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传统文化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习近平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①的科学论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历史命题。中国历经五千多年的文化发展历程，最终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是其他价值观，其现实根据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所谓契合性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相似性，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在目标追求、价值取向、思维理路、培育路径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二是相容性，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在主流上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借鉴、相互包容、相互融合，业已成为相互融通、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三是相依性，表现为中华传统文化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滋养，二者构成唇齿相依、相辅相成、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观自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软实力支撑，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历史逻辑 作为文化范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某种既定的存在，而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发展并演化至今的。然而纵观当前的研究，无论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本身，还是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多以静态的眼光加以考察，把流动的、发展的文化变得固化乃至僵化，使“契合性”仅仅被当作一种状态而非过程，其真实面貌难以被准确认识和把握。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碰撞 我们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基本的逻辑起点就在于二者在时空上存在交集，然而这种交集却不是自古已有、浑然天成的，而是在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中逐渐形成、不断发展并走向深化的。众所周知，工业发展取得的革命性成果彻底打破了各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华民族从此拉开了全面与世界对话的序幕，中华传统文化也开始了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交融和交锋。“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于是，在同西方文化的角力中，向来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地处于劣势，整个民族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不仅严重冲击着国人的文化自信，也迫使中华文化不得不做出何去何从的历史抉择。 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之初，在不同文化派系的打压限制下，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围堵封锁下，特别是由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比较机械和教条，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碰撞中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坎坷历程。此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采取了科学的文化态度，认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③进而创造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且在实践上仅用28年的时间完成从建党到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历史飞跃。新中国成立以后，注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注重建设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既是文化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使然，也是近代中国进行文化传播、文化选择、文化创造的主观努力的结果。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在中华民族的古老大地上确立起来，社会主义价值观首次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迈向了全面对话的新征程。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对话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由社会思潮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华丽蜕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跃居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培育，始终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中心问题展开的。然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既有发展进步的辉煌，也有失误和曲折的教训。有些人以此为由，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历史，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地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在理论上陷入迷茫、在思想上出现混乱、在实践中犯下错误。 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当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虽然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但却始终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始终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因而可以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原则、方向问题，只是策略、方法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才得以在中国得到如今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得以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坚持独立自主，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封锁，摆脱了“纯而又纯”的简单思维和僵化体制的禁锢，走出了不选边站队、不依附强权的发展道路。这对于一个刚刚成立不久、各方面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言，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也彰显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因为坚持了独立自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得以存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彰显具有世界意义的特色和优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度契合才成为可能。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契合 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的科学结论。思想的彻底解放带来了生产力的彻底解放，带来了社会发展活力的激越涌流，带来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展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使我们回归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恢复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遵循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宏伟壮举，顺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航程一经开启便势不可挡，纵使历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强烈冲击、苏东剧变动荡局势的负面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海啸的严峻考验以及西方敌对势力从未间断的西化和分化干扰破坏，中国都始终能在波涛汹涌和风云变幻中把准航向，并孕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促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互动和深度契合。 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全党全国人民更加自信地提出了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国梦要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灵魂和方向引领。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凝练，它将不同层面的价值要求外化于敢于有梦、勤于追梦、勇于圆梦的火热实践。同时，实现中国梦“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民族之根、发展之魂，正是由于看到了它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⑥。中华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着当代中国的价值追求，二者必将在高度契合中携手推动和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梦成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发端于不同的思想根系，二者既命中注定又机缘巧合地走到了一起，在历史上大体呈现出三种形式的相互关系。一是以中华传统文化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色彩，以克己复礼的怀旧情结寄托民族情感，试图通过传统的方式在现代化竞争中再现昔日的辉煌；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借先进文化之名向一切传统价值观念宣战，试图通过对历史的彻底清算建立一个新世界；三是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既对立又统一，主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⑦。