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买卖契约制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契约论文,买卖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商品交换关系的发达，使御用物之外的一切财产，都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为了确保商品交换的正常进行，宋代规定田宅和车船马牛等主要生产资料的买卖，都必须订立契约，并经官府印押，作为买卖关系成立的合法依据。随着宋代买卖关系的发展，买卖契约制度也日趋详备。
一、动产买卖契约的种类
宋代买卖的对象，可分为动产买卖和不动产买卖。在动产买卖中，按买卖的设定形式，分为即时买卖、预买订购、赊买赊卖等。根据动产买卖设定的不同形式，以契约规定了买卖双方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官府运用法律确保买卖契约的履行。
1.即时买卖契约。宋代动产交易的内容很广泛，但法律要求订立买卖契约的财物，主要是牲畜、车船等大型生产资料及私家雇佣的女使和人力之类。据李元弼讲：“买卖牛马之类，所在乡仪，过却定钱，便付买主牛畜，约试水草三两日，方立契券。”〔1〕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规定：“凡典卖牛畜、舟车之类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2〕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二月诏令中亦规定：“其人户典卖舟船驴马，合纳牙契税钱，各有立定所收钱数，立契并限三十日印契。”〔3〕由此可以看出，宋代动产中的牛马车船等大型生产资料的买卖，不仅要订立买卖契约，而且要经官印押并交纳契税钱之后始为合法。宋代的“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4〕即私家婢仆虽然多数是“雇觅人力”，但人身买卖作为雇佣关系的补充还是存在的，而且亦要订立人身买卖契约。如北宋时，有“以女鬻于商人，得钱四十万，……书券纳直”者。〔5〕宋仁宗时，张方平曾“私詫（杨仪）市女仆，未尝与直，……·虽契约有三十千之数，而仪实未偿领”〔6〕南宋时，人身买卖作为特殊商品进行交易，更是常见的事情。现钱交易的即时买卖；只是宋代动产买卖中的一种形式，重要生产资料的即时买卖，都要立契、印押和纳税。
2.预买订购契约。宋代主要建筑材料、粮食及商品性的水果、花草的购买，亦要订立预买契约。如谢知府宅在窑户杨三十四处订购砖瓦，就是事先订有“文约”的；〔7〕董煟在乡村常见“外县牙人在乡村收籴，其数颇多。……独牙侩乃平立文字，私加钱于粜主，谓之暗点”；〔8〕宋孝宗时，常熟县富民张五三与“一客立约，籴米五百斛，价已定，又欲斗增二十钱，客不可，遂没其定议之值”；〔9〕洛阳牡丹，亦有“秋时立券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10〕福州荔枝，也是“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11〕此类预购，既订立契约，也接收定金，但卖方必须承担为买主养护和依契约交付产品的义务。如买主悔约，不得追取定金；卖主悔约，则要退还定金。
3.赊卖赊买契约。宋代买卖活动中，赊卖赊买现象亦很普遍。所谓“赊”，即先取货物，约定期限，后付价钱的买卖活动。宋代的赊卖以批卖给客商、铺户最常见。铺户赊卖杂货给农民，夏秋收成后结账付钱的情况也很多。赊卖结账的期限，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各异，有的一年三次结算，有的分四季结算，有的春秋两次结算，有的是月底清偿。赊卖货物最大的风险是赊买人到期不还价钱，因此宋代对赊卖立法比一般现钱交易规定的更严格。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 ）六月诏：“如有大段行货须至赊卖与人者，即买主量行货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12〕宋徽宗宣和时，由于“诸路州县奸滑之人赊买客人茶盐，并不依约归还，致客人经官理索”。