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成本及其投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发展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成本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4)05-0125-08
政治文化这一概念首先由阿尔蒙德提出，后在政治文化发展研究中广泛应用。阿尔蒙 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并指出：“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1](第29页)阿尔蒙德在其对政治文化的实证性研究著作《公民文化》中，又给出了一个较具操作性的定义：“政治文化一词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自己在这种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2](第15页)这种政治取向包括三个方面：对政治制度及其输入和输出的认知趋向、情感取向和评价趋向。阿尔蒙德明确地认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是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发展的目标趋向。他从政治功能层面界定了政治文化世俗化的一般意义：第一，从政治体系层次看，“世俗化代表性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而政府实际作为的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的基础”[1](第58页)。第二，从过程层面看，“世俗化指对于政治机会有较强的意识以及利用这些可能改变个人命运的政治机会的意愿。总的说来，世俗化意味着政治参与人数的大幅度增加”[1](第57页)。第三，从政策层面看，世俗化是人们对政策的观念，它包含着“把积极的政治干预作为达到个人和集团目标的途径这样一种意识”[1](第57页)。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政治文化问题开始研究以来，在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问题的研究方面，学者们大都认同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发展趋向主张，并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和建议，即：当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其政治文化应该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并把它具体化为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发展方向，并且对其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同时，学者们认为在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应该具有鲜 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具有明显的国际风格。但是，学者们对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 文化的发展，普遍忽视了其发展的成本问题。在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中，目前尚没有对 此问题进行探讨的。全球化形势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是要一定的成本投入的， 甚至在某些时候是昂贵的成本投入。这就需要我们树立成本意识，对政治文化发展的成 本及其投入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说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而言，其发展的目标定位是民主型的政治文化和法治型的政治文化。民主型和法治型政治文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成本投入。由于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的实施是民主型和法治型政治文化发展的体制性保障，因此，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就同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的实施所需付出的成本有紧密联系。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曾经将民主的成本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物质条件”、“法制条件”、“心理条件”、“知识条件”和“防卫条件”。[3](第6页)据此，我们可以把政治文化民主化发展和法治化发展的成本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保障政治文化民主化和法 治化发展的物质投入，即保障成本；为提高公众的民主和法治知识和素质，使民主和法 治获得公众的心理认同所付出宣传教育成本，即认同成本；制定促进民主型政治文化和 法治型政治文化顺利发展所必需的制度规范的成本支出，即规范成本；因政治文化发展 选择法治和民主作为其最终的发展价值和目标，而导致其它可供选择的社会价值目标的 丧失所损失的可能效益，即机会成本。
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物质保障成本
物质保障成本，也就是保障政治文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发展的物质投入，主要是资金投入。政治文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作保障。这是政治文化得以顺利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经济前提。
我们对政治文化的发展，并没有专项的资金投入，而是把政治文化发展的资金投入包含在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尤其是宣传文化方面的资金投入中。这种投入方式，混淆了政治文化发展与其他形式文化发展的区别，掩盖了政治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治文化发展。目前政治文化发展方面的资金及其利用，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在有限的总量偏少的宣传文化资金中，分配给政治文化发展的资金，与民主型与法治型政治文化在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中所占的地位相比较，投入总量偏少。第二，在有限的政治文化发展资金投入中，投入的结构不合理。城乡间的政治文化发展资金投入差距悬殊比较明显。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在紧张的文化经费中，政治文化发展经费尤为紧张。另外，不同的消费阶层的政治文化消费也不平衡。过多注重精英人物的政治文化消费，为他们提供了较多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和条件，而对普通民众的政治文化消费热情和潜在的积极性，重视和挖掘不够，造成政治文化消费方面的畸轻畸重，这本身就不符和民主与法治的精神和原则。第三，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在有限的宣传文化资金中，投入到大众娱乐设施方面的资金较多，投入到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设施资金相对较少。在相对较少政治文化发展设施资金投入中，偏重于机构的设置。在我国现阶段，相关机关的设置既多且乱，其办公条件豪华奢侈，浪费社会资源较多。而服务于普通民众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民主与法治建设、对相关职能机关及其人员的进行监督管理的普通的政治文化设施的投入，少的可怜。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 拿出专门的政治文化发展资金，保证政治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适应其发展的特殊性 ，并逐步加大投入，另一方面，应该针对政治文化发展资金投中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措 施加以解决。
