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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等于失败
尽管中国的大型企业取得了重要进步，但至今尚没有一家企业发展成具备全球竞争实力，拥有全球市场、全球驰名商标和全球采办系统的巨型公司。中国大企业的竞争实力与全球巨头相比，仍然显得极其虚弱，这一点在高技术行业（例如航天技术、组合设备如电厂、制药）和“中端技术”行业（例如合成油、石化和汽车零部件）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即便在一些明显不那么需要先进技术的行业：例如钢铁和煤炭，从高培值市场来看，中国公司与全球领导公司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而用销售收入、利润、研发等最简单的尺度来衡量，它们更远远落在全球领导公司之后。如果将每个行业的大公司与全球领导公司比较，那么，必须承认，尽管中国的大公司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与大约20年前刚开始实行产业政策时相比，它们与全球巨头的差距甚至更大了。
航天与石化
从外表来看，中航似乎已发展成足以挑战世界上最主要的航天公司的大型企业。在该公司于1999年被分割成两个单位之前，它拥有大约60万雇员，为中国军方生产了大约六千架喷气式飞机，此外，还生产了一架四引擎大型喷气式客机和一架自己设计的双引擎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它的几家子公司都在国际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然而，如果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中航的实力其实相当薄弱。在90年代后期，从全球航天工业来看，中航所占的地位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它在航天技术方面的纯收入不足10亿美元。它的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一系列与航天技术无关的产品，从垃圾箱到摩托车，应有尽有。所有这些产品从数量上看都是小规模的，不具备全球竞争力。倘若中航达到全球大公司的人员配备水平，它的雇员人数就会减少到一万以下，而不是现在的几十万人。倘若把中航分割成一些生产机体、发动机、航空电子设备的独立公司，它与全球巨头相比就只算是一家微型公司。
中航缺乏竞争力的一个明显证据是，中国的航空公司不愿购买国产的运十型大客机，也很少定购运七型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另外，更明显的是，中国空军的核心装备主要是从前苏联购买的飞机。迄今为止，中国总共定购了大约200架苏—27型 和50架苏—30型战机。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70年代末拥有相对发达的动力设备工业。当时共有三个主要生产厂家，占据了大约四分之三的国内市场份额。在改革之初，这三家公司由一个统一机构管辖。如果这三家主要公司当时得以合并的话，它们原本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大型企业，即使从全球的眼光来看也毫不逊色。然而，事实上，哈尔滨动力设备公司作为“民族优秀企业”继续维持原样，而另外两家主要竞争厂家则与跨国大公司组成合资企业。
但是，截至90年代末，哈尔滨动力设备公司仍然远远落在同行业的世界领导公司之后。世界领导公司的动力设备分公司在销售收入和利润方面远远超过了哈尔滨动力设备公司。它们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足以确保技术的高速发展，其中包括提高燃料功效、增进可靠性、减少污染。它们还拥有一个全球市场和一个全球“外部公司”，后者为它们提供来自世界各地厂家的部件。它们还设立了一些颇有实力的下属分公司。到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内市场。三峡工程首批全部涡轮机的供应均由跨国公司得标。哈尔滨动力设备公司几乎无力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
至于石油与石化工业的差距同样十分惊人！在实行改革的这些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体制变化。石油与石化行业采纳了各种现代管理方法，许多企业发行了一系列H股，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筹集了大量资本。一批庞大的、投资金额达数十亿美元的国际性合资企业也已经达成了协议。到90年代末，大规模的体制变化造就了两家垂直合并的巨型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异常庞大，足以列入《财富》五百强中的前一百名以内。此外，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发展成一家表面上能与挪威的斯塔托尔公司相抗衡的现代化大型海洋石油企业。从外表上看，中国在石油与石化行业已成功地建立起拥有全球竞争力、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的现代化巨型企业。
然而，实际情况却有很大的出入。从体制的层面上看，石油与石化工业仍面临一个矛盾：一方面它大力扶持拥有强大实力和自主权的企业，另一方面它又试图建立起拥有全球竞争力、下设多个分支厂家的巨型公司。中央政府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它力图建立起真正处于统一管理之下的工商企业，所有经营单位均受到严密监控，并根据其商业上的表现而予以奖励。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的体制结构离“商业单位”的结构还相去甚远，而在全球的主要石油与石化公司内，“商业单位”的结构已成为基本规范。
