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揭开了党的指导思想史上的新篇章，是十六大对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的历史性贡献。目前，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著述琳琅满目、百花争妍。这里，谈谈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个人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指导思想的发展：从党的一大到十六大
在中国共产党前进的80多年的征途上，党的正确指导思想的确立，都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党的历史上，对确立正确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影响的有这样几次代表大会。
首先是1922年党的二大。它对党的一大纲领作了重要修改。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制定的纲领是要直接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年后，党的二大即将党的奋斗目标区分为两个部分，认为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二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新生的党确定了驾驶革命航船的正确方向。
二是1945年党的七大。从三大到六大，都没有涉及指导思想问题。到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的国情和革命规律的认识深化了。经过延安整风，在六届七中全会制定第一个《历史决议》之后，党的七大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了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开始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三是1956年党的八大。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邓小平后来将此称之为“八大路线”。它实际上是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后来党领导的第二次伟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是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五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十二大，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从1981年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它也起到了正确指导思想的作用。在十三大，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历程概括为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十三大通过对探索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的总结，已初步地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十四大以邓小平在1992年初发表的“南方谈话”为基础，经过对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进一步总结，初步地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和9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十五大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认识又有进一步升华，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更加鲜明简洁的科学称谓，在党章上明确地将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上述历史表明，邓小平理论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实际上经历了四次党代表大会。如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是整整20个年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2000年春天提出的。它主要是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在1997年的十五大就提出来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对党80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在实践上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行动纲领，而且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在理论上则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执政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从党的历史发展看，十六大是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二、党的性质：从“一个先锋队”到“三个先锋队”
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开宗明义写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对党的阶级性质和群众基础、民族基础的新表述。从党章发展史上看，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在我们党，讲党的阶级性质，是从二大开始的。党的二大通过了11个决议案，有三个文件讲到这个问题，这些文件对党的性质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基本表达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意思。到党的七大，党章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既将二大的思想吸收了，又比较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还说，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八大党章讲先锋队性质基本上是七大的说法，只是将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简括为先进部队。1969年党的九大和1973年党的十大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召开的，党章上讲的是人人都能背诵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即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粉碎“四人帮”之后，在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在文字表述上虽然有所改变，但基本上还是“五十字”建党纲领的意思。到了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才改变“五十字”建党纲领的说法，对党的阶级性质有了比较规范的表述。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十三大、十四大，直到十五大，都沿用十二大的这个表述。
那么，“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新增加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据我的考察，最早见诸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议。在党的七大，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又提出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并作了展开论述。他说：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当然，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全民族的先锋队这两个先锋队的说法，都没有写上七大党章。
为什么十六大党章要增加这两个先锋队的说法，从而成为“三个先锋队”的新表述呢？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全面、完整的认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中国工人阶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奋斗的政党。这三者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首先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如果不能解放全体人民，它自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如果全中国人民没有过上美好生活，它自身更不能过上美好生活。其次，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前者的利益构成后者利益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既代表前者的利益，也代表后者的利益。因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三者利益的代表者，表述为“三个先锋队”，比较准确、全面、完整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80多年来所起的历史作用和今后要发挥的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后就面对着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就是为肩负这两大历史使命而降临在这片东方热土的。80多年来，我们党一直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断艰苦奋斗、发愤图强；为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不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民大众力争解放的基础上，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大众的一切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向压迫中国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向压迫人民大众的国内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和暗害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1]党领导民主革命斗争的历史是这样，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将来为着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也会始终充当“三个先锋队”。