因而降诏：“今后有犯，并具案电尚书省，当议重行编配。”〔13〕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七月亦诏：“今后应赊买客人茶，其人见有父母兄长，并要同共书押文契，即仰监勒牙保均摊偿还，其余买盐货之人，亦一体施行。”〔14〕可见宋代赊卖赊买货物，不仅要订立契约，而且要以财产作抵押，并要有物力的三五人乃至父母兄长共同书押担保。如果赊买人违契不还价钱，赊卖人可以依契经官府向赊买人及其父兄、牙保人索要货款；如果赊买人、连保人、牙人共同欺诈商客物货，则要严行决配。在赊卖赊买契约关系中，宋代法律突出维护赊卖人的权益。
二、田宅买卖契约的发达
宋代的不动产交易中，主要是土地和房屋。在田宅买卖中，凡称“永卖”、“绝卖”、“断卖”者，是无任何附加条件的买卖，即将不动产所有权绝对让渡给买主；凡只转让使用权、收益权而保留所有权和回赎权的“典卖”，称之“活卖”。绝卖与活卖的最大区别是有无回赎权。宋代的田宅买卖中，不仅有严格的程序，而且买卖契约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1.“亲邻法”的发展。中国是以家族为基础，以农业为中心的农业国。田宅买卖自北魏行“先问亲邻”之后，唐代则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亲邻的先买权。郑克说：“卖田问邻，成券会邻，古法也”。〔15〕对此，宋初立法亦有明确规定：凡“典卖、倚当物业，先同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如业主、牙人等欺罔邻亲，契贴内虚抬价钱，及邻亲妄有遮□者，并据所欺与情况轻重，酌量科断”。〔16〕开宝二年（969）又规定了会问亲邻的顺序：“凡典卖物业，先问房亲，不买，次问四邻。其邻以东、南为上，西、北次之，上邻不买，递问次邻。四邻俱不售，乃外召钱主”。〔17〕严格维护亲邻的先买权。但到宋哲宗时，亲邻的这一法定先买权发生了变化。哲宗绍圣元年（1094）规定：“应问邻，止问本宗有服亲，及墓田相去百步内与所断田宅接者”。〔18〕这项规定一直沿用到南宋。《庆元重修田令》中规定：“诸典卖田宅，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及墓田相去百步内者，以帐取问，有别户田隔间者，并其间隔古耒沟河及众户往来道路之类者，不为邻。”胡颖在谈《亲邻之法》时亦讲：“所谓应问亲邻者，止是问本宗有服纪亲之有邻至者。如有亲而无邻，与有邻而无亲，皆不在问限”。〔19〕《庆元重修田令》中又规定：“诸典卖田宅满三年而诉以应问邻而不问者，不得受理。”即“凡有亲而无邻，有邻而无亲，有亲有邻而在三年之外者，皆不可引用亲邻之法执赎”。〔20〕宋代亲邻法的这些新规定，进一步提高了原业主物权的地位，虽然亲邻的先买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必须是在法定的三年之内逾期者，亲邻便丧失了先买权。尤其在以典就卖的情况下，典主的先买权又高于亲邻的先买权。使亲邻先买权大大削弱了
2.契纸制度的规范化。宋代典卖田宅契约，“必须号数亩步于契内，”〔21〕即在典卖契约内要写明主契人的姓名、典卖顷亩、田色、坐落、四邻界至、产业来历、典卖原因、原业税钱、交易钱额、追夺担保及悔契惩罚。交易双方订立买卖契约后，须在三日内“勘会业主、邻人、牙保、写契人，书字圆备无交加，执分书或祖契赴官按验亩角，税苗分数之实”。〔22〕经官当面核验无误，向官府交纳典买田宅契税钱，官府“即时当官注籍，给凭由付钱主〔23〕”。在过割原业税租和免役钱之后，由官府在新立契书上加盖官印，田宅交易程序才算完成。
宋代为了使契约制度规范化，强制推行“标准契约”。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规定：“诸道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人众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本，立为榜样，违者论如法”。〔24〕并规定“人户典卖庄宅立契两本，付钱主一本，纳商税院”一本，但由于“年深整会亲邻争占，多为钱主隐没契书，及问商税院，又检寻不见”。