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邓小平的出版工作理论指导出版改革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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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出版工作理论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出版工作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展开为:

1.出版性质论。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出版工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邓小平说: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在论述包括出版工作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时,更鲜明地指出了其社会主义性质,强调“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工作是“思想战线”的工作,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2.出版地位论。邓小平从经济与文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关系的角度指出,抓不抓包括出版在内的精神文明,不是一般问题,而是关系到经济建设以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书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形成全社会“共同行动准则”,有着“更有效、更广泛”的作用。

3.出版导向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包括出版工作在内的一切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他坚决反对“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强调包括出版在内的思想战线,“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

4.出版方针论。为了繁荣我国的出版事业,邓小平多次重申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如他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为了发展文化艺术,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

5.出版任务论。出版工作必须认真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宣传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是出版工作的“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

6.出版效益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版部门确实也有经济效益的问题,但必须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这个前提下实现两个效益的最佳结合。他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惟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7.出版管理论。出版管理机关不能像过去一样不适当地干预出版基层单位的微观活动,而要着重加强宏观管理,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邓小平指出,“软弱涣散的状态”不仅理论界、文艺界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也存在,因此“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要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加强宏观管理。还强调要抓紧出版立法,坚持依法管理,开展“扫黄打非”,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

8.出版体制改革论。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对包括出版体制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中。他认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符合出版自身发展规律的出版体制。在管理制度上,“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转变管理机构职能,精兵简政,下放权力,调动基层单位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这是出版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9.出版队伍建设论。邓小平指出,建设包括出版在内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在有了正确的路线之后,人才就是成败的关键。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广开进才、进贤之路”、建设科学的选拔、考核、奖罚、升降制度。他特别指出,“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要加强包括出版人才在内的队伍建设,首先“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

10.编辑工作论。编辑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 邓小平对如何做好编辑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概括地讲有:编辑人员是“思想战线的战士”,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编辑工作“看似平凡实则很艰苦”,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益求精,贡献“最好的精神食粮”是编辑首先应遵循的基本要求;“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使出版物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是编辑加工的基本要求;摆事实,讲道理,一切精神产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要“由人民来评定”是编辑开展评论工作的正确原则。

11.在出版物的印刷、发行方面,邓小平也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他指出发行工作的重要性,“加强政治文化食粮的出版发行工作,消灭落后和愚昧状态,乃是我们长期而严重的政治任务”;关注一般图书、刊物的出版印刷工作,指出“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刊物一定要保证印刷出版”;特别重视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指出要保证印刷质量,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还强调要开展“扫黄打非”,依法整顿出版物市场、对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

二、邓小平出版工作理论的显著特征

综观邓小平关于出版工作的论述,可以看出,作为对毛泽东编辑出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出版工作理论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其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源于实践。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多次从事出版实践。早在1924年初,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担任《赤光》杂志的编辑,亲自撰写稿件;1931年12月担任《红星报》主编,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大都要他亲自动手:1940年他还担任《前线》月刊的编委;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关心和批准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词典的大型规划,以改变“大国家、小词典”的局面;支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工作,并亲自审阅部分词条;1980年至1981年,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1993年,89岁高龄的邓小平还亲自为人民出版社主持编辑并逐篇审阅、修改、定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的出版实践为出版工作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正确地解决了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基本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是解决“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是个别问题),这就叫做形成了理论的科学体系。这是问题的实质,而不在于理论成果表达为怎样的具体形式。邓小平对图书、报纸、刊物出版工作的论述,虽然主要是以讲话和谈话的形式散见在《邓小平文选》第二、第三卷中,但却涵盖了出版工作的主要环节和方面,正确回答了出版性质、出版地位、出版导向、出版方针、出版任务、出版效益、出版管理、出版体制改革、出版队伍建设,以及出版物的编辑、印刷、发行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问题,因此,邓小平关于出版工作的论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子系统。正确阐述和把握这一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是每个出版人的神圣职责。

其三,着眼大局的整体意识。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论及出版工作时,不是就出版论出版,而是把它纳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进行思考。他关心出版工作总是着眼大局,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眼界,审视与分析出版工作中的问题,做出出版决策。如,他感到,要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仅靠国内知识不行,应积极翻译出版国外有益的科学文化书籍,从多方面获取知识,于是大力支持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出版工作,先后于1979年、1980年和1985年三次接见来华访问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负责人,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使该书于1986年全部出版。他说“这项工作同四个现代化有关嘛!”1984年3月1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 把世界各国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都翻译出版。”

其四,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提出包括出版工作者在内的广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要“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他强调编辑要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益求精,向人民贡献“最好的精神食粮”。他认为一切精神产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要“由人民来评定”。他将人民是否接受、满意、喜爱作为出版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

三、正确运用邓小平出版工作理论指导出版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在邓小平理论包括出版工作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为了进一步推进出版改革和繁荣,就必须以邓小平出版工作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把加强管理作为全面加强和改进新闻出版工作的重点;把优化结构作为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重点;把提高质量作为推进阶段性转移的重点。为此,必须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学风,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出版工作理论的科学体系,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养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必须从改革实际和我们正在做的出版工作出发,而不是仅从书本出发;必须从理论上思考、研究出版业中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从中引出规律性的认识。

其次,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理论精髓贯穿于出版工作全过程。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理解理论的各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更谈不上运用理论的科学体系指导出版改革。当前,我们实施精品战略,推进出版业阶段性转移,推动中国出版走向世界,以及贯彻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基本方针,都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三,“照辩证法办事”。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省、 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邓小平同志把辩证法贯彻于包括出版工作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提出了许多闪烁着辩证法思想的出版工作理论。例如,两手抓的辩证统一——不加强包括出版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两个效益的辩证关系——精神产品的生产确实“也有经济效益的问题”,但是应当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双百方针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出版工作者对待学术和艺术问题,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这不是说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和继承的统一——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要继续完整地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物质激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一方面要从精神上给编辑人员以应有的荣誉,另一方面又要强调从物质上给以奖励和报酬。“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上述一系列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在新闻出版工作中要坚持两手抓,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因此,我们在运用邓小平出版工作理论指导出版工作时,就必须照辩证法办事,坚持理论和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

第四,关键是要在“结合”上下功夫。“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邓小平理论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是指导中国出版的科学理论武器。要真正做到用邓小平出版工作理论指导我们的出版改革,关键在于把邓小平出版工作理论同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当前要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组建以资产为纽带,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型和超大型出版集团、发行集团、报业集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实现出版产业化,都必须在“结合”上下功夫。脱离实际,一哄而起,随意兼并或联合都是要摔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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