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贸易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由贸易政策将提高世界范围内的要素配置效率，增进各国的经济福利。贸易保护经常盛行的国际贸易政策演进，却往往与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古典处方相矛盾。一般认为，造成这种反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贸易纯理论的假定前提，在现实世界中并未得到充分的满足。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在纯经济分析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创新阐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强调贸易政策并不仅仅简单出自建立在经济学家的成本—收益之上的效率计量，而且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通过运用政治行为的经济分析，考察政治决策过程中贸易政策的选择和变化、各国的相互作用和国内的结构特征。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鲍得温(Baldwin)、迈吉(Magee)、塔洛克(Tullock)、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奥尔森(Olson)和布坎南(Buchanan)等，唐斯(Downs)、克鲁格(Kruger)、库思(Kurth)和巴格瓦蒂(Bhagwati)等为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即国际层次的分析，采用了与传统的自由主义不同的国际现实主义方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作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其自由观点基于三个假定前提：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角色和分析单位；第二，个人是理性的；第三，个人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其效用满足最大化。政府的经济角色相对有限，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会限制市场力量，从而阻碍贸易的发生。诚然，自由主义者也承认某些“公共物品”应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提供，认为政府在维护自由竞争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推广到国际经济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了不仅国家内部而且国家之间利益协调的重要性。一个有力的历史佐证是，19世纪英国废除谷物法取得自由贸易的伟大胜利，不仅给英国而且给其他国家带来利益。自由贸易将增进各国福利水平，从而亦使国家冲突和战争缺乏经济基础。同样，政府也需要管理国际经济，通过建立各种经济制度，来保证国际竞争的公平进行。
国际观实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萧条时期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以邻为壑”贸易政策的福利原因。现实主义者认为，第一，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角色和分析单位；第二，理性的国家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各国都有其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各国政府则是这种利益的保证。不同于经济，政治是一种零和游戏；第三，国家通过成本—收益分析，作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很大程度上属于各为自主的领域，而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学是国际经济学的基础。他们强调了国家政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国的贸易政策仅仅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反映，贸易政策的制订目的在于增强与国家利益相关的竞争力。此外也强调了贸易的外部性，认为安全因素对一国贸易政策起着重要的影响。贸易政策的这种国际经济学分析，最有代表性当属金德尔伯格(1973)、格尔潘(1975)和库拉斯纳(1976)等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一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对外经济政策，当国际体系中具有超群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某一突出国家即所谓霸权国家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并试图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并且通过制裁、报复等强制手段来执行规则。霸权国家提供了自由贸易这一公共物品，并具有稳定和维护国际体制的能力。霸权安定理论从英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贸易政策演化中受到了启发，旨在解释各国相对国际地位变化过程中国际经济体制的演变。金德尔伯格甚至认为，本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部分地是英国作为霸权国家角色的接力棒交给尚未完全形成霸权国家的美国而不幸落地的结果。拿这一理论来检验战后的贸易政策，可以发现，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它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一旦其霸权地位下降，便逐步从自由贸易的立场后退，转向新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解释贸易政策的变化，认为国际贸易是国与国之关系的一种形式和途径，各国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贸易政策的选择。各国在选择贸易政策时虽然按国家利益行事，但常处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两难境地，并且常有实施贸易保护的冲动，结果往往背离了效率的原则。因此，在贸易政策实践中，赫莱尼尔(Helleiner)等用国际谈判模型解释了30年代以来特别是战后关税不断下降的趋势。通过两国或多国谈判达成协议要比单方面实施减税政策容易，单方面实施关税减让会引起国内较强的反对，而双边或多边协议可以得到那些因关税减让而得益的部门、集团和阶层的支持；而且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之后，各自都承担了相应的国际义务，有助于避免贸易战的发生。
二、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更是各国国内政治经济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如实反映各种集团利益的政治过程的决策。国际贸易研究在这方面的进展得益于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市场的开创性研究。在政治领域，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选民作为政治市场需求者，投票选举那些能够增进他们利益的候选人；总统和议员等决策者作为政治市场的供给者，追求当选或连任。这一理论运用于贸易政策的决定，并且假定经济市场是完全竞争、收入再分配可行、以直接投票的简单多数原则确定当选者且投票成本为零，决策者应当选择最有效率的自由贸易政策。根据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如果该国劳动者多于资本所有者，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政治决策者会顺应大多数劳动者的要求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反之，如果该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自由贸易将直接使大多数劳动者受损，因而该国有保护的倾向。但由于自由贸易给资本所有者带来的收益大于这些损失，通过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可用于补偿劳动者的损失，所以自由贸易政策仍会得到劳动者的赞成并付诸实施。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贸易保护主义并呈不断加强的趋势呢？