除体制问题之外，石油与石化工业还面临着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事实证明，中国的石油藏量并不像人们一度期望的那样丰富，其所处位置也并不理想。令人失望的是，海洋石油藏量非常有限，而且一般都位于深海。陆上石油储藏主要集中在西部的边远地区，例如新疆，其藏量难以确定，而且一般都位于陆地深处。无论是开采还是运输，成本都非常高昂。相比之下，全球大公司则拥有高品质、低成本的石油储藏。
从石油与石化工业的后阶段工序来看，中国的大公司拥有一批高成本、小规模的炼油厂，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它们在高增值水平、高利润率的石化产品方面只占相对较小的份额。与全球巨型企业相比，后阶段的销售系统也极其落后，缺乏高增值水平的产品（例如环保型汽油），缺乏现代化的后勤系统，还缺乏一个高品质的全球驰名商标。
中国的石油与化工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弱势，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人们原以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化总公司所发行的股票合在一起，就能够筹集到大约150—200亿美元的资金，然而，这几家公司发行股票的尝试实际上已遭到了令人尴尬的彻底失败。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干脆撤回原来准备发行的股票。因为形势很明朗，凭借初始股(IPO)根本筹集不到25亿美元。结果，发行股票的工作便于1999年10月搁置了下来。中国石油原来希望通过发行中国石油股票筹集到100亿美元，然而，这个目标却在不断降低。现在看来，这次发行的股票能否筹集到30亿美元，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汽车、钢铁与煤炭工业
中央领导人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如同日本一样，中国应建立为数不多的一批世界级汽车装配厂和零部件制造厂。在实行了差不多20年的产业政策之后，从全球的眼光来看，中国主要汽车装配厂的规模仍小得可怜。从排在中国前三名的制造厂家的情况来看，每一家制造厂的单位产量都未能达到排在世界前五名的领导公司单位产量的二十分之一。即使把排在中国前三名的公司合在一起，组成单一的实体，它也顶多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生产厂家，与沃尔沃汽车公司的规模差不多；而沃尔沃公司已经感到自己的规模太小，不足以在全球竞争中生存下去。不仅如此，它们的单位产量价值也远远落在全球大公司之后。结果，从销售收入的价值来看，中国的主要汽车装配厂与全球领导公司相比还要更少一些，利润微不足道。
从研发费用来看，中国的主要汽车制造厂也远远落后于全球领导公司。它们缺乏必要的资金去开发新型汽车，也无力把钱投到现代化信息技术系统上，而这种系统乃是联系供应商与核心厂的纽带。从营销与品牌开发来看，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在出口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尽管首钢在体制和技术能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它的全球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仍然受到严重局限。首先，尽管它的产量增长很快，但大部分都局限在增值水平低低的质钢材（例如建筑用钢材）上。到90年代末，虽然经过了20年的迅速发展，但优质钢铁仍然只占全部钢产量的15%。首钢1997年的销售收入是22亿美元，而英国钢铁公司、北方钢铁联合公司和新日铁的销售收入分别达100亿、120亿和250亿美元。即使把中国四大钢铁公司（即首钢、鞍钢、宝钢和武钢）合在一起，其销售收入也只有90亿美元，远远低于欧洲和东亚任何一家大型钢铁公司的销售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在其全部钢产量中，增值水平低的低质钢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中国钢铁工业的低增值水平有一个具体例证：直到90年代末，中国有一半用于轿车的钢片、70%的锡片和80%的冷轧不锈钢片仍然依赖进口。
低增值水平产生低利润率，这反过来又限制了首钢通过研发投资和新产品投资达到现代化水平的能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上的主要钢铁制造商，包括阿尔贝特公司、蒂森克虏伯公司、北方钢铁联合公司和CORUS（英国钢铁与霍戈文斯合并以后的公司）在内，其势力范围已遍及全球，它们在世界各地设立分厂，能够满足许多行业（例如包装、汽车、组合机器、优质建筑和大型家用电器）大公司的综合需要，并与客户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随时满足客户对优质钢材的综合需要。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措施，大力支持建立一家拥有全球竞争实力的大型现代化“优质煤炭公司”。其首要目标是，这家公司能够为中国的电厂提供优质煤炭，使电厂在发电时减少煤炭燃烧对环境的污染。此外，还有一个次要但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家能在本行业与全球大公司竞争的公司，尤其要抢占亚洲东北部迅速繁荣的市场。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持神华，将鄂尔多斯高原的煤矿资源以财产权的形式转让给神华，同时还为它提供了大量优惠贷款。神华按世界主要煤矿公司的做法，建造了一条专用铁路把煤炭从神华运到八百公里以外的专用港口。神华是从零起步，与那些历史悠久的国营煤矿相比，它的员工编制较小，因此，与国内竞争者相比，它在工资成本、福利负担等方面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更容易组织积极肯干的高素质职工队伍。
