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在现代大学中的位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中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在现代大学中，科学获得肯定并被赋予了中心的位置。大家不要忘记，在19世纪之前，像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里，科学都没什么地位，尽管剑桥出过牛顿、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巨人。倒是欧洲大陆在大学里开始建立科学。中世纪大学的学问原来是讲“信仰”的，基于基督教文明，经过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的地位提高了。到了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大学的知识性格又转变了，由“信仰”转变为“理性”。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到了19世纪，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已经获得全面胜利，这对大学的知识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科学进入了大学，与人文平起平坐了。这里我想起—个故事。19世纪末，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进化理论，当时科学界的一位名土叫赫胥黎，把达尔文的理论普及化，影响极大。有一次赫胥黎在牛津大学演讲，许多打扮入时的漂亮女士都慕名而来，但当听到人是由猴子变来的时候，就有几位女士惊疑得昏倒了。
现代大学知识结构之转变，除了自然科学在大学教育里取得了重要地位之外，还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呢？第一，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1850年—1945年）这段时间中，社会科学这个新知识领域也成功地出现了。社会学之父孔德(A.Comte)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也引用了孔德这句话。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的，社会科学是研究人间社会的，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知识结构的一个新拓展。
第二，在现代大学中，专业学科大量扩张，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西方大学传统上有三种重要的专业，即神学、医学、法学。今天在大学中发展很快很重要的专业是什么呢？科技！就是“工科”。这对整个大学知识结构的冲击是相当大的。过去很多有名的古典大学，比如说剑桥，出了那么多著名的科学家，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是抵拒科技进入校园的。在剑桥，19世纪末叶之后，科学进去已经没有问题，可是科技就是进不去。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才成立邱吉尔学院，是以科技为主的。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在美国大学却很早就受到欢迎，比如MIT、加州理工学院等，成立都在百年以上。
第三，20世纪现代大学另一重要的发展是商学。尤其近年在知识经济的观念推动下，商学更成为大学的宠儿了。商学院办得最早的是哈佛。当时美国一位很懂大学、也是创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佛兰斯纳(Flexner)就说：“这很不像样，大学怎么设商学院？”像佛兰斯纳那么有眼光的人也会看走眼！时代不断在变，大学也不断在变，不能说今天大学如此，以后也一定如此。
现代大学中，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三个最主要的知识领域，然后就是专业学院的发展，这是今日研究型的综合大学的知识框架。传统大学的原型是以人文为中心的。剑桥大学有个很出名的小说家，也是很出名的科学家，叫斯诺(C.P.Snow)，他写书说剑桥出了问题，出现了两个文化，互不通气。就像一个分裂的人，这边是人文，那边是科学，中间是一道墙。斯诺批评人文学者根本不了解科学，却要反对科学。他提出的两个文化的问题，在当时剑桥产生了很大冲击。剑桥像利维斯等第一流的人文学者就忍受不了，大肆反击。这个问题到大西洋那边的美国也一样引起争辩。实际上这是现代大学共同的问题。在现代大学里，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性是普遍存在的。其实，今天的现代大学中，除了科学、人文，还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性格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本身对科学与人文也有倚轻倚重。我是从事社会科学的，夹在当中，情况不顶好受。我比较倾向于人文。也许正因为此，“人文大讲堂”才会请我来演讲。不过话说回来，有点紧张性不一定是坏事，这种紧张性往往会产生创造性的思维。
现代大学的另外一个紧张性，是教学与研究之间的紧张性。这一点是特别针对教师讲的。中世纪大学基本上讲教学(teaching,learning)，而不是讲知识的创发。唐代文人韩愈《师说》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你看看哪一样是创发知识的？都不是。教师的责任就是教学，而不是研究。西方以前也是如此，知识的传播、传递都是教学的事。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有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越来越重视知识的创发、推进，这是现代大学的性格。现代大学的教师就不止是教书了，教书也不一定是他最喜欢的东西。现在大学的教师每年必须要有著作发表，这是“研究”所要求的。对有些人来说，教书本来是人间一大乐事，现在除教学外还要研究，实在是很苦的。
