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理学美学的研究价值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美学论文,价值论文,朱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之所以选择朱子美学作为理学美学研究的第一个对象，这不仅仅是因为朱子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和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其思想最典型地表现了宋明理学的伦理理性主义精神和本体建构的思辨形态，而且还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一、影响的巨大
也即鉴于朱熹及其理学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中实际影响和地位的重要与巨大。朱熹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巨人，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除孔子以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已故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曾这样说：
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家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的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①]。
这是现代学者站在历史的客观角度鸟瞰中国文化史后对朱子作出的评价。其实宋代有识之士就有这样的看法。如辛弃疾以“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二三人”的诗句称赞朱熹；熹之门人黄斡在《行状》中更尊朱子为“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稍后的黄震也以“卓识雄辩，万过莫俦”之语论朱学；明清之际成书的《朱元学案》则以“致广大，极精微，综罗百代”来评价朱子及其学术成就。这些并非全是溢美之辞。纵观朱子的一生及其学术成就，他确实是位汇纳群流、综罗百代、博大精深、集学立极的思想文化巨人。据大陆学者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科概要》考证，“朱熹是历史上著作最多的一人”[②]。朱熹的思想影响中国社会与文化学术思想达七八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
朱子思想在海外的影响，用日本学者渡边秀方的话来说，“他也是孔子以后第一人”[③]，岛田虔次则称朱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学者”[④]。华裔美藉著名学者陈荣捷在一九八二年夏威夷国际朱子学研讨会论文集导言中这样评价朱子：
自孔孟时代以来，他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位中国哲学家。他不仅是新儒学运动的结晶，这运动主宰了中国达八百年，而且朱子也是在基督世纪遍及东西，影响了亚洲人生活的各种层面。”[⑤]
朱子学在国际汉学界是仅次于孔学的显学，朱子及其思想在日本、朝鲜以及东西亚影响更为巨大，这种影响不仅是学术上的，而且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得不认识朱熹。
在美学方面，据我的初步考察，朱子美学具有的严密的系统性、突出的伦理性、深刻的矛盾性，最充分最典型地体现了理学美学的特色。至于其在古典美学领域的影响，且不说朱熹理论的思辨性及其系统性对宋代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在思维水平方面的启发促进。他对于确立“气象”这个美学范畴，对于推动时代崇尚以人的主体精神浑成于艺术之整体风貌的自然风格为主要特征，以“气象浑成”为审美理想所起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以及他的美学构架的浓厚的伦理气息对后代产生的深远的文化影响，仅从他对严羽和王夫之这两位中国古典美学大家的直接影响之深，就不难想见朱熹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影响的重大。而明清之际及五四以来以朱子理学为主要批判锋芒所向的叛逆性主情浪漫思想的兴起，也从反面印证了朱熹在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中的影响之深。在此择其一二，以窥见朱子及其美学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巨大影响之一斑。
