的档次有关。在中高档小区中，会经常使用比较新颖的植物素材。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标与小区的档次有一定直接联系，但不成比例。各居住区植物群落层次结构比较明显，但垂直绿化使用较少。同等胸径的老小区的乔木树冠的平均值大大高于新小区的乔木树冠的平均值，说明重剪、截头的现象在新小区中普遍存在。每个居住区带有一定的“时间规律性”。泡桐、构树、悬铃木这些速生树种在20世纪80年代或更早以前建造的小区里出现的频率为100％，而在1998年后营建的小区中则更多地出现色叶树种、季相树种。各居住区的植物养护管理水平参差不齐。7．南京秦淮河水系植物种类相对单一。乔木层的主要物种有垂柳、水杉、枫杨、香樟等，灌木层的物种主要集中在珊瑚树、金叶女贞、毛鹃、夹竹桃、迎春等，草本层中的草坪以马尼拉为主，水生、湿生植物使用较少。滨水绿带的植物群落结构一般比较复杂，但偏远地段的群落结构比较单一，景观效果与生态效益也相对较差。抚育管护相对较差，植物的生长势相对较弱。8．南京行道树的物种比较丰富，但以园林栽培树种占绝大多数，乡土树种应用较少，行道树缺乏地方性特色。南京行道树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径阶20cm以下，树高在3～8m，冠幅在4m以下的行道树占调查数据的一半以上，而大树的冠幅受到了重剪的株数已达到相当多的数量。近四成的道路种植结构相对比较单一，速生、慢生树种搭配不够合理。在分析大量的实地调查数据、参阅相关文献以及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根据层次分析法确定南京城市森林综合评价指标的因子与权重，根据18个不同评价因子，建立完全相关得分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依据评价体系的指标，对城市森林的不同组成部分的159个样地进行打分。根据专家的意见，把得分70以上的群落作为基本配置模式，并对各种类型群落的模式的应用进行了补充与扩展。
参考文献：
[1]. 城市滨水区域景观生态优化的初步研究[D]. 章广明.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2]. 南京仙林大学城规划区景观生态格局变化与优化研究[D]. 朱国飞.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3]. 现代城市滨水线性空间景观更新研究[D]. 杜春艳. 浙江农林大学. 2013
[4]. 生态园林城市规划理论研究[D]. 王亚军. 南京林业大学. 2007
[5]. 昆明市主城区滨水空间景观格局演变研究[D]. 李哲惠. 昆明理工大学. 2017
[6]. 南京市区景观生态网架系统建构研究[D]. 袁艳华.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7]. 贵阳市核心区景观格局演变的水环境效应研究[D]. 冯源嵩. 西南大学. 2016
[8]. 特大型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研究[D]. 王新伊. 同济大学. 2007
[9]. 绿色基础设施导向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规划研究[D]. 宫聪. 东南大学. 2018
[10]. 南京城市森林群落结构及优化模式研究[D]. 童丽丽. 南京林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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