现代大学，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就出现了问题。很多有名的教授只埋首研究、写论文，教书就让助教去做。助教可能用机器播一播教授的笔记，学生更聪明，他们不来听你机器里播的，而是用机器来收你机器里所播的。当然这个现象有点近乎笑话了。其实美国真正好的大学、好的教授都十分重视teaching。教学如果不受重视，那还能算是大学？但我们得承认，在现代大学里教学与研究之间的紧张性是存在的，因为大学变成了一个知识开发和发展的重要场所，大学的知性的倾向性越来越浓。哈佛大学的知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说，现代大学是一种“认知性的复合体(cognitive complex)”。现代大学的“知识结构”如此，它对于人文教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它根本的挑战在什么地方呢？19世纪之后，科学进入大学，大学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这些变化，一种新的“知识的典范”形成了。什么是新的知识的典范呢？什么才构成所谓的“知识”呢？一句话，是科学。科学成了知识的典范，科学对大学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传统时代，不管东方或西方，所谓知识或学问，都可说属于“人文”的范畴。西方传统大学讲授文学、历史、哲学等等，这与中国过去讲授“四书五经”并非截然不同。传统上教育的目的都是在培育人的德性。东南大学的校训“止于至善”，源出《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善”就是德性。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讲，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给市民培养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欧美教育一向也是重视德性和知性两方面的，也即是德育和智育。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先生说，中国学问有三个系统，第一是“人统”，第二是“事统”，第三是“学统”。三统中以“人统”最重要，中心是讲做人之道。你有时听到这样骂人的话：“你这个人怎么搞的？读过书吗？怎么连做人都不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做学问就是学做人。“事统”就是经世之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用之学，就是专业，讲怎么做事。关于’学统”，我想起了东大一位很杰出的校友——唐君毅先生，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一位哲学大师，他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在1958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这是，篇大文章，它提到，中国学问中“事统”、“人统”是没有问题的，但“学统”则是有问题的。他们指出，中国人能自觉地成为一个“道德的主体”，一个“实用活动的主体”，但是作为一个“纯粹认识的主体”的意识则不强，并且是最难的。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学统”是相对薄弱的。帕森斯说现代大学变成了一个“认知性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每个人必须成为“纯粹知识的主体”。现代大学，严格说来，已经不讲或很少讲“人统”，“事统”是讲的，最膨胀的则是“学统”。
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讲“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来到中国。德先生的命运不是那么顺利，更不是飞黄腾达，但是赛先生一到了中国就不得了了，变成万能博士，到处横冲直撞，每人都崇拜它。赛先生成了新的神，当然也影响到大学的整个知识的结构。我刚才说到，大学真正有科学是在19世纪。西方的科学革命是17世纪开始的，可是与大学没有关系。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国家，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剑桥、牛津大学的门外发生的。但是科学一进入大学之后，声势就不断高涨。现在很多人把“Humanities”译成“人文科学”。的确，加上“科学”两个字似乎给“人文”增加了光辉，但我认为这个译法是有问题的，应该译成“人文学科”。诚然，现在人文学科逐渐地受到科学的侵蚀，连人文学者的思考方式也不知不觉地科学化了。不仅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紧张性越来越大了，其实所有的学问都受到了科学的影响。就像胡适早已看到的，“赛先生”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了。
