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中国经济的回顾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站在1996年的门槛上，我们似乎很有理由微笑着看待过去的一年，因为许多关键性的数字和事实在说话：
1995年1—3季度的GDP总值按可比价计算，比1994年同期增长9.8%；工业内部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轻重工业、国有经济工业类型与非国有工业类型以及东部与西部的增长差距有所缩小；投资增长幅度进一步回落；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因推行契约式安排的代理制，基本呈现稳中见旺的运行格局；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从1995年1 季度后逐季回落，由年初的21.2%下降到9月的11.4%， 步步渐近宏观调控所制订的目标，可望将全年的物价总水平控制在15—18%的区间内；货币流通量1—9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5%，增长幅度回落了11个百分点，大大减缓了通货膨胀的运行态势；进出口活动快速增长，并导致现汇结存的大幅度上升，致使现汇结存已达700亿美元；失业率基本上保持在3%以内……
不过，如果以更冷静的眼光和更深刻的分析方法观察95年中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幅亦明亦暗，矛盾交错的图景。理解明天和后天的中国，只能从这种对于昨天更冷峻的描述开始。
经济发展速度回落与效益下滑
长期以来，铺摊子，求速度，企图向数量增长要效益的增长模式，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顽症之一。在1995年，这种“速度效益型”的症状是否有所减轻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事实上，它在紧缩的1995年内更严重了：1—9月份，工业总产值增长1.59，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则下降为88.34，工业增长速度下降了4个百分点，而综合经济效益指数下降了8个百分点。再从预算内工业企业来看， 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1—9月份，随着工业产值增长速度的放慢，企业实现利税下降了2 .3%，其中实现利润下降5.1%，企业的亏损额达35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4%，产成品资金占有达2001.98亿元，增长10.8%。 众所周知，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方式给社会埋下许多隐患，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发展模式必然影响投资规模。经过1993年—1994年的宏观调控，严厉压缩固定资产投资，1995年的投资规模已受到明显控制，进入合理区间。但是对于需要投资推动增长的经济类型，因实际投资效率较低的约束，投资的增长率也不能再低了。因此，矛盾的焦点又集中于投资的结构和效益上，尤其是结构问题更为突出。
据统计资料显示：1—9月份，更新改造投资的增长呈逐季下降的趋势，1季度比去年同期增长26.1%，2季度比去年同期增长11.12%，3季度仅增长3.4 %， 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也由去年同期的29.46%下降为27.75%。这意味着在投资总规模压缩的同时，基建投资大 量挤占了更新改造投资，使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这种状况极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由于企业的更新改造投资主要来源于企业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许多企业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系，自然无力筹措大量的更新改造资金，必然影响技改工程的实施；由于银行严控贷款规模，技术改造贷款往往不能到位，使技改工程一拖再拖，延长了工程周期，也使得投资的长期供给能力滞后。要解决投资结构上的矛盾，只能呼吁新一年中投资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消费品市场与进出口：有助经济增长与国内品牌地位下降
消费的快速平稳增长是目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基本特征。1995 年1—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441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9.6%，增幅提高了1.3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也由94年同期的36.6 %上升为95年的39.5%，同时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也由94年同期的29.3 %上升为95年的43.2%，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增强。
但是，在这种市场总体态势中，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需要给予严肃的对待——国内商品品牌的地位不断下降。由于近几年来的“复关”努力很大，但是“复关”的愿望一直受阻，关税政策及相关的外贸政策已经从政府管制逐渐向市场化调节的方式过渡，虽然经历了没有高度震荡的外汇改革，实质性的结售汇制度仍执行的是一种有限市场汇率，再加上国内产业进入和退出政策已经呈现出放松产业管制的形态，致使国内市场品牌丧失了自己的市场份额，相反国外的商品品牌却不断获取了我国国内市场的较高份额。这在高附加价值商品和国内产业规模有限而过度竞争的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和突出，最突出的市场是日用工业品市场和高精尖的电子通讯市场。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在国内市场总量繁荣而国内品牌地位不巩固的市场类型中，实际上市场运行呈现出较强的国际市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从国内市场分割开始，瓦解国内市场品牌，最终会导致过度的产业依赖性，丧失国家的产业竞争能力，造成国内市场主体的“真空”。最严重的后果是使整个经济变为一个没有本国市场主体的市场经济。因此，我国的市场总体变动和结构变化值得密切关注。
物价水平：涨势明显回落与潜在通胀压力
物价水平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衡量一个特定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成效的关键性信号。
1995年以来，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使物价水平大幅度地回落，1—3季度零售物价总指数累计增长16.6%，已基本接近15%的调控目标，其后总体形势不尽乐观，仍存在着物价上涨的潜在压力：
——尽管1995年严厉执行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企业的资金紧张是这一政策必须支付的一个重要的代价。从1995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增产、扩销、不增利”的现象加剧，企业产品涨价的压力在不断地蓄积，涨价压力不断加大；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猛，不断增大农业生产成本。在1995年的整个价格循环链条中，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仍然占有较高的比重，依次递推和传导其它产品的成本价格上涨。相反，农村经济、农民根本就没有消化和吸收农资价格上涨的能力，这不仅使农民的相对收入没有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得到的收益不断地被农资价格上涨所侵蚀和抵销。农产品和工业品比价复归的信号重又出现，可以预言，农产品价格上涨很难得到抑制；
——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价格上涨，已从第3 季度开始成为价格水平上升的新的冲击和传导因素。价格水平上升的新的冲击传导机制值得高度关注。
