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制度创业理论的现状与展望&基于SSCI(1988/2010)的文献计量分析_创业论文

国外制度创业理论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基于SSCI(1988—2010)的文献计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现状及论文,文献论文,国外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制度创业,是指组织或者个人由于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或者创造新制度中蕴含的潜在利益,通过建立并推广获得认同所需要的规则、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从而创造、开发和利用盈利性机会[1]。制度创业理论隶属于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用来解释“制度从何而来”,伴随制度变迁在全球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加速推进,它已逐步发展成极具潜力的热点理论。自DiMaggio的开创性论文《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发表以来,相关论文的数量在近些年以井喷之势增长,迄今约有百余篇论文发表在实行同行审阅制的学术期刊中。

目前制度创业理论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仅有几位学者对此开展了相关研究,成果较少。然而,正处于经济社会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却有望成为发展制度创业理论“最有前景的试验场”[2]。主要原因是:相对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转型经济所生成的较高不确定性制度环境已经和正在为中国企业提供着更加丰富和有望产生更大利益的制度创业的机会[3];中国已涌现出一批麦高文式的制度企业家和制度创业实践[4],制度创业理论可以为这些企业案例提供独特而科学的解释。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多个角度对国外制度创业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以求了解该理论的研究现状,并展望未来研究趋势,从而推动基础层面的制度创业研究,并为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有效参考,力争为制度创业理论融入中国元素,促进“管理的中国理论”研究发展做出一些贡献[5]。

1 研究文献的收集

1.1 研究文献的检索

在考虑自身资源及结合以往学者检索标准的基础上,本文对检索系统、检索项目与词汇、检索的时间跨度作如下规定:

第一,本文选取了EBSCOhost、ProQuest ABI、ScienceDirect、SAGE及WILEY为文献检索数据库。以上五个数据库均具有所含期刊数量多、覆盖范围广、回溯时间长及实时更新的优点,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高校都在广泛使用,而它们的搭配使用也可以尽量减少对研究文献的遗漏。

第二,由于制度创业是新兴的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本文选择对题目、摘要、关键词及全文同时进行检索。在检索词汇的选择上,借鉴Battilana,Leca和Boxenbaum在检索制度创业文献时所采用的检索词汇[6],并加以扩充,以“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institutional”与“entrepreneurship”或“institutional”与“entrepreneur”的搭配作为文章的检索词汇。

最后,由于制度创业的概念是由DiMaggio于1988年率先引入到制度分析之中的,因此本文检索时间的起点为1988年。本文统计工作开展的时间是2011年,由于论文被网络数据库收录与其发表之间有时间滞后的原因,难以保证收集到所有在2011年所发表的论文,因此检索时间的终点为2010年。

在确定检索标准的基础上,检索过程中具体采用了直接检索、检索词搭配期刊检索及对特定期刊检索等多种检索方法。

1.2 研究文献筛选标准

第一,将科学引文索引(SSCI)作为文献筛选的首要标准,非SSCI刊源文献不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SSCI所收录的期刊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人文社科领域档次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的期刊,因此在SSCI发表的论文基本可以反映出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由于制度创业理论隶属于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的缘故,SSCI适合作为评价制度创业学术成果的标准。另外,SSCI的期刊目录每年均有变化,本文以2010年SSCI所收录的期刊为标准。

第二,对相关文献进行筛选。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利用阅读器自带的内容查询功能搜索相关文献中是否包含“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或“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①;其次,根据参考文献共引原则,对剩余文献的引文进行分析,观察其是否与典型制度创业文献的引文有较大相同或是否引用较多制度创业文献;第三,结合制度创业及“嵌入能动性”的概念,确定筛选制度创业文献的标准,最终判别制度创业文献。

