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评价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926(2002)01-0044-06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当事人，他究竟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毛泽东对由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始终是维护和肯定的。这固然不错。但如果以为他对“文革”的评价仅限于此，那就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全面地说，毛泽东除了维护和肯定“文革”外，还对“文革”进行过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实际上也是他对“文革”的一种评价。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本文将对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在此基础上力图分析他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评价，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他晚年的思想和心态。
一、对“文革”的尖锐批评
从笔者已经接触到的材料看，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对“文革”提出尖锐的批评是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时候。这次会见中，毛泽东与斯诺就“文革”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在谈到对“文革”的看法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士兵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1](P176)
这段话中，毛泽东实际上对“文革”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批评，一是讲假话，二是武斗，三是“捉了俘虏虐待”。所谓“俘虏”，就是“文革”中的“走资派”及其他被批斗对象。这种批评，是非常中肯的。
毛泽东第二次对“文革”提出尖锐的批评是在1975年下半年。他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1](P488)
这里，毛泽东对“文革”的批评，更加深刻，更加一针见血。他所指出的“文革”两个方面的错误，实际上概括出了“文革”的本质特征。虽然他也对这两个方面的错误进行了一定的辩解，但这种辩解说服力并不强。
以上是“文革”后期毛泽东从总的方面对“文革”提出的批评。除了上述批评外，他还对“文革”的一些具体政策提出过批评。如对文艺政策，他就批评过好几次。1975年7月初，他在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谈话时这样批评“四人帮”在“文革”时期所实行的文艺政策：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1](P443)
此后不久，他在与江青谈话时再一次指出：“文革”时期，“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1](P446)。
毛泽东对文艺政策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文革”的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也是非常尖锐的。
毛泽东对“文革”提出的尖锐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文革”的评价。不过这种评价是对“文革”的否定性评价。这种评价与他对“文革”所作的肯定评价一样，都是他对“文革”评价的一个部分，是我们所不可忽略的。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无疑是值得讨论的，即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为什么会对“文革”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文革”的发展超出了毛泽东原来的设想。首先在“文革”进行的时间上，毛泽东最初估计“文革”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2](P145)1967年7月他又提出，“文革”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3](P548)但实际的“文革”进程旷日持久，一搞就是十年，到他逝世还没有结束。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其次在对刘少奇的处理上，毛泽东最初的意图是要将他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来，但并没有打算将他彻底打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受到了批判，作了检讨，同时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在此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和缓了许多。1966年9月14日，他在刘少奇写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它“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2](P134)。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还为刘少奇、邓小平辩护。他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2](P148)种种迹象表明，他没有打算对刘少奇进行更为严重的处理。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等人的陷害，刘少奇被整成叛徒、内奸、工贼，并被惨无人道地迫害致死，应该说这超出了他当初考虑的处理刘少奇的限度。再次，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毛泽东虽然提出“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所谓“整”，并非是要将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完全打倒。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与会者们说：“（你们）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2](P147)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各级干部不仅大批被打倒，而且受到残酷迫害。此外，如众所周知，“文革”中出现了严重的武斗现象，闹派性现象，打、砸、抢现象。这都是超出毛泽东的预料的。
对待“文革”中所发生的大量违反他初衷的情况，毛泽东的反应比较复杂。对有的情况他采取了默许放任甚至赞成的态度，如打倒刘少奇；对有的情况，如局势失控，闹派性，武斗等，他则是感到不安甚至不满。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他虽然豪情满怀地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对于“乱”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是有一个限度的，并不是要完全搞无政府主义。所以当“文革”中的“乱”超过了他心目中的限度以后，他就感到不能容忍。即使在“文革”发动之初，当他为了达到“文革”的目的，还需要把群众广泛发动起来的时候，他对于当时出现的某些失控局面，已多少表现出了一些不安。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这样说：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2](P144)
