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体育利益格局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络论文,格局论文,特征论文,利益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9)03-0004-04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利益格局形成的基础，分析我国体育利益格局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需要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做基础性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突出表现为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新中国的建立，打破了旧阶级体系，使中国不再真正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阶级”；第二次是改革开放，打破了区域和政治身份地位体系，使中国社会阶层由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转换。沿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二次重大历史变迁，可以清晰的看到我国体育利益格局的发展脉络、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1 1949-1978年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及体育利益格局特征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农村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用革命的手段重新对土地进行了均等化分配，并以财产的多少(包括土地)，对农民身份进行了确定，划分了地主、中农、富农、贫农、雇农等社会阶层。在城市开展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城市中的私营企业改造成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并参照个人职业划定了城市中的阶级成分：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店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小业主、小手工业者、职员、自由职业者、摊贩等。这样，在中国城镇，原有的“剥削阶级”也已经被消灭，划分整个城镇社会身份的就是干部和工人。所以，建国以来第一次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是消灭了“剥削阶级”，在整个社会大体确立了分属农村和城镇的农民、工人和干部三个阶层。[1]
我国体育利益格局是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在决定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同时，也决定了社会各阶层体育利益变化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层比较简单，基本上分为工人、农民等阶级，商业和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都归属于这两大阶级。而且实行政治上党的一元化领导，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单一的所有制模式，并推行事实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文化上“极左”意识形态的狂热和控制，同时强调，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局部”、首先“狭隘”利益的利益群体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利益格局表现出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及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特征，呈现出一种“抽象化”、“均衡化”、“单一化”及“刚性化”特征。
1.1 “抽象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价值性、政治口号式的利益需求是社会各阶层体育利益的主导性利益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的逻辑是必须保证有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并对社会活动主体进行“格式化”，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掩埋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中。这种以政治控制为核心，通过政治动员进行全方位利益控制，是国家深入民间社会、对离散的个体进行充分、有效控制的手段。[2]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状态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克服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式的总体性危机。[3]以一种高效率的社会政治动员机制，有效地满足了党和政府运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大规模地组织群众投入各种体育运动。党和政府只要一声号令，各项决议的精神就可以迅速传递到全国各地，传递到最基层的民众；各项战略部署就可以迅速体现为全国人民步调一致的现实行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几乎没有群众体育基础的国度中，群众的体育开展依靠这种整合机制是十分有效的。
但社会各阶层的体育利益高度一致是以价值性、政治口号式的利益需求为前提的。改革开放前，政治运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不仅是人民的体育生活，甚至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通常也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运作。在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意识形态机制曾长期灌输和倡导一种“革命化”的生活方式，一切同这种生活方式相区别的开放型、进取型、个性化的利益需求选择，都会被当作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腐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遭到猛烈的抨击。[4]这种历史境况使得政治理论、革命理想等价值性利益覆盖着革命者和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需求。
由于口号在形式上的简约和思想上的高度概括，因而非常容易被社会一般成员所接受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进而，价值性利益又被简化为政治口号式的政治利益。无论是价值性还是政治口号式的利益，它们都替代了现实的、具体的物质利益，人们逐渐习惯甚或满足于这些教条化的政治利益。这种严密的行政管理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高度的纪律与有序，迫于生存的压力，封闭保守，遵规守矩只能是最好的选择。这种制度约束与价值导向不能不使人们在体育生活上谨小慎微，放弃任何个性化的体育生活选择，放弃任何自主意见的表达，学会按照能够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环境所接受的方式去实现自身的体育利益。[4]因而，在这种体育利益格局中，社会各阶层体育利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抽象”特征。