说真的，科学威力是越来越厉害了。社会学家格尔纳(E.Gellner)说：“过去的科学是在世界之中，现在的世界是在科学之中。”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说，今日的文明是“科学性的文明”(scientific civilization)。由此可见科学在今日的重要性。科学的发达，使我们对“人”的看法都变了。我们中国以前讲“人”，总是跟动物来比，并以此显出人之为万物之灵。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不过，今天的问题不是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是人跟机器有什么不同。今天应该说：“人之异于机器者几希？”这话如何理解？今天的人，如果肺不好，没关系，装个小机器就得了；哎呀，我的心痛，没关系，换个小机器；胃不好，也换上个小机器吧。但问题来了，你的身体器官换一个两个的，没有说你不是人。可是你五脏六腑个个都换了，甚至最近英国有个人身体里放入了晶体芯片，那你到底是机器还是人呢？这使我们不能不思考科学这个大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在科学大胜之下，大学知识结构成为一个“认知性的复合体(cognitive complex)”，出现一种排他性的“知识的科学典范”。即是说，什么都以科学为尺度，一定要是属于科学的东西才算“知识”，对科学的崇拜导致了“科学主义(scientism)”。科学主义，不仅认为科学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且把知识与科学等同起来，科学即知识，知识即科学。事实上，现在一般人的思维已经逐渐接受了这种科学主义。不仅在中国有此现象，在全世界都有这种趋势。这当然是不合理的。其实，知识(knowledge)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属性，科学性的知识之外还有其他的知识。在这种科学即是知识的意识形态下，任何一种知识都必须带有科学的面貌或者尽量使其“科学化”，才能享有“知识”的地位。社会科学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科学化的倾向，即用研究自然世界的方法来研究人间社会。
科学不但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使社会科学科学化，还进入到人文领域了。譬如研究唐诗，有人用电脑来帮忙，看看其中多少个“的”字，多少个“之”字，然后再进行“科学”分析。这种研究有没有价值，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所要说的是，在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人文学研究要借光于“科学方法”，才能显出它的“科学性”，才能取得知识的合法地位。问题在哪里呢？简言之，这就是“知识的科学范典”的问题。这是对人文学一个非常深刻的挑战。剑桥大学有名的历史学家Plump教授说，在科学主义的知识范典下，人文学者已经被剥夺了作为一个知识人的“知者”(knower)的位置了。他认为这是文艺复兴以来对人文学者的最大的压力。哈佛大学人文学者布殊(Bush)说，今天的人文学者好像是跟在凯旋的知识队伍中的一个步履蹒跚的落后者，也像一个空荡荡的博物馆中的一个孤独的看门人。当然，布殊教授是怏怏不快的。请问，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的形象又如何呢？我的问题是：人文教育在现代大学应该怎么定位？
首先，我要劝人文学者千万不要乱批评科学家，千万不要乱批评工程师。为什么？简单说，他们是有贡献的，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听人说“科学这东西害人”，但这话有多少人真会信服呢？今日人类的文明是离不开科学与科技的。在今天的文明结构里，如果不谈科技，任何谈论都不会深刻的，都是空的。人文学者千万不要以轻蔑科技来抬高自己，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对人类文明性格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诚然，我们对科技有时候也会不开心。昨天晚上月亮很圆，但我一看上头有一面美国国旗，就感到不是味道。以前读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句，就有无穷诗意的想像。美国的国旗上去之后，我就再看不到美丽的嫦娥了。科学家告诉我们上面没有嫦娥，没有美妙的月宫。科技把我们诗的想像的世界改变了，这不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吗？
无疑，科学对自然世界的事的确取得了最大发言权。我们要再问，科学对人间社会的事是不是同样有最大发言权呢？有的社会科学家就认为，人间社会一样可以用科学方法来找到规律，人间社会的事一样可以交给科学来处理。但是，社会科学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展出类似自然科学的律则。有人说这是因为社会科学年轻，还没有出现牛顿，就有人在车站等待社会科学的牛顿到来。但也有社会科学者不这样想，认为干等社会科学的牛顿的到来是白费心计的。这不是牛顿会不会来的问题，你根本等错了车站！但是我们还要问：到底哪一种学问才有权说掌握了人间社会的知识？科学无疑是其中一种学问（知识），但是科学不能是垄断性的学问，即不能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典范来理解、探索人间的社会。《红楼梦》里有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说了解人间世界的经验与体认就是学问。这是不是科学知识呢？不是！
在科学的知识范典下，不是科学的知识就被剥夺了知识的身份。现代大学是产生、发展与传承知识的地方，因此很多传统的学问在大学里都没有立足之地了。但大学教育所包涵的知识不是也不能仅限于科学典范所规限的知识。几年前，联合国文教组有个很有意思的报告，提出21世纪的教育应该注重的四个知识维度：第一，learning to know，学习怎样去理解；第二，learning to do，学习怎样去实践；第三，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学习怎样与人相处（包括怎样与自然、与动物相处）；第四，learning to be，学习怎样成就自己。就这四个知识维度来说，科学的知识有助于learning to know和learning to do，但未必有助于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以及learning to be。我们应该了解，知识是多维度的，把知识规限于科学知识，不啻把知识单维度化了。