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实际上取决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程度，并使二者始终处于主次更迭和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中。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二者并不是时间上的简单接续、内容上的机械拼凑和表达方式上的偶然巧合，而是在更高境界、更深层次上的有机化合和本质契合。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内在本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其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然而，面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这两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存在仅从梳理归纳二者的某些契合点或契合面的角度展开研究的现象，将研究视阈局限于寻找二者相契合的各个元素，而没有深入到二者相契合的内在本质。认识事物就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只有从根本入手，才能坚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理论根基，系统呈现二者相契合的实践图景。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科学性基础 通过对历史回顾，我们不禁产生几点疑问：究竟是什么使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今天依然对中华传统文化尊崇备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根本基础是什么？答案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中探寻。按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存在以下两种社会主义价值观：第一种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中提炼和升华出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可以集中表述为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具有概括性、一般性、抽象性的特点；第二种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的、适应当代中国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第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当前中国鲜活的、生动的、具体的呈现。我们现在提出“三个倡导”绝非历史的偶然，既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般运动发展规律，又符合了当代中华民族的特殊情况和根本利益，是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结出的科学成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本质上源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科学性。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与价值观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发展取决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和总体水平。然而，文化、价值观与社会经济基础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根据历史条件和民族差异，或超前，或滞后，或适应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评判文化与价值观是否先进，绝不能教条地依据其产生的时间顺序，而要看其能否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按照这个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然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从产生之日起便始终引领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始终与社会经济基础保持着恰到好处的适度张力。基于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也是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我解决的。既然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着局限性，那么人类社会的未来就有必要交由更加进步的社会形态来创造，于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石之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宏伟大厦拔地而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⑧这表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是理论，而是实践；不是要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不是要建立某种既定的社会形态，而是要结合本时代的社会现实创造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社会主义俨然是一个生命体，它的生命活力就体现在科学理论与鲜活实践的互动，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⑨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一帆风顺；什么时候我们以非科学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就遭遇挫折。科学的态度从本质上讲就是实践的态度，只有立足于实践、依托于实践、放眼于实践，社会主义所蕴含的科学真理才能真正迸发，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崇高价值才能真正实现。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价值性源泉 对于个体来讲，价值观决定着一个人的目标追求、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对于整体而言，价值观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精神动力和思想境界。近代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不仅由于它是理论上合乎逻辑、实践上合乎规律的科学真理，也在于它所表达的价值追求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追求和正确价值取向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确立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贪得无厌地攫取剩余价值的本质特点，导致工人的劳动产生异化，即生产与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使工人成为“异化的人”。资本家同样处于自我异化的境地，他们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并以这种占有消解着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劳动的异化加剧了阶级的对立，只有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异化关系，才能彻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正是由于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赤裸裸的欺骗和自我炒作的噱头，社会主义才得以确立自身的价值诉求，那就是通过实现人的经济自由来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评价一种价值观是否进步，不能光看它所提出的口号有多么诱人，而要看它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能否使我们的价值追求成为现实。应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在历史上一度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它的引领下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饥荒、战乱、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诸多问题层出不穷，资本与生俱来的扩张性、掠夺性暴露得一览无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追求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应运而生，它使自由平等的观念从天国降到人间、从抽象的字眼变成具体的实践，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价值观不仅是表达一种追求，更是表明一种立场，也就是要阐明谁的主张、维护谁的利益、为哪个社会阶层服务的问题。社会主义价值观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剥削人、压迫人、缺少社会公平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最本质的精神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充分尊重。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按照资本的固有逻辑运行，人的主体感受与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背道而驰，使人们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困惑和时代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横空出世，使世人找到了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它使人的历史地位首次超越了物，使人由推动发展的手段变成实现发展的目的，使人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实现了有机统一和完美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成了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升华和超越，推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完美互动和人向人自身的本质复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公民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不同层面阐释了中华民族当代的价值取向，历史地、立体地呈现了当代中国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合理继承并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和合大同”的家国情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契合了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正在进行的不懈奋斗。