严羽与朱熹同时代而稍晚（约生于公元1191年前后），这两位宋人的形象通常在人的心目中悬若冰炭，其实，正是朱熹给了严羽极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在自己有了体会之后才发现郭绍虞先生已得之我先，并专门作过考辨[⑥]，朱东润先生在论中也有涉及。[⑦]据我的体会，朱熹对严羽最重要的影响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朱熹诗论的重点和审美理想。《沦浪诗话·诗辨》所列“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诸项正是朱熹诗论的重点；严羽言“兴趣”要求“吟咏情性”，感物起兴，并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言“气象”推崇“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似粗而非粗”，“似拙而非拙”，“浑然天成”，这正符合朱熹所推崇的“感物道情”说和“气象浑成”的审美理想。其次是朱熹的“熟读精思”的美学方法论。朱熹的“熟读精思”，一指熟读以“穷理”，严羽亦云“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二指熟读以“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识得前人诗之“优劣”，严羽亦云“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旁门所惑”，并提出“参诗”说；三指熟读以仿古，严羽亦云熟读模仿“做到真古人”。最后是朱熹对具体人物的美学品评，严羽也与之相近。朱熹推重李杜，严羽同声和之；朱熹对苏黄诗风的非议可谓开严羽评“江西诗派”之先声。尽管尚无确证说明严羽曾自觉地接受朱熹见解，但据其总体观念考察其间影响十分显然。
至于朱熹对王夫之的美学影响，且不论其理论思辨的批判继承，就审美意象论，朱熹的“气象浑成”之于王夫之的“二十字如一片云”[⑨]，“无端无委，如全匹成熟锦，首尾一色”[⑩]；就审美鉴赏论，朱熹的“熟读涵泳”、“通悟自得”，之于王夫之的“此种诗直不可以思路求佳”(11)，“从容涵咏，自然生其气象”(12)，“读者各以其情自得”(13)，朱熹的“远游以广其见闻”“不是胸中饱丘壑，谁能笔下吐云烟(14)，之于王夫之的“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限”(15)，其间脉络，一目了然。
具有近代叛逆精神的明清浪漫思潮的兴起，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与朱子理学美学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其实两者之间亦有内在的否定之否定脉络。这股以个性解放、主情纵欲为主要特征的思潮，其思想源渊可溯之于阳明心学对于朱子理学构架中“心”“理”矛盾的突破而高扬了“心”的主体地位，进而又由后来者突破“性”“情”矛盾而肯定了“情”的合理性，并由主情趋向纵欲，走向感性的解放。“主情”派如李贽、徐渭、公安三袁、汤显祖等莫不把抨击的矛头指向朱熹的“天理”，这可以算是朱子理学美学的“逆反影响”。
朱子理学美学的“文化影响”更加深远，可以说至今仍在起着作用。最明显的是其审美哲学中的伦理化倾向，作为一种“思想先行”(16)的传统意识，在朱熹后历代相沿。这主要又表现为艺术的政治化和人格化，以及审美的伦理功能化。即使批判朱熹激烈、深刻如鲁迅，在这方面就其深层意识模式也未与其相左，而且直接间接受其影响，如鲁迅的著名主张“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7)，“革命人做出来的东西才是革命文学”(18)，这俨然就是朱熹的人品与文品同一论。另外鲁迅对陶渊明的评价，也直接受朱熹陶渊明论的影响，都是从人品气质着眼，连语气都相似。值得指出的是庸俗社会学的艺术观在中国之所以易于走红，跟这种“文化影响”有着内在的关系，后者为前者的流行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氛围。
总而言之，朱子美学作为理学美学的最典型最充分代表，它在中国古典美学乃至近现代美学领域所产生的“顺承影响”、“逆反影响”和“文化影响”都相当的巨大深远。《中国诗史》的作者陆侃如、冯沅君说过：“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只有三个人是真能懂得文学的，一是孔丘，一是朱熹，一是王夫之，他们说话不多，句句中肯”。这是知者之言，这话更适用于指美学，我们也可以说这三个人是中国哲学家中最懂得美学的，他们深厚的哲学思辨根底和艺术文化修养为其在美学上的建树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朱熹是以哲学家的见地来谈美学和艺术，因此比一般美学家、文论家和艺术家看得更加宏深高远，在方法论上比后者更胜一筹。他具有诗人的气质和情趣，有相当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实践的功夫，因而比一般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更知艺术与审美之三昧。如果说，孔子、朱子、王夫之三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古典美学史上都具有“集大成”的地位，那么，可以说朱熹上承孔子，下启王夫之，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的美学思想融哲学、伦理、心理、教育、文艺思想为一有机渗透的整体，其对思辨性和伦理性双重追求所造成的体系内在的二重性矛盾，极为充分地体现了理学美学的基本特征，而他对儒、道、佛诸家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思维的汇通，则又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说，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认识朱熹；而且可以说，要认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和美学观也决不能忽视朱熹。这里不妨再借用钱穆先生一句话：
