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镇企业产权制度选择与运行效率的理论思考——深圳南岭村模式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岭论文,乡镇企业论文,深圳论文,产权制度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04)06-0026-03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发展，曾一度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中国经济由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乡镇企业失去了快速成长的市场基础，加之产权不清、管理效率低下，很多乡镇企业都陷入了发展困境。针对乡镇企业存在的产权模糊问题，全国各地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产权制度改革探索。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在这方面的实践，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回顾深圳南岭村经济及其产权制度改革过程的基础上，对其包含的现实和理论价值进行归纳、分析，进而对中国目前正值改革转折点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提出一些的理论思考。
一、深圳南岭村经济的发展进程及其产权制度沿革
深圳南岭经济的发展是从传统的集体经济模式开始的。一九八三年，村支部决定将包产到户的土地收回，南岭4个队合并，利用200万元征地补偿费改善投资环境，发展集体经济，以此壮大本村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10多年来，村集体先后投入工业基建的资金2亿多元，兴建厂房和生活配套设施30万平方米；引进外资3亿港元，办起“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28间，内联和自营企业5家，生产电子、电器、五金、皮革、玩具、手袋等10多种产品，远销香港、东南亚和欧美市场。与此同时，采取以工补农的办法，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几年来，投资1500万元，发展“三高”农业，因地制宜，开辟水果基地1000亩，蔬菜基地200亩，兴办养猪场、养鸡场、养鸭场。1996年生产水果70000斤、活鸡15000只、鸭8000只，总收入达100多万元。此外，还注意发展商业，拆除一批旧屋，兴建商业大楼4000平方米，开设档位300个，形成了工农商三个产业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村固定资产发展壮大了几个亿，形成了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村乡镇“党政经”合而为一的“三位一体”集体乡镇企业经济模式。
在乡村经济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南岭村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不断进行着产权制度改革探索。1983年开始实行工资制。村民参加劳动后，每月领工资，年终再分红利。工资水平随着集体经济不断发展而提高，工资的定级按劳动者的岗位性质、贡献大小而定，年终分配则按人头分等进行。这种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但也存在着“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因素，容易滋长个别人的懒惰思想，容易让人们忽略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于是，南岭村又及时采取了更加有效率也与本村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股份合作制。将全村10个亿固定资产作为股本，分为集体股和分配股，其中10%为基金，专门用于分配给出生幼儿，符合条件参加劳动的村民做股本参入分配股，奖励每年工作表现突出的村民及对本村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勤奋学习的大中小学生，余额部分继续滚入基金股。集体股分配的股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分配股在每年股金分配总额中提留15%至20%作为公积基金后，余数才按等级分配给村民。这种产权制度设计，有效地避免了“大锅饭”、平均主义，调动了全体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较好地解决了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从而保证了乡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二、深圳南岭模式的产权制度特征及其合理性
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是科学的治理结构产生的必然基础，如果没有一个明晰化的、透明的产权制度安排，治理结构的方式再花样翻新也难以产生较高的效率。而当产权制度安排较为科学、规范，再与一个相对适应文化、地域的公司治理结构相结合时，效率也就产生了。也就是说，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和效率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呈递进性。首先，产权制度的安排必须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保证产生竞争的内在推动力和次序。具体来说无外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产权要流动可交易。其次，要根据企业自身情况确定相应的治理结构。事实上，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治理标准和治理结构，目前通行的有三种：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市场导向为主，即兼并收购）、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银行导向型，大公司相互持股，对市场反映不灵敏）、德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双重委员会制，即监视会和理事会）。以现在欧美比较普遍的股东异向型公司治理结构为例，其特征是：股东是剩余索取者，拥有“每股一票”的投票权，通过投票选择“董事会”，再由后者选择经理；经理的收入一般由合同薪水加奖金、利润分成和股票期权组成，拥有对企业日常运行的决策权；债权人拿取合同收入，一般没有投票权，但当企业处于破产时，就取得了对企业的控制；工人拿取固定工资，一般没有投票权。最后，公司的治理结构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效率。只有有了效率，股东利益最大化才能实现。而效率则基于产权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成本最低，基本上与市场和企业自身的状况相吻合。各方的利益（股东、债权人、劳动者）都得到合理满足时，效率也就产生了。
南岭村受历史的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影响，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的方式，即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但在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上则充分反映出了南岭模式的活力和市场化取向。南岭村在1994年就实行了分配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其取向既保留了初始起点的集体积累、集体支配的特征（因为集体土地所有制依然是乡村经济的基础），又加大了个人的财富积累和支配权，这从股份分配的比例可见一斑，集体依然占30%，个人占50%-55%，社会福利基金占15%-20%，从而实现了“三权归位”，企业诸项产权分别归属于企业出资者（集体）、经营者（村民里面的优秀人才和对外招聘的管理人才）和生产者三者（村民）所形成的一种全员式的产权制度。其优点是：产权归位、功能全面，即实现了集体财产的保值增值，又充分调动了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