——这更有利于我们党不仅要始终将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三者的根本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而且要始终为维护和捍卫三者的根本利益担当起先锋队的庄严历史责任。刘少奇讲到先锋队与它所代表的基础之间的关系说：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人民群众。否则，就可能脱离人民群众，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党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代表关系也是这样。周恩来在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曾经说过：党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某个时候发生了矛盾，我们党会调整自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事实也是这样。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改变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和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主张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也是为了民族利益。后来中苏两党发生争论，除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外，就是要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因此，党的十六大，将过去长期讲的“一个先锋队”扩大为“三个先锋队”，有助于我们党更好地代表三者的根本利益。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刘少奇在七大讲了“三个先锋队”的意思，没有写进党章。经过半个多世纪对党的建设状况的反思，特别在历史进入新世纪，国家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级，中国共产党人时逢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将“七一讲话”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三个先锋队”思想写上党章，会促使广大党员提高做“三个先锋队”战士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为什么强调是“三个先锋队”，而不只讲“两个先锋队”呢？第一，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词义上是三个概念；在现实生活中，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明显区别，既不能将中国人民与中国工人阶级混为一谈，也不能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两个概念混用。第二，刘少奇在七大最初提出这个问题时，是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了区分的，从上述讲斗争对象的表述就可看出。再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时，曾经分别论述过阶级立场、人民立场和民族立场，这与“三个先锋队”的思想是相对应的。第三，从十六大报告总结13年的10条基本经验、论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四个必须”和今后加强文化建设的6条主要内容来看，都将涉及中华民族的问题单列一条。这说明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有利于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三、党的先进性内涵：从“一个代表”到“三个代表”
十六大党章在讲了党的先锋队性质之后，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内涵也写进了党章。这是在“三个代性”重要思想提出后，所引发的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先进性认识的变化的肯定，是党章思想史的又一个重大发展。
怎么样来看待这方面的发展呢？我们先从党建设思想史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主要是关于党的先进性的新观念。马克思主义讲党的先进性，根据党的建设的传统理论，一直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这个方面来讲的。同讲“先锋队”一样，最早讲这个问题，也是在党的二大文献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利益。如果要讲什么“代表”的话，这就是最早的讲法。这以后党的三大至六大，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七大的新党章，是前述讲的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以后的几次党代会的党章，都没有谈代表什么利益的问题。直到党的十二大党章，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党章，一字未改地沿用十二大党章的这个表述。尽管历届党章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思路一脉相承，基本上都是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个内容。这就是说，直到2000年前，讲了75年，基本上是讲的“一个代表”思想。
经历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这种讲法，对不对呢？没有错，可谓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但是，当历史已跨越到新的千年世纪，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面临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复杂竞争和斗争的严峻挑战，以及新的机遇，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就需要与时俱进。事实上，我们党早已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就应当同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这有利于增强党的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就更具有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著作中，也有关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大量思想。但是，那都是在党的任务或分析其他问题的层面上讲的，且是分别而论的。从来没有提到党的性质的高度作为党的先进性来讲，也没有将三者作为“三位一体”的完整思想提出过。讲党的先进性，相对于讲党的任务或其他问题而言，在党的学说中，这是一个更高的层次；由分别而论到“三位一体”，即将“一个代表”扩展为“三个代表”，并在这个层面上作出明晰的理论概括。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是第一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因此，就从党的建设的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能不说是理论认识的创新。它是在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著作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思想资源继承的基础上所作的新发展。
四、“三个代表”：从思想发韧到理论形态
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不久，我就想对这个问题作一番历史考察。因为在2000年仲夏，我曾讲过，“三个代表”虽然是从加强党的建设这个角度提出的，但其意义绝不限于此。它是在我们国家处于两个千年之交，面对加入WTO组织的挑战和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关头提出的。这样，它对整个改革开放的全局不能不具有指导作用，对引导国家跨越千年世纪不能不具有领航作用，因而不能不是统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总纲。理论工作者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来论述“三个代表”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揭示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将是长远起作用的思想，并将起到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
江泽民同志是2000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到达高州的。第二天上午，召开有县（市）、镇、村干部3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党建工作汇报。当日下午，在有近四百人参加的“三讲”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讲话的内容很丰富。简单归纳起来，是“三个想一想”、“四个坚持”和“五个始终”。所谓“三个想一想”，是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经常都应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所谓“四个坚持”，是勉励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学习，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在讲话中，最重要的是提出我们党要做到“五个始终”：即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在这“五个始终”中，首次讲到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已经蕴涵了“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内容。
2月21日上午，江泽民同志到达深圳，接连两天视察参观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其他一些高科技产业企业。2月23日，在顺德市召开企业党建座谈会，并参观几个企业。
2月24日，江泽民同志在广州考察，看了几个企业的经营和生产情况，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与前几次座谈会不同的是，他与大家一起探讨文化方面的问题较多。
2月25日上午，江泽民同志在听取广东省委的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讲话，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但中心内容就是现已收入《论“三个代表”》一书的开篇之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这次讲话，他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2]他还向全党提出：要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这“三个代表”的问题，请大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共同加以研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毫无疑问，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根据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经验、现实需要，经过周密的理论思考和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2月南下视察的广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首倡之地。
