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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506(2011)01-0004-08
一、国民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
（一）“国民经济学”学科思想的缘起
在西方，“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按照瑞典经济学家K·维克塞尔(1911)的说法，“国民经济学这个名称出现在所谓‘重商主义’时代”[1]。但这是德国、奥地利和北欧学派一些学者的说法，在英国和法国则习惯地称之为“政治经济学”。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安徒安·德·孟克列钦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书中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并以其作为自己著作的书名[2]。之所以如此，主要想说明这本书已不是论述“家庭管理”（北欧学派称之为“家计管理”），而是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北欧学派称之为“财政学”问题），其目的在于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由此可见，早期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比较接近。“在那时叫做国民经济学是很适当的。因为这个名称适当地表达了它所含有的概念”[1]，即适应了当时封建制度的发展。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起源，还有一些说法：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词汇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欧洲，由意大利人奥特斯首先使用，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是指研究一国国内经济现象的学问[3]，但这种说法比维克塞尔的说法晚了一百年；另一种观点认为，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可以看作是国民经济学的先驱之作，国民经济学是19世纪才出现且主要集中于德国、奥地利（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的提法）[4]，这种说法比前一种又晚了一百年。
然而在一些人的眼里，“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名称①的适当性却随着重农主义思想的出现与无限自由及自由贸易观念的胜利而减少”[1]。17世纪下半期，法国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的思潮，这时的国民经济学家主张“国家应当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事务，而应该在某些明确规定的情况以外让各人自己料理他自己的事务，按照这一原理，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关于它的主题，国民家计的原理就不存在了”。这时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相适应，与经济民主、自由发展相适应，而与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渐行渐远。但总体说来，还未完全脱离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二）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
谈到国民经济学，不能不谈到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但作为一个德国人，像其他德国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曾交替使用“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概念。如马克思曾对恩格斯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过详细的摘要，并给予高度评价，题目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5]。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国民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家”的提法，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6]。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把国民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词并加以评论：“国民经济学能够把这整个发展只作为某种事实，作为偶然需要的产物来把握。……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生产、消费以及作为二者之间独有的交换和分配是孤立地存在的。”[7]仅在这里，他曾先后12处提到“国民经济学”、4处提到“国民经济学家”、4处提到“现代国民经济学”。而在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它的实际出发点，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5]在这里，马克思甚至把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并用，称之为“国民政治经济学”，同时还提出“现代经济学”概念。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将“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诚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所说：“所谓的‘国民经济学’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种称谓。”[8]
（三）国民经济学在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国的发展
尽管如此，在欧洲，除英国和法国外，在德国、奥地利特别是北欧学派（也称瑞典学派，因其信徒遍布于北欧各国而得名）盛行的国家，还是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分野，这部分是由于方法论和理论观点的不同，也与各国所处环境有关。哈耶克(F.A.Hayek)在为奥地利学派开山鼻祖卡尔·门格尔(1871)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撰写的导言中写道：“没有一个地方像德国那样，古典经济学衰落得如此干净利落……。这部分出于方法论的考虑，但更多则是对古典英国学派实际结论的强烈厌恶，因为这个学派阻碍了以‘伦理学派’之名为荣的年轻团体的改革热情”；“古典学派之所以从未在德国根深蒂固，原因之一便是德国经济学家一直清醒地意识到任何成本或劳动价值理论中内在的矛盾。”[9]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时也指出，德国的“资产者希望国家实行保护关税，以便攫取政权和财富，但是，既然（在德国）不像在英国和法国那样，他不掌握国家政权，因而不能随意支配它，而不得不诉诸请求，他就必须向国家……表明，他对国家的要求是他向国家作出的让步，而实际上他要求国家作出让步”[5]。
在维克塞尔(1911)看来，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不仅名称不同，而且研究对象也有所不同。如果说英法的古典经济学是“国家经济学”，那么，现代的国民经济学则是“国计民生”经济学，其意义是国家富强、百姓富裕。正如维克塞尔所说，国民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国民家计或国民家计的理论”，“而财政学虽应视为国民经济学的一部分（并且是一个重要部分），但它却绝对不是国民经济学的全部”[10]。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既论及“国”又涉及“民”，是国与民的经济学，因而其研究内容必然“涵盖了经济过程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11]。
如是观之，尽管在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看来，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而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撰写《资本论》、深谙英法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实际上也认同这一点（尽管在他的手稿中仍然使用“国民经济学”这一名词），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但是，德国、奥地利、瑞典的一些经济学家仍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并以此为名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德国学者罗雪尔1843年出版了《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1981年由朱绍文转译自日本岩波书店冈雄三译本），奥地利学者门格尔1911年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絮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我国于1914年翻译出版了德国学者付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15年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38年翻译出版了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4]，1983年出版了瑞典学者维克塞尔于1946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讲义》的中译本（刘絮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等等。