产权制度的变迁是受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主要是利益驱动。产权制度是社会范围内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当然，在博弈的过程中不排除各种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的作用，有时甚至会起决定性作用。但总的来说，在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是以利益为原动力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各种竞争的压力而产生的危机导向，在面临着企业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穷则思变，迫使其不得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改革、创新。道格拉斯.C.诺斯曾说过“精神制约”、“制度安排”在经济变迁中有其重要性。南岭村产权制度的演进首先是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结果。从它吸收外资、开设工业企业、商业到整个产业布局，都是按照市场规律来做，可以看出它与市场经济是相适应的。注重效率，所有经济活动都以效益更大化为准则。通过政企分离，使村委会与村企业两套班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为实现产权清晰奠定了组织保障，实现了集体积累下的个人财富增长方式。其次，南岭模式也与其社会文化环境高度相关。岭南文化以近海开放、边缘杂交、内引外接为显著特点，尤其自洪、康、梁、孙以来深受欧风美雨之熏染，成为国内近代民主科学思想和经济自由竞争的发源地之一，因此，岭南文化是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相一致的。这是南岭模式历来以市场为改革导向，重视效率、效益的文化根源之所在。一旦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能够及时顺应市场的变化而悄然进行变革，（也许此时，即当南岭村的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发生了巨大变革之时），南岭人自己并没有察觉，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实行了一种先进的产权制度。而且，南岭毗邻港澳，得海外市场经济之先，便于及时向国外先进制度机制学习和借鉴。虽然股份合作制内产于中国，但南岭的股份合作制的确具有国外先进的产权模式的特点，初步实现出资人、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归位。南岭村全村企业总收入2.3亿元，纯收入1.1亿元，加上年终分红，人均年纯收入达13万元；上缴税收1.5亿元，出口创汇达6亿美元。
总之，南岭村产权制度的演进，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经济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既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也适应了土地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的需要，因而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这是南岭模式具有其现实合理性的根本原因。
三、南岭模式对中国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在我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之争。这是关于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现代化选择怎样的模式之争。80年代初，苏南模式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苏南模式风光不再，江苏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逐步下滑。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认为，“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经过发展和比较，两种模式之争以“苏南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化而告终结。似乎集体制乡镇企业就一定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唯有民营制的乡镇企业才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即乡镇企业改革方向就是将财产明确到自然人，实行民营化或私有化改革。
然而，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乡镇企业的私有化改革趋向有值得商榷之处。我国农村现存土地制度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土地资源的私有化缺乏制度基础；同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也使私有化改革缺乏必要的社会环境。如果在我国广大的农村普遍推行私有化改革，极有可能带来社会的不安定，结果将适得其反。而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对企业经营效率的要求更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加快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产权制度的改革必须尊重现实、从实际出发，既追求效率，又要考虑稳定。也就是说，要努力探索出一条既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又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能稳定推动中国乡村经济向前发展的产权改革之路。
在这方面，深圳南岭模式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南岭模式表面上看来，似乎与苏南模式非常相似：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农业产业和非农产业同时发展为方向；其价值观都强调共同富裕；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它们与温州模式私有化乡镇企业似乎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实际上，南岭模式除了初始起点与苏南模式基本相同外，产权结构早已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而悄然改变着，发展成了一种与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完全相容的、具有较强生命力的产权制度模式。现在的南岭村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单一的集体经济，而是在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混合制集体经济。它一方面避免了从根本上触动集体土地所有制、导致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震动；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产权制度的更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消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好地完成农村城镇化。
可以说，如果南岭村经济能够继续沿着“全民持股”的方向走下去，加上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独特背景，南岭村很有可能会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效率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就目前南岭村的现实情况而言，只要继续坚持股份合作制的10%、30%、60%的股份分配办法，要最终真正建立起“三权归位”的产权制度，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南岭村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它将会影响其将来的发展和效率。那就是到目前为止，村委会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机构仍然合而为一，政企不分（除了下面的各种经济实体和企业外），还没有形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与“三权归位”相适应的先进治理结构也还没有形成。当务之急，应该是将村委会独立出来，成立南岭集团公司，下面分别控股几个不同的经济实体，实行分公司制。每一个分公司都自负盈亏，自成一体，分别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紧接着，从集团到分公司都要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严格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负责制的架构来建立相应的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所有的企业都按市场规律办事，以市场为导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厂长经理面向市场公开招聘。村委会必须尽快地实现政府职能和定位的转换，主要是定位于服务功能，即积极的管理，表现为提供较好的环境，再就是履行集体股股东的各项权利，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为了避免内部人控制，董事会权限要缩小，实行股东导向制的治理结构，总经理对股东大会负责。股权转让必须经过村委会和全体股东同意，方能转让（上市公司除外）。乡镇企业的收益，在“三权归位”的产权制度正式确立以前，仍然按照10%、20%、60%的方式进行分配，等“三权归位”的产权制度正式确立以后，就完全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来分配企业收益，此时，村民的福利和养老问题逐步过渡到由社会保障解决。过渡办法具体可按企业出大头（原来的公益金）、个人出小头的方式解决。集体股的收益中的40%用来做企业发展的再生产资金，30%用来重新投资，30%用来作为村的持续发展和环境建设等资金（具体比例可由村委会组织全村村民讨论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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