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连珠”体起源于“对问”——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雏形论文,刘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1-0011-08
关于连珠源于何时有各种说法：其一，扬雄首创说。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①沈约《注制旨连珠表》：“窃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②其二，傅玄《叙连珠》：“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③连珠体的基本格式，前人所述甚详，基本有三：一是每个单篇都是以“某闻”起首，现存连珠作品，从扬雄、班固到南朝作家，基本上都是以“臣闻”起首，只是魏文帝曹丕、梁武帝萧衍作《连珠》，不能称“臣闻”，于是称“盖闻”，梁宣帝作《连珠》，称“尝闻”；而后来梁刘孝仪作《探物作艳体连珠》，是女子口吻，故称“妾闻”。因此，《连珠》以“臣闻”起首为正宗，后世多有用之，“盖闻”、“尝闻”等起首为变格。二是每个单篇都作逻辑推理，作理论、事实之间的推理，有喻体、主体，有前提、结论；而逻辑推理体现在作品的语言上就是“连珠”，即沈约《注制旨连珠表》所谓“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④。三是后世流传的连珠作品，大都是以多篇连章的形式出现，那么，多篇连章之间的串联也是“连珠”。连珠体的基本格式，是我们考察连珠起源的起点。
一、从“臣闻”考察连珠起源
《左传》、《国语》、《战国策》中有许多臣下与君王的对话，臣下多有以“臣闻”起首来发表见解的。如《左传》“隐公三年”：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⑤
这里虽然没有喻体与主体，但已有前提与结论，这是简单的引证式。“臣闻”在《左传》中多是作为引证而用的，有时“臣闻”所引证者也有一些有喻体与主体、有前提与结论的，如《左传》“隐公四年”：
公问于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⑥
这里有喻体与本体，也有前提与结论；只不过其前后顺序、语言表述显得随意而没有经过刻意的编排。又如《左传》“哀公元年”载伍员之谏吴王“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云云的推理过程，但语言没有经过“历历如贯珠”的提炼，也是如此。
《国语》“臣闻”句式引证推理，也有例子可述，如《越语上》：
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⑦
这个“臣闻”句式论证，包括两个有前提与结论、有喻体与本体的推理，一是贾人、货物与君王、谋臣之比喻及推理；二是蓑笠、时雨与君王、谋臣之比喻及推理。但是，这样两个比喻及推理连用的形式，是在一个“臣闻”之下展开的。
最可注意的是《战国策》，其中“臣闻”格式比较正规、整齐，如《战国策·秦三》“应侯谓昭王”：
臣闻之也，“木实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伤其心，都大者危其国，臣强者危其主。”⑧
单独来看，这可算是完整的“连珠”体。《战国策》为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相关谋议或辞说，突出论辩的说服力，所以常常可见一段对问中有两个以上的比喻、推理、论证连用的“臣闻”格式。如《战国策·秦一》“张仪说秦王”有五个“臣闻”格式的连用：
张仪说秦王曰：“臣闻之，‘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大王裁其罪。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馀韩成从，将西南以与秦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⑨
以下还有两个。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臣闻”格式的连用，虽然这只是简单的举证式，但形式上的连用说明人们对这种格式的关注。又如《战国策·楚四》“庄辛谓楚襄王”：
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⑩
这是两个“臣闻”格式的连用。缺点是没有在语言上作“历历如贯珠”的加工。
就基本格式而言，上述例子是以“臣闻”起首作理论、事实之间推理，有两个“臣闻”格式的连用。但单个“臣闻”格式的引证、推理没有做到“历历如贯珠”的“辞句连续”；就两个以上“臣闻”格式中的引证、推理而言，其间的串联也没有做到“历历如贯珠”的“辞句连续”。另外，这些以“臣闻”起首的引证推理，只是记言体散文中的一部分，还不是个人著述的、独立的“篇章”，正如《文选序》所称“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11)。
又，先秦诸子散文中以“臣闻”起首来发表见解的也有，但比较少，如《商君书·更法第一》所载：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12)
其引证、推理及现实的运用是不完整的，也只是记言体散文中的一部分，不能算是独立的“篇章”。
二、“上书”的“臣闻”格式连用
值得注意的是独立的“篇章”中几个“臣闻”连用的格式，如《战国策·秦三》“范子因王稽入秦”中的“献书”，其中三个“臣闻”格式的连用为：
范子因王稽入秦，献书昭王曰：“臣闻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当其职焉，能者亦不得蔽隐……臣闻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为其凋荣也。良医知病人之死生，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尧、舜、禹、汤复生，弗能攻已。(13)
