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21世纪初对外战略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对外战略是一个大课题。中国21世纪初的对外战略目标可界定为三项：一是发展目标，二是安全目标，三是国际“责任”目标。21世纪初的中国对外战略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保证这三大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此，在确定中国的对外战略时，必须就经济发展、国际参与、政治稳定、大国关系、军事安全、周边外交以及国家统一等重大战略问题作出选择，并弄清它们间的相互关系。
一、咬住“发展”不放松
在21世纪初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的发展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战略目标，也是战略手段，二者之间存在对立统一关系。
一方面，21世纪的国际竞争愈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只有拥有综合国力优势的国家才能成为竞争中的赢家，而综合国力的增强只能凭借持续发展经济、科技一途。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诸多压力、难题，现时难以直接排除，如勉强凭借国家意志力强行解决，必然代价高昂，得不偿失，甚至事与愿违。而通过持续发展，则可能化压力于无形，收事半功倍之效。因为许多压力、难题直接导源于发展本身，可在发展过程中自动消失；另一些压力、难题则可在发展过程中加以解决或转移，或在发展起来后再解决才能游刃有余。如在台湾问题上，李登辉有台独意识，美日的地缘战略利益也使其具有支持台独的潜意识。但李登辉在台独路上不敢迈大步，美日也未在政府层面公开支持台独，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中国有核武器，对美日构成了战略威慑；三国四方在经济上已形成依存关系。1999年，按美元统计的中国大陆与日本、美国、台湾的双边贸易额分别为662亿、555.48亿和234.80亿。 （注：中美贸易额为 1—11月的数字。）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的最大贸易顺差来源。简言之，正是中国大陆的发展成就使李登辉不敢公开、大步迈向台独，美日不敢公开支持台独。大陆进一步发展必然进一步增大对台全面优势，使美日更依重大陆，台湾就更不敢独立，和平统一的条件就更趋向成熟，直至瓜熟蒂落。又如在人权问题上，发展可提高民众的生活、教育水准，使社会落后、丑恶面减少，人民更拥护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和西方也就更难寻得口实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做文章。再如民族分离主义问题，通过发展，可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改善边疆地区经济、生活质量，维独、藏独的基础就会大大削弱。
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同志讲得很多，但要领会其实质，则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不但要发展，且发展速度还不能低。根据国内政治安定和国际竞争压力两方面要求，21世纪初保持6—8%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既必不可少，也能做到，倘如是，则中国的GDP总量可保证10 年翻一番，在2010年增至2万亿美元，超过英法意，跃居世界第四位；在2020 年增至4万亿美元，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在2030年增至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注：英国《情报文摘》1999年10月载文称中国经济总量在37年内可超过美国，前提是中国年增长率比美国高6 个百分点；经合组织研究员麦迪逊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到2015年可达9406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 文贯中根据不同的增长条件，按高中低三档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其中的低速档结论是：中国 GDP总量在2010年为23221亿美元、2020年为39665亿美元、2035年为 80470亿美元。参见《信报财经月刊》1999年9月，第12页；《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第11—12期，第35页。）届时许多战略难题便可迎刃而解。
二、以积极姿态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造
现存国际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和美苏冷战及雅尔塔体制的附属物。现存体系已不适应新的形势，调整、改造现存国际体系是大势所趋，无可阻挡。当前国际秩序调整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利用和改造现有机制，而不是“另起炉灶”， 如政治上改造联合国， 经济上改造IMF、世界银行、重组世贸组织等；二是美国和西方占主导地位； 三是更具全球性，不参与就会被抛弃，成为国际弃儿。