2000年5月8日至15日，江泽民同志到江苏、浙江、上海考察，重点是继续就加强党的建设问题进行调研。在“七一讲话”之后，我和另两位同志为研究优秀企业主入党问题也到浙江，在江泽民同志到过的富阳市、温州市和杭州萧山区等地作了考察。他参观过的部分大型民营企业，我们去开过座谈会，同这些集团的老总和负责人作过深入的面谈，了解这些企业的发展情况和他们本人的情况。2000年5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召开的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强调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向全党发出了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贯彻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去的号召。
2000年8月下旬，江泽民同志视察吉林、黑龙江两省，在大庆召开党建座谈会。当时我正在哈尔滨调研，据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说，江泽民同志在会上讲了，我今年讲了很多的话，但最重要的是“三个代表”。
根据我的考察研究，至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步定型。这经历了半年时间。
在2001年发表“七一讲话”之前，江泽民同志还视察了不少地方，论述“三个代表”问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深刻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其每一个内涵都着重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着重回答为什么要始终代表和怎样始终代表；并论述了三者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关系。“七一讲话”还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回答了党的建设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经过“七一讲话”的理论建构和多方面的展开论述，2000年春天提出的“三个代表”这个新的理念，初步地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形态，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更为显著地揭示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更为鲜明地体现党的建设的时代气息，更为集中地说明新时期党的各项工作的本质要求。
“七一讲话”对于“三个代表”思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党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七一讲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的十六大被确立为指导思想是很难想象的。
2002年的“五·三一”讲话，首次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要适应实践的发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根本要求，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些新观点，不仅明确了“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思想地位，而且提出了把握贯彻它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大要素”相对于最初的“三大内涵”来讲，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说“三大内涵”主要是讲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本然问题，那么，“三大要素”则着重讲“三个代表”思想的所以然问题，其理论性更强了。这是对“七一讲话”的丰富和发展。
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作了非常深刻的论述，展开地强调了坚持“四个必须”。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这样，经过两年多的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基本要素、历史背景、立论依据、传脉关系、时代精神、实践要求、体现途径、重大意义等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说明。因此，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是全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识的理论升华的必然结果。
根据江泽民同志发表、阐释、论述“三个代表”思想的上述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作这样简要的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初发端于高州，首次明确于广州，强调深化于上海，集中宣传于北京，理论形态于“七一讲话”，丰富发展于“五·三一”讲话，科学定位于党的十六大。
五、“三个代表”：从认识理论创新到认定理论地位
党的十六大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看，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怎样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呢？这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
从党史角度来看，“三个代表”思想内涵本身，明白无误地反映了执政党地位的变化和任务的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革命党只具备讲“一个代表”的历史环境，没有提出另“两个代表”的客观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虽然有要执好政的意识，但由于是长期处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下建设自己国家的执政党，再加上对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和怎样实现这个根本任务，或者不很明确，或者没有能够坚持，或者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因而也不具备提出那“两个代表”的主观觉悟。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我们党也就由过去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下建设国家的执政党，变成了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建设国家的执政党。到上个世纪90年代，又开始进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变。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党对执政党的地位变化和根本任务，以及实现途径才有了新的认识。
这里顺便讲讲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个说法是否不妥的问题。自“七一讲话”提出两个转变的思想以来，不少文章都用“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来概括“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这样一串比较长的句子。有一种看法，认为照这样概括，似乎执政党就不再革命了。我以为，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因为这里讲的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指的任务的转变，而不是讲的还要不要革命精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以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革命尚未成功”，当然还需要继续发扬革命精神。这个说法无论从理论逻辑上说，还是从绝大多数同志的实际感受来说，不存在似乎执政党就不要革命精神了的问题。革命党与革命精神是两个概念，我们首先自己不要混淆。就我所知，在四千人范围内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有的同志对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理论，曾经也想不通，认为难道这以后就不需要讲革命，不需要继续革命精神了吗？为了澄清这一点，《历史决议》在第36条写道：坚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了。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同时也指出了，新时期所进行的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因而不能再沿用过去的革命方法和手段。《历史决议》这段解释的思路，有助于对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概括可能产生的误解的消除。还有，十六大党章第一章关于“党员”第一条的修改，也有助于消除误解。这就是将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一语中的“其他革命分子”，改为“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如果按照担心会否认革命的逻辑，那反，这个修改也是不合适的了。但是，十六大通过了这个修改，说明这已成为全党的共识了。因此，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当使老百姓比在其他社会制度下生活得更好，这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怎样才能满足老百姓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呢？这就需要不断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文化。作为执政党，领导国家要干的事可谓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就是要干好这两件事。这反映在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上，就应当作出相应的理论新概括。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据此，就不能不加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两个代表”。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不讲“三个代表”，继续只讲长期讲的那“一个代表”，是否就不能完整地表达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涉及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反思了。毫无疑问，应当充分肯定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间，也有严重的失误。邓小平说：从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时间，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拉得很大了。