这些有喻体与本体、有前提与结论的“臣闻”格式的连用，只不过有的“臣闻”与“臣闻”之间离得远一些，中间夹杂有其他部分，使这三个“臣闻”格式的连用未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片断。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的设想，假如把“臣闻”之类句式抽绎出来、再汇聚起来，那又会怎么样？
《战国策·燕二》“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载乐毅之“书”，现在我们把其中的四个“臣闻”格式抽绎并汇聚起来：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五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14)
这样的抽绎并汇聚起来不是很接近“连珠”体的文字吗？可如此处理的还有汉代邹阳的“上书”，如把其《上书吴王》中“臣闻”格式抽绎并汇聚起来：
臣闻秦倚曲台之宫，悬衡天下，画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节末路，张耳、陈胜连从兵之据，以叩函谷，咸阳遂危。何则？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也。
臣闻蛟龙骧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圣王底节修德，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
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鹗。夫全赵之时，武力鼎士，袨服丛台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连山东之侠，死士盈朝，不能还厉王之西也。然而计议不得，虽诸、贲不能安其位，亦明矣。(15)
这样脱略去前后具体的内容叙说而抽绎并汇聚起来的，不是也很像“连珠”吗？又如把邹阳《狱中上书自明》中“臣闻”格式抽绎并汇聚起来：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祗足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砥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16)
于是我们看到，“连珠”体已是呼之欲出了，只要把各处的“臣闻”格式抽绎并汇聚起来就是了；再就是对语言进行有意识的整理，使之有“历历如贯珠”的样子。另外，如在“蟠木根柢”前加“臣闻”二字，那么以下数句又是一个“臣闻”格式。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17)李兆洛《骈体文钞》：“此（连珠）体仿于韩非之内外《储说》，淮南之《说山》。”(18)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韩非子》中有《说林》、《储说》，都是传说、故事的集合，“连珠”某某首则是以各种事例进行推理、论证的集合，“连珠”某某首的集合体也应该是经抽绎而汇聚所成。
此处所述情况就是我们拟测的“连珠”体起源时构成进程之一。把某种固定格式的文字从原生态语境中抽离出来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乏其例，最近的例子就是韩非《储说》、《说林》，把各种各样内容的“说”抽绎并汇聚起来；又如各种说辞、叙事中的“格言”之类，也可以实施抽绎并汇聚；就《文选》所录文体而言，就有好几种，如：“诗”，本来可以是叙事中的一部分；“序”本是依附于原著起说明作用的；“赞”，或是依附于画的，或是祭祀时的唱叹之词，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所谓“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风飏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19)；“史论”，为史传之末对人物的评价；“史述赞”，为班固《汉书·自序传》对各篇旨意的叙说，这些都被萧统从原生态语境中抽离出来以构成新文体的。《文选序》也有明言，要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的原生态语境中抽离出“赞论、序述”：“至於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於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20)而且，这些“序”、“赞”、“史论”、“史述赞”是可以聚集在一起成为某种文体的集合体的。这说明，“连珠”起源于“对问”中的某一部分并最终构成一种新的文体，从事物的发展规律上来说具有必然性。只不过“连珠”体在语言形式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既能以“连珠”串联单个，又能以“连珠”串联多个，构成“连珠”整体的数首、数十首。
三、《闻乐对》为连珠雏形与“连珠”起源于“对问”
对“连珠”体起源、构成进程的探讨，还应该有一条途径，这就是脱略非“臣闻”部分，而突出“臣闻”部分使其独立成篇。这种途径恰恰与连缀数个“臣闻”而独立成篇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来看《汉书·景十三王传》的记载：“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惩吴、楚七国行事，议者多冤晁错之策，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强，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惩。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先帝所以广封连城，犬牙相错者，为盘石宗也。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天子置酒，胜闻乐声而泣。问其故，胜对曰：”(21)这就是中山靖王刘胜《闻乐对》，其词为：
