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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难点问题
与近年来国有小企业改革迅猛发展的趋势相比，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显得明显滞后，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可跨越的障碍，这就是传统体制和体制转轨时期遗留给国有经济的历史性包袱，即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大量的冗员和企业“办社会”负担等。
1.国有经济的过度负债问题
据统计，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0年则为58.4%，1991年为60.5%，1992年为61.5%，1993年为71.7%；从1994年对12.4万个国有企业清产核资资料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已上升为75.1%。
根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提供的公开数据，截至1995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96425.3亿元，负债总额58126.3亿元，所有者权益为38299.0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5.9%。从数字上看，资产负债率不是很高的原因是，在1995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统计中，由于国有土地估价和固定资产重估因素的进入，使资产负债率下降了大约10个百分点，因而国有企业实际的资产负债率仍然高居不下。
根据在若干城市的典型调查，在负债总额中，从债权人及其债权额的分布结构上看，大约有66%的负债是对金融机构的借款，主要包括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长短期借款；大约有20%的负债是对其他企业的欠款，主要包括应付票据、应付帐款和其他应付款等；大约有8%的负债是对各级财政的欠款，主要包括“拨改贷”和基建基金、政府部门委托借款和欠缴的财政税费等；大约有4%的负债是对本企业职工的欠款，主要包括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和职工集资款等；剩余的2%是企业发行的长期债券。此外，根据典型调查，在国有企业的负债总额中，大约有20%的不良债务。
以上事实表明，国有经济的过度负债和大量不良债务，不仅使国有企业陷入低效运转，而且影响国家银行的信用基础，其最终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国有企业中的冗员问题
据有关部门的估计，目前国有企业在职职工中的富余人员为2400万人左右，占全国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总额的24%。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过程中，这些职工将被分离出来，面临着重新安置的问题。若以这些职工一次性安置费为人均2.5万元计算安置成本，则安置国有企业全部富余人员的总成本就需要6000亿元。
此外，还有国有企业老职工的养老保险费的欠帐问题。要真正建立养老保险的个人帐户，就需要补充过去在职职工平均工龄20年的积累不足。假定平均每人应有5000元的积累，全国国有单位共有职工1亿人，则需要5000亿元。若再考虑现已离退休的职工2300万人，以每人应有1万元的积累计算，则还有2300万元的缺口。也就是说，要真正推进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使其能够适应国有经济的调整，仅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方面的体制性欠帐，其总额高达7300万元。
3.企业“办社会”负担
根据典型调查，国有企业由于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性职能，创办了大量的企业医院、学校、幼儿园及其他公共福利设施，这些非经营性资产大约占到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6.5%。即在全部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中，大约有价值6300亿元的非经营性资产。
实际上，这部分资产的形成，是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的体制性欠帐。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职工以低工资、低福利的待遇，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利润，国家并没有为国有企业职工建立相应的公益福利设施，而是将这部分收益抽走，用于铺设新的摊子，形成新的国有资产。这导致国有企业不得不以挤占企业经营性生产资金的方式，建立了各种非经营性的事业，承担起政府和社会的职能。因此，在进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应将这部分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交由地方政府或社会组织管理，这意味着要在国有资本中进行相应的扣除。这里，还不包括国有企业每年用于职工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教育、文体等方面管理费用的支出，这部分费用大约占企业全年管理费用支出的50%左右。
此外，由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低效益运转，形成了大量的资产损失和资金挂帐。据调查，这部分损失大约占资产总额的7.7%，即大约有7400亿元早已不存在的帐面资产。
当然，以上是就整个国有企业算大帐而言，并不意味着我们全部的国有企业都不好。事实上，在体制转轨时期，也有一些国有企业能够克服自身制度方面的障碍，比较快地进入市场竞争的环境，从而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并迅速增长为优势企业集团，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发展。以上的分析，只是从国有企业改革面上的情况看，如果不切实解决上述这些历史性、体制性欠帐，国有企业很难进行制度创新，国有产权很难流动，必然严重影响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解决国有经济体制性欠帐的成本分析
对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度很大，说到底是在于由“谁”来付费清偿体制性欠帐，以及是否存在支付巨额费用的能力。
1.国有经济自身的支付能力
这里仅以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为例。从国有经济内部可调动的现有资源看，无外乎两个方面，即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
首先，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我们以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单位清产核资的数据进行测算。当时，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为41370.1亿元，负债总额为31049.1亿元，所有者权益为10321亿元，资产负债率为75.05%。若以损失挂帐冲抵所有者权益，实际的资产总额为37273.8亿元，负债总额为31049.1亿元，所有者权益为6224.7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3.3%。