——第4 季度一直是中国经济运行中涨价或诱发价格上涨因素相对集中的季度。由于计划年度、财政金融年度相对合一，使得大量的投资在此期间实现，居民的工资、奖金收入支付相对集中，企业事业单位的公款消费也集中此期间，致使市场购买力大幅度增长。第4 季度价格上涨的压力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财政金融：态势乐观与结构性矛盾沉淀
从整个1995年的财政、金融运行判断，基本上可以保持乐观的看法。财政形势95年1—9月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26.6%，财政支出增长24.9%，预计全年可完成财政收入的6471亿元，增长24%，财政支出7102亿元，增长22.6%，收支相抵，当年赤字大致为630余亿元，不 会超过当年的财政预算，财政收入曾一度因退税受到的影响，并没有严重地冲击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1994年相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略有回升。
1995年的金融形势也是比较乐观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和《贷款通则》等5 部法律文本及一系列的配套的金融法规，使整体的金融制度建设法律化、规范化。此外，中央银行开始正式尝试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新的调控手段，加强金融监管。年初和年中中国人民银行两次提高了再贷款利率，并取消了固定资产贷款的行业差别利率，对金融违纪违法案例进行了大力的督查和惩治。更需要指出的是，1995年证券市场的规范化整顿力度明显加强，按照分业管理的要求，专业银行与其所办的信托投资公司陆续脱钩；针对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国债期货交易混乱、券商肆意违规现象等，加强了规范化管理和监管力度，停止了国债期货交易，处理了国债券商违规交易的参与者，清理了证券市场，并明确了“规模管理”和“质量管理”的方向。
从总体上看，1995年货币发行量将控制在1000余亿元左右，全社会市场货币流通量为8327亿元，增长14.3%；全年的贷款规模虽然被突破，但偏离目标距离并不太远，预计年末银行的多项贷款余额为37290 亿元，增长18%。
但是，金融形势变化过程中的两个隐患值得高度关注：
其一、储蓄的增长势头依然较猛。1995年上半年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25573亿元，仅上半年就激增4037亿元，月增加672亿元以上；预计全年的银行各项存款余额将高达3882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2.4 %。高储蓄无疑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是，在现实的产业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情况下（在一般意义上，产业投资回报率在内部会计收益上要求18—20%左右），高储蓄同样意味着储户和银行的高风险。而在存货利率倒挂、利差为负值的情况下，银行不仅要承担大量的利息支出负担，而且也要承担不良债权所带来的各种风险。
其二、银行的不良债权是中国银行业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 据有关部门估计，银行不良债权在数千亿元以上。在不可能盘活不良债权（实际是盘活存量国有资产）的前提下，中国银行业的转轨和制度创新正面临着银行—企业关系之间债权—债务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一怪圈已经阻滞着中国银行商业化转轨的步伐。
国企改革：“持久战”与“速决战”
1995年，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多项改革的“重中之重”。以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国企改革迅速在全国得到了不断的推进和扩展，在全国已经形成了18个城市盘活国有资产存量、2000家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1000家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大规模的联网监测调度试点。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在“以点带面”、“保大放小”等原则的指导下，积极推进，以便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丰富的实践和思想源泉。无论是中央领导人、还是老百姓，甚至是国际社会的国际经济组织都对中国的国企改革抱以以翘首期待的态度。
但是，经历了1995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国企的状况仍无法令人满意。据国家信息中心最新的工业企业景气调查结果，1995年第3 季度工业企业的景气状况较2季度呈下降趋势， 在全部被调查的数千家工业企业中，认为3季度本企业总体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的比例已由2季度的20%降为16%，而总体经营状况较差的企业的比例则由2季度的21%上升到 了3季度的24%，虽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景气度较集体企业和国有小企 业理想，但远不及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的“三资企业”；且景气度的行业分布极不对称。国有企业的运行仍然受制于企业资金紧张。
然后，1995年的企业运行中，并购问题异常引人注目。无论是外商的“中国概念”式的并购，还是民族工业企业之间的并购，股权投资或者说产权交易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如果将此与整个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关联在一起考虑，实际上，这里暴露出的问题是，在国有企业运行参照系改变过程中，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两条不同的思路，即“速决战”与“持久战”。
持“速决战”者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可以“速战速决”，尽快地、一揽子地解决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难题，该破产的破产、该拍卖的拍卖、该债权转股权的转为股权，摆脱国有企业的“制度负担”（政企不分）、债务负担和“企业办社会”负担等，让国有企业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类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样的一种改革预期是在国有企业运行参照系发生变化前提下的必然反应。“速决战”所隐含的理论前提是：产权结构的改革是唯一重要的。这在世界银行1995年6 月一份题为《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最近的国际经验》报告中有比较突出的反映。
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预期是有理论基础的。中国的整体国有企业经营环境是否具备支持这种理论的实践基础呢？“持久战”者认为，度量产权和产权结构（通过交易改变初始性的产权安排）存在着多重维度的社会评价体系。任何产权交易过程首先必须接受初始性的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约束。政府不随意地、有偏向地解决产权问题，产权制度就不会经常地变化不定。而产权的稳定性是赢得效率的必要条件。现在，国有企业的困难不仅有制度原因，而且也有经营原因。在经营机制的原因中，债务危机和经营者的选择机制是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中之重”。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有一个妥善的解决。从这个意义上看，期望国企改革从产权而迅速突破，即获大胜，是不现实的。
我国是一个“学习型”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着艰巨的再工业化，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任务，需要在不破坏既定企业组织资源的前提下，推进降低成本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从这样的背景及1995年走过的现实道路来看，无论“速决战”的论证如何合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持久战”将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