臣闻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故高渐离击筑易水之上，荆轲为之低而不食；雍门子壹微吟，孟尝君为之於邑。（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
（夫）众喣漂山，聚蚊成雷，朋党执虎，十夫桡椎。是以文王拘于牖里，孔子厄于陈、蔡。此乃烝庶之风成，增积之生害也。（臣身远与寡，莫为之先，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丛轻折轴，羽翮飞肉，纷惊逢罗，潸然出涕。）
臣闻白日晒光，幽隐皆照；明月曜夜，蚊虻宵见。然云蒸列布，沓冥昼昏；尘埃布覆，昧不见泰山。何则？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阏不得闻，谗言之徒蜂生，道辽路远，曾莫为臣闻，臣窃自悲也。）
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臣之谓也。）(22)
以上是原原本本的载录，只不过笔者把某些文字标上了括号，括号中的文字是具体内容的叙说，如果把括号里的关于自我情感、自我事迹的叙写去掉，再把第二节起首的“夫”换成“臣闻”，就是很自然的“连珠四首”了。
傅玄《叙连珠》称“连珠”是“汉章帝之世”“三子受诏作之”，这里武帝“问其故”而“胜对曰”亦是应诏性质；《汉书》记载：刘胜“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23)，刘胜《闻乐对》起到了上书的作用。
四、抽绎并汇聚与脱略具体的相结合
无论是抽绎并汇聚还是脱略具体以突出“臣闻”，此二者的共同点都在于作品是在回答“召问”“召对”，于是我们提出“连珠”起源于“召问”“召对”制度下的“应对”、“候对”、“问对”、“对问”。“问对”，《左传》“襄公十二年”：“灵王求后于齐，齐侯问对于晏桓子。”(24)“应对”，《史记·秦始皇本纪》：“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25)“召问”、“召对”，《后汉书·宋意传》：“意少传父业，显宗时举孝廉，以召对合旨，擢拜阿阳侯相。”(26)君主召见臣下令其回答有关政事、经义等方面的问题，臣下的回答要有一个论证的过程，这就是以“臣闻”形式出现的以天地事物规律、古今人物事迹进行的论证。秦汉时的待诏，就是等待帝王“召问”以“应对”，刘勰、沈约所说连珠起源于扬雄，扬雄就有待诏的经历，《汉书·扬雄传》载，扬雄“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又载扬雄文字，“而桓谭以为绝伦”(27)。《汉书·楚元王传赞》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28)这种待诏经历，殆与扬雄为“连珠”体创始者有必然关系欤？刘勰《文心雕龙·杂文》：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29)
枚乘《七发》，也是以客回答吴太子的形式展开，刘勰把“连珠”置放在“对问”、“七发”之后阐述，殆有深意乎？
于是可知，所谓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是说由“臣闻”格式自然演进而成，即以“臣闻”为推理论证格式的文字越来越占主体、主要地位，而其他文字越来越少乃至最终消失或省却。但事情更重要还在于观念，应该观念先行或由观念决定的，即观念上要有意识地把“臣闻”格式抽绎出来而汇聚，观念上不再有具体的场景并脱略实用性。这就是刘胜《闻乐对》为有问而答；而扬雄的作品甚或“汉章帝之世”“三子受诏作之”的作品，为无问而答；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脱离实用而真正“务虚”成为文学，或者说二者的区别肇始了新文体的产生。
所谓无问而答，即这类文字不再是传统的有具体指向的劝谏话语，不再有实用价值，而只是借鉴某种推论的文字，并把它从原生态语境中抽离出来，且进行新的组合。这种抽离机制的最大意义在于，使得原本有具体指向的劝谏话语有了某种抽象和普适化，这种抽离机制使得劝谏话语在新的语境中被再联结、新组合，于是，其叙述与阐释能生成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就是脱略具体朝政的叙说而进入所谓人心之至情、世态之常理之类普世性和公理性的事理叙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连珠”文，都是没有具体的表明内容的题目的，这也就是说，这些作品抒发的情感、叙述的哲理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人物或某一具体事件，它们应该是针对某种社会现象、针对某一反复出现而长久经历的事件、针对人生、针对社会而来，这也应该是“连珠”这一文体的特性，超脱于具体事物之上的概括性抒发情感、叙述哲理。我们之所以说刘胜《闻乐对》是“连珠”体的雏形，道理就在于此，假如脱略掉刘胜《闻乐对》关于自我情感、自我事迹的叙写，那么它就会完完全全像“连珠”文了。
那就可以看出章学诚《文史通义》称“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也有不确之处。韩非《储说》全为具体历史人物“比事”，或许是寓言式的具体历史人物“比事”；而“连珠”者，除了有具体人物的“比事”，还有非具体人物的“比事”，如汉扬雄《连珠》曰：
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不荐，善废格而所排，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也。(30)