中国是大国，出口依存度已达20%。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对世界市场、原料、资本、技术的依赖还会持续增大，经济利益愈益具有全球性。中国经济利益的全球性，不可避免要导致中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范围向全世界扩散，中国与世界各种力量的合作面和竞争面也不可避免会同时扩大，这要求进一步明确规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关系，且这种规范已难以在双边层面完成，只能争取在全球范围内一揽子解决。因此，中国不能把规范国际体系的权力拱手让人，而应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造、调整，使之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如消极避让，届时要么自外于国际体系，要么任人摆布，要么被迫向既成体系挑战，三者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21世纪初，全球层面的国际体系改造、调整将全面展开，在政治领域包括联合国改革，经济领域包括WTO规则的制订和IMF等经济组织的改造，安全领域包括裁军军控、多边安全机制。地区层面的国际秩序调整、改造，有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亚元区、亚太安全机制和预防性外交等。对这些改造、调整，中国在原则上不应一概说“不”，但在策略上可按利益得失、分清主次先后，确定参与步骤和程度。好的战略应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协调。如加入WTO有利于中国轻纺业，可给中国的纺织厂和服装厂新增543.5万个就业机会，但却可能冲击中国的农业和汽车业，使农业部门和汽车行业失去1000多万个就业机会。（注：《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11月18日。）又如因中国实力有限，建立亚元区或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可能对日本更有利，参加预防性外交机制可能使我主权受某些限制。但从全局和长远看，有利于多极化，且中国的实力正在上升，还有其它优势，最终是利大于弊。好的战略不应谋求即时性的绝对利益，不应追求绝对安全和赢个“满贯”，而应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该妥协时就妥协。
三、多极化顺其自然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认为美国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威胁，因而积极开展多极化外交，希望借助其它大国的力量共同制约美国的霸权。
多极化外交的本质是以制衡美国为目标的大国外交，并依赖各大国与美国矛盾的发展及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但各大国与美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共同点，其中欧日与美是盟友关系，他们与美国的合作面大于竞争面，且其与中俄的竞争面大于其与美国的竞争面，对美国霸权往往认同多，抗拒少。俄罗斯虽然不愿接受美国霸权，但力量虚弱，对美国的经济“馅饼”寄予厚望，普京上台后的俄罗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情况。中国与美国也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在竞争面增大的同时，合作面也在增大。美国既是中国的最大战略对手，也是中国最大的交往对象，中国对美外交“以两手对两手”，在反霸和推进多极化的同时，又积极与美改善关系，尽力从美国获取市场、技术、资金。
从力量关系看，多极化的基础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三个转移，即力量优势从美国向其它大国转移，从大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西方向非西方转移，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美国向其它大国转移。但冷战结束10年，这种转移并没有实现。按照保罗·肯尼迪的看法，当美国经济总量跌至全球比重的16—18%时，美国才回落为常态国家。（注：保罗·肯尼迪著，劳垅等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第550页。）1945年，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约为40%， 此后一度跌落至25%左右。冷战后10年间，美国的经济在全世界的比重不但未继续跌落，反而大幅回升。1998年，美国GDP总量已增至87599万亿美元，1999年其经济增长约4%，总量已超过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同比的30%。（注：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Jan.2000,P.792 ；台湾《国际经济情势周报》1999年12月2日、12月16日； 日本《产经新闻》，2000年1月4日。）即是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跌落10个百分点用了半个世纪。如再跌落10个百分点，回落到常态，可能还需要半个世纪。不仅如此，美国还拥有巨大的军事实力优势。美国军费开支约为德法英意俄日印中八个大国军费开支总和的一倍半，（注：据《简氏防务周刊》等资料，美国2000年军费开支约2900亿美元，其它八国中，德法英意四国约1200亿美元、日本约450亿美元、印度约110亿美元。再加上中俄军费开支，八国军费合约2000亿美元，约为美国的2／3。参见Imbalance of Power,Jane's Defence Weekly,5,January,2000,Issue,No.1,P.26—28.因特网：白宫1月4 日有关审查克林顿总统《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明。）美国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水平较欧日俄领先10年左右，较其它国家领先20年以上。在近期甚至中期，美国仍具有霸权实力，还会奉行霸权政策。这一现实突出说明了多极化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多极化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在综合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以前，靠主观意志难以促其提前到来。
此外，对美国霸权的性质也需要具体分析。美国霸权不以直接统治世界为目标，而是要通过建立国际经济大循环体系来剥削世界，美国也未谋求以发动世界大战的方式实现其霸权。美国有独霸企图，但力不从心，它也要谋求与他国合作，包括与中国合作。
多极化外交虽有种种局限，但不等于就应宣判其死刑。现时，多极化仍是一面旗子，推进多极化是为了促进和平，不能为了多极化而多极化。多极化有反霸内容，但不应等同于反霸。多极化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我们应以努力发展综合国力的方式促其实现。