基于以上工作,本文进一步剔除了书评与社论等非正规学术论文,最终共得到91篇研究文献。

2 研究文献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2.1 论文数量年度分布

从论文数量年度分布折线图来看(见图1),国外制度创业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年—1998年为初始发展期。这一阶段总的期刊发文量为7篇,仅占总量的7.7%,其中,有6年未见期刊论文发表,说明制度创业理论在这一阶段并未被学者们所了解。事实上,这一阶段也有几位学者撰写了数篇论文,但这些论文多被收录在组织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的论文集中,未发表于期刊上。尤其需要指出的是,DiMaggio于1988年发表的《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一文首次详细阐释了制度创业的概念,被学者们公认为制度创业研究的奠基性论文。第二阶段,1999年—2004年为波动增长期。这一阶段总的期刊发文量为27篇,占总量的29.7%,尽管总的发文量迅猛增加,但却呈现出剧烈波动态势。这种情况表明,制度创业研究尽管已逐步走上轨道,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但尚未成熟的理论结构也使其学科内部充满争论。第三阶段,2005年—2010年为稳健发展期。这一阶段总的发文量为57篇,占总量的62.6%,尽管有小幅度波动,但每一年均有数量可观的论文发表。这种情况表明制度创业理论已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群体的基础趋于稳定,而规模也不断扩大。制度创业学者在这一阶段认识到理论回顾及整合工作的重要性,撰写了大批理论综述性文章,而这也进一步带动了制度创业研究的开展。截至2011年9月30日,所检索到的2011年的制度创业新文献已有10余篇,这与该阶段的理论积累与沉淀不无关系。值得一提的是,《Organization Studies》于2007年出版了一期制度创业研究的特刊,从而使得2007年的文献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年份。

图1 论文数量年度分布折线图

2.2 期刊分布

2.2.1 期刊学科分布

从期刊的学科分布来看(见表1),31种期刊中包含了23种管理学期刊,7种社会学期刊及1种经济学期刊。统计结果表明,管理学领域是目前制度创业研究的核心领域,该理论在这些研究中往往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创业理论,用以从制度层面解释组织创业行为;少部分论文发表在社会学期刊中,且这些论文多以理论探索为主,较少与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相联系;另外,由于经济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在多方面是互补关系[7],使得隶属于组织社会学的制度创业论文很少出现在经济学期刊中。事实上,在新制度经济学也有“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一词,但翻译为制度企业家精神。另外,尽管制度创业被视为一种具有重要价值的新兴理论,但长期得不到创业学界专业期刊的青睐。究其原因可能是:制度创业研究综合性强、难度大,论文产出数量不多;制度创业研究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难以用主流的定量实证研究方法加以理论验证。随着制度创业研究进入第三阶段,研究质量的提升促进不少文献发表于创业学界的专业期刊中②,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制度创业理论研究在不断进步。

总体而言,制度创业理论在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内部颇遭质疑[8],导致了核心思想和框架多年来并无创新性扩展[7]。然而,随着新制度学派从组织社会学的传统领域向经济社会学发展,相关研究也逐步加强了对企业行为的关注[9],制度创业理论也因其独特的分析视角而得到了企业战略研究、创业研究等管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视,也预示着管理学者将更有机会与职责来推动该理论的发展。

2.2.2 期刊发文量分布

从期刊发文量分布来看(见表2),排名前四位的期刊共发文45篇,约占总量的49.5%,且每种期刊的发文量均明显多于其他期刊,因此这四种期刊可被看做是制度创业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Organization Studies》对制度创业理论十分关注,并于2007年出版了一期制度创业研究的专刊;AMJ、AMR及ASQ基本每年都有制度创业相关论文刊登③,且这三种期刊也是属于A类的国际顶尖期刊[10]。事实上,研究文献中有35篇是发表在A类期刊上,占总量的38.5%,也体现出了制度创业理论的较高研究价值及研究地位。

3 研究文献正文的计量分析

3.1 研究情境

制度创业的研究情境即为组织场域(Organizational Field),它是制度创业理论的核心分析单元,包括成熟场域及新兴场域两种类型[11]。成熟场域的结构已经稳定,制度规则以及行动者的角色业已确定;新兴场域的结构尚未成型,制度规则比较脆弱,行动者的角色也没有明确,场域内竞争激烈[1,11]。

组织场域类型的统计结果显示(见表3),关注成熟场域与新兴场域的论文在数量上的差距并不大,分别为34篇与25篇,所占比例分别为57.6%与42.4%。这表明,尽管学者们大多来自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且多以发达国家作为研究背景,但并未忽视对新兴场域的研究。通常来说,发达国家的各方面制度较为完善,往往是成熟场域的代表,但也同样存在新兴场域[12-13],因此组织场域类型与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并无必然联系。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开展的研究极少。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上均存有明显差别,因此这一研究现状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普适性,这也是制度创业研究亟需改善之处。

3.2 研究主体

制度创业的研究主体即为制度创业者。Misangyi、Weaver和Elms指出,制度创业者可能是组织、个人或是组织与个人的联盟[14];King和Soule认为,社会运动也可以是制度创业者[15]。鉴于上述观点,本文将制度创业者分为如下五类:组织、个人、组织与个人、社会运动及组织与社会运动。

