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一大开幕日期问题的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大论文,日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这是史学界一致的共识，朱泽春在《一大开幕日期再考证》、《“一大”7月24日开幕补证》（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1997年第5期。）（以下简称《考证》与《补证》中认为一大开幕日期应为7月24日，而非7月23日，并作了详尽的考证，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该两文缺少充分的依据与说服务，故提出异议如下，以便与史学界共同研究探索。
一、应依据文献来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
一大于何时召开，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所见到的最早提及此问题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是一大时期代表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共产国际汇报所作，执笔者盖为李汉俊、董必武两人（注：1929年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说：“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一大”前后》（三），第88页）董必武所说的报告，可能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文献应是最具权威的，其中提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注：《“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对这句话的理解，应是23日开幕。因开幕日期是重要日期，自然需要向共产国际报告。若是24日开幕，自然会说23日代表到齐，24日开幕。“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可理解为：23日上海和外地的代表都到达博文女校，于是此日开幕。也就是说，23日全部代表在博文女校“到齐”，于是开会。
该文献原系中文，译成俄文，又由俄文转译成中文，语句中自有易误会之处。实际上，“到达”也即“到齐”之意。《考证》理解为：23日代表到齐，之后，24日开会，分为两天，我认为未必确切，未必和文献原意符合。我认为应依据文献为准，一大是23日开幕。
二、从会议议程的全过程看，应是23日开幕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议程的实际过程是先开会2天（包括开幕日），接下来休会2天，以后再举行4次会议。依此，实际日程的进展是，7月23、24日开会2天，25、26日休会2天，27日至30日在上海再开4次（最后一次在李汉俊家开会，被巡捕房搜查是7月30日，这是朱泽春和其他所有的人都一致的意见）。然而，《考证》为了符合自己的分析，却作了这样巧妙的安排：24、25日开会2天，26、27日休会，但27日晚上不休会，从27日晚上开会到7月30日也开4次会。这样，文字上的安排，虽然弥补了仍然是最后开4次会议的提法，但人们仍不免提出疑问，27日晚上既继续开会，怎么能说26、27日休会2天呢？只能说26日休会1天。这就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体会2天记载不相符合。
《考证》认为26日休会，27日晚上开会，白天也是“休会”，按此逻辑，休会不止2天，因为后来好几次会议都是在李汉俊家晚上开，白天未开，难道这几天也都是“休会”吗？很明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并不作如此说。
三、陈公博说是留沪“十日”，即应为7月22日至31日
《考证》认为陈公博是最后一位到达上海的代表，因此确定陈到达上海的时间，是确定一大开幕日期的关键。这是有见地的。我们也可以此为线索，开展探索。
陈公博在1921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说：在沪“十日”。他在1944年的《寒风集》中说：“我在上海虽然前后停留近十日”。《考证》认为：“如果是‘十日’，那么，他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22日，从7月22日到7月31日刚好是十天。如果是‘近十日’的话，那么，他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23日，从7月23日到7月31日是9天。”《考证》采取“近十日”之说，即采取9天的说法。但是，作者后来在《补证》中更正了自己的说法。认为应采取“十日”之说。
《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标题就明确说是“十日”，自应采取十日之说为妥，且该文作于1921年8月，离一大时间不长，一般说回忆较正确。
然而，关于10天的起讫时间，却有不同的看法。朱泽春在《补证》中认为陈公博留沪时间为10天，即从7月23日至8月1日，8月1日才离开上海赴杭州。他说：“是夜抵杭说明他是1日下午离沪，晚上到达杭州”。我认为陈公博留沪时间应为7月22日到7月31日，对《补证》的意见，难以苟同。
《补证》认为陈公博离沪时间为8月1日下午。其主要理由是：上海《民国日报》、《申报》记载说，大东旅社谋杀案，是31日晚上10点钟才被旅社茶役发现的，8月1日才见报的。陈公博自己说是在知道谋杀案发生后才去杭州的。因此他不可能在31日下午去杭。这种分析不能说毫无依据，但却上了陈公博的“当”。我认为全面剖析陈公博的文章、回忆以及其心态，不妨作如下的分析，则更符合实际。