……孔子朱子矗立中道，乃成为其他百家众流所共同批评之对象与共抨击之目标，实不仅为儒学传统之中心，乃亦为中国学术思想上正反两面共同集向之中心。不仅治儒学者，必先注意此两人，即治其他百家众流之学，亦必注意此两人，乃能如网在纲，如裘在领。不仅正反之兼尽，亦得全体之通贯。(19)
这就是我选择研究朱子理学美学的首要理由。
二、误解的深重
也即鉴于人们对朱熹及其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存在着相当大的误解和偏见。大凡历史名人成为偶象之后，就难免引起人们的误解，不管这种误解是来自正面的，还是来自反面的，其原初动机是出于褒扬还是贬毁。作为圣人和“万世师表”的孔子偶象已受这种历史误解在先，作为孔庙从祀者、理学“万世宗师”的朱子也难以避免这种命运。也许，朱子是历史上受人误解最多的文化名人之一。朱子作为理学集大成者，他在性理之学上的影响太大了，人们一说起朱熹就会想起《四书集注》等理学著述。朱文公的木头牌位从南宋淳佐元年起被捧入黉宫与孔孟一道歆飨天下读书人的香火，《四书集注》在明代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至上权威之后，人们更是只从伦理学、哲学的角度来认识他、研究他、评价他。人们想到的朱熹总是位道貌岸然的老夫子，但往往想不到他也是个有血有肉，并甚至曾是血气方刚的汉子，也曾有情愫缠绵的内心世界。人们知道朱熹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有《语类》一百四十卷，还有《四书集注》、《通鉴纲目》、《孝经刊误》、《周易本义》及《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等一大批经史义理著述，是中国封建社会著述最为丰富的学者，但往往想不到朱熹还曾作过一千多首诗，还是位极富情趣的诗人，甚至作出十多首词，其间还不乏花间词手笔。人们肯定朱熹对构建理学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哲学和教育理论达到了当时学术界的最高水平，但往往忽略了朱熹对于文学艺术也有着相当精深的见解，而且其间自有内在的哲学思想思辨贯连，形成了具有一定体系的审美哲学或美学理论。如此种种不一而举。
这些误解和偏见，大抵一方面缘于朱子理学的巨大影响的遮蔽而造成的认识和研究中的视线死角，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朱熹人格和思想内在深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认识不足。从古到今，无论是崇朱者还是抑朱者似乎大都认为：朱熹作为理学大师，只应专注性命义理之学，不会也不应寄情于文学艺术，因此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深刻的文学、美学见解，或者更干脆地说不该与此有缘。
我且举一例，看历史上崇朱者对朱子的误解有多深。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是朱熹的好朋友，他在《戏跋朱元晦楚辞解》二诗中的第一首曰：|注易笺诗解鲁论，一帆经度浴沂天，|无端又被湘累唤，去看西川竞渡船。(20)
说的是朱熹一生笺注了许多儒家经典，专心致志地注《易》、笺《诗》、解《论语》，但又无端的受到“湘累”（屈原）的召唤，越疱代俎地注起《楚辞》来。在杨万里看来，朱熹作《楚辞集注》，似乎与他生平专攻儒家经典之志，专注道德性命之学相违，因此作为朋友，他对朱熹提出了责问。
明代以后，甚至还有人出于对朱子的崇拜，维护朱子的宗师形象而怀疑，乃至否定他注过《楚辞》。如清代康熙年间朱天闲《离骚辨·自序》云：“后得紫阳（朱熹字元晦，居崇安时，旁厅事曰紫阳书堂之故，又称紫阳）《集注》，讶其无所翦裁，咙杂如故。每辨此注，决非紫阳所集。”王邦采《离骚汇订》从其说云：“天闲氏谓属后人伪托，疑或然也”。乾隆年间夏大霖著《屈骚心印参评》，则引毛以阳评曰：“朱注《楚辞》，未能言简意尽，识者以为非朱子手定，乃后人附会。夫朱子生平精力，毕萃于‘四子’之书。‘五经’自《易》、《诗》外，且未能辑注成书，则其未暇注《楚辞》，也明矣。”(21)其实，所谓“明矣”正是一种想当然的成见和误解。朱注《楚辞》，这是不刊的事实，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对此曾作过考证，朱熹生前已有“戊午刻本”，朱熹殁后不久又有嘉定六年本、端平二年、咸淳二年诸本。更值得一提的是，朱子不但晚年化极大精力注了楚辞，而且临终之前尚在修改《楚辞集注》。朱子大弟子蔡元定之子蔡沈《梦奠记》云：
初六日辛酋，改大学诚意章，今詹淳誉写，又改数字，又修楚辞一段。午后大泻，随入宅室，自是不复能出楼下书院矣。
勉斋行状只述改大学诚意章为朱子最后绝笔，由于他是举其大而略其细，因此无可非议，而后人凭成见而否定或忽视这一段故实，就值得辨证了。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论朱子之文学时两次强调这一史实，指出朱子生平于文学有三大著作：一是《诗集传》，二是《韩文考异》，三是《楚辞集论》，后者“乃朱子晚年最后完成之一部著作。在其易箦前三日，改大学诚意章，又修楚辞一段。改诚意章，人人知之，而朱子一生最后绝笔，实为其修楚辞一段，此则后人少所述及，尤当大书特书，标而出之，以释后人群认为理学家则必轻文学之积疑。”(22)
朱熹不仅曾化极大的心力集注《楚辞》，而直至临终前夕还在修改《楚辞集注》，以朱子的学力所就，他的《楚辞集注》已成了后代治楚学的必参文献。然而，作为朱熹的朋友或崇拜者，不但忽视了他临终曾改《楚辞集注》这一故实，而且还对他曾注《楚辞》一事都要进行责问或否认，可见由于其理学大师的偶象，人们对他的了解是抱了多大的成见。