尽管神华的发展有其积极一面，但它在与全球大公司的角逐中却遇到了重重困难。神华拥有配套铁路和港口设施的财产权，然而，财产权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神华可以独家使用相关设备，但这种长期使用权究竟有多大保障，就很难说了。而且，这些设施的长期使用费怎么定，也很不清楚。神华与跨国煤炭公司有着根本不同的经营环境。对后者来说，国内和国际竞争的主要对手是其他现代化煤炭公司。然而，神华却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激烈竞争：既要与跨国公司角逐，又要与国内其他公司搏斗。神华必须与众多小型地方公司展开竞争。这些小公司一般仅支付给工人勉强糊口的工资，而且工人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这样的条件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绝迹了一百多年。它们与大型煤炭公司进行一场事关生存的搏斗，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此外，神华还必须与享受大量补贴的国有企业展开竞争。它不仅面临着严峻的国内竞争，而且还被迫接受了公司结构的重大改组，中央政府强行将它与五家大型国有公司合并，其中三家煤矿亏损严重，濒临破产。合并后，神华不再是一家仅有7000名员工的公司，其职工人数一夜之间便陡增至80000人。
与此同时，全球煤炭工业也在经历一次强有力的重新改塑，出现了一批颇有实力的现代化优质煤炭公司，它们的客户主要是美国和东亚的一些用煤作燃料的现代化电厂。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煤炭工业也经历了私有化过程，经营者四处寻找价格最低的优质煤炭。新兴的全球大公司，如RWE、Billiton、BHP和Rio Tinto能够成功地在这些市场上参与竞争，主要因为他们占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它们的煤矿基本上都是露天煤矿，品质优良，矿藏丰富；所供应的煤炭都经过了洗矿和分级处理；集中购买大批量的现代化大型设备，并且通过紧密协调的运输系统安全可靠地运送煤炭。因此，神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显而易见。
中国失败之内因
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公司”的定位上缺乏连贯性。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侧重于增加大型“企业”的自主权，最终给予它们以法人资格。按照这条改革路线，大型工厂被视为企业改革的核心，改革主要以承包制为基础。在这个时期，原有的国营企业拼命想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争更多自主权。这条改革路线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有实力的国营公司几乎不可能与其他有实力的公司合并。在世界上，“有实力”的公司经常与其他“有实力”的公司合并，而且速度极快；而在中国，有实力的公司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
第二个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中国幅员辽阔，形成了地方政府相对自治的强大传统。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对新兴大企业的扶持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种局面对公司的发展是很有利的。然而，在急剧膨胀的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要想扶持各行业的少数几家大公司，都是不大可行的。即使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在欧洲，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政府一直不愿意让跨国合并进程发展得太快。但是，在政府不占股权的地方，它很难遏止这一进程。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政府机构不够集中。在中国，负责实施产业政策的政府部门与日本（或韩国）的相关政府部门有很大区别。日本所依赖的是一支规模较小的专业文职队伍，它一门心思要在军事惨败之后取得经济上的进展。相反中国的政府机构从绝对规模来看要庞大得多，即便从相对的眼光来看也要大一些。它不具备其东亚邻国那种一心一意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精神。尽管它在技术能力上有很大的提高，并且在产业政策的某些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它却不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而经常直接介入大企业的经营活动。即使在经过了20年改革之后，腐败现象仍很猖獗，从而严重阻碍了产业政策的前后一贯的有效实施。
第三个原因是计划经济的残余影响。中国的改革是从现有大型国有企业开始的，这些企业拥有庞大的职工队伍。如同前苏联一样，中国工业的骨干是一批为数不多的大工厂，中国的大公司被建成了一个“大家庭”，它向职工提供生老病死的社会扶助，对职工及其家属有很深的社会义务感。直到改革进行了20年之后，中国的大型企业才严肃地开始裁员。
保留如此庞大的编制，不仅影响了成本，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创建一个富于竞争力的现代化劳工组织系统。政府政策加上庞大的职工队伍，极大地限制了实际工资的增长。而且，周围有那么多贫穷的人，要想采取优先认股权等酬劳办法，在政治上是极其困难的。事实上，大多数成功的大企业都把很大一部分可支配收入用于扩充全体职工皆能均等享用的福利设施，而不是把它用来实行以物质奖励为基础的酬劳制度。结果，大批高素质人员离开了大型国有企业，到别处去谋求挣钱更多的工作。