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3]他还指出：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4]。只有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5]。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既然如此，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也就应当根据反思历史得出的经验教训而增加新的内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以邓小平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为基础，同时又鉴于新的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将过去长期讲的“一个代表”思想，加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两个代表”，而扩展成为“三个代表”思想，就成为理所当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从“三个代表”思想作为党的建设的行动纲领看，为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提出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决策，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丢老祖宗，又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在实践上，更加鲜明、更为集中地揭示了新世纪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纲领；在理论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
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地位，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来作分析。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它同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理论一样，都有传承系统。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5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这各个阶段之间，既一脉相承；后面的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传脉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规律，考察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趋势，通过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形态到科学形态的伟大转变。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当历史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以这个理论为指导，俄国无产阶级于1917年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制度。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产生的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始终致力于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在实践中探索着夺取革命胜利、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转变理论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作出的全面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人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通过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主体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基本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苦苦求索的问题。邓不平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形成的又一个理论形态的新阶段。它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是创新发展。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就在于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就在于它的提出和理论建构，初步地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理论、特别是执政党的理论的伟大创新。十六大秘书处就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答新华社记者问，也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脉的最新发展。
这里要说明的是：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是否对它的伟大意义认识得还不够呢？我是这样认为的：
第一，讲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而不是一般地讲党的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党的建设理论，在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里已经讲得比较完整了。因此，不必再在一般意义上去强调党的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
第二，讲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这里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不仅仅是指它的自身建设，而包括治党和治国两方面内容。作为革命党，还在造反过程之中，何谈治国！革命胜利后成了执政党这不一样了，它所以要执政就是为了治国。因此，执政党建设就不仅仅是治党的问题。这是执政党建设不同于革命党建设的一个根本区别。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特点，是由治党及至治国。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解决治党的问题。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是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社会主义问题，一是党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已基本解决了。党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它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已到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地步，因此，在十五大已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之后，第三代领导就将思考理论问题的重点转向了治党。因此，在十五大提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之后，在2000年1月强调了治党与治国的关系问题，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接着，江泽民同志在2月视察广东就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在《论“三个代表”》一书中，从2000年2月25日的初始讲话，到2001年的“七一讲话”，都清清楚楚。
但是，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把握，决不能仅仅只看到出发点这一方面，还要看到它的内涵本身。它所论及的“三个代表”的具体内容，又是治国的根本问题。这就是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治党不是目的本身，治党是为了治国。而要治好国，又必先治好党。这两者是互动关系。这又是它不同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指出它们之间提出的出发点的不同，不是不高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而是为了有利于科学地把握它的重要特点，从而有利于科学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
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有一个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从2000年2月25日的初始讲话，到2001年的“七一讲话”，都是着重讲治党的问题，尽管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包括的内容，而且也强调是为了治国。及至到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就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十六大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基础上提出的，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而且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它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别是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都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就更加突出了它的全方位的指导意义。原来以为十届人大可能根据党的十六大修改党章的精神，也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但是，这次十届人大没有这个议程，这既说明了新的党中央所持的慎重态度，也表明在目前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把握上还是要讲科学态度。
六、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从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