建国以来，大陆学术界仍出于对朱熹的理学家形象的成见，而大多对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加以否定，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从来没让朱熹的创作占一席地位。几种文学批评史，虽然大致肯定朱熹在理学家中算是最懂文学的人(23)，但对他的文学思想的基本评价则多持否定态度。如郭绍虞先生既称“朱熹在南宋道学家中可谓能文之士”，但又言其文论“始终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24)。综合对朱熹文学思想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视文章为小伎，吟诗作文有害，从而否定文学的作用；（二）提出“文道合一”说，认为文从道出，道外无文，从而否定文学的独立地位；（三）主张有德者必有言。以穷理代替作文，从而否定文学的特征。这些批评的确切中了理学家文学观的要害，但又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和成见性，对朱熹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基本评价建立在这样的推理上，这就是“理学家极端地强调他的性、理、道，而文学家则更多地注意到情、真、美。而性与情的关系则是矛盾的焦点”(25)。因此，“如果说理学的整个体系中尚有某些可取的思想资料的话，那么，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几乎难以找出什么积极的东西”(26)。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情感，理学家以理灭情，就必须否定文学艺术；而朱熹是理学家的集大成者，因此他更必须是否定文学艺术的极端代表。这种观念定势阻碍了人们对朱熹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作客观的、实际的、具体的分析。
这里且不谈上述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评价是否全面，至少对朱熹的文学思想的评价并不公正客观。据我的考察，先在这里可以扼要指出的是（一）朱熹并没有毫无前提地主张“作文有害”（在这一点上他比程颐等理学家开明，其实理学家的文学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其中的差别也相当大）。相反，他还强调“艺是合有之物”(27)“日用不可阙者”(28)，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文学艺术的作用；（二）“道外无文”、“文从道出”的说法固然有强化文学艺术的伦理功能的功利企图，但也包含着从逻辑本体论上探寻文学艺术的形上本体的思辨追求，而且正是在“文道合一”这一基点上肯定了文学艺术的“合有”地位；（三）朱熹确实重申过“有德者必有言”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他同时也曾指出“有德者未必能以言称”(29)，因此对于艺术家的主体修养，除要求“精思以开其胸臆”之外，还强调“远游以广其见闻”(30)，并明确指出文学艺术不等同于道德学术文章之处在于它们是缘于“感物道情”，而需要“托物兴辞”，因此，说他否定文学艺术的特征同样站不住脚。诚然，朱熹有时表现出如人们否定的那一面，但他还有值得了解和肯定的另外一面，“朱子早岁本号诗人，其后方学道名家”(31)，作为诗人和理学家的两重追求在他身上都曾表现得极为深刻与复杂，并由此产生了许多内在矛盾，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都跟这种矛盾性有关，而人们对他的成见与误解也大抵缘于对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乃至深刻性的认识不足，这就亟需我们通过实事求是的探讨来重新认识。
三、研究的空白
也即鉴于国内外朱熹理学美学思想系统研究的空白。如果说对朱熹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人们虽有较多的误解与成见，但已作了不少研究，有些甚至已相当深入，那么对朱熹的理学美学思想之系统研究，则至今尚处空白状态。国内包括港台学者对朱熹的哲学、伦理、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深刻，硕果累累，如范寿康的《朱子及其哲学》、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杨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学》、陈正夫、何植靖的《朱熹评传》、高令印、陈其芳的《福建朱子学》、陈来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哲学研究》、韩钟文的《朱熹教育思想研究》、束景南的《朱子大全》以及台湾学人钱穆的《朱子新学案》、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香港学者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等等，加之各种哲学史、伦理学史、教育思想史、文化史中对朱熹思想的论述以及单篇论文，更是洋洋大观。国外如日本、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汉学家对朱子学的研究也成果斐然。尤以日本朱子学专家冈田武彦的《朱子学大全》和美国陈荣捷的《朱学论集》和《朱子新探索》为著。海内外还多次开过国际性的朱熹及朱子学研讨会，在对朱子学的这些广泛研究中，唯独对朱子理学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尚无人涉足。