这是因为上述结论的种种假设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是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两大因素。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已证明，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扭曲，使自由贸易政策不具备效率优势，自由贸易的好处亦因不能惠及大多数人而难显示其优越性。而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是以政治市场的缺陷为前提，解释了政治体系中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的动因。鲍得温等人认为，保护是来自于特定的选举人集团、企业、利益集团和政党的要求，并受到政治家和政府官僚的支持，并以关税保护的游说活动为例对贸易保护作用作了政治市场分析。图中OA是游说成本曲线，假定对特定经济利益集团来说，由于获得关税保护越高越困难，使边际成本不断递增，因而这曲线斜率也逐渐提高，同时，游说成本曲线也反映了政治市场供给者对特定的经济利益部门或产业实行附加保护的意愿。在下列情形下，成本曲线会向下移动：第一，经济利益集团组织得好，第二，游说活动越有效率，第三，社会中的其他组织觉得该特定经济利益集团应受到关税保护，比如农民的保护要求得到了社会大众同情性地赞成。
关税保护游说活动的最优分析
图中OBC代表保护利益曲线，它代表利益集团从事游说活动带来关税保护的货币价值。关税水平越高，对集团带来的利益就越大，最大值为B，对应的是禁止性关税。关税的增加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边际的利益，但总体上边际收益递减。关税水平增加到T[*]时，集团的游说努力为最优。因为在该点，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异即租金为最大。此外，游说的初始成本即OA很高而整个成本曲线OAA’位于游说收益曲线OBC上方表明，对特定经济利益集团而言，寻求关税保护的游说活动并不总是值得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已经组织起来的经济利益集团更能获取额外优势和特权地位，而新建立者却在政治斗争中步履维艰。
运用这一模式，具体说明现实世界中游说和保护的程度，需对成本和曲线的位置和斜率的决定因素加以经验论证，需对不同的产业部门进行分析。一般说来，赞成关税的集团即关税保护的最大受益者，是供应国内市场与进口竞争的国内企业，也包括生产互补性产品和为进口竞争企业提供投入的企业。由于贸易保护的政策效应是有形的和直接的，可以增加国内就业和产量，所以尤其是在国内失业处于高水平时，保护主义者集团往往有着很强的游说力量，在政治斗争中起着重要的影响。而作为赞成自由贸易的主要力量，出口企业意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必然会导致国外报复，从而影响其出口贸易。但由于这种损失是间接的和难以事先定量的，因而他们很难将其出口利益转移为有效的政治行动。从事国际化生产的跨国公司和生产中使用进口投入品的企业也有赞成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但这些企业同时往往又属于与保护利益有关的进口竞争部门，因而其政治立场是模棱两可的，甚至是赞成关税的。同时，作为自由贸易的社会受益者，消费者集团受制于减免关税机会成本的无形性和间接性，在政治上缺乏为削减关税而斗争的动力。事实上，究竟是赞成关税抑或反对关税的利益集团占上风，这取决于组织的政治力量和在政治过程中提出各自要求的强度，关键在于有效的游说组织和获取必要资金的激励与能力。保护是影响特定经济部门或领域任何成员的公共物品，因此存在着某一成员企求享受利益而不愿作出努力的免费搭车倾向。削减关税是包括那些不卷入矛盾和承担成本的人在内人人都能享受利益的公共物品，由于预期的受益者的利益极不稳定和缺乏透明度，因而他们缺乏参与投票的动力；相反，削减关税的受益者直接感受到了损害，因而愿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进程。正因为这种倾向在自由贸易政策中显得比贸易保护时更强烈，政治决策者认识到，应当根据院外活动力量的变化来确定政策取向。通常，院外活动力量作为就某一保护政策进行游说的集团，对于那些在事关该集团利益上持这种或那种立场的官员和候选人会给予或收回自己的金钱或选票。此外，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税收体制低效率导致税收收入较少，政府通过征收关税来增加财政收入，常倾向于保护贸易。
三、结论和应用
根据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成本—收益分析，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阐明了贸易保护的产业特征：消费品产业等进口所占比例较高的产业、纺织业等就业人数多的产业和钢铁、汽车等寡头竞争产业易于得到更多的保护。同时，还经验论证了贸易政策的格局：第一，阶梯关税的格局。利益集团决定关税结构，各种产业对贸易保护的游说活动有着不同的收益和成本。对最终消费品征收的关税一般高于中间产品和原料，这归结为分散的消费者利益集团受困于大量的免费搭车者，在政治上缺乏组织力量；集体行动的困难解释了有些政策不但得不偿失而且受损选民远超过受益选民却仍被采纳；第二，美国和加拿大的保护格局。政府在决定关税率时存在偏袒组织得好的、与进口竞争的集团的倾向，这表明出口集团在维护与他们利益相关的自由贸易方面，不如受到进口威胁的集团为实行保护贸易而组织得好；第三，关税减让的格局。战后GATT主持下以关税减让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实际上是各国相互间的一种让步，谈判者把削减关税当作让步正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迎合与进口竞争的生产者集团。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在多方面得到应用。第一，对有关“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简称DUP的经济研究。克鲁格认为，不同于增加社会财富的经济学的寻利行为，这种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并不增加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特殊形式。在国际贸易中的典型表现是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活动对该产业实行高关税或进口配额的保护，使集团获利。这种院外活动包括为某项政策的实施、政策的存在以及针对政策的结果而进行。政府的关税政策旨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被少数几家企业垄断时，这些企业可能就没有很强的激励去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使关税政策成为对寻租行为的保护。此外，与进口替代政策体制相伴随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制、汇率高估以及外汇管制等都将产生追求经济租的活动，这种对社会有限经济资源的耗资构成贸易保护社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对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当今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与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是相违背的。之所以选择直接让国外承担保护成本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自愿出口限制等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而不运用经济效率最优或次优的政策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不但从经济上而且更多地从政治上考虑其影响。第三，对贸易政策的决策分析。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形成了两个分离的政策领域—产业部门领域和国民经济领域。政策焦点本应是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但实际偏向单个产业部门。例如，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妥协、与各种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是美国寡头政治的核心特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互相牵制反而可能使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无法得到实施。在政治经济进程中各个产业反对外国竞争的保护程度高低可以通过经济计量方法加以分析，这方面大量的研究文献为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有力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