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开放性前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一个重要前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都具有开放包容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具有空间开放性，一方面它主动走出去影响世界，指导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它以科学真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对世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和接受。 马克思主义具有时间开放性，它不是理论上定型了的、实践上固化了的完成时和过去时，而是因时而变、顺势而动、与时俱进的进行时和将来时，它从不宣扬自己是完成了的绝对真理，而是不断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革新，成为新陈代谢、长盛不衰的生命体。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容开放性，它充分吸收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及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益成分，是在全面总结人类历史规律、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科学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故步自封，以其高度的开放性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用理论的力量影响着不同国家的发展走向，用实践的态度改变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中华传统文化同样具有包容并蓄的开放品格，表现为高度的内部活跃性。它得以延续五千年从未中断，并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丰富文化成果，是由于“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⑩。这种局面起始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至汉武帝时期基本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华传统文化还表现出高度的外部融通性，汉代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隋唐时期涌入中国的西域文化以及此后的辽金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等等，都被中华文化的强大魅力所吸引，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逐渐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11)它立足于中国大地又兼具国际视野，既不排斥外来文化的渗透，又能主动输出独具民族特色的思想体系，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和特质，即使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依然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都是开放的，但是二者的开放性在本质特征上却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是积极的、主动的，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了自己的历史任务，那就是用彻底的理论说服群众，用科学的理论掌握群众，将自己变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使无产阶级通过掌握革命理论的思想力量拥有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 与此相对，中华传统文化虽曾有过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等壮举，但总体而言其开放性是消极的、被动的，特别是明清以来，中华文化的日趋保守使中华民族最终遗憾地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中华文化具有防御倾向的文化特质埋下了重大隐患，逐渐滋生出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的“天朝大国”思想，以至在欧洲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下一败涂地。文化的生命力并不在于积累了多少文化遗产，而在于能否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作出适应时代的文化创新，在于能否对未来发展作出能动的、创造的前瞻性谋划。经过反思与探索，中华民族在与世界的全新对话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原理，以它作为理论根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构建了自成体系的文化语境和独树一帜的品格特质。但有的研究者忽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鲜明个性，忽视二者契合性中蕴含的区别于外物的独特魅力，代表这种契合性的独特符号标志急需确立。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不仅要从本质入手，也要从特色入手，抓住二者相契合的与众不同之处，彰显出匠心独运的理论特色、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 1.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中华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大地，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12)。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华传统文化代表了文化的民族性。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这个科学理论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响来到中国，从此将中华民族带上了蓬勃发展的复兴之路。从这个层面上讲，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文化的世界性。然而，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却不应只是这样简单地、机械地来理解。自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地走到一起以来，已经过去了近百年的时间，这期间二者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在历经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后，文化自信力严重受损，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在不断滋生。唯有马克思主义在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态度，采用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合理继承、积极创新的正确方法，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使中华传统文化不再仅仅是民族的，而是以崭新的精神面貌重新走向了世界，凭借其博大智慧和价值取向成为破解当今世界发展难题的重要思想工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登陆中国之后，同样历经了几度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然而经过一次次生死考验过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依然严格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它显然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的理论表述，而是按照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脉络重塑过的，按照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思维理路改造过的，按照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文化特质雕琢过的，已经被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都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们共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将携手开创人类历史的未来。 2.先进性与大众性的统一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价一种文化或价值观是否先进的具体标准就在于它能否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先进的，它是社会主义属性的价值观，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中提炼出来的，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阐明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13)。同时，它又是具有核心地位的价值观，代表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最具本质特征的部分，代表着当代中国最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结和提炼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先进性与大众性逐渐统一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走进中国之初，是以精英文化的面貌出现的，然而它的星星之火仅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使形成燎原之势，实现了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华丽蜕变，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破解了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它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进行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自我重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发展自身大众性的同时，也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全新改造，为其注入了新的先进性元素。先进性和大众性是彰显文化生命力的两个重要维度，历史上先进的文化由于缺少大众化的支撑而走向没落，大众的文化由于缺少先进性的引领而走向衰亡的例子都并不鲜见。先进性与大众性的统一并不是凭借文化的自我运动便能自然实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正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阶级立场、深邃的历史眼光和高度的政治智慧，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高度自觉的文化判断、文化选择、文化传播和文化创新，也终将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走向全面振兴和繁荣。 3.