已经展开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主要还局限于他的文道说、《诗》学、《楚辞》学、创作论中的“比兴”论、鉴赏论中的“滋味”说等等，缺乏全面、系统的探讨。至于他的画论、书论、字论、山水美论、人格美论、审美教育论等的作为完整的美学思想的探讨，尚无人问津。台湾学人张建的《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恐怕是至今仅见的朱子文学批评研究专著，本书虽有开拓之功，然而主要还是材料的罗列抉择，对朱子艺术哲学思想及其理论体系与特色缺乏深入系统的把握。钱穆先生五大卷的《朱子新学案》，列有朱子的“诗学”、“文学”、“游艺之学”，其中“游艺之学”又包含“论乐理乐律”、“论琴”、“辨诗乐先后”、“论书法”、“论金石之学”、“留心绘事”、“游兴”、“卜筑之趣”、“考古今画风”等条目，这其实已经包括了美学所涉及的许多领域。然而该书既名之曰“学案”，就意味着主要还是材料的爬梳罗列和考证，虽其中不乏深刻的见解，但毕竟重“案”而不重“论”，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翔实可靠的基本材料，但其本身还不能算是系统的理论探讨，何况钱氏属于旧学，没有从美学理论的角度着眼。
在中国古典美学史的研究中，哲学家的美学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许多重要哲学家的美学思想已得到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如对孔子、王夫之美学的研究令人瞩目，相形之下，作为哲学大家的朱熹及其美学思想，则被过于冷落。任继愈先生在为张立文先生五十万字的大著《朱熹思想研究》一书作序中曾特别呼吁，“哲学文学都是朱熹思想的表现，若能合并考察，就更可以了解朱熹思想的全貌”。朱熹作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大家，有人把他比之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他的学识的渊博、兴趣的广泛、思辨的精深系统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中是罕见的，历史的和当代几乎所有课题都被其重新思索，因此，研究朱熹而少了他的理学美学思想这一环节不能不算是朱子学中的巨大空白和遗憾。
总之，鉴于朱熹及其理学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中的地位和影响的重要，历史上对朱熹文学和美学观的误解以及这个领域系统研究的空白，我们来深入系统地考察朱子理学美学，这对于填补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应有之环节，揭示中国传统文论中相对见弱而理学美学中相对见长的理性思辨，消除断言中国传统美学不具思辨品格的偏见，宏扬中国传统审美哲学的理论精华，在辩证地分析理学美学二重性影响中吸取有利于建设中国有民族特色现代美学体系的积极因素，无疑是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注释：
[①] (19) (22)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1、143页。
[②]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3页。
[③]渡边秀方：《中国哲学概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④]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中译本，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⑤]陈荣捷：《朱熹与新儒学·国际朱子学研讨会论文集导言》，《哲学与文化》第13卷第10期。
[⑥]详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169页等处。
[⑦]参见朱东润：《沧浪诗话参征》，见《中国文学批评家与文学批评》（上）台湾学生书局版第279页。
[⑧]朱子语均见《朱子语类》卷140，严羽语均见《沧浪诗话》。
[⑨] [⑩] (11)《古诗评选》卷3、5、3。
(12) (13) (15)《姜斋诗话》卷1、1、2。
(14) (27) (29) (30)《朱文公文集》卷9、31、41、76。
(16)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 (18)《鲁迅全集》卷3第408、313页。
(20)《诚斋集·退休集》。
(21)参见林稚纯：《略论朱熹注〈楚辞〉》，《文学遗产》1982、3。
(23)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刘大杰诸本批评史均采此说。
(2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8页。
(25) (26)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28)《论语集注》卷4。
(31)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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