有时是以具体人物“比事”推理出当以非具体人物的“比事”，如汉班固《拟连珠》曰：
臣闻公输爱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贵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闻良匠度见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业。(31)
“连珠”用以推理论证的“比事”，还有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等，如班固《拟连珠》曰：
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臣闻马伏皂而不用，则驽与良而为群；士齐僚而不职，则贤与愚而不分。
总之，要使推理、论证出来的结果，尽量剥离具体对象的偶然性，为社会经验、人生事例整理出逻辑的必然性和概念内涵的客体性；为了更恰切实现普世性和公理性的事理叙说。
“连珠”体脱略具体的实用而进入普世性和公理性的事理叙说的形成过程，又正好与文学史上诗歌抒情的发展同步的。汉代人解诗，都把诗与具体的叙事结合起来，如其论《诗经》作品、乐府作品都揭示其本事，见于汉代书籍的有主名的汉人诗作大都伴随着一个事件，如《大风歌》、《垓下歌》之类。这表明，汉人认为诗这一文体，除抒情功能外还有叙事功能。但诗作必定与具体事件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情况下是妨碍诗歌抒情的发展的。诗人可以就某一具体事件抒发情怀，诗难道不能在突出具体场景、具体人物的同时，又就概括而言的整个人生、整个社会抒发情怀？诗难道不能就虚拟事件抒发情怀？于是建安诗人有所谓的“杂诗”，李善注《文选》称之为“不拘流例，遇物即言”(32)，就是认为其超脱于具体事件之上而重在抒发情怀。以后诗作又可直接题名为“咏怀”，表明诗作并非吟咏具体事件，不主叙事，只是为了吟咏情怀。葛晓音称，汉魏五言诗“古意”的抒情内涵即所谓表现为人心之至情、世态之常理，抒情言志具有普世性和公理性的特质(33)，当时不能以某一有具体含义的题目来限定它，于是只好以“古意”这类没有具体的表明内容的题目了，即是这个道理。
五、语言因素对新的文学文体形成的意义
“连珠”文体的形成还在于语言上确定“连珠”形式，抽离机制要求劝谏话语以新的语言格式出现，其被再联结、新组合的前提之一，还有语言因素。这就是沈约《注制旨连珠表》所说：“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所谓“连珠”，换一种表述就是使语言表达的外在与内在都具有足够的串联。就其外在来说，语言整齐乃至骈化，所谓顺口而下；就其内在来说，推理论证环环相扣，这样才真正达到“连珠”。其表现，一是每个“臣闻”格式内部的；二是一个个“臣闻”格式能够排比在一起。
抽离机制要求劝谏话语在新的语境中被“连珠”式的再联结、新组合，当其脱略具体事件的依托时，其文体性质起了变化，文体具有了某种欣赏愉悦功能，这就是梁时萧绎《金楼子·立言》所谓“文”的特性：“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34)；一是文采，二是情感力量。文采演进的途径有二，一是萧统《文选序》所言：
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35)
这是文采演化的渐进之路。二是观念上，“文”就是要“绮縠纷披，宫徵靡曼”；于是，就照此要求“文”的文采。“连珠”语言形式，也应当是这样演进形成的，先是逐步逐渐的“连珠”化，到一定的时候则是观念要求下的“连珠”化。
劝谏话语脱略具体事件的依托，脱离具体事件的指向，再加上语言形式上的“连珠”的欣赏愉悦功能，使文体接受者的心理也有了改变，其新的指向就是使接受者由痛苦的被劝谏者而成为幸福的对推理、论证文字的欣赏者；其中，既有使接受者在作品上内容的接受，又有接受者把内容的接受转变为对形式的某种接受、欣赏。
脱略具体事件、语言形式的重赏心悦目、人们从欣赏方面接受，这三个方面正好构成了应用文是怎样进化、改变成为文学的。其一，文学强调个别性、特殊性，但又强调这种个别性、特殊性的指向为普世性和公理性，强调全社会的接受。其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应用文进化、改变成为文学当然是更讲究语言的表达。其三，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因为文学作品叙写了自己的事情才被打动而接受文学的，绝大多数人是从欣赏方面进入文学的；倒过来讲，正因为是文学或具备了文学性质，才会被更广泛的人群所接受。
因此，论证“连珠”的文体特征，应该着重于“连珠”体的文学性是怎么表现的，着重于“连珠”体是怎样成为文学文体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傅玄对“连珠”体的论述是切合其演进过程的，其《叙连珠》云：
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观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36)
所谓“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就是脱略具体；所谓“欲使历历如贯珠”，就是文采化其语言形式；最终要达到“易观而可悦”的文学自身的普遍目的。
六、“连珠”实用的例子及其他
《文选》卷40“弹事类”录文三篇，其任彦升《奏弹曹景宗一首》，在“御史中丞臣任防稽首言”之下起首曰：
臣闻将军死绥，咫步无却；顾望避敌，逗桡有刑。至乃赵母深识，乞不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轻。是知败军之将，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罚斯在。(37)
任彦升《奏弹刘整一首》，在“御史中丞臣任防稽首言”之下起首曰：
臣闻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无常子。是以义士节夫，闻之有立。千载美谈，斯为称首。(38)