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之一，就是将解决现实问题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它不是把自己当作教义来要求社会现实符合自己的理论，而是时刻从具体实际出发去运用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它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站在人类思想的最前沿，引领社会历史的发展走向，指导当代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中华传统文化也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它虽然历经兴衰起伏与发展变迁，但至今却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与坚强的软实力支撑，成为破解当今世界发展难题的重要智慧宝库，具有历久弥新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又是超越现实的，始终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审视和引领历史的前进。它超越了资本主义思想，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视为必将被更高水平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一个历史阶段；它时刻进行着自我超越，总是在实现一个目标之后立足于新基础重新设定新目标，不断将量的积累转化为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触发和带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超越性，它唤醒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自强精神，激发了它强大的自我调适和自我修复能力，使本已垂垂老矣、羸弱不堪的中华传统文化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在几千年的厚重积淀之上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论品质，既是对当前社会现实的高度凝练，也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美好期盼；既提出了对当前发展阶段的价值要求，也表达了对中华民族未来的价值追求。一种价值观能否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关键在它能否与所处的时代保持适度张力，张力过大容易使人感到遥不可及、丧失信心，张力过小则不能令人心生敬意、热切向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启了未来与现实的深情对话，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现实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实事求是地谋划了未来的价值追求和美好愿景，以恰到好处的历史张力引领中华民族踏实地走向未来。 4.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同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只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展现出真理的力量。基于这个清醒的认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又不断用发展的理论指导日新月异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动力是实践，检验标准还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也正在于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华传统文化也具有自成一派的理论体系，也具有植根其中的实践基础。中华传统文化是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孕育出来的，它长期指导和规范着中华儿女的生产生活，引导和推动着华夏子孙的社会实践。时至今日，中华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经济基础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它所倡导的基本价值观念依然鲜活如初，依然能够发挥引领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依然值得人们去奋力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培育，遵循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般规律，亦即认知、认同、践行的基本逻辑。正确认知是整个逻辑架构的出发点，只有从理论上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将它的基本要求转化为自觉的现实行动。积极践行是整个逻辑架构的落脚点，如果缺少了实践的有力支撑，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将流于表面、失去生命。充分认同是整个逻辑架构的连接点，它是正确认知后的思想升华与积极践行前的思想准备，体现了实践主体的立场选择和价值判断。认知、认同和践行构成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共同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理论上日臻完善，在实践上不断取得新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充分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它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天地和崭新境界。 5.传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也是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产生的，“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1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遗传了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屹立不倒的强大基因，在价值观层面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延续，更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有创新的发展，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创新性。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囿于某个理论权威的经典论述，也不囿于某时某地的个别经验，它始终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态度看世界、看时代、看自身，永远站在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理论前沿。在它的统领下，中华传统文化摒弃了近代自我封闭的狭隘性和保守性，以极大的勇气甩掉了“天朝大国”的思想包袱，进入了更加开放包容、更富创新精神的全新境界。传承与创新反映出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表达了对现代和历史的基本态度，体现了对文化和价值观的基本判断。传承不是要厚古薄今、全盘照搬，而是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16)。创新不是要拒斥传统、全盘否定，而是要坚持合理批判、积极扬弃，努力继承历史文化的合理成分，积极挖掘优良传统的当代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处理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深刻认识到以古非今和以今非古的态度都是非历史的和不可取的，彰显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观自觉。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理论自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但有的研究者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作为一种自然发生的结果，强调二者相契合的客观性、必然性，对这种契合性发生发展演进的历史条件、根本动力、运行机制、实践主体等缺乏必要的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不是一个自在的过程，而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二者的深度契合同样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加以推动。 1.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 第一，要正确理解契合性的内涵。一是互通性，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在文化基因上拥有共同血脉，在表达方式上拥有共同话语，在核心价值上拥有共同追求，二者具备全面对话、深度交流、互融互通的广泛基础和基本条件。二是互补性，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二者可以在内容上彼此互补，在理论上相互借鉴，在取长补短中不断自我完善，在相辅相成中走向共同发展。三是互动性，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二者时刻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具有彼此呼应、协同联动的共振效应。 第二，要找准二者的契合点。一是要找准核心契合点，不应多点出击、遍地开花，将所有细枝末节的相似点和互补点都归为契合点，更不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无限泛化、扩大化，造成二者全面契合的错觉和混乱。二是要找准本质契合点，不应抓住表面相似的局部契合就以小见大，也不应抓住意义相近的只言片语就以偏概全，更不应刻意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人为地将二者的契合性庸俗化。三是要找准具有现实意义的契合点，不应离开中国国情抽象地谈二者的契合性，也不应不顾时代特征超历史地谈二者的契合性，应该注重结合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充分挖掘二者相契合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第三，要系统把握二者的契合性。一是要站在民族的视角，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稳稳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以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深厚的家国情怀认识和把握二者的契合性。二是要站在历史的视角，从运动发展中把握二者的契合性，梳理出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和发展趋势，从历史中把握二者相契合的基本规律。三是要站在世界的视角，将中国置于世界的宏大背景中来审视，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思考，将中华民族文化置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来谋划，着力使中华民族为世界发展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第四，要把握好二者契合的基本点。一是目标追求的契合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目标，本是取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这种期盼天下太平、国富民强的美好愿望，是中华民族当前的中心任务和世代相传的核心追求。