大学教育是为了培育“全人”(whole person,total person)，这不是指“完人”，而是指完整的、全面的人。上面提到的布殊教授说，人这个高等动物本质上是非常贪欲的，因此就需要“文明化”。中国哲人孔子、孟子，尤其是荀子讲得最清楚，都认为人的很多欲望是要用“礼”来规范的，要把它文明化。人文学是文明化中的一个关键，教育说到底是要使人文明，因为人文学包含的是人的全面经验的结晶。通过人文思考、人文的想像力以及人文教育，人的心灵性格都会转化。人文学所关心的是美、善的问题，是人存在的问题。科学所追求的是真，它的研究方法是最严谨的，但它一定会涉及一个“减约”(reduction)的问题，就是把复杂的事物减约到可以用数字来操控的东西。伽利略讲，自然是一本书，要读懂这本书，就要知道大自然这本书是怎么写的。他说，大自然这本书是方块、长方形、圆形写成的，它们都是可以用数学语言来表达的。你要了解自然，一定要把它减约化，但是人文事象很难或不能加以减约化。东南大学校园里有一棵千年古柏——六朝松，我看了很久，很着迷。如果只从科学角度来看这棵古柏，科学家只会想到植物学上的问题。多大树龄？木质如何？在什么样条件下可以维持古柏的生命？我则是欣赏它的沧桑之美、古拙之美。而你们老校友见了它，好像见到了久别的母亲，古柏像是久盼游于归来的慈母。这种感觉，这种思维，不是科学的，是人文的。
我认识的几位科学家，如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世界顶尖的数学家丘成桐教授，都有极佳的人文修养。托尔斯泰讲过一句很重的话，他说“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他不是说科学本身没有意义，他是说科学对“我们将做什么？我们应如何活？”这样重要的问题，就答不上来了。对于科学本性的了解与体认，很少人比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更深刻。他在一篇《科学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指出，科学与理性不能够为“意义”的问题提供答案。韦伯给科学定性，他一方面肯定科学，一方面又规限科学的影响范域。韦伯完全肯定科学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在意义的问题上，科学与理性只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手段”，而“目的”则是由我们的价值来决定的。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有一种价值取向。关于意义的问题，只有凭自己的良知与信仰来决定，所以价值是最后决定的声音。韦伯是要为良知与信仰寻求自主性。在他，个人的良知是超越的，而科学与理性则是工具性的，科学是价值与良知的仆人。对于韦伯来说，当良知宣称“我站在这里，我不能不这样”时，理性是必须臣服的。人有时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价值观，是你的良知的指令。应指出的是，目的与价值都是决定过程中的“非认知性”(non-cognitive)范畴，而这些是需在科学之外的学问中求索的，这也正是人文学的知识领域。
讲到这里，我特别要讲一讲开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在北大倡导美育，这是大家知道的。实际上，他心目中的大学教育是“文理融通”，即打通科学与人文的界限。他要大学为共和国的青年培育“完全之人格”，主张美育与智育并重，以此为新教育之要纲。他说：“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又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
蔡先生讲美术、美育，使我想起与他同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与席墨尔(Simmal)，他们对美学都有很独特的见地。韦伯告诉我们，现代人倾向把道德判断转为“品味”(taste)的判断。他说：“对于行为，从道德的判断转向美学的（或品味的）判断是知识化时代的共通特性。”席墨尔对现代文化的状态有极深的体认，他讨论到对现代化的回应问题，其中之一是美学的回应(aesthetic response)，即通过艺术而求救赎。他在论罗丹的文章中说，罗丹使我们在艺术中再次体认到生命最深刻的意义。我想各位看过罗丹的雕塑，譬如著名的《思想者》、《巴尔扎克像》，或一系列表达爱、欲的雕像，都会使人产生心灵的震颤，都会对生命油然而生一种参悟。
总之，对人本身，对人间社会的理解与掌握，对美、善的品味与体认，对信仰、价值的承诺与执着，这些都不是科学、理性的知识所能担当，更不能垄断的。这些恰恰是人文知识、人文教育能够提供的。诚然，现代文明越来越加重了“科学的属性”，但人类的文明都永远不是科学所能包办的，人类的文明永远需要人文的滋养与丰润。
我们试想想：西方文明，如果没有了《圣经》、荷马，没有了柏拉图、亚里土多德，没有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没有了莎士比亚、歌德，没有了贝多芬、莫扎特，没有了凡·高、罗丹……，这许多许多的人文的精华与人物，会是怎样的西方文明呢？
我们试想想：中国文明，如果没有了《易经》、《诗经》，没有了孔子、孟子，没有了朱熹、陆九渊，没有了《史记》、《汉书》，没有了李白、杜甫，没有了韩愈、苏轼，没有了王羲之、颜鲁公，没有了《正气歌》、《满江红》，没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这许多许多的人文的精华与人物，会是怎样的中国文明呢？
我们再想想：人类文明的科技组成将越来越大，而由于科技无可避免的发展与膨胀，人间社会的运作、人之行为的规范，乃至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属性都将受到深刻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人文在现代文明的结构中的地位必更重要，人文的独立性必更须加以获持。所以，我深信“人文教育在大学的位序”是不言可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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