当然，政治文化发展的物质投入保障，应该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不能超出生产力的承受范围，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不能把别的民族或国家的投 入水平强制推行到我们国家。我们必须以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终目的，立 足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现实发展水平，来确定政治文化发展资金投入的数 量和规模。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认同成本
民主型和法治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其合法性的获得不是自然的，必须使公民认识民主和法治对自己发展的重要意义，接受民主的法治的观念，进行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培训，在这些方面付出的成本就是认同成本。认同成本投入的目的，是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民主和法治的一般知识和心理素质。具体说来，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认同成本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理论成本。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本，就是在政治文化发展指导理论上所投入的成本。我们的政治文化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这不仅表现在当代中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而且表现在其他的政治亚文化的发展，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 基础。
以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国后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试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 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借鉴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 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它成为解 放思想、凝聚人心的理论动力和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泽民为 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坚持、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作为一脉相承的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体系，其形成、发展经历了以三代领导人为 主的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甚至经过了反复和曲折，最终才得以确立。在这艰难的 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构成理论成本。这种理论成本的投入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发展所必需的。因为只有在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才能顺利发 展。
“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性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4](第232页)目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提供着我们政治生活的主导价值，它们通过对其他政治亚文化的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等途径来发挥着作为主流政治文化的作用。
2.宣传成本。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宣传成本，也就是对政治文化发展理论的宣传所投入的成本。
第一，对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宣传研究成本。要想使主流政治文化所倡导的政治价值 、政治理念深入人心，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认同，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推广，这必 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据笔者从中国期刊网上的搜索，从1994年到2004年上半年的11年 半的时间里，期刊上的发表的以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为题目的文章11109篇，以毛泽东 及毛泽东思想为题目的文章12286篇，以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为题目的文章28483篇，以 “三个代表”为题目的文章14549篇，这还不包括报纸和网络等其他媒体以及其他相关 的书籍等成果。这必然要付出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这是必需的和必要的成本支 出。
第二，对政治文化发展理论本身的宣传研究成本。政治文化及其发展理论，自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学术界给予极大关注，研究宣传政治文化及其发展的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葛荃总结了中国学者对政治文化研究的状况，指出：从研究的问题看，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关于政治文化的界定和基本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借鉴欧美学者的理论给出定义。另一类在借鉴西方学者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参考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和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又结合了中国学术的传统理论，略作调整变通。另外，在探讨和辨析政治文化概念的过程中，关于政治文化的一般理论也都有所涉及。如政治文化的功能、结构、形成要素，政治文化类型理论，政治文化危机理论以及政治社会化理论等等。其次，关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学者们注意运用现代西方政治 文化理论，采用其行为主义实证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问题。再次，关于近代 和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大体言之，讨论相对集中的问题主要是：(1)中国近代或中国传 统政治文化的性质、结构、特点等总体性研究；(2)从政治角度分析儒家文化与中国现 代化的关系；(3)古代士人或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观研究；(4)传统政治伦理的政治 文化分析；(5)中国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或是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问题。[5]笔者认 为，这些概括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些对政治文化及其发展理论本身的研究，需要付出一 定的宣传研究成本。这方面的成本付出也是必要的。