在这里，他说自己“闯了一个祸”，恐怕不完全是戏言。此后，随着“文革”混乱局面的加剧，随着打、砸、抢等无政府主义现象的大量出现，他对“文革”的失控局面由初期的不安逐渐发展为后来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导致他对“文革”进行尖锐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促使毛泽东对“文革”进行反省，从而进一步察觉到“文革”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林彪是毛泽东借以发动“文革”的重要力量。“文革”前期，林彪摆出一付紧跟毛泽东的姿态，在一些重要环节上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对于“文革”的发动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林彪在“文革”中所起的这种重要作用，他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中共九大上被党章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居然策动武装政变，阴谋危害毛泽东，以实现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阴谋暴露后，又叛逃国外，最终自取灭亡。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不仅促使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对“文革”进行反省，而且也促使毛泽东对“文革”进行痛苦的反省。人们都注意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受到很大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是林彪的叛逃带来的，更主要的，恐怕是毛泽东由此对进行“文革”的必要性及产生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虽然没有导致他否定“文革”，但可以促使他比较清醒地去看待“文革”中存在的问题。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一大批被打倒、被关押的老干部得到解放，应该说就是毛泽东这种反思的一个直接结果。毛泽东对“文革”进行尖锐批评，与这种反思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三，“文革”时期，党内普遍存在对“文革”的不满情绪，特别是“文革”后期，在一大批受到错误批判、错误处理，乃至残酷迫害的老干部身上，这种不满情绪尤其强烈，要求否定“文革”的呼声甚高。对这种情绪，毛泽东是察觉到了的。1975年下半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1](P487)
所谓“算账”，实际上就是要求否定“文革”。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这种情绪和呼声，毛泽东一方面错误地进行批评，指责这种情绪和呼声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表示对一些老同志要帮助，要打招呼，不要让他们犯新的错误，但另一方面他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可以理解。他说：“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1](P488)但怎样化解党内相当一部分干部对“文革”的不满情绪，以加强党内团结，进而达到全国的安定团结？这是毛泽东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他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总体肯定和维护“文革”的同时，根据他当时的认识水平，对他所发现的“文革”中的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以给广大被错误处理过的干部们一个“说法”。应该说这也是毛泽东批评“文革”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对“文革”的尖锐批评，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文革”提供了可贵的思想材料。我们现在都知道，“文革”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批评，恐怕我们难以做出如此贴切的概括。同时，毛泽东的这种批评，还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虽然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但他对“文革”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完全讳言。这说明即使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也始终未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文革”的批评也存在很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是他是在总体维护和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批评“文革”的。他始终认为“文革”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就使得不管他对“文革”的批评多么尖锐，多么激烈，都不能导致他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全面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对此，笔者将在下面详加论述。
二、总体上对“文革”的维护和肯定
毛泽东在总体上维护和肯定“文革”，是众所周知的。他说他对“文革”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评价“文革”应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1](P488)即使对他所指出的错误，他也仍然为之辩解。在他生前的最后一、二年里，他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由谁来接班的问题，一是对“文革”的评价问题。他知道党内有相当多的干部对“文革”不满，要算“文革”的账，要翻“文革”的案。为了使他逝世之后“文革”不致被彻底否定，他对“文革”的上述评价不致被彻底推翻，他除了对“文革”进行尖锐的批评，以部分平息和化解对“文革”的不满情绪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其中值得注意者有二：
其一是再次打倒邓小平，安排华国锋为接班人。这完全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做出的安排。对邓小平，毛泽东其实一直都是比较赏识的。“文革”初期，在批判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采取了一种保留的态度，没有同意开除他的党籍，同时还对他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照，使他没有受到像刘少奇那样的迫害。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以后，毛泽东在周恩来有病的情况下，重新起用邓小平，先后让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等要职，并从1975年初，先后让他主持国务院、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在毛泽东的眼中，邓小平是人才难得，尽管“犯过错误”，但“政治思想强”；而王洪文等通过造反起家的人则是政治思想不强，不堪大用。因此毛泽东是有意让邓小平接班的。但邓小平复出后在各个方面采取的整顿措施，渐渐显示出一种否定“文革”的倾向。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感到担忧。毛泽东为了既能不打倒邓小平，又能让邓小平这个在“文革”中被打倒过的“桃花源中人”不致在他逝世后翻案，曾建议邓小平召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遭到了坚持原则的邓小平的婉拒。[4](P426-427)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再次将邓小平打倒，并匆忙选定华国锋作自己的接班人。应该说，选择华国锋作接班人，对毛泽东来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毛泽东维护“文化大革命”态度之坚决，用心之良苦。