因此，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又晓示人户，“应典卖、倚当庄宅田土，并立合同契四本，一付钱主，一付业主，一纳商税院，一留本县”〔25〕。为强制推行标准契约，又创“官板契纸”。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敕中规定：“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用外，量收息钱。”〔26〕即买卖契约用纸，由官府统一印卖。为推行官板契纸，政和六年（1116）四月诏：“人户典卖田宅，议定价值，限三日先次请买定贴，出外书填，本县上簿拘催，限三日买正契”。〔27〕即田宅买卖双方议定价钱后，要在三日内到官府请买定贴，按要求填写完备，交县审查后，三日内再买正契誊抄。李元弼讲：州县田宅买卖，“镇耆庄宅牙人根据置籍，各给手把历，遇有典卖田产，即时抄上立契月日、钱数，逐句具典卖数申县，乞催印契”。〔28〕官板契纸，初由“县典自掌”，但县吏“往往多数空印，私自出卖，将纳到税钱，上下通同盗用，是致每有论诉。”〔29〕因此，宣和二年（1220）规定：人户请买钞旁定贴，并须“当官依法出卖，不当官给卖者，杖一百。公吏人等揽买，出外增搭价钱转者，各徒二年”。〔30〕可见对官板契纸的印造和管理越来越严格。南宋时仍行契纸制度。绍兴五年（1135）三月，两浙转运副使吴革针对契纸印卖中的情弊提出：田宅契书，“委逐州通判用厚纸立千字文为号印造，约度县分大小，用钱多寡每月给付，诸县置拒封记，遇人户赴县买契，当官给付”。〔31〕宋孝宗乾道年间，亦有类似指挥。宋代官板契纸的推行，对田宅契书的规范化起了推动作用，对减少田宅争讼有积极意义。
3.过税离业的制度化。宋代的田宅交易，订立买卖契约并不意味着所有权转移的完成，只有在过割赋役，业主交业之后，钱主才取得了所买田宅的所有权，所以说割税离业是典卖契约实现的重要环节。因此，宋代进一步完善了田宅典卖中过割税租色役和交业管业的法律。
在宋代的田宅典卖中，得产之家为“避免物力，计嘱公吏不即过割，致出产人户虚有抱纳。或虽已割，而官司不为减落等第，抑令依旧差科，”〔32〕造成大量的产去税存。为“省词讼，清税赋”，宋代强调田宅买卖要同时转移赋役。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规定：凡以田宅契投税，同时要“勘验元业税租、免役钱，纽定应割税租分数，令均平取推收状入案，当日于簿内对注开收。”〔33〕宣和七年（1125）二月三省再次强调：“自今应典卖田宅，并赍元租契赴官，随产割税，对立新契，其旧契便行批凿除豁，官为印押。本县人口等第簿，亦仰随时销注，以绝产去税存之弊”。〔34〕南宋时，对过割税赋规定更严格，凡典卖田宅，原业税租、色役钱数，“当日于簿内对注开收讫，方许印契。”〔35〕“如不先经过割，即不许人户投税”。〔36〕并对“先次印给契赤者，官吏重立法禁”。凡已印给官契者，“限一季许赴县自陈推受批簿，若限外不首，许原卖绝人论诉，将所买田产给还原业人，其价钱不追。”〔37〕凡未过割税赋的契约，“异时论诉到官，富豪得产之家，虽有契书，即不凭据受理”，〔38〕可见宋代对典卖田宅即时割税的重视。
“离业”是田宅买卖实现的最终体现。所以宋代法律强调田宅买卖在订立契约后，原业主必须“离业”，即必须转移田宅的占有。宋仁宗皇祐时规定：“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39〕南宋宁宗嘉定时吴恕斋在判案中亦讲：“在法，诸典卖田宅并须离业。又诸典卖田宅投印收税者，即当官推割，开收税租。必依此法而后为典卖之正。”〔40〕南宋官府在处理田产词讼时也强调：“田产典卖，须凭印券交业，若券不印及未交业，虽有输纳钞，不足据凭。”〔41〕即只有原业主离业、交业之后，钱主才取得所买产业的占有权，才能实现对所买产业的管理和使用权。所以在审断交易诉讼时，既“当论契书，亦当论管业”。如叶岩峰在理断张诚道、钟承信争屋舍一案时，以“每张诚道不曾管业一日，即有张洵正卖契一纸”，而“钟承信止有张模等上手契三纸，更无正典卖契，却管业二十八年”，并有出凭屋舍“租札及供责可凭”。因此，叶岩峰断决给契付钟承信，令“仍旧管佃此屋”。〔42〕所以管业是宋代有无所有权的有力证明。
三、契税制度的完备
中国古代的契税之制萌芽于东晋时的“估税”法。“晋自过江，货买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43〕唐德宗建中四年（782），又向交易双方抽取5%的交易税；〔43〕五代时，不动产买卖契约，都要由官府抽税。但正式建立契税制度则是宋朝。