21世纪初的中国对外战略，应选择全方位外交。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对苏“一边倒”、60年代联美反苏、90年代推进多极化，都不是全方位外交。因而对于中国，全方位外交是新事物。当然，全方位外交也包括多极化外交。在具体实施时，要注意两个平衡：1、 对美外交与大国外交平衡；2、多极化外交与第三世界外交平衡。首先， 要重点处理好中美关系。既合作、又竞争，这是中美关系的长期趋势，对美外交应积极扩大合作面、限制竞争面。其次，虽然发展与俄日欧关系在战略上可平衡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但中国的发展需要俄罗斯的资源、日本和欧洲的资金、技术、市场，因此，发展与他们的经济、政治关系本身也是目的，惟有如此，与他们的关系才有深厚的基础，且从长期看，会更有利于多极化的实现。最后，在人权、联合国、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调整等问题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共同语言。中国也需要发展中国家帮助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应以发展中国家为战略依托带之一。
四、既要加强“硬国力”，也要发展“软国力”
硬国力主要是一国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实力的总和，软国力则指一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魅力、国际威望及运用硬国力的能力等无形实力的总和，二者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中国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就是为了增强中国的硬国力。但是，单单发展经济并不够，还必须发展科技国防实力。在一定意义上，科技国防实力堪称为硬国力的“品牌”和尖刀。
从国际环境看，和平与发展虽然是大趋势，但局部动荡仍然不能排除，新一轮国际军备竞赛正在展开。美国计划在2000年至2005年额外增加军费1120亿美元，年增约200亿美元。其2000年国防预算高达2888 亿美元，比1999年增加120亿美元，创冷战后新高。（注：因特网：白宫1月 4 日有关审查克林顿总统 《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明。Jane's Defence Weekly,Imbalance of Power,5,January,2000.Issue No.1,P.26。）预计到2005年，美国军费将增至3200亿美元。美参院已拒绝批准CTPT，美还可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TMD和NMD的开发部署计划也在加快。
受美扩军政策牵动，国际裁军与军控进程受挫，新一轮军备竞赛已拉开帷幕。俄、欧、日、印及一些地区国家都提出了军备扩充计划。俄罗斯军费开支增至GDP总量的3.5%，车臣战争的胜利使俄军重振士气，俄正加紧实施其新军事学说，停止裁军，加强核能力和反危机能力，宣布不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择权，普京出任代总统后，俄表现出了更强烈的重整军备倾向；欧盟去年12月赫尔辛基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筹建一支拥有5—6万兵员、能在60天内投入战场的快速反应部队，欧洲共同防务计划正式启动。欧盟2000年军费开支增至1400—1500亿美元，约占其 GDP总量的2%，今后几年，同比有可能增至3%；（注：Jane's Defence Weekly,Imbalance of Power,5,January,2000.Issue No.1,P.25—28。）日本军费开支比1999年增加1.6%，为发展TMD将在今后5—6年内投入200—300亿日元，海、空军装备将大幅更新、加强，建立侦察卫星系统的计划也将正式启动。且政治上日本还可能加快向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方向发展以重新获取“战争权”；印度也增加军费，谋求建立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国周边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加紧添购先进军事装备，增强军事实力。对国际扩军风潮，中国不能等闲视之。
从中国自身看，台湾还没有回归，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存在领土、领海之争，国际地缘竞争热点在向中国周边地区移动，中国的崛起也会使中国的战略利益范围向全世界不断扩散，中国的国际责任增大。凡此种种，都要求中国有一个强大的国防。此外，国防建设是技术上连续性很强的任务，不允许断档。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但不等于国防强大，二者之间有一个转换过程，不能等经济发展了再论国防建设，中国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及军事革命节奏的加快，不允许二者的时间差过大。当然，二者比例关系要适当。应在不牺牲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国防开支和军工生产规模，尤其要持之以恒地开发高、精、尖“拳头”产品，威慑对手，做到有备无患。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的重要的软国力资源。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在亚太的影响也是一种软国力资源。此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并在发展问题上取得成功，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在加强硬国力的同时，中国也不能忽视这些软国力的积累、开发。
五、睦邻外交与全方位外交并举
世界大国大都注重周边地区的战略依托作用，如美国成功地以加拿大、墨西哥为战略依托，以拉美为后院，大大加强了其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俄罗斯则因独联体离心力加大，失去安全屏障，腹地直接面对美国和北约冲击，战略地位因而大大削弱。这一正一反两个事例，对中国制订周边外交政策颇有教益。