1.2 “均衡化”特征：主要表现为政治利益被无限拔高，经济上极力推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 建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固化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虽然社会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但阶层之间利益差异相对较小。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固化”特征。在计划体制下，几乎没有属于个人的财富，因而对自己所属的经济组织具有严重的依赖性；个体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从而生活消费差距也不大。居民在经济和精神文化上分化程度不高，具有颇强同质性的人口群。[5]在整个国家的中心工作都是围绕政治来运转，无论是工人、农民及其他一切阶层和部门，都把本职的工作放在了“革命”之下，政治利益高于一切其它利益，人们一切行为的塑造、规范都以依政治的发展、政治的变化为核心，这种长期的以政治利益为首位的需求，直接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的体育利益实现被弱化、均衡化。在利益结构较为“固化”的状态下，通过限制社会体育的分化(目标、手段、形式等)及通过意识形态话语，因而不具备分化出众多不同的体育利益群体的现实条件。所以社会各阶层体育利益的分化程度很低，表现出一种“均衡化”特征。
1.3 “刚性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国家垄断全部利益资源，体育活动被封闭在单位狭小的天地内 以往体育活动开展主要是在单位中进行的。单位在单位成员中贯彻国家整合控制的意志，群众体育的开展，主要是基于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附性、通过单位的封闭性、内部生活的自足性及长期局限于单位内部交往所造成人群的同质性来实现的。单位成为整合社会体育活动有效的组织系统。因多种因素限制，农村中与单位最相仿的建构是人民公社，虽然没有最终演变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单位。[6]单就体育的社会动员、整合、管理手段而言，并不逊色于严格意义上的单位。
单位制度的实施，就实现其预期的组织功能而言，是有效率的。它为高度集权的一元化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体制的运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在相当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较为单纯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在广大民众不知体育为何物的条件下，发动、开展规模较大的群体活动，没有单位制度的实施，国家的社会动员、整合力度，是很难做到使数万民众同时从事着一项整齐划一的体育活动内容的。
在计划体制和单位制度编织的巨网下，使得人们从生老病死到“吃喝拉撒”的全部生活内容都与单位紧密相联，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思想意识都严重受制于单位制度，形成某种共性化的生存模式。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人们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完全仰仗于国家的计划配给，因而人们的生活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别无选择的依附境地。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必然表现出极大“刚性化”特征和共性取向。
2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及体育利益格局的特征
1978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迁。在国外社会学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存在两种传统：一是按照依附关系，即依据经济收入分层[7]；二是按照等级关系，即依据社会身份分层[8]。我国专家们历时三年，通过大量翔实的调查数据，以职业分化和组织、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在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将当代中国分为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十个社会阶层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和五种社会等级：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9]原有的农民、工人、干部阶层被彻底分割，呈现出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导致了社会结构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不仅表现在社会异质性增加，也表现在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整个社会利益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这使利益群体的产生具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利益群体意识”的形成，为利益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心理基础。这些条件的聚合，使得中国社会利益群体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控制着全部重要的社会资源，并凭借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这些组织化形式和规则直接分配社会资源，由此形成了“国家-单位”利益结构，个体或者单位存在的利益价值有且必须在国家利益的范畴下体现。这种利益格局在建国初的形成和确立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所谓必然性即在一定的时点上是合理的。新中国建立亦始，百业待兴，在当时的条件下为快速建立某些体系，集中人力、财力，并保证命令畅通无阻而采取集权制和统一管理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当然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正是我国的传统体育管理体制保证了我国体育体系的建立，保证了我国体育的迅速发展，并在世界体育强国之林有一席之地，也为搬走多少年来压在国民心头上的“东亚病夫”的耻辱尽献肱股之力。在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下，体育所取得的成就为国为民带来了莫大的欢心和鼓舞，在新中国体育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但当时开展几次规模较大的群体活动是在不具备基本的物质条件下展开的。更多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那时“群众体育是建立在相当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较为单纯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它也是高度政治整合的产物。”[10]由于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动员产物，成本较高，加之人民的生活水平、体育需要及体育价值观念相对低下、薄弱、落后，因此，这些运动难以持久，且大起大落，难以深入。这种利益结构体系所维持的制度的绩效，则主要取决于国家自上而下动员和投入社会资源来维系。
社会转型期，人们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不再完全仰仗于国家的计划配给。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由集权向分权转变。在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控制相对弱化、传统社会结构造成的人的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的重叠及对个人生活的全面介入现象的不断分化、弱化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个体越来越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潜能，自由、自主地选择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对体育生活的需求呈多层次、多样性的趋势，对体育生活内容、形式、方法及手段的选择也因人而异。在体育生活方式取向上，都日益体现、突出其个性。传统利益格局已严重不适应体育发展需求。传统利益格局下的动力与秩序已无法兼容人们日益多样化和多层次性的体育利益实现需求，体育要发展，必须突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所以，原有的体制已经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对建国来形成的体育利益格局进行调整成为一种必然。