计划经济影响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政策制订都始终坚持将大型产业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这一点与日本和韩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型国有企业被允许逐步扩大从非国有途径引进资金，它们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中外合资企业，在国内和国际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然而，即使在经过了20年的企业改革之后，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对大型企业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公有制，这样就为政府部门干预大公司的经营活动开了绿灯。尽管政府一直要求“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但仍然存在着行政干预的现象。与此相反，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一系列的全球领导公司都是从私有化国营企业中发展出来的。
中国的产业政策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建立全球大公司的目标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这一意识形态目标为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政府部门可以对那些雄心勃勃，日益自主的大企业（例如首钢、上海石化和大庆油田）的扩展进行限制，并且不断地介入按说应享有自主权的大企业的经营活动。
中国失败之外因
中国在建立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大公司过程中，正好赶上了世界商业史上（可能包括工业革命在内）最具革命性的时期。这场全球商业革命包括几个方面：自80年代后期以来，在商品、服务、资本和熟练劳工等领域，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全球市场。信息技术领域里所发生的急剧变化促进了全球市场的一体化。另一个推动因素是，国际制度的影响力发生了全面变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愿意与发达国家展开贸易往来，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然而，要想从中获得充分的好处，而又拒绝接受国际经济关系中广泛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政策（包括TRIPS和世界电信协议），实际上是不大可行的。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并购热潮。全球产权交易从1992年的156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33000亿美元左右。这不是一个创建民族优秀企业和联合大企业的时代，相反，经济发达国家的商业结构经历了一场革命性变革。几乎所有的行业（包括航天、信息技术、制药、汽车、汽车零部件、石化、组合设备、快速移动、消费品、包装、动力设备等不同部门）都有一批全球生产公司。这批公司为数不多，异常集中，主宰着世界市场。不仅全球领导公司经历了这一迅猛发展的集中过程，而且这些公司与供应商之间不断加深的互动往来也产生了“瀑布效应”，甚至还把水花溅入中小型供货公司。
全球领导公司在集中的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从中获得了巨大好处。无疑，由此而带来的技术进步也被它们全面操纵。1998年，全球三百家最大公司在研发上投入了大约2500亿美元，急剧扩大了可应用知识的世界库存量：跨国公司是储藏经济上有用的知识与技术的全球主要仓库。不管世界上有多少人抗议，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全球领导公司将大量资金投到营销和创品牌的活动上，获益良多。这些公司能够吸引世界上最出色的人来为它们工作。由于拥有全球采办系统，它们还能够节省大量的成本。此外，信息技术革命使它们能够与供应商发生深入的、经济性的互动关系，从而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每个行业都在轮番建立具有全球规模的名副其实的“外部公司”，每个行业的领导公司都有能力建立延及整个价值链的系统集成。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最近宣布，它们将在互联网上建立联合采办网络。全球汽车零部件的采办将有很大一部分要经过这个统一的系统。
中国的困境
中国的产业政策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根据过去20年的情况来看，如果继续保持相对孤立的状态，仅仅依靠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就不可能出现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大公司。即使政府的产业政策更加集中、务实，被执行得更加始终如一，情况亦复如此。全球领导公司的商业能力正在飞速进步，很难想象有甚么策略能够帮助中国的企业普遍地、成功地赶上全球大公司。许多人都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但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不管实行甚么样的产业政策，都不可能在哪怕是最强大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建立起具备全球竞争实力的大公司。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现实情况，就必须有能力处理各种微妙的国际关系。那些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必须对它们的远大目标进行彻底的重新调整，必须把赶上全球大公司的目标与提高全国产量、促进结构变化、扩大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彼此分开。