宋代征收契税并不限于田宅、车船、牛马等买卖契约也要按规定“投纳契税”。因为契税是根据买卖契约中田宅、车船、马牛交易价钱数量按比例征收的，并非契约本身，所以契税实际上是动产与不动产买卖的交易税。自宋太祖开宝二年（969）“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违者按匿税条法断罪之后，“始收民印契钱。”北宋初的契税率为2%，至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始有每贯收税钱四十文省之条，至政和无所增。”宣和四年（I122）又在江南七路“每贯增收二十文，充经制移用，通旧收钱不得过一百省。绍兴五年三月敕，每贯勘得产人合同钱一十文入总制名起发。”〔45〕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户部尚书曾怀讲：民间买卖田宅、舟船、骡马，“人户合纳牙契税钱，每交易一十贯，纳正税钱一贯”，即契税增至10%，这是明文规定的，实际上“州县往往过数拘收”〔46〕。在正契税钱之外，又有“契纸本钱，勘合钱、朱墨头子钱，……用印钱，得产人钱”〔47〕等等。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又规定了”诸州纳牙契钱，上州百万，中州八十万，下州四十万”〔48〕的指标。因此，在南宋出现了州县官员根据人户物力大小，“科配预借官契纸，候有交易，许将所给空纸就官书填，名为预借牙契钱”〔49〕的情况。南宋，“大率民间市田百千，则输于官者十千七百有奇，而请买契纸、贿赂胥吏之费不与。”〔50〕由此可见，宋代的契税征收越来越重。
宋代沉重的交易契税和名目繁多的附加钱，致使“州县人户典卖田宅，其文契多是出限不曾经官投税”。〔51〕私立草契，以白契成交者相当普遍。宋真宗时，仅秦州一地就查出“白契一千七百道。”〔52〕因此，宋朝官府又制订了限期投契纳税的法令。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指挥：民间典卖田宅等违限不曾经官投税白契，“与限百日悉赴商税务陈首，如无虚伪，即与免罪，只纳本分，抽贯税钱。限满不首，许人告论”。〔53〕八月三司又详定：凡经典卖主陈首及诸色人陈告的买卖白契，在“先纳正税外，立为三分，二分给本主，一分纳官。仍支一半赏捉事人”，“所有文契，并今毁抹。”〔54〕此项规定是相当严格的。南宋时，随着契税的加重，民间典卖“私立草契，领钱交业”的情况更为突出，严重地影响了官府的契税收入，也造成了“产去税存”的恶果。因此，南宋朝廷对违限不投税的行为亦推行自首及告赏之法。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赦：“今日以前典实田宅、马牛之类违限印契合纳倍税者，限百日许自陈、特予□免。”〔55〕绍兴十五年（1145）四月赦中又规定：“人户典实田宅投税请契，巳降指挥宽立信限，通计不得过一百八十日。如违限，许人告首，将业没官”。〔56〕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正月亦诏：“自今降指挥到日，出榜立限一月，自行陈首，与免罪赏；自投状日，限一季送纳税钱。如限满不首，许元典卖及诸色人陈告，其物产以一半给告人充赏，余一半没官”。〔57〕其后屡有此类指挥降下。这些诏令，反映了宋代统治者对契税的重视。宋代统治者之所以严禁违限不投契税，诚如宋宁宗时臣僚所言：“州县交易印契，所以省词讼，清税赋，而投报输直，亦有助于财计。”〔58〕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四川一次拘纳田宅违限契税钱“数百万贯”，婺州“得钱三十余万贯”，〔59〕可以想见契税对官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由于契税苛重，法虽严、令虽繁，但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影响了商品交易的发展，而且带来了新的弊端。如立限投税，“许将出限契书赴商税务陈首，遂使顽民得便，竞将伪契投印，及至争论，执出为凭”，〔60〕致使争讼增多。
四、印契的法律效力