第三，对公众进行民主法治教育的培训成本。为培养人们符合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发展需要的政治理念和法制观念，增强人们参与民主法治建设的能力必须进行教育培训，并提供实践环境和条件，这方面付出的成本就是培训成本。以法治建设为例。“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6](第163页)因此，要普及法律知识，使全社会树立起现代化的法律理念，使法律内化成全社会成员的内心信念 和行为准则。“精神理念上的择优决策，直接影响着法律制度的创设、存废和具体运作 的优化。”[7]现代法律理念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能科学地指导人们执法、司法和 守法等各个环节的工作。法律理念的建立，离不开宣传，只有通过大量的宣传，才能使 人们的法律理念现代化。通过法律宣传成本的投入，强化人们对现代法律制度的认同， 使法内化成广大社会成员的内心信念和行为准则。我国对法制宣传非常重视，在全社会 掀起了大规模的普法运动，这有助于提升人们的法律意识，促进法律理念现代化，最终 使法内化。现在看起来，由于重视程度不够，普法教育的成本投入明显不足，敷衍了事 的情况十分严重，普法效果并不明显。因此，以何种科学的方式考核学法的效果，这是 普法宣传成本中亟待加大投入的部分。另外，还要培训公众关于政治参与和法治参与的 一些基本的技能和能力，提高公民履行各项民主任务和法治任务的能力，以便能够顺利 的进行政治参与和法治参与。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规范成本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所需要付出的规范成本，就是制定促进民主型和法治型政治文 化顺利发展所必需的制度规范的成本支出。它包括以下两类成本指出：
一是制度成本支出。它是指政治文化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发展过程中，为形成的新的政 治文化制度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包括两类：承继旧制度的成本和创建新制度的成本。承 继旧制度的成本，就是对原来行之有效的制度的继承，包括对旧的制度进行理性的分析 ，看其与新制度有无相互兼容的可能，以及对这些制度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价等。在这方 面也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进行研究，以便发现哪些制度是可以承继的，哪些是应当抛弃 的。例如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革命传统政治文化，我们应该以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眼 光，对他们进行分析辨别，去其糟粕，吸其精华，把有益的成分纳入到当代中国的政治 文化发展中，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营养。创建新制度的成本，对政治文化 发展而言，就是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新型的政治文化，为中国民主政治和法 治政治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精神支撑。现在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对当代中国政 治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价值体系、目标等问题，正在进行积极的艰苦的探索，在这 方面的成本支出，属于创造新制度的成本。
二是政治文化新制度的运行成本。政治文化发展的新制度的运行成本，是为保证政治文化向民主化和法治化方向发展所建立的各种组织能够正常运转、组织功能得以实现，所制定的各项制度、规则等在社会发展中得以实现，所付出的成本，是将“纸型”的政治文化发展制度规范转为实际效用所支出的成本。它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有关执行民主与法治职能的机关的组成的成本指出。如各级人大、信访部门和执法部门等，对这些部门的成本支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民主型、法治型政治文化价值理念的落实和保障。为此，应科学地设置职能部门，防止职责交叉，权责不明，遇事推诿，以尽可能少的机构设置，保证民主和法制职能落实的需要，使机构的设置科学合理。这方面的投入既要充分，又要避免机构膨胀。二是保障这些职能部门自身工作正常运转所支付的成本。如人员的选拔、培训、人员的工资及其福利费用等等。三是为防止腐败，对 上述相关机关的监督、管理、制约成本。这方面应是优先考虑的成本投入，这些投入不 够，会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不仅影响人们对民主与法治的自觉内化进程，而且会使人 们对民主与法治失去信心，降低民主参与性，弱化法律权威，产生极大的社会阻力。
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机会成本
政治文化发展的机会成本，是指因政治文化发展选择民主和法治作为其最终的发展价值和目标，而导致其它可供选择的社会价值目标的丧失所损失的可能效益。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是多样的，既然我们选择了以民主和法治为主要的价值目标，那么，就会排斥或者扬弃一些其它价值和目标。政治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机会成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1.扬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宗法的作用，所必须付出的一定的机会成本。
宗法，即宗族之法。在宗法制下，形成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专制政治制度和以父家 长为核心的宗法等级社会制度有机结合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个人、 家庭、国家自下而上的从属关系和自上而下的统属关系。这种逆向互济的双重关系决定 了个人在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往往强调整体的至上性和个体对整体的服从性，以 达到整体内部的平衡与和谐。个体在整体内部紧密的人际关系中，也得到某种情感满足 和生活、安全上的庇护。整体至上性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为集体主义精神 、主人翁的责任感和顾全大局的情操，同时也带来了抹杀个性、安时守分、奴性自卑的 依附心理。宗法制下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具有极强的保护性。一方面 使民族自力更生、务实耐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同时也促使人在心理上融铸成以不 变应万变的居安、散漫、守成和知足的心态。宗法制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家族内部的团结 与和谐。因此，宗法制对财产分配是传统的继承制度的平均主义原则，这是维持族道、 家道的一种手段。由此也塑造了中华民族克勤克俭、民胞物与、亲朋互济、同甘共苦、 共同致富的仁爱精神，同时也带来了反对冒尖冒富和自私自利，讲求平均主义的负面效 应和心理定势。宗法制一方面使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另一方面也浸淫着爱国与忠君不分，齐家与敬祖合一的 愚忠愚孝意识。以血缘纽带相联系的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和非理性色彩。这种浓厚的 感情色彩造就了中华民族忍让、同情、宽容、大度的美德，同时也因过于重人情、亲情 ，而带来裙带风气、荫庇心态、宗派倾向等不良习性。[8]