从研究主体的分布情况来看(见表4),目前涉及组织作为制度创业者的论文共计51篇,占总量的81%;涉及个人作为制度创业者的论文共计21篇,占总量的33.4%;而涉及社会运动作为制度创业者的论文不多,仅占总量的8%。由于制度创业研究坚持“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场域作为核心分析单元,且认为场域内制度来源于组织间重复互动过程的缘故[16],使得多数学者以组织作为制度创业者进行研究。在以个人作为制度创业者的研究中,个人通常是作为组织的代表[17],在组织制度创业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由于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警惕,这些研究也多会同时强调个人所处的组织。

另外,进一步的统计结果显示,尽管学者们多以营利性组织作为制度创业者开展研究,但也有不少学者聚焦于非营利性组织或政府组织。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制度创业理论强调的是制度变革对取得创业成功的意义,而不管创业的目的是商业性的还是社会性的[18];其次是西方国家非盈利性组织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具有相当程度的能动作用。

3.3 研究内容

借鉴Battilana、Leca和Boxenbaum及张铭和胡祖光两篇综述性论文的观点[6,19],本文将制度创业的主要研究内容划分为制度创业动因、制度创业主体、制度创业过程及制度创业效果四大类别,并对每个类别又进行了细分。统计过程遵循如下原则:首先剔除了7篇文献型论文⑥;其次,若一篇论文涉及多项研究内容,则对每项研究内容均进行统计;最后,以题目、关键词、摘要、假设及结论作为统计依据,而论文的其他部分不再做考虑。基于以上工作,统计得到了研究内容分布表格(见表5)。

(1)制度创业动因。制度创业理论以场域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的前提要求学者们从场域出发探寻制度创业动因,而诸如利益驱动、环境危机等均不被视为动因研究的内容。这一部分共有21篇论文,根据研究立足点的不同,可以细分为场域类型、场域矛盾及场域综合因素三个视角。

多数学者基于场域类型视角展开研究,但观点却并未达成一致。不少学者认为,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新兴场域可为制度创业者提供较大的创业空间、较多的创业收益及较少的创业限制[1],因而更可能发生制度创业;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成熟场域不仅内部利益偏差更大,其中的行动者还可以清楚预期行为结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反应,所以更易发生制度创业行为[20]。有一些学者基于场域矛盾视角展开研究,且观点较为一致,这以Seo和Creed的观点最为典型[21]。他们认为,场域矛盾是场域制度化过程的副产品,这些矛盾使行动者意识中积极变革的能动力增强,从而使其克服制度条款与逻辑的约束,进行制度变革活动。另有少数学者对场域状况进行了综合考虑,如Dorado认为,中等的场域制度化程度配以中等的场域复合度将导致场域机会透明,从而制度创业更易发生[22]。

事实上,尽管关于场域类型的研究较多,但这些研究却仅仅解释了“在何种场域中更有可能发生制度创业”这一问题,也即场域类型并非产生制度创业的充分条件。相对而言,场域矛盾视角的研究观点更为一致,对制度创业动因地解释也更具说服力。基于场域综合因素视角的研究不多,但却很有启发价值。客观而言,制度创业本身就是由诸多因素所致,因此综合多种场域因素去探寻制度创业动因的研究能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阐释,也更具发展潜力。

(2)制度创业主体。Fligstein认为,某些行动者比其他行动者更加善于制造渴望的社会结果的思想是构成制度创业者概念的核心理念[11],因而学者们针对制度创业主体的研究聚焦于回答“谁更有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这一问题。该部分共有35篇论文,且学者们基本是从组织与个人两个视角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多数学者基于组织视角进行研究,他们从组织的场域位置入手开展研究,但观点却并未达成一致。不少学者认为,处于场域边缘或处于不同场域交汇处的组织的场域嵌入度较低、场域矛盾曝光程度较高,且往往是现有制度的受害者,因而更易成为制度创业者[23]。然而,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24]。基于个人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首先从个人的场域位置来找寻答案,且观点较为一致。他们普遍认为,在场域中占据较为重要位置的个人更易成为制度创业者[1,25]。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从个人特质出发来寻找答案。Mutch认为,反思性的改变是社会变革的必要因素,自省能力强的个人更易成为制度创业者[26];Fligstein认为,具有丰富社会技能的个人更易成为制度创业者[11]。同时,根据Perkmann和Spicer的观点,反思性是一种分析技能[27],隶属于制度创业技能范畴,因此个人特质角度的研究应从属于制度创业技能的研究。

就目前来看,关于制度创业者特质的研究更多一些,但这些研究也有诸多不足,主要有两点:首先,制度创业者特质,尤其是技能多来源于对行为的总结,而这种事后归纳式的观点无法在事前准确预测制度创业者;其次,对于制度创业者特质的研究倾向于“方法论个人主义”,而这恰为制度创业理论所竭力避免。相对而言,关于制度创业者场域位置的研究却拥有天生优越性,更为学者们所接受,也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3)制度创业过程。制度创业过程是制度创业研究中的最主要内容,学者们基本都认同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和政治过程。这部分共有70篇论文,且基本可将研究内容分为制度创业阶段、制度创业策略及过程模型刻画三部分。