中国周边有20多个大小国家，总人口达20多亿，占全球人口的40%以上。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相近，有一定的区域认同感。亚太地区是经济和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日、中、印、澳、东盟、韩及台、港等国家和地区的GDP总量在1997年已超过7万亿美元，只比欧盟、北美略低，增长率则超过欧、美；亚太前述国家和地区同期进出口之和达2.3 万亿美元，已超过北美，正急追欧盟。（注：台湾《国际经济情势周报》第1315期，第16页、63页，第1313期，第8页；《日本经济新闻》， 2000年1月10日。）1999年，亚太经济增长率已恢复至5.5%的较高水平，短期内有望恢复常态。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睦邻外交，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不但有助于直接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及有利于中国统一，且可加强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加强中国与美欧日竞争的战略回旋余地。
从长期观点看，以大国为极的多极化前景可能被以区域板块为极的多极化前景替代，主要的板块除美洲、欧洲、俄罗斯及其周边外，第四块就是亚太。但亚太国家分成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小板块，散布在中国周围，没有中国的“粘贴”作用，就不能形成集团。中国推行睦邻外交，有利于联结亚太板块，为新形式多极化的来临作准备。
目前的亚太形势为中国实现睦邻外交提供了有利机遇。在北部，俄罗斯因经济困难及受美国和北约挤压，积极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中俄关系处于最佳时期，并带动中蒙、中印及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的改善；在西部，印度加速发展经济，也有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要求，中亚各国也是如此；在南部，东盟还未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复元，尤其是印尼仍不稳定，他们对中国各有所求；在东北亚，朝鲜半岛南北仍在磨合中，日本在核安全、恢复经济、日元国际化、进入安理会等问题上有求于中国，不愿恶化中日关系。
在贯彻睦邻外交战略时，一方面要有区域全方位外交意识，兼顾所有邻国，同时要突出重点，除继续加强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外，尤其要注意充分运用因中俄关系改善形成的战略主动地位，积极改善与日本、印尼、印度等周边大国的关系，以大带小，以一个促一群。在当前情况下，求同存异，以经促政，都不失为好棋。
六、解决台湾问题要且仁且智
2500年前，梁惠王向孟子请教诸侯间相处之道，孟子说：“以大事小，要用仁；以小事大，要用智。”现在大陆对台湾处在以大事小的地位，首先要用仁，要相信仁者无敌；其次要用智，因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台独分子花招翻新；第三是军事准备要充分，要保持能战能胜的威慑力，这是限定两岸关系“游戏”规则，防止台独分子越过底线、铤而走险的最后保障。但更要紧的是心态，要有从容不迫的强者气度。
台湾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国际化，它首先是两岸间的内政问题，其次是中美日之间的外交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在当前情况下，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困难有二：一是岛内李登辉等人迈小步、走边缘，企图引导台湾朝独立方向渐行渐远，岛内民众则对两岸和平统一前景心存疑虑；二是美日对两岸实行模糊政策，成为两岸尽快统一的国际障碍。美日TMD 及新防卫合作指针都实际上覆盖台湾。
从军事观点看，解决台湾问题的困难在于：两岸对峙本质上是1949年国共内战的继续，考虑到国际背景、同胞感情及善后问题，如不是台岛公开宣布独立、万不得以的情况下，大陆方面很难下决心为追求绝对胜利而对台滥用军事手段，尤其难以下决心对台使用核武器、中子弹或其它高杀伤武器，海空作战及台岛地形的复杂性，则增大了速战速决的难度。因此，武力统一显然是在所有政治手段都不起作用、和平统一已绝对无望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下下策。当然，武力准备的文章仍然要做足，对台独分子要有足够的威慑力。一旦台公开闹独立，也只能应用下下策，“该出手时就出手”了。
两岸相比，大陆人口是台湾的60多倍、面积是台湾的30多倍、 GDP总量是台湾的4倍、年均增长率高于台湾2个百分点以上、军备数量与质量也高于台湾。如大陆再潜心发展10年、20年，对台湾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还会呈几何级数持续增大，且在国际上，美日对中国经济、政治、战略上的依存度及中国的国际影响也会相应增大。其中的关系是：大陆愈发展，对台优势愈大，台就愈难以拒统，更不敢独立，美日也愈会与台独保持距离，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就愈成熟，代价也愈小。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时间在大陆一边。
基于以上分析，21世纪初的中国对台战略应定位于促进两岸认同交流、抑制台独势力发展，坚决堵塞台独的活动空间，防止其坐大成灾，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为此，一方面，应在和平统一的旗帜下，继续推进两岸政治谈判，拓展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在国际上，应敦促美日遵守在台湾问题上的现有协议，对美日扩大与台政治军事关系的任何活动，都要不厌其烦地开展斗争。以使中美日关系不断朝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发展，造成有利于台湾回归的国际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