中国不能像英国、美国、日本和韩国那样依靠产业政策建立民族优秀企业，对从一个曾在历史上取得骄傲的经济和政治成就的文明大国来说，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中国要另辟一条生路，就必须采取一种首尾一贯的务实策略。全球大公司的性质和商业能力正在发生全面的变化，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确切指出中国应采取甚么样的对策，是十分困难的。与其抱住幻想不放，还不如实事求是一点好。打一场不可能取胜的仗是没有意义的，依靠政府扶持的产业政策建立民族优秀企业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这个想法之所以行不通，并不是因为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小型公司取得了胜利，而是因为全球寡头垄断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似乎蒙羞的希望
全球大公司在其性质上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正在彻底改变中国公司所面临的各种商业挑战和机会。在众多的行业中，从航天、组合工程、制药、汽车、电信服务到最简单消费品的生产零售，中国的企业几乎不可能与世界主要“系统集成商”展开正面竞争。不仅如此，中国的供应商甚至很难与全球化的大供应商展开正面竞争。在全球竞赛场上，不仅占据制高点的大型国有企业不可能参与竞争，众多大型的商品和服务供应商，不管是私营的还是国营的，也不可能参与竞争。
但是，中国的中小型企业有机会在延及全球的价值链上获得发展。原来发生在大公司内部的大量业各活动现在都改为外购，货源来自一些大型供货公司。而大型供货公司又向众多中小型供货公司采办物资。一家全球大公司的直接雇员可能只有几十人、几百人或几千人，但它却拥有一个延及整个价值链的“外部公司”。从雇员总人数来看，“外部公司”的规模要比核心公司大好几倍。不仅如此，“外部公司”通过信息技术日益紧密地与核心公司的业务需要联为一体。
在世贸组织内部，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尤其在公司对公司的交易活动中，中国能够进入全球“系统集成”公司的全球价值链。这种机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加。许多全球大公司都在中国境内生产商品，随着这种本地生产的发展，中小型企业会变得更有竞争力。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运输成本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小型企业能够受益于外来经济。信息技术革命使它们能够直接按照全球系统集成商和大型供货公司的需要协调其生产活动，从而大大增强了它们的竞争能力。中国中小型企业有机会成为几乎每个行业的全球主要系统集成商的供货公司。
到目前为止，增长最快的活动主要限于一些“老工业”部门，例如服装、塑料、制品、行李箱、体育用品、电气产品组装、家具。然而，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在众多“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大量的机会。它们可以与全球系统集成商签订转包合同，为飞机、重型电气设备、资讯科技硬件和汽车零部件公司生产零部件和辅助系统，为全球药业公司进行生物技术研究和药品试验，为软件公司提供软件服务，为全球媒体公司提供本地音乐节目、电视节目、广告和电影。
中国人口众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老百姓的文化水平较高。中国还有不断增长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地方政府又大力扶持本地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的企业完全能够立足于已有的成就，进一步发展成“全世界的转包合同商”。随着这个过程的展开，中国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有可能进入全球巨头的“外部公司”的行列，成为它的不断扩展的一部分。假以时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成为全球系统集成公司的经理、科学家、工程师和高级职员。随着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退休基金运作范围的扩大，中国的金融机构将逐渐增加对西方公司的所有权。总而言之、中国人口众多，又有不断增长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再加上全球公司的本地产量日益增多，从长远来看，这将逐渐导致世界商业体系的“中国化”。随着中国逐渐地夺回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中国的企业和雇员完全可以立足于全球公司以及它们所协调的“外部公司”，从“内部”促成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化。
中国一旦在“全球竞赛场”参与竞争，就将导致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许多评论者的想象。中国力图夺回它在世界经济中曾经占据了整整一千年的核心地位，然而，如果社会和经济出现长期不稳定的局面，就将无限期地推迟这一目标的实现。让中国的中小型企业经历一段迅速发展的时期，有助于缓解结构调整的阵痛。不过，这一过程将以什么样的步伐向前推进，现在还是未知数，一个主要障碍是，这种变化将给经济发达国家的就业水平和结构造成潜在的影响，这些国家能否在其就业结构中轻松地承受必要的调整，现在还很难说。在全球竞赛场的刺眼光束下，中国大公司的弱点暴露得淋漓尽致，这一点有可能造成深远的政治影响。然而，一旦承认中国应该在价值链的低端技术部门充当“全世界的转包合同商”，这又会让许多中国人感到羞辱。对于那些力争赶上全球巨头的大型企业的经理和工人来说，其苦涩和失望的心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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