大多数学者对制度创业策略展开研究,也即探讨行动者如何开展制度创业。尽管这些学者开展研究的场域类型不同,但却基本认同制度创业者需同时实施创造新制度及建立联盟两种活动[6]。在创造新制度的活动中又具体包括了诊断、预知及激发三个建构维度[14];而建立联盟活动也具体包括了两种方式:话语策略及调用资源[23,28]。制度创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制度创业者在制度创业的不同时期有多种不同的任务[27],因此对制度创业阶段进行划分就显得十分必要,而这也引起了一部分学者的关注。Greenwood、Suddaby和Hinings对制度创业阶段的划分最为详细,他们将这一过程分为去制度化、前制度化、理论化、扩散及加强制度化五个阶段[16],但这一观点是针对成熟场域所提出的,而在新兴场域中则主要包括理论化、扩散化、制度化这三个阶段。另一些学者则热衷于总体过程模型的刻画,这些模型或同时体现着制度创业阶段与制度创业策略[21],或仅体现了制度创业策略[14],但均未对策略化行动展开详细分析。

总体而言,制度创业策略吸引了大多数学者的目光,然而这些研究却愈来愈沉醉于对细枝末节的分析,并且夹杂着大量的技能与行动的描述,使得研究结论极为混杂,因此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梳理显得十分必要。另外,目前将制度创业阶段与制度创业策略整合到一起的研究不多,事实上,不同的阶段需要制度创业者实施不同的活动,而基于阶段划分去探讨策略的研究也可以更有条理地展现制度创业过程。

(4)制度创业效果。制度创业效果即制度创业的外部性,该内容一直以来未得到重视,目前仅有3篇相关论文。Hiatt、Sine和Tolbert研究了社会运动的去制度化活动为企业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29];Khan、Munir和Willmott分析了制度创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30]。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制度创业是积极的改革,所表现出来的外部经济性所涉及的影响面会更广些,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制度创业也存在外部不经济性。正如Mair和Marti所言,重视制度创业效果尤其是制度创业的“暗边”问题将会促进制度创业理论的完善[31]。

总的来说,尽管制度创业的研究内容不存在盲点,但却较为集中。这主要体现在学者们对制度创业过程研究的过度热衷,导致了多数研究仅仅是在重复、完善、深化前人的工作,由此导致对理论建构贡献不大,只能使理论本身“日渐式微”。

3.4 论文类型

学术论文存在多种类型的分类,本文借用许德音和周长辉的分类[32],将论文类型分为如下七类:规范型、描述型、文献型、概念型、实证型、定性经验型和演绎数学模型。

从论文类型分布来看(见表6),以定性经验型及概念型的论文居多,分别有55篇与21篇,而其他五种类型的论文均很少,合计数量也仅有15篇,占总量的16.5%,且未见规范型与演绎数学模型论文。目前制度创业理论尚处于理论探索期,因此运用理论论述或案例分析等方法来探究变量或概念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这也导致目前成果多为概念型与定性经验型论文;文献型论文多是学者们对制度创业相关研究的理论总结与述评,其中有5篇发表于制度创业研究的第三阶段;在国际学术界,规范型论文并不被视为严格的学术论文,描述型论文往往难出现于较高层次的期刊中,而演绎数学模型论文则多见于经济学与金融学中,因此在制度创业研究中难寻这三种类型的论文;实证型论文的多寡常被视为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因此制度创业理论不成熟的现状使得这类论文并不多见,但随着该理论的逐步完善,实证型论文必然会迅速增长。

另外,在目前的定性经验型论文中,有45篇论文采用了案例研究的设计方法,而这又以探索性的案例研究为主。这也表明,案例研究比较适合于目前的制度创业研究。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多案例研究的论文很少见,仅有6篇,因此开展多案例比较性研究对丰富制度创业的研究方法将十分有益。

4 研究文献被引用的计量分析

通常而言,统计分析研究文献引文中的作品被引用的情况可以反映出研究的热点及某部作品的理论价值。然而,目前制度创业研究开展的时间并不算长,学科内部可借鉴的论文数量不多,这导致了学者们所著的不少论文借鉴了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另外,制度创业理论综合了多门学科知识的特性也使得研究文献引文中充斥着较多非本领域的作品。因此,若直接统计分析引文中的作品引用率会难以确定隶属于制度创业研究领域的重要论文。本文所收集的论文基本囊括了1988年—2010年间制度创业领域的研究成果,且所载期刊质量很高,因此统计分析研究文献的被引用情况可以更加有效地确定制度创业研究领域的重要论文。