由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体现了我国由社会整体性利益向多元化结构的过渡，因而，建国以来形成的体育利益格局也相应的由“抽象化”、“均衡化”、“单一化”、“刚性化”向“具体化”、“差异化”、“多元化”、“弹性化”转变。
2.1 体育利益格局由“抽象化”向“具体化”转变 改革开放确立市场取向改革，逐渐打破了传统体育利益格局得以维系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这成为中国新时期利益格局转变的最初动因。在改革开放以前，政治运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甚至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通常也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运作。在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意识形态机制曾长期灌输和倡导一种“革命化”的生活方式，一切同这种生活方式相区别的开放型、进取型、个性化的选择，都会被当作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腐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遭到猛烈的抨击。随着社会转型，曾被我们大加鞭笞批判，斥之为颓废没落的表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迪斯科、台球、健美操之类，已成为人们日常的具体的健身手段，满足了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职业群体、不同社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群体的体育生活具体的需求，而不再被简化为政治口号式的抽象化政治利益。
2.2 体育利益格局由“均衡化”向“差异化”转变 社会转型期，在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中，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控制相对弱，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被打破。个体之间收入、生活消费差距及精神文化上的分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不再完全仰仗于国家的计划配给，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体育生活方式在内容、形式、空间、时间、经费等方面的束缚减少，依赖性日趋弱化，自主性则不断增强。因此，使得人们可以以不同的体育生活方式满足自己需求、实现自己利益。自主的体育生活方式，必然是个性化、多样化和自我取向、自我调节的创造性的体育生活方式。使人们的体育生活多姿多彩，充满朝气。体育利益格局由均衡化向差异化转变是以市场经济为发展基础，就必然包含主体的选择成分。体育利益的实现是基于众多主体的不同需要、选择及其体育行为的投入，每一个体希望从体育活动中获得的利益也是不同的。
2.3 体育利益格局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社会转型使得社会人群的异质性程度不断提高，利益主体的群体和个人的自我发展的向度更加自由。利益结构所固有的多元化、流动性特点不再被人为地压制。因而，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同质性、单一性的体育生活方式以无法满足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对体育的需求。由于不同利益群体、职业群体、不同社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群体因其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文化素质等方面的不同，他们对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的要求、态度也各异，客观上也必然规定了其体育生活方式特点不同。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已从以往的健身为主的单一形式，走向娱乐、消遣、健身、交际并举的多元形式。从同质性、单一性向异质性、多元性的转变。花样翻新的趣味运动会、推陈出新的街头舞蹈、大秧歌无不是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变化的产物。
2.4 体育利益格局由“刚性化”向“弹性化”转变 在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中，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广阔自由流动空间，提供了多元化的资源来源和多元化的资源获取方式及渠道，扩大了人活动空间。这些都为人们开放进取的体育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其体育活动，在空间上不再依附于单位提供的狭小范围内，在时间上不再单调重复，在内容上不再是统一的模式，在组织形式、经费来源上也不再完全依附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各界，无论是企业、社团乃至个人都有机会在群众体育的组织管理活动中表现他们自己的行为。[11]
3 结论
总体而言，建国以来，中国两次大规模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勾勒出我国体育利益格局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不同时期的体育利益格局及其特征反映了当时的体育发展状况，也反映了我国体育的发展进程和步伐。不同时期的体育利益格局也和其它事物一样，有它的发展史，当然也就有其兴衰过程，我们必须从这条线索观察，才能比较客观、清醒的看到不同时期的体育利益格局形成的必然性及改革的必要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业待兴，在当时的条件下为快速建立某些体系，集中人力、财力，并保证命令畅通无阻而采取集权制和统一管理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尽管这一时期的体育利益格局所呈现的“抽象化”、“均衡化”、“单一化”及“刚性化”特征，使得社会阶层的体育利益实现并不充分。但却在低水平生产力的状态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克服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式的总体性危机，使得新中国体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然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当时开展几次规模较大的群体活动是在不具备基本的物质条件下展开的，更多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很长时间以来是通过高度的政治整合来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大会操、大比武、大通等级等形式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体育特色。但是在其轰轰烈烈的整合运动外观下，社会体育的一些基本矛盾却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当时的社会体育是缺乏个性的，也缺乏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也就缺乏内在发展的机制和活力。因此，这些运动难以持久，且大起大落，难以深入。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随着人们对体育生活的需求呈多层次、多样性的趋势，原有体育利益格局已难以满足社会不同阶层体育需求，难以推动社会体育的发展。体育要发展，必须突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所以，原有的体制已经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对建国以来形成的体育利益格局进行调整成为一种必然。新时期体育利益格局在由“抽象化”、“均衡化”、“单一化”、“刚性化”向“具体化”、“差异化”、“多样化”和“弹性”发展中，为社会体育的发展带来活力和动力的同时，也伴随着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体育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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