由此可见，中国源远流长的宗法制度，良莠混杂，虽然不乏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 展可资借鉴的有益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讲，它与发展民主型的、法治型的政治文化相对立，因此，必须排除部分宗法制度、亲情原则的适用领域。为了理想的民主与法治目 标的实现，必须用民主和法治手段替代亲情方式来调控部分社会关系。这种排斥构成了 政治文化发展的机会成本。
2.建设民主型和法治型的政治文化，往往会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国家机关的办事效率，在某种程序上妨碍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或发展。民主与法治讲究按程序办事，讲究 当法律与领导者个人意志冲突时后者服从前者。由于民主程序严格性和法律规定的严肃 性，在有些时候会落后于现实的发展需要，从而付出一定成本。这样，一方面，按民主 程序做决定要耗较多的时间，另一方面领导者个人往往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当机立断地处理面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得等待。然而这种等待带来的结 果很可能就是国家机关不能立即去办一般人认为迫切需要办的事情，从而或多或少妨碍 社会经济的发展。例如，在信奉宪法至上的美国，国会曾于1894年制定对4000美元以上 收入的人征收所得税的法律。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美国工业革命后，财富 大量集中于金融家、工业家的手中，两极分化非常严重，需要用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的 方式来缓和社会分配上的尖锐矛盾。此外，1883年和1894年两次震撼全国的经济危机大 幅减少了税收，需要增加财政收入；垄断的发展也要求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些都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可征税立法于次年在“波洛克诉农民借贷信托公司案”中被联邦 最高法院以所得税是直接税为由，宣布为违宪，联邦政府只得就此罢休。直到1913年2 月宪法第16条修正案被批准，国会才有了课征所得税的权力。至此，美国整整等待了20 年。
3.为了贯彻以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发展法治型政治文化，必须扬弃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行之有效的“政策治国”范式，转向“法治国”范式，使政策在国家规范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缩减，这必然要付出一定的转化成本。政策和法律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没有条件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因此主要依靠党的政策办事。党对政策治国范式比较熟悉，而对“法治国”范式比较陌生，容易发生政策代替法律的现象，因此，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就成为执政党执政的重要课题。
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法律(包括宪法)至上，即法律成为一国奉行的规范体系中的基本的和最高的规范。这就涉及执政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任何执政党，都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包括利用法律手段贯彻自己的政策。任何一项法律的创制都具有一定的政策背景，都要受到执政党的政策影响。可以说，执政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法规最核心的内容。德国比较法学家茨格威特·克茨在讨论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对法律的影响后指出： “这绝不是说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律不受政策的影响。恰恰相反，即使在西方国家，每一 项法律规则也都具有或明确或模糊的政策背景，否则便几乎不可能理解法律是如何产生 或在实践中是如何适用的。实际上，许多制定法都有意地寻求推进重建社会生活的某些 经济的或社会的政策。”[9](第519—520页)就政策本身而言，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 灵活性，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策略，指导着社会。每当一个政策出 台，往往会得到迅速的贯彻，对政绩、业绩的评价，很多时候是以政策的贯彻程度作为 标准的。利用政策调控社会往往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率。因此，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如 果处理不好法治和政策的关系，就容易出现办事效率低下的代价。这是这方面的机会成 本的表现之一。
但是，从权力传递模式角度来看，政策主要体现了领导层的意志，从本质上讲，是个人意志高于法律权威的表现。这样就容易以政策取代法律，否定法律的作用。这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一，为“以言代法”大开方便之门，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使党的政策得不到切实贯彻执行。其二，不利于发扬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法律经过人民参与和民主程序而产生，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有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其三，使党的领导陷于国家事务的具体管理业务中，不利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贯彻实施。这是这方面的机会成本的表现形式之二。
因此，应该正确处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一方面，执政党的政策对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具有指导作用。第一，执政党的政策是法律的核心内容。执政党通过把自己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并且通过政策的法律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第二，法律是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在社会生活中贯彻的政策的基本手段。政策的法律化，使政策借助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得到更好的贯彻。第三，党的政策能够促进法律的实现，树立法治的权威。但是，另一方面，执政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应当和宪法、法律的基本原则和规定相一致，有利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不能与现行宪法和法律相矛盾。如果需要调整、变更某项政策或制定新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又同现行法律相矛盾，就必须通过法定程序 ，进行“废”、“改”、“立”，制定出与新政策相适应的新的法律。要将执政党的政 策和国家法律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也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起来。