其二是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病重时，曾把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人找去，说了一段大意如下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八十多岁了。人老了往往要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现在虽然还没有盖棺，但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不多，就那么几个人在我耳旁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早点把这几个海岛收回来。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是发动“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还没完，这笔遗产要交给下一代，怎么交法，如果说和平交不成的话，那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5](P87)
这段话流传甚广，但真正注意它的人并不多。毛泽东研究专家汪裕尧先生说，这段话“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信然。但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笔者认为，反映了毛泽东对身后事不放心，苦心积虑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心情。在这段话中，毛泽东说“人老了往往要想后事”。想什么后事呢？当时接班人的问题已基本安排好了（尽管是一种毛泽东自己并不十分满意的安排），剩下的问题便是对“文革”的评价问题。毛泽东深知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为了在他逝世后“文革”不致被否定，他提出要给自己“定论”。他给自己的定论就是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一件是发动“文革”。毛泽东把“文革”抬得这么高，实际上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在场的人表明“文革”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他希望通过这样给自己定论，同时也给“文革”定论。如果人们认可他对自己的这种定论，同时也就意味着认可他对“文革”的肯定评价。实际上，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文革”在毛泽东一生中所占的位置远非如此重要。对此毛泽东自己不可能不清楚。他之所以把“文革”抬得这么高，合理的解释仍然是他要不惜一切地维护“文革”。
从我们现在的立场来看，毛泽东维护和肯定“文革”，无疑是错误的。但当时他为什么要如此竭力维护和肯定“文革”？究其原因，仍然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与他发动“文革”的一系列错误观念有关。这些错误观念最主要的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国社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1](P486)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开展阶级斗争。而“文革”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1975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1](P486)他的这些错误观念从1960年代初开始形成，直到他逝世始终都没有改变。它们不仅促使他发动了“文革”，而且决定了不论“文革”发生什么问题，他自始至终要维护和肯定“文革”。
第二，他错误地认为“文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可以看出，他认为“文革”主要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成绩：一是打倒了刘少奇。他在1971年8、9月南巡期间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1](P250)“文革”打倒了刘少奇，本来是一个历史悲剧，毛泽东却一直把它看做是“文革”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二是改造了人们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发动“文革”，“就是要人的思想革命化”。那么“文革”是不是实现了人们思想的“革命化”呢？对此毛泽东是表示肯定的。1966年8月18日，他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同林彪谈话时曾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1](P107)1970年11月13日，他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又说：
我们这几年一直总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1](P152)
但我们现在来看，“文革”不仅没使人们思想“革命化”，相反，它在极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愚昧。显然，毛泽东认为“文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完全是错误的。毛泽东对“文革”的维护和肯定，与他的这种错误认识也是分不开的。
第三，“文革”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件倾注全部精力去做的事情。发动“文革”虽然并不是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是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如果要把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概括成两件事，“文革”显然不能位列其中），但它是毛泽东生前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却是没有疑义的。对“文革”的评价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毛泽东在政治舞台上是光彩谢幕，还是黯然收场，因此，毛泽东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也是一个凡人。作为一个凡人，他具有凡人的缺点。缺点之一就是他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他亲自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也使得他不能客观地、正确地去认识和评价“文革”。
毛泽东在总体上对“文革”的维护和肯定，使得他虽然发现了“文革”存在的某些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并没有能够亲自纠正“文革”的错误，从而使“文革”的错误一直持续到他逝世以后。
三、结语
毛泽东既对“文革”进行尖锐的批评，又在总体上维护和肯定“文革”，这种评价显然自相矛盾。因为他既然批评“文革”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实际上等于指出“文革”犯了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还力图维护和肯定“文革”，认为“文革”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1980年，胡乔木在讨论《历史决议》的起草时曾说，“文革”时期毛泽东把原有的秩序打乱了，又没有力量造成一个新秩序，在政治上没有力量，在思想上也没有力量。后来只有语录了，而且语录也是自相矛盾的。[3](P67)胡乔木在这里所说的语录，也包括毛泽东晚年对“文革”所发表的一些评价和看法。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自相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晚年在主观与客观、理论与现实之间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冲突，铸成了毛泽东晚年的悲剧。
收稿日期：2001-08-11
标签：文革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林彪反革命集团论文; 历史论文; 刘少奇论文; 邓小平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