宋代的买卖契约，凡经官投税印押者，谓之红契；凡“私立草契，领钱交业”〔61〕者，谓之白契。交易中的投税印契之制虽出现于东晋，但当时对交易契约本身是否合法并无证明力。唐中期之后，随着交易的频繁，伪冒争讼的增多，始由官府审查交易行为，契约加盖官印。但印契真正成为所有权合法转移的凭证，到宋代方才普遍。
在宋代，凡田宅、车船、牛马“交易只凭契照”，〔62〕并须在立契后两个月内到官府投税印契。只有经官印押的红契，才是钱主取得所买财产所有权的合法凭证。如果“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63〕“而所执契书，又当明辨其真伪。”〔64〕南宋吴恕斋说：“官司理断交易，具当以赤契为主”，“必自有官印干照可凭”，而“白约不可凭”。〔65〕可见宋代的“印契”不仅是官府承认钱主取得所有权的合法凭证，也是理断交易争讼的主要依据。因此，宋代的“印契”是区分契约是否合法和判断契约有无法律效力的标准，亦具有“公证”的性能。而没有经官印押的白契，则没有这些效力。南宋绍兴五年（1135）三月规定：“自今民间竞产而执出白契者，毋得行用”；〔66〕绍兴十三年（1143）十月又规定：“民间典卖田宅，赍执白契因事到官，不问出限，并不收使，据数投纳入官。”〔67〕尤其是“只作空头契书，却以白纸写单帐于前，非惟税苗出入可以隐寄，产业多寡皆可更易，显是诈欺”〔68〕的白契，官府则要严刑制裁。翁浩堂在断案中讲：“录白干照，即非经官印押文字，官司何以信凭？”〔69〕黄榦亦说：“私家非理之文约，而可以责人之必不背约邪？”〔70〕韩似斋也说：“执白契出官，是自违契限，自先返悔，罪罚讵可轻责乎？”〔71〕由此不难看出，宋代完全否定了白契在交易争讼中的合法性和法律效力。
宋代不仅规定白契为非法，即使是红契，凡不依格式，不用官板契纸，或未入砧基簿，亦视为违法。南宋初规定：“人户典卖田产，若契内不开顷亩间架、四邻所至、税租役钱、立契业主、邻人牙保、写契人书字，并依违法典卖田宅断罪。”〔72〕李椿年创制的“经界法”中又规定：“典卖田宅不赍砧基簿对行批凿，并不理为交易。”〔73〕田不入簿者“虽有契据可执，并拘入官”。〔74〕即立契不依格式，有契不入砧基簿的田产，不论是红契还是白契，都是违法，其契约都失去了法律效力，因此丧失了田产所有权。实际上这是对红契法律效力的一种否定和破坏，反映了南宋政治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
注释：
〔1〕〔28〕《作邑自藏》卷3。
〔2〕〔28〕〔43〕〔45〕〔48〕《文献通考》卷14、卷5、卷9、。
〔12〕〔13〕〔14〕〔17〕〔22〕〔23〕〔25〕〔26〕〔27〕〔29〕〔30〕〔31〕〔32〕〔33〕〔34〕〔35〕〔36〕〔37〕〔38〕〔46〕〔47〕〔51〕〔52〕〔53〕〔54〕〔55〕〔56〕〔57〕〔60〕〔67〕《宋会要·食货》35之13、35之13、37之9、 32之10、31之26、37之1、61之62、61之62、61之57、35之1、61之63、35之6、35之2、35之6、61之66、61之62、61之63、61之64、61之67、61之67、61之65、35之15、35之18、70之140、61之57、61之58、61之59、70之138、35之8、70之151、61之59、70之141。
〔4〕《梦梁录》卷19。
〔5〕《能改斋漫录》卷12。
〔6〕〔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5、卷24。
〔7〕《勉斋集》卷32。
〔8〕《救荒活民书》卷中。
〔9〕《夷坚志补》卷7。
〔10〕《洛阳牡丹记》。
〔11〕《荔枝谱》。
〔15〕《拆狱龟鉴》卷6。
〔16〕《宋型统》卷13。
〔19〕〔20〕〔21〕〔40〕〔42〕〔62〕〔63〕〔64〕〔65〕〔68〕〔69〕〔71〕《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卷9、卷4、卷6、卷6、卷5、卷5、卷9、卷6、卷4、卷5、卷6。
〔39〕《宋史》卷173《食货一》。
〔41〕《州县提纲》卷2。
〔44〕《旧唐书》卷49。
〔48〕《吹剑录外集》。
〔49〕《庆元条法事类》卷48。
〔50〕〔7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卷5。
〔6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