沈休文《奏弹王源一首》，在“给事黄门侍郎，兼御史中丞，吴兴邑中正臣沈约稽首言”之下起首曰：
臣闻齐大非偶，著乎前诰。辞霍不婚，垂称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义，升降窳隆，诚非一揆。固宜本其门素，不相夺伦。使秦晋有匹，泾渭无舛。(39)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任彦升、沈休文的这些“臣闻”文字在本质上可视作“连珠”，只不过是单独的、单个的使用。这些“连珠”文字的创作情况可以有两种推测：其一，当场为该弹事文而作。其二，可能是从某个“连珠”某某首中抽离出来使用在这个“弹事文”里的；或许就是从自家的“连珠”某某首中抽离出来，或许就是从别人的“连珠”某某首，即类似陆士衡《演连珠五十首》(40)中抽离出来。倒过来说，这些“连珠”文字的去向，或许可能从这些“弹事文”里抽离出来构成一个“连珠”的集合体，这就是“连珠”某某首。
但是，并非所有的“臣闻”格式都可以转化为“连珠”体，比如邹阳《狱中上书自明》中“臣闻”格式的这个例子：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41)
此属反面论证，是用后面的推理论证证明前述“臣闻”之事不具公理性；这样的“臣闻”格式，“连珠”体是不用的；“连珠”体所用，一定是以“臣闻”之事为具公理性的正面事物，进而进行推理论证，所以“臣闻”之事一定与其推理论证的方向相一致。
另外，如何追求变化的问题。所谓“连珠”数首、数十首的集合构成，是把具有大致相同文体意味的、具有大致相同语言“连珠”构成意味的、具有大致相同推理论证意味的、大致共同具有讽谏意味的单个“连珠”排列集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一个如何避免雷同的问题。沈约《注制旨连珠表》谈到这个问题：
窃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放《易》象《论》，动模经诰，班固谓之命世，桓谭以为绝伦。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虽复金镳互聘，玉轪并驰，妍蚩优劣，参差相间；翔禽伏兽，易以心威，守株胶瑟，难与适变。水镜芝兰，随其所遇；明珠燕石，贵贱相悬。(42)
一方面是说形式虽然“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连珠”必有一组以上的对仗，所谓语言的骈化，即“金镳互聘，玉轪并驰”；但另一方面又强调“随其所遇”要有千变万化，即“妍蚩优劣，参差相间，翔禽伏兽，易以心威，守株胶瑟，难与适变，水镜芝兰，随其所遇”，这是举梁武帝之作为例的说明，梁武帝《制旨连珠》曰：
盖闻水镜不以妍蚩殊照，芝兰宁为贵贱异芳，是以弘道归於兼济，至德由乎两忘。(43)
沈约直接套用梁武帝《连珠》的成语，一方面赞赏了梁武帝之作，另一方面又说出了“连珠”体当有千变万化，就跟“对问”的写法有千变万化一样。
注释：
①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54页。
②③④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39，1035，1039页。
⑤⑥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1-32，36页。
⑦《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31页。
⑧⑨⑩高诱注：《战国策》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43，19，36页。
(11)(15)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545-546页。
(12)《商君书》，《诸子集成》本，第5册，第2页。
(13)高诱注：《战国策》第1册，第39页。
(14)高诱注：《战国策》第3册，第73-74页。
(16)(20)李善注：《文选》，第549、550，2页。
(17)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1页。
(18)李兆洛：《骈体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61页。
(19)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58页。
(21)(22)(23)(27)(28)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22，2422-2425，2425，3583，2425页。
(24)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996页。
(2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68页。
(26)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14页。
(29)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54页。
(30)(31)欧阳询：《艺文类聚》，第1036，1036页。
(32)李善注：《文选》，第415页。
(33)葛晓音论汉魏五言“古意”语，葛晓音《汉魏五言“古意”内涵》，见《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0页。
(35)李善注：《文选》，第1页。
(36)欧阳询：《艺文类聚》，第1035页。
(37)(38)(39)(41)李善注：《文选》，第558，560，561-562，547页。
(40)《文选》卷55有录，见李善注：《文选》，第761-767页。
(42)(43)欧阳询：《艺文类聚》，第1039，10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