由上可知，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上升阶段，这就要求经济理论与之相适应，主张经济自由的国民经济学应运而生，甚至对“国民经济学”的名称也发生了冲击。“在现代，对于极端自由的原则的确有了抵制，可是在现实中，则仍然是个人主义的纯粹私有制度占优势。由于这个理由，所以许多现代作家都想抛离这个名词的形容词‘政治’或‘国民’，而只称为经济学，……但由于缺乏一个较好的名称，我们或许仍然可以保持这个旧有名称国民经济学；只要我们注意不使其含有经济领域内的国家单位的概念就行”[5]；“当我们从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来批判一件事物是有利或有害时，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根据伦理上的或哲学上的要求”[5]。由此可见，当由重商主义发展到重农学派，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已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一些国民经济学家极力想划清与传统的或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的界线，它不限于理论分析而更强调其实践性或应用性。“国民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其定义就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方法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早期的国民经济学接近于政治经济学，后来的国民经济学则接近于应用经济学”[4]。
（四）“苏联模式”对中国国民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相对说来，尽管后来也称“国民经济学”，但国民经济学在新中国的早期发展与其在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国的发展并无直接联系。与此相反，与社会主义在原苏联的发展或“苏联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换言之，中国后来出现的“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定位，在客观上很大程度是由于受“苏联模式”影响的结果。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平滑的方式”同时取得胜利，它不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也没有做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社会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者于各个部门，而是通过暴力革命在少数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囿于物资匮乏和商品交换不发达，全民所有制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国家计划在当时成为调节社会劳动分配唯一的或主要的手段。这一模式主要是建立在将整个社会视作一个“大工厂”的基础上，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只是其中的一个车间或某个零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计划（主要是指令性计划）无疑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受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的影响，改革前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在我国一些高等学校一开始设立的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和统计专业（一说“计统专业”）。所以，那时的国民经济学专业其实就是“国民经济计划”和“统计学”以及后来又出现的“投资经济学”（也称“基建经济”或“基建财务”）的代名词。如果说那时有所谓的“国民经济学”的雏形，也只是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或以其为理论基础的部门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②。
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乃至传统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及相关专业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实行“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③，我国高等学校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积极进行新的教材建设，并将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改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就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④。
在这期间，我国经济学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的大量引进和课程开设，对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形成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二分天下”的格局。而且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新学科开始引入我国，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时的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如产生了生产力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等新的学科。
经济学科出现上述变化并不奇怪，这是适应现实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说来，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大的概念、总的概念，是国家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甚至包括某些政治学的内容。但随着不断发展和分化，逐渐产生了新的学科，原来的无所不包的政治经济学已不复存在，尽管有人仍把这些学科都归于政治经济学（它们的确是由政治经济学逐渐演化而来的），但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对于国民经济学来说，它的确与政治经济学有某些割舍不断的关系，至今仍与某些学科如与宏观经济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与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它的学科边界有待进一步廓清（这实际上是目前国内其他一些学科也需要做的工作），然则很难再回归到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事实。
与国内其他经济学科相比，我国的国民经济学可以说是颇具特色的一个学科：它与政治经济学有联系，但现已不再是一回事；它似乎可从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国的经济学流派找到某些渊源，但二者并非同出一源；其在中国的初期发展虽主要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然其现代发展显然与之相区别；国外有与其相近的学科（如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中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4]，但却没有完全相同的学科，等等。正如国内一些学者所说，国民经济学发展必须国际化，但更多是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因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要处理好“本土化与主流化的关系”[4]。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经济学既是一个“历史学科”，又是一个新兴学科⑤。虽然从名义上看有某些国外色彩，但实际上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莫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莫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正因为如此，国民经济学可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科之一，当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学者肩负着这一学科建设的光荣历史使命。
二、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国内对国民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理解
在国内，最早提出“国民经济学”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且形成专著的当推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根据钱伯海(1986)的阐述，“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既研究生产力，也研究生产关系”[12]；“因此，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本书的有关部分中，都要加以阐明和论述”[12]。钱伯海教授的这本书，“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试图‘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正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一个成果”⑥。钱伯海教授的理论贡献在于：主编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系统的《国民经济学》，并由此引申出一个新的学科——国民经济学，但其理论阐述无疑留有当时发展的历史痕迹。围绕这部著作产生了很多争论，甚至对“国民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任何一部有影响的著作要想不引起争论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探索中成熟、在创新中发展。