对研究文献被引用情况的统计分析主要有以下发现(见表7):第一,排名前十位的论文的所载期刊均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顶尖期刊,这反映出论文的质量很高,而《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Mature Fields:The Big Five Accounting Firms》一文更是被评为2006年AMJ的最佳论文。第二,排名前五位的论文中包含了4篇R.Greenwood的作品及3篇R.Suddaby的作品,并且这些作品的被引用量都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两人在制度创业研究领域较为权威的地位。第三,排名前十位论文的发表年份多在2001年—2004年之间,这表明在制度创业研究的第二阶段涌现了数位杰出的学者,所发表的作品对推动制度创业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第四,排名第一位的论文的年平均引用量远多于其他论文,这与该文在合法性研究领域地位较高不无关系。事实上,《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一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制度创业领域论文,但由于合法性是制度创业目的的缘故,使得该文中的诸多观点也被制度创业研究学者所借鉴。

5 总结与展望

国外制度创业研究已有20余年历史,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也多刊载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中。但制度创业理论毕竟是跨学科的新兴理论,所承担的理论解释任务艰巨,所以该理论存在着诸多尚需完善之处。首先,组织社会学本身具有很强的美国本土学术范式的特点,这导致了制度创业研究成果的地域性色彩浓厚;其次,缺乏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及个人作为制度创业者的研究,并且主要研究内容过于集中且争论颇多,导致了“唯有零散诠释而无理论建构”的困境出现;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过度热衷于单一案例、理论研究等质性方法。

为了促进制度创业理论的发展,可从以下方面努力:第一,扩展研究内容。未来研究需要扩大相应的研究内容,尤其须加强对制度创业策略的研究,把揭示制度创业者对制度创业的作用机制这个“黑箱”的研究推向纵深。第二,丰富分析层次。目前研究多聚焦于组织场域或组织层次,使得“制度创业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33],因而扩大分析层次(尤其是个人层次)将有助于该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第三,创新研究方法。随着研究内容的扩大,必然要求引进新的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也是一种理论走向成熟的必备因素。因而,在研究中尝试运用跨案例比较研究及定量方法等将是该理论发展的助推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转型经济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制度变迁,孕育着丰富的制度创业机会,中国学者很有希望为制度创业研究做出重大理论贡献。作为理论探索型研究,找到有效的理论突破口至关重要。相对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转型经济所生成的较高不确定性制度环境为民营企业提供着更加丰富和有望产生更大影响力的制度创业机会。田志龙等人指出,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企业实施外部制度创新行为的机会、获利程度都要大大高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3]。而且现阶段民营企业行为基本是作为企业创建者与领导者的民营企业家行为的人格化体现,个体企业家更适合作为制度创业者来研究。因此,在中国制度变迁情境中,基于民营企业家富有影响的制度创业案例,探索性地研究民营企业家对制度创业的作用机制有望成为中国情境中制度创业研究的理论突破口。

本文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研究文献的收集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有遗漏;其次是在对研究文献正文的计量分析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以上两点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也是未来研究需改善之处。

注释:

①Word阅读器中的“查找”功能、PDF阅读器中的“查找文本”功能、CAJViewer阅读器中的“搜索”功能都可进行内容查询。

②这些期刊包括:隶属于SSCI刊源的《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等期刊;非SSCI刊源的《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ulture》等期刊。

③AMJ即《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R即《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SQ即《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下文相同。

④统计工作做了以下处理:首先排除未指明场域的论文,这种论文多为概念型论文(Theoretical Paper);其次针对多案例研究论文,若涉及单一场域类型,则记为一篇,若涉及多个场域类型,则记为多篇。因此,统计结果的总篇数与研究文献总数不相等。

⑤统计工作做了以下处理:首先排除未指明制度创业者的论文,这种论文多为概念型论文;其次由于多案例研究论文中的制度创业者类型相同的缘故,这类论文也仅被记为一篇。因此,统计结果的总篇数与研究文献总数不相等。

⑥这类论文包括文献综述与导言两类,多为对相关理论的综合介绍,不易在统计研究内容时使用。

⑦研究内容数量总计与研究文献的数量并不相同,原因为:统计过程中剔除了7篇文献型论文;一些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内容并不唯一。

⑧由于论文的发表年份不同,因此本文统计的是自论文发表年份开始的年平均引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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