二是层次结构的契合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17)，高度契合了中华民族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正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18)。三是培育方式的契合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积极的宣传和灌输，自外而内地使人们逐渐自觉接受和认同，同样，“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19)。四是伦理价值的契合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人与人的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向自身的回归，向往人的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机统一、和谐共生，这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合中庸”的思想不谋而合。 2.清醒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差异性 第一，二者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20)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根基，它的思想体系产生于机器大工业时代，发展于信息工业时代，它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全球化的开放社会为基础，在长期发展中不断适应和指导着不同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华传统文化产生的社会物质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有限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狭隘的视野决定了它自身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它的很多文化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看似相近，实则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不能机械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前者是建立在较低水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均贫”，而后者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均富”；前者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循环论”，而后者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第二，二者的哲学基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的，它以现实的人为基本出发点，不仅理清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还开创性地将唯物主义应用到历史领域；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命”思想则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色彩，它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归结为“天命”，成为统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它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即从事物的不断运动中亦即暂时性的方面来理解，具有不迷信任何权威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中华传统文化中虽也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但总体说来是形而上学的，呈现出封闭僵化的特点，导致人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它把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来理解，将自己的理论任务定位为改变世界；中华传统文化虽也主张经世济用，但它仅仅指望通过儒家教化来实现这个构想，这就不可能发动现实的实践主体形成真正革命的力量，它所期望的理想社会最终只能沦为空想。 第三，二者的阶级立场不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1)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创造并受其支配的，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诚然，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主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都是建立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基础之上的。中华传统文化强调的“民为邦本”，本意并不是要将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试图通过安民来达到“本固”进而实现“邦宁”，以达到强化封建统治的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则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独立和政治自由，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2)。无论革命形势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巨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都始终没有丝毫动摇，这成为其价值合理性的根本源泉，也成为它超越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以往人类文明成果的根本原因。 3.提升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性 第一，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对待文化的自觉态度，就是按照文化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来认识和改造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只有与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具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力、指明前进方向的引导力、团结各方力量的凝聚力、缓和社会矛盾的调解力、适应时代进步的创新力、走进大众内心的亲和力，将自身的思想力量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这就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为文化繁荣创造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文化是“人为”和“为人”的，需要坚强有力的群众基础作为支撑，文化只有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真正掌握群众，被群众真心接受，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23)有了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双重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文化便能展现出强大的软实力，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引擎。 第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灵魂，它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也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中华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根基，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命脉，“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4)。自觉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和改造中华传统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滋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思想精华、培育当代内涵的首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25)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永葆发展活力，更加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强化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责任。“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26)近代中国由于经济社会的急剧动荡，中华民族进入了价值观选择的关键时期。当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传入中国的社会思潮，实际上并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引领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此无论面临怎样严峻的斗争形势，看似弱小却勃然大气的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代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当前，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价值观选择的关键时期。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中国共产党再次坚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唯有自己能够胜任的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光荣使命，彰显出非凡的政治勇气、深远的执政智慧和无比的责任担当。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7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⑤《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7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⑩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11)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12)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1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1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3-164页。 (2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标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价值观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