（二）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根据学科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其依以存在的经济环境变化，对国民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显得尤为重要。按照笔者个人的理解，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系统运动及其规律。
1.对于“国民经济系统”的总体把握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巨系统，即由一系列紧密联系的系统要素或子系统组成的庞大体系。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主要从总体上把握国民经济学系统的内涵：
(1)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系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与外部环境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2)它不是静态的而是由低到高和不断改革创新的动态系统，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会使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是它与其他系统的重要区别；
(3)它不是个别运动的系统，而是诸多部门、地区运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社会经济综合体；
(4)它不是相互脱节的而是在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之间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网络系统；
(5)它不是单纯的物质产品生产的运动，而是包括物质产品再生产、人口再生产、精神文化再生产、自然环境再生产四种再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是经济系统、人口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有机组合的经济综合体；
(6)它不是单纯指宏观经济，而是包括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在内的多层次经济活动组成的网络系统，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只不过是国民经济系统的层次结构；
(7)它的目标不是一元化而是多元化，用任何一个单一目标都难以概括其多方面的要求。
总之，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多层次相互交织，诸多子系统相互交错，多目标、开放型、动态化的巨系统。
2.对“国民经济系统运行及其规律”的研究
对国民经济系统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结构紧密、目标多元、影响因素复杂的巨系统如何进行研究呢？十分明显，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必要更没有可能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因为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或分系统都内容丰富，抑或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甚至学科体系。之所以将“国民经济系统”作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必然与国际经济运动联系在一起；国民经济要想顺利运行，取得更好的宏观经济效益，不仅经济系统本身，而且与人口、社会和自然等其他系统相互制约；另外就国民经济系统运动的本质而言，其目的并非只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有质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说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运动的实质是人而不是物。因此，分析国民经济系统运动及其规律性必须抓住重点，即对影响国民经济系统运动的主要方面、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从大的方面来说，研究国民经济系统运行及其规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国民经济系统
国民经济系统既是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国民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或基础。对此可从国民经济系统总体、国民经济系统结构和国民经济系统环境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是分析国民经济系统总体，主要是要准确把握国民经济系统内部各方面、各环节、各层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关系，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引申来说，就是要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国民经济系统涉及多部门、多地区，但如果不把他看作一级学科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它毕竟不同于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它研究四种再生产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但它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国民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经济活动组成的网络系统，但如果作为二级学科的研究对象，它不能简单等同于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国民经济学不能取代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的全部内容，等等。研究国民经济系统的性质及其功能，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国民经济学这门学科（二级学科）如何与其他二级学科相互联系又相区别，但绝不是说国民经济学可以包括所有学科，更不可能取代其他学科。
二是分析国民经济系统结构，但不是研究所有的子系统、分系统，而是侧重研究其中与国民经济运行关系最为密切的主要结构，如国民经济系统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目的在于说明其与国民经济运行、国民经济管理的关系。
三是分析国民经济系统环境，主要说明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关系，以及国民经济系统与国际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实现国民经济管理的目标即实现科学发展、统筹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国民经济运行
国民经济运行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国民经济管理的客体。对此主要从国民经济运行总体、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和周期波动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主要研究社会总产出或总供给如何产生，社会总需求如何形成，社会总需求变动如何对社会总产出产生影响，以及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关系。相对说来，这里主要分析的是经济总量、社会总供求的静态平衡关系。这是运行分析所必需的，也是运行分析的前提。
二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需求动力”，主要分析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大需求或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国民经济分析中常用的方法。这里既涉及需求总量又涉及需求结构。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还将汇率对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影响考虑在内，因为它对国际收支具有重大影响。
三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供给推力”，主要是资源禀赋、结构优化和制度创新这“三大推力”。以往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侧重于研究增长源泉、要素总量或要素投入（即要素禀赋），但结构优化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从而对国民经济运行的作用不容忽视。
四是“国民经济运行周期波动”，主要分析周期波动的表象、成因及其传导机制，以及我国从1978年至今曾5次出现的通货膨胀和近期出现的通货紧缩，从而为后面分析宏观经济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和鲜活的素材。
(3)国民经济管理