7月30日晚上，在李汉俊家中，陈公博和李汉俊两人留下，遭到巡捕房搜查盘问后，陈公博心有余悸。31日上午，他分别向李达、张国焘请假，并说：“并且我下午要到杭州”（注：《“一大”前后》（二），第425页。），下午将和夫人去杭州旅游。当陈公博请假时，并未提及大东旅社的谋杀案，因为当时尚未发现。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甫》中说得很清楚：“三十一夜遂趁（乘）车赴杭”，“我们打算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是夜抵杭”。假如是8月1日夜抵杭，又怎么可能打算8月1日游山呢？可见陈公博不可能是8月1日去杭，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7月31日晚上，乘车赴杭（经查当年沪杭铁路运行时刻表，晚上从上海发出的最后一班车是7时30分。此即为陈公博离沪赴杭时间，当时他尚不知大东旅社谋杀案事件）。他是害怕巡捕房再次来找麻烦而去杭州的。正如张国焘回忆所说：“因为他太太对于李家所发生的事犹有余悸”。他之赴杭，也是为了实现补度密月的旅游的目的。他在杭州8月1日下午，见到上海的8月1日的《申报》或其他报纸后，才知道旅社的惨案的（注：陈公博自己说：“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见《“一大”前后》（二），第425页。）。后来他写文章时，就以受谋杀案惊吓为理由作为去杭州的搪塞（注：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说谋杀案是31日下午6时被发现的，而在《寒风集》中却说是31日上午9时被发现的，显然是自相矛盾。实际上，根据《民国日报》和《申报》的记载，都说是31日晚10时许被发现的。）。因此，他留沪10日，应是7月22日至7月31日，23日为一大开幕日期。
四、陈公博是乘法国轮船7月22日抵沪
《补证》的作者作了有益的工作，查阅了《申报》的《轮船进口报告》，了解到7月22日从香港抵达上海的有法国轮船包岛斯号，23日自港抵沪的有英国轮船福司乐唯号。仅此而言，不及其他资料，陈公博有可能是22日或23日抵沪。但若综合上述其他文献资料和陈公博自己的文章，则应是22日乘法轮抵沪无疑。但《补证》却主观地认为：“陈公博不可能乘法国轮船，其理由是：陈公博既然不坐从广州直达上海的轮船，而是先从广州到香港，其中必有缘故。且香港又是英国的占领地，选择英国的邮船当属优先考虑的交通工具。而法国邮船是从法国某港开往上海而中途停靠香港的，陈公博选择乘坐法国邮船的可能性较小。”当年乘船自沪至穗，或自穗至沪，都必须中途经香港，如1920年末，陈独秀自沪赴广州上任，中途就停靠香港。国民党左派朱季恂自广州来沪，也途经香港。沪穗之间往返，都是如此，当年的许多文章与书信可为佐证。《补证》的作者不了解当年的交通状况，作出了陈公博必选择英轮23日抵沪的主观推测。
《补证》还说陈公博不懂法文，因此，他不会选择法国邮船，否则“在几天的游行中会因语言交流的障碍而带来种种不便。”这也是主观臆测。从广州经香港到上海，仅几天的时间，船上生活很简单，并不需要涉外交际，谈不上有什么“种种不便”，谈不上因语言问题而产生选择英轮抑法轮的问题，主要是时间方便、行程安排的问题。
五、若陈公博23日抵沪，也不能排除23日参加大会的可能
《补证》认为陈公博是23日乘英轮到沪，来不及参加23日的开幕，必然是参加24日的开幕。因为陈公博到达上海后要安排住宿问题，此外，“安排好住宿后必须找到李达或李汉俊住处向大会的筹备者报到并说明陈独秀不来上海出席一大会议的情况。”《补证》认为陈公博23日上午或下午抵沪，都赶不上23日上午的开幕，而只能参加翌日（24日）的开幕。这是一种主观的分析。我们也可以作另外一种主观的假设，即：陈公博23日清晨到沪，完全是可能参加当日上午的开幕会议的。陈公博若从码头乘车赶到南京路大东旅社，需一小时左右，从大东旅社赶到李汉俊处只需半小时，从李汉俊处到博文女校，近在咫尺，只需三、四分钟。但我认为完全不必要作这种琐屑的考证或假设。
六、另一文献也说明一大是7月23日开幕
关于一大的开幕日，应主要根据文献为准，即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所说的“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为依据。这个文献和陈公博等人的文章并无矛盾。并且这个文献也并非孤证，另一文献资料也同样说明是23日召开。《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中也写道：“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注：《“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这封信写于一大闭幕不久的1921年10月13日，作者斯穆尔基斯是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驻赤塔的代表。当时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有代表在上海（注：出席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尼柯尔斯基兼有为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任务。此外，1921年，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福罗姆别尔戈也在上海工作，和中共、共产国际代表都有联系。），经常向远东书记处汇报工作，其信息来源自有直接的可靠的途径。因此该文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上两个原始文献，都是1921年写的，都证明一大是在7月23日开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