自2000年春天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以后，特别是“七一讲话”发表以来，对“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创新的研究和宣传取得了巨大成果。一方面要继续加强理论创新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需要从理论创新转向实践创新的研究。因为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仅在于创新理论，更为重要的在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否则，“三个代表”这个伟大的思想理论，就不能在根本上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也就有悖于“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初衷。因此，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深入理论创新研究的同时，更应加强实践创新的研究。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认识运动有两个飞跃，一是从实践到理论，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飞跃；二是从理论到实践，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飞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认识进行到第一个飞跃，只完成了非十分重要的一半；更重要的，则须表现为认识的第二个飞跃。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也可以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来认识。就此而言，如果说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创新的研究，属于认识的第一个飞跃研究的话，那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创新则属于认识的第二个飞跃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这个高度来看，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对于第一个飞跃的研究比较多；而对于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何由认识过程第一个飞跃的研究进入第二个飞跃的研究则较少。在“五·三一”讲话提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后，宣传重点放在实践“三个代表”方面，非常及时、非常需要。这是认识的一个很大前进。但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问题，如“五·三一”讲话指出的，这次十六大报告也强调了，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既然如此，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决不能仅仅限于抓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个人行为，而还要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方面，将那些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求的先进性不相适应的传统的体制和机制进行有更大力度的改革，从而达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目的。这涉及到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问题，也就是实践创新问题。
邓小平很强调制度改革，也就是制度创新问题。他说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过这一点。首先，他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角度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还说：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体制创新的问题。不改革，不进行体制创新，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出路。其次，从党的建设角度，提出从严治党，严格党的制度。对党内已经确立的制度要严格执行，同时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健全各项制度，特别要求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机制，以保证党的各级组织能够对党员干部真正实行有效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十六大报告也强调了这一点。再次，从人们普遍关注的腐败问题的角度，江泽民同志讲得更多。他说：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来推进体制创新工作。“反腐倡廉工作要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制化。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6]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还提出：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健全定期报告工作和廉洁从政情况的制度，建立省部级党的组织巡视制度等；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抓紧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从而使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十六大报告进一步阐发了这些重要思想。
事实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本身，就包括了要深化改革，继续进行体制创新的要求。也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现在遇到的矛盾很多，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但归根到底，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调整完善生产关系，根据经济基础的发展自觉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中不相适应部分的问题。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在从事的各项事业中，都要牢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需要调整补充的积极调整补充，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以利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7]。这里，就蕴含着体制改革、制度创新问题。因此，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续深入理论创新研究的同时，更应加强实践创新的研究。
七、十六大报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创新走向全面实践创新
十六大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讲，报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已进入认识运动的第二阶段。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理论创新全面走向实践创新的伟大标志。
（一）十六大报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重点已经移位。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定为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贡献。但是，十六大报告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重点不在理论阐述，因为“七一讲话”已经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报告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全面贯彻。为了能够全面贯彻好，它强调“关键”、“核心”、“本质”三要素，要求全党牢牢把握这三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它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就是说，重点已转向实践。这一部分展开论述的主体内容，是前面提到的“四个必须”。那四条都是谈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问题。要实现那四条要求，需要实践创新。报告指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这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首先是治党治国的需要。
（二）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要求。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呢？这就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上面讲的那“四个必须”，要求实践创新。不如此，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因此，也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就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理论创新全面走向实践创新的过程。
（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决策。前已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内含着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之意。这必然会引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十六大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同时还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要求。这表明，两者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言，要求将那些与它的先进性不相适应的传统的体制和机制进行有更大力度的改革，也只有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达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的一个中介，因而也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关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在理论上的伟大成果，与作为在实践上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两者统一的本身就意味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是它的内在要求。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情景，将会愈来愈展现在我们面前。
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经过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之后，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实是治党治国的强大理论武器，使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必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