国民经济系统的动态运行客观上需要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对于这个道理，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行动越来越坚定，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整个世界都上了生动的一课。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其在国民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国民经济管理”的内涵。如果是只谈“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这是现在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内容的一部分；如果把“国民经济管理”等同于“宏观经济调控”，这实际上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一。但问题并不仅限于此。在我们看来，“国民经济管理”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国民经济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微观规制五个部分的内容。
三、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法[13]
与上述研究对象相适应，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应包括：
1.国民经济理论分析。国民经济理论分析主要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经济理论及其方法，对国民经济系统运动及其规律进行分析。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规制经济学等，以及应用数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分析工具，都可为国民经济学研究提供帮助。国民经济学与其关系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包容、互相促进的关系。
2.国民经济数量分析。就是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数量分析，主要是对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总消费、总投资、经济增长、就业状况、物价总水平、税率、利率、汇率等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总体与平均水平、增长速度、变化趋势、波动规律等进行数量分析，以便从国民经济总体上把握经济发展状况。
3.国民经济结构分析。就是对经济结构进行数量分析，主要是对国民经济一些指标或变量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数量分析，以便从宏观总体上把握这些指标或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常用的数量分析方法有：边际分析、效用分析、弹性分析、乘数分析、投入产出分析、比较静力学分析等。此外还包括在时间和空间上、在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各子系统中，从数量上对宏观经济结构所进行的数量分析，如宏观经济结构分析、产业结构分析、地区结构分析、投资结构分析和消费结构分析等。
4.国民经济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与动态是相对的，有时是为了分析的需要。如分析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关系，看起来是静态分析，因为暂时抽象掉了二者之间及其内部复杂的变动关系；而“社会总需求变动对社会总产出的作用机制”则既有静态又有动态，但为了分析的需要，只是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分析具体如何变动；但对经济增长率、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以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具体运用等，则是典型的动态分析。
5.国民经济比较分析。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联系而发展，国民经济也不例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国民经济系统及其子系统、分系统几乎都涉及国际比较。就一国经济来说，改革后与改革前是一种比较，改革的不同时期也是一种比较，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具体内容也都存在一个比较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比较分析在国民经济学研究中经常会遇到。
6.国民经济案例分析。案例分析在管理学（特别是在MBA）中运用得比较普遍，实际上，在国民经济学分析中也有必要使用。从系统论角度看，国民经济系统及其子系统、分系统都可以看作是“案例”。如对于整个“系统”而言，“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案例；相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中国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案例”；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来说，农村改革、城市改革是一个“案例”；而城市改革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也都可以视为一个“案例”，等等。在国民经济学分析中引入案例分析方法是为了在分析国民经济系统运动的过程中，通过个性寻找共性，通过分析“特色”更好地把握其运动的规律性。
四、国民经济学本科、硕士和博士教学与研究的关系[14]
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在经济学二级学科目录中，博士点和硕士点使用“国民经济学”名称，归入应用经济学项下；而在本科专业则称之为“国民经济管理”，似乎介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对“国民经济管理”的学科归属也有不同意见：有人倾向于管理学，如“公共管理”，有人则主张应属于经济学，具体说是应用经济学。在1998年教育部经济学本科目录上，“国民经济管理”属于“目录外”专业（经过12年的发展，全国“目录外”专业已发展到17个，而“目录内”专业只有4.5个）。
2010年，教育部再次对经济学本科目录进行调整，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对此次修订的意见。笔者赞同教育部此次调整的基本原则，即“科学规范、主动适应、继承发展”，而且既然是“主动适应、继承发展”，理应扩大“目录内”专业的范围，至少应保留现有的“目录外”专业（因为今后还要不断发展和扩大），即使规范也应是在发展基础上的规范，是为了促进发展而进行的规范。
具体到“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笔者主张应将其与博士、硕士的培养相互协调，即统称为“国民经济学”。如前所述，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由传统的计划统计专业、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演变而来，1986年改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998年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辽宁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四川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8所大学保留设立，基本上都设在经济学院，所以没有必要放到管理学院或商学院。而且从社会需求来看，社会反响很好，许多省（市）招收公务员点名要该专业的毕业生（如发改委等综合部门）。最近，国务院学位办正在进行博士、硕士学位点一级学科的调整，有人提出将国民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一级学科（至于是否能够统一则另当别论）。在经济学本科目录调整过程中，将“国民经济管理”改为“国民经济学”，由“目录外”纳入“目录内”，不仅对该专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对于实现与博士、硕士点的“对接”，培养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故应进一步推进。
收稿日期：2010-12-28
注释：
①指与“政治经济学”等同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学”。
②这里是从与“部门经济学”等同意义上的所说的“应用经济学”，与当下讨论的经济学学科分类没有直接联系。
③参见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
④1982年，辽宁大学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12所院校一起编写了全国第一本《国民经济管理学》；1986年，辽宁大学又在全国率先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改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并进行了学科体系的配套改革，其研究成果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
⑤1986、1987年，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先后出版了《国民经济学》上册、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98年，教育部专业目录将国民经济学解释为：国民经济学是在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管理学基础上形成并以理论经济学为基础，与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贸易经济学和财政学、金融学等具有密切关系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它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正确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作用。
⑥参见刘国光：“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尝试——读钱伯海主编的《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下册）附录二：“对本书的书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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