五、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成本的支付标准
社会发展的成本和代价的支付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广泛重视，在政治文化领域中，我们应该借鉴学者对社会发展代价与成本支付的一般理论，结合政治文化发展的理论和实际，对政治文化发展的成本的支付问题，予以充分重视。
张明仓谈到了社会发展的代价(成本也是一种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的合理性问题。他认为，代价的合理性，主要是指从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出发，对代价付出、代价活动过程及代价结果的理性预测、评价、规范和合理实现。为了便于操作，他还确定了代价合理性的具体的四个标准，即代价付出的必要性、代价操作的可行性、代价效应的有利性、代价分配的公平性。[10]我们也主要根据这四个具体标准来谈论政治文化发展成本的支 付问题。
第一，谨慎判断政治文化发展成本付出的必要性。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成本的付出，是否有利于实现我们政治文化发展的目标，二是付出怎样的成本和付出多大的成本，才能实现政治文化发展的价值目标，对于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成本是巨大的。作为政治文化发展保障成本之一的设施条件如果要完备，其花费是惊人的。以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参与性而言，要直接选举，十三亿人一起投票，其通讯、交通、计票、安全等工作的成本非常大，更不用说中国还有两亿文盲，其认同成本和能力成本就不是国家一下子能够承受的。因此，从政治文化发展代价的必要性方面，我们政治文化发展成本的投入顺序应该是先易后难。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经济改革先行，经济发展为政治改革作好物质准备，然后在成本投入上可逐次投入，按认同成本——规范成本——机会成本——保障成本的顺序来投入，即先通过宣传教育，强化积极的市场经济意识，培育公民的民主法治诉求，随着经济发展，加快政体改革，政府加强对法律等制度规范的供给，使民主成为人民的内在需要，自觉、理性、有序地参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实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价值目标。
第二，注意政治文化发展成本付出操作的可行性。要考虑两个因素：(1)政治文化发展成本付出后，有没有条件达到政治文化发展的目标?(2)如果付出了这种成本，有没有条件解决由此引发的问题?如果某种价值的实现在目前还是人力之所不能及，或不能防患于未然，尽管这种价值目标是主体真实的、正当的需要和利益，这种成本付出也不具有可行性，也不能去做。
当代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无法一次性支付政治文化发展的成本，这巨大的成本只有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分期支付，所以对中国来说，政治文化发展和转型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改革等，不能走激进的道路，只能渐进。否则会出现社会失控，从而产生社会动荡和混乱，民主政治也就无从实现。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政治不稳定 =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即政治不稳定与政治参与成正比，与政治制度化成反比。[11](第6页)因此 ，必须保证政治有序的制度安排，把政治参与的民主热情纳入制度的轨道内。民主政治 不可能迅速实现，也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很高的程度。因此不能比照发达国家的模式来要 求我国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民主政治既不能脱离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也不能坐等市 场成熟而无所作为，应在本国的实践中摸索经验，由低到高，逐步实现。因此，在政治 文化发展成本的投入的层次应先低后高。
第三，考虑政治文化发展成本效应的有利性。从成本效应的角度看，成本付出的合理性就是看成本付出的收益、补偿是否大于损害和破坏。根据这个标准，政治文化发展的成本投入的方位应该是由重点地区向周围扩散。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政治文化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一刀切，应在经济比较发达，人口素质较高的地区先行政体改革，实现较高的政治民主和法治，然后以其为样板，发挥其示范效应，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推行，使民主政治和法治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逐步扩展。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素质高，既付得起民主成本中的保障成本，而认同成本、培训成本又可得到节约，所以能够实现较高程度的民主，从而也使民主型和法治型政治文化得以发展。
第四，重视政治文化发展成本支付的公平性问题。我们要发展民主型的、法治型的政 治文化，其本身就意含着政治文化发展成本的分配上也应该讲究民主原则，追求成本付 出与收益之间的公平。在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成本分担不合理的问题。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统一性的平均分担，在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受益大的领域、部门、 阶层和与其它领域、部门、阶层平均负担发展成本；二是反差性的畸型负担，即受益更 大的领域、部门或阶层相对承受了更少的发展成本。我们应该创造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 ，消除改革与发展中的成本分担不合理的现象。要使最广大的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改革实 践和改革政策的制定与选择过程。要使改革的受益者与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合而为一，降 低改革成本的冲击力。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其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相适应， 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对改革中的受损者予以补偿。这既是改革与发展的重 要任务，也是政治文化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收稿日期：2004-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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