在此情况下，以财政注资的方式，扩大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率降低1个百发点，财政需投入452.9亿元，若降低20个百分点（即使资产负债率降至63.3%），财政需投入资金总额高达11776.9亿元。鉴于1994年参加清产核资的企业户数约占全部国有企业的50%左右，那么，要使全部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低20个百分点，财政则要注资2万亿元以上。而在目前情况下，国家财政每年对国有企业的投入仅为四、五百亿，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今后新增的不良债务问题，根据国家财政的现有能力，需要4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解决已有的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这说明单靠财政注资方式是不现实的。
从国有银行的角度看，最简单的方式是，动用银行呆帐准备金对不良资产进行冲销。为保证国家信贷资金的完整，从1992年起，建立了银行贷款呆帐准备金制度。呆帐准备金是商业银行按照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建立的专项基金，专门用于弥补银行不能如期收回的贷款损失。1992年，国有企业银行呆帐准备金的计提比例为年初贷款余额的5‰，以后每年增加1‰。当历年结转的税后准备金余额达到年初贷款余额的1%时，从达到年度起，一律按1%的比例差额计算提取。
据此测算，1996年初国有银行的贷款余额为39393亿元，应计提的呆帐准备金率为9‰，绝对额仅为354.54亿元。这意味着，即便足额提取呆帐准备金，使其达到贷款余额的1%，相对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数额来看，也只是杯水车薪。从典型调查的情况看，1995年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大约占到同期贷款余额的22.65%。其中，逾期贷款占到贷款余额的13.99%，呆滞贷款占到6.67%，呆帐贷款占到1.99%。但实际上在呆滞贷款中，又有大量的早已成为呆帐贷款。也就是说，即使动用全部呆帐准备金和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也仅够冲销银行不良资产中的呆帐贷款，仍有相当大数额的不良资产无法消化。
如此巨额的不良资产长期存在下去，直接危及国有银行的信用基础。从国有银行的自身情况看，要彻底解决问题，要么以财政注资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的方式，弥补冲销不良资产的巨大缺口；要么通过中央银行增发货币，以通货膨胀的代价淹没巨额不良资产。显然，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这两种可能性都几乎不存在。
2.非国有经济的潜在实力
从我国现实的可行性出发，无论是国家财政、国有银行，还是国有企业自身，均没有能力全部自行消化和弥补国有经济存量如此巨大的缺口。因此，应在承认体制性欠帐的同时，跳出国有经济的范围寻求出路。
中国的改革，走了一条不同于其他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路径。在整个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国有经济独自承担了体制转轨的成本，在维持自身运转的同时，培育了非国有经济的成长与发展；并以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有资料显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变动指标中，从投入方面看，1980-1995年，国有经济单位的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从81.9%下降到54.4%；非国有经济单位的投资比重，从18.1%上升到45.6%。从产出方面看，1980-1995年，国有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76.0%下降到34.0%；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从24.0%上升到66.0%。国有建筑施工企业创造的产值在建筑施工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63.7%下降到38.6%；非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产值比重，从36.3%上升到61.4%。
在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有两项结构指标值得引起注意。其一是就业指标，到1995年，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扣除72.2%从事农林牧副渔的农民外，国有单位占了18.0%，非国有经济单位的就业人数仅为9.8%。其二是资产规模指标，以工业为例，在全部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为59.9%，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仅为40.1%。这说明，如果非国有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势必进一步吸纳就业人口和扩大资产规模，以满足其强烈的扩充需要。
以上数据表明，在整个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非国有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改革走到今天，当国有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时，引入改革的增量参与国有经济存量的调整与重构，不仅具有现实可行性，而且无需增加国家财政的负担，分散了国有银行的资产风险。更重要的是，通过非国有经济增量的进入，为我们提供了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历史契机，从而使国有经济能够有计划地转移一些产业和领域，将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起来，投入到需要国有经济加强的产业和领域中去，以达到提高国有经济整体质量和素质的目的。
显然，借助非国有经济的潜在实力，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是有条件的。我国非国有经济是在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中发展的。因此，引入非国有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的重组，只能凭借市场的力量。进一步讲，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的重组、债务的重组，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通过资本市场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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