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中国主流社会心理的扬弃是毛泽东思想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逻辑论文,主流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2)06-147-03
社会心理是特定历史时代、特定民族、特定阶层（阶级）中普遍流行的，没有经过职业思想家、理论家加工制作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复杂而肤浅，尚未完全分化，处于浑沌状态的社会意识。其中基本阶级（阶层）的社会心理是阶级社会中社会心理的主流。它往往通过情绪、愿望、要求、传统信仰、风俗习惯、民族趣味等表现出来。顺应这一主流，成为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革命的发动者和组织者的共同特征，面能否对主流社会心理进行准确把握和理论提升，则往往成为社会革命最终是成功或失败，是夭折或畸变的关键。显然，判断社会心理的主流必须首先明确社会心理的主体。无疑，近代中国社会心理的主体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阶级。农民问题成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两大任务的中心，这一主体所表现出来的愿望、要求，以及情绪和趣味贯穿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画面之中。从“太平天国”洪秀全对大同盛世的建构，到义和团仇外排外的心理投射，既反映了主流社会心理对“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社会的强烈向往，也映衬出这一主流社会心理中许多陈腐、守旧、盲目的心理潜流。屡奋屡挫、屡挫屡奋的百年沧桑所积聚的巨大的社会心理能量，终于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出现了向有序化的理论形态迈进的契机。
作为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即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产生过程。这两种体系的创造性转换，客观上源于近代中国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运动，主观上则在于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尤其是对近代中国主流社会心理的准确把握和理论提升。
一 主流社会心理环境为毛泽东思想的萌发提供了最初的激情和动机
首先，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了解和同情。幼年毛泽东生活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中，其母亲的慷慨厚道和其父亲的自私苛刻，使他从小就感受到农民性格中对立的两极，并潜移默化地积淀成为他爱憎分明的独特的心理素质。1910年，长沙发生大饥荒而酿成成千上万农民进城暴动，由于清政府的镇压，很多人被斩首示众，背井离乡。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件事在我们学堂讨论了很多天，大多数同学都同情‘造反的’，但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像我们自己家里的老百姓，对于他们的冤屈我深感不平。”（注：斯诺：《西行漫记》，第110-111页。）马克思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地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这种以参与者的身份而非旁观者的身份产生的同情心为毛泽东思想的萌发提供了最初的激情，且形成为一种持久的心理动力定型。
其次，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对主流社会心理的作用，除了以传统礼教的方式渗透到农民的现实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去外，还以小说、传奇、志怪等多种意识形式在中国农村广泛而持久地流传，其内容既有革命的民主主义的精华，亦不乏腐巧的封建主义的糟粕，它构成为主流社会心理形成的特定环境及其精神内核。处于这一环境中的少年毛泽东，从小饱览了《水浒》、《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书籍，然而他却敏锐地发现，在以农民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注：斯诺：《西行漫记》，第62页。）毛泽东接着说，“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了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注：斯诺：《西行漫记》，第62页。）这种同充满乡土气息的质朴感情交织在一起的对主流社会心理特定环境的理性反思，以一种逆反心理的形式植根于少年毛泽东的潜意识中，成为他毕生奋斗的巨大的社会性动机。
二 主流社会心理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雏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历史上革命的主体必然是社会心理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既是对前人理论的“扬弃”，更是对19世纪欧洲产业无产阶级的社会心理的概括和提升，它从理论高度上揭示和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动机、愿望的合理性、必然性，深刻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和思想感情。显然，在以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如不顾时空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结果不是导致主体薄弱，就是导致主体缺失。在我党早期，前者表现为“左”倾关门主义，从而拒农民于千里之外，后者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则干脆提出搞什么“二次革命”。他们不懂得放弃了农民，也就放弃了中国革命，也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雏形形成于北伐战争时期，其代表作之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毛泽东对主流社会心理所提供的丰富素材进行条分缕析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它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立足国情、调查研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特色。当时由北伐战争所推动的席卷全国的农民运动，以其巨大的互动性和冲击性喷发出来的社会心理能量，令所有城乡反动派心惊肉跳，异口同声地斥之为“痞子运动”、“糟得很”。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农民运动也采取了不适当的指责和限制。与之截然不同，毛泽东置身于农民运动中心的湖南，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中，他深切感受到以农民为主体的“压抑——反抗”的群体人格及其社会心理对近代中国革命变化的基本倾向和发展趋势的预告作用及其影响力，他满怀激情地赞道：“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的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64版。）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
作为特定精神状态的主流社会心理，是超前与滞后，理性与感性，自觉与盲目，积极与消极，变革与保守的矛盾交织体，在《报告》中，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将其所归纳的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从起因、表现、结果意义等方面作了客观的报道和实事求是的分析。他总结道：“总上十四件大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来说，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那一件不好？”（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64版。）诚然，对主流社会心理的“基本精神”及其“革命意义”的肯定是《报告》的主旨，但这并不掩盖它对主流社会心理矛盾状态的具体展示及其分析，尤其是对主流社会心理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引导及其提升。如在第九件大事“农民诸禁”中提出：禁坐轿子，轿工就要失业，禁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就叫苦不迭，禁喂鸡鸭，遭到妇女们的反对等，都生动且典型地反映了主流社会心理的矛盾状态，对此，毛泽东分析道：“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64版。）。对于农民阻谷出境，毛泽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64版。）从而深刻揭示了主流社会心理矛盾状态产生的深厚的社会根源。
再如，在农民运动中，对于封建迷信敬菩萨等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习俗，主流社会心理表现出禁迷信、打菩萨和信迷信、护菩萨这种超前与滞后的对立的两极，其非理性的表现一时为地主所利用作为攻击农民运动的口实。对此，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行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64版。）在他看来，这种超前与滞后的矛盾，根源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与党内教条主义者夸大主流社会心理中的消极因素，而无视其积极意义，从而放弃党对农民的领导权相反，毛泽东指出：“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64版。）可见，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成为毛泽东对当时主流社会心理中不占主导地位的消极因素改造的初衷。
三 对主流社会心理中农民意识的改造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关键
分析主流社会心理的作用不能脱离近代中国革命的具体时空。如果说，在革命处于高潮时，中华民族传统中的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和富于革命的优良品格成为主流社会心理中的主导，并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尤其是当革命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党的组织建设也从“到产业工人中去”（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年），第451页。）走到广大农民中去的战略转折关头，由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长期私有观念所积淀的分散、保守、狭隘、自私等消极心理并由此所表现出的滞后性、自发性、盲目性和革命不坚定性的弱点，在红军初创及根据地党的建设中则得到了顽强的凸现。这些被人们习惯称之为“农民意识”的落后思想，严重地消蚀着党和军队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质，无异于向萌芽中的毛泽东思想提出了直接的挑战。
面对挑战，毛泽东没有顾其自然，而是保持着无产阶级理论家的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64版。）据此，他积极地从思想上注重对党和军队中农民意识的改造，这一改造在实践中是同对党和军队组织建设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广义上看，它贯穿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整个过程，既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的曲折探索，也包括了改造与抗拒改造到最终确立的艰苦磨难。具体看，可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从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到1928年11月《井冈山斗争》一文的完成为第一阶段。它以组织整顿和积累素材进行初步理论探索为主。如三湾改编中，针对起义部队“政治训练水平低”的核心问题，实行两项重大组织措施，一是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全军由党的前政委员会统一领导，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通过“政治训练”改造主流社会心理奠定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二是在部队中废除军阀作风实行民主制度。在组织教育和自我教育中，明确农民与军人的距离，进而划清旧军队与无产阶级新型军队的界限。新型官兵关系的建立和民主制度的施行，既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也为改造农民意识提供了有利条件。再如，部队上井冈山后，针对当时根据地“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各县之间”，“一县之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64版。）的现状，尤其是针对因这种落后的宗法关系以及相关的农民意识而直接导致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的惨痛教训，毛泽东一方面从组织上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清除不合格分子，纯洁队伍，另一方面明确思想上建党、建军的问题是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保证党组织先锋队性质的关键问题，因而加强对军队建军宗旨的教育，如规定红军的三大政治任务以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加强军队管理制度建设以反对军阀主义和流寇思想。总之，这一阶段毛泽东在异常艰难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造农民意识的方法，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归纳和提升。
其次，从1929年1月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到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的通过为第二阶段，它以思想改造和理论概括为主。在井冈山根据地基本巩固以后，1929年1月，毛泽东等人率红军相继开创赣南、闽西根据地，随着红四军队伍的扩大，大量的农民和俘虏兵的涌入，以滞后性为特征的农民意识再次抬头，主要表现为：否定党对军队的领导，要求军事高于一切，枪要指挥党；对红军三大任务表示反对，要求走州进府，流寇主义思想严重；对民主主义表示不理解要求实行军阀主义或搞绝对民主、绝对平均等，其实质是对自“三湾改编”以来毛泽东改造农民意识的实践及其理论的否定。关键时刻，中央“九月来信”旗帜鲜明地肯定毛泽东在红四军两年来建党、建军方面的成绩，信中说：“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使之减少农民意识”（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7页。）。为此，毛泽东再一次深入到部队与根据地中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存在的农民意识及其各种表现作了全面解剖，形成系统的改造理论，即红四军九大所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决议》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改造以农民意识为主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性，对用马列主义武装党和军队的必要性作了深刻的阐述；对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作了详尽分析，并将其具体表现概括、归纳为：单纯军事思想、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八种形态，加以逐一分析研究；对改造的具体方法和目标，提出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在思想上加强教育，组织上进行整顿，从而达到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注：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及《毛泽东军事文选》中《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成功地统一了红四军的思想，在实践中避免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因平均主义理想而兴，以狭隘保守等落后的观念而亡的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正是在此意义上，对主流社会心理中农民意识的改造，不仅成为建党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成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关键。
综上所述，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且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特定环境中，主流社会心理是中国国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与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和如影相随的内在逻辑，它既提供了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一创造性转换的最初的思想环境和心理氛围，也构成这一转换的始发动力及其中介过渡。而对主流社会心理的扬弃和超越，正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起点，它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和逻辑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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