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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周期率问题，是关于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研究能否跳出以及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跳出历史周期率，须走民主之路
1945年7月初，黄炎培先生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出了历史周期率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走民主之路，是毛泽东的回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
何以走民主之路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历史周期率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历史周期率产生的基本历史动因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这一基本历史动因是通过统治者或者说政权的执掌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表现出来。尽管一个政权衰亡更替的直接诱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探寻它的最终原因可以看出，历史周期率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国家权力与人民意志严重背离的结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腐败是一个政权灭亡的直接驱动器。历代封建王朝的覆亡乃至苏联东欧巨变无不是由于自身腐败失去民心而最终垮台的。人民群众是决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实行民主，就是使人民当家作主，使国家权力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的意志。
由此可以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可能；但这一可能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实现的，搞得不好，跳不出去的现实也已有前车之鉴。历史周期率既然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只要它所依赖的客观条件依然存在，它就会发挥作用。必须自觉地走好民主之路，才使周期率不再重演。这要靠多少代人始终不渝的努力。
二、走自己的新型民主之路
1.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向国家与社会的统一迈进
人类社会自从产生了私有制，产生阶级之后，便随之产生了国家，也出现了国家形态的民主即政治民主。国家是由社会的需要产生，而国家一旦产生便存在脱离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趋势，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对立。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大多数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实行的是专制和独裁。资产阶级国家大多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但这是少数人的民主。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国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阶级冲突的产物。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国家产生之后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便同社会分离与对立，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侵犯社会权力的特殊力量。这是一切旧国家的本质。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社会又必然要求国家权力的回归，要求国家与社会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正是承担着这一历史使命应运而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当阶级消失时，国家不再居于社会之上，逐步把所有政治权力移交给社会，从而逐步完成自行消亡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民主的目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统一，国家服从社会、服务社会，国家权力逐步向社会回归。在国家和社会的统一中意味着国家开始消亡。国家的消亡也就意味着政治民主消亡。
历史发展的进程就是一个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向国家与社会的统一迈进的过程，就是民主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国家最终逐步消亡的过程。
2.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与历史周期率的跳出
社会主义民主是比历史上以往任何一种民主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形式更多的一种民主。它从国家不断向社会扩展，使民主不仅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机构中完善起来，而且在广泛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充实起来。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历史上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现象，实现国家权力服从社会、服务社会，并逐步将权力回归于社会的过程。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民主的发展体现为量的不断增长。所以，社会主义时期是政治民主的最高形态——多数人的民主发生、发展的时期。
社会主义民主自身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作为过程也是可以分阶段的。笔者认为由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历史周期率的表现也经历一个由强到弱的衰减过程。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初建时期。这是社会主义民主从无到有的时期，也是社会的不稳定期。这时的外部环境条件较为恶劣，尤其是经济文化发展低下，公民民主素质差，民主发展的制约因素很多。这个时期的民主只能是有限的民主，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它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靠社会的先进分子、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推动；靠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个人民主作风去实现；靠宪法和法律对总的民主原则的确立。它在国体和政体上具有了民主的雏形和框架，而具体实现的措施尚不足、很不完善。这一时期新生的政权受它所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影响极大，国际国内条件对它的制约很强，官僚主义、个人专断、“家长制”顽强地表现，政务往往不能、不易、不习惯、不善于公开，掌权者发生蜕变的可能性极大。这时，历史周期率最易显示它的威力。这一时期是间接民主的初建期。
第二，实现全面监督制约的民主时期。间接民主是一种代议制民主，是人民委托代表去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只要存在着代议制民主，权力就有失控的可能，代表就可能脱离人民而蜕变。要使这种代议制民主符合权力所有者的意愿，必须辅之以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使监督和制约制度化、法律化和程序化，努力使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权，以确保权力在既定的轨道行驶。随着监督制约的逐步完善，社会逐步走上相对稳定时期。这时期的民主仍然是有限的民主，权力的执掌者仍然有蜕变的可能。至此，还不能说已经跳出历史周期率，周期率仍然存在着发挥威力的客观条件。这一时期，在高层，要加强监督制约力度，使政务公开的程度逐步扩展，达到毛泽东讲的“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境界。在基层，除了推进监督制约之外，在有条件的地方，尽可能推进直接民主，但还很艰难。这一时期是间接民主的完善期。
以上两阶段都属于间接民主时期，这时人民政权努力做到“取信于民”。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这两阶段持续时间之长具有历史必然性。民主需要长时期的积累过程。
第三，逐步推进直接民主的时期。这是社会日趋真正稳定的时期。随着物质条件日益丰富，人们精神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民主习惯日趋成熟，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能力大大增强，推进直接民主变得较为容易。直接民主在社会上逐步扩展，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政务活动、社会事务全部公开，大大小小之事在自己范围之内皆取决于民众的意志。民众的意志直接得到表达并按一定规则去实现，达到毛泽东讲的“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境界。违背民意之事成为偶然现象。民主成为人们生活习俗中的一种自然的表达，不再是刻意追求而又求之不得的事情。经过长时期努力，直接民主的完全实现，就是历史周期率的跳出，政治民主消亡、国家消亡的到来。
在以上民主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两条主线的发展，一是物质生活从艰苦、清贫到温饱、小康、富裕，逐步发展，物质财富日益丰富，以致于达到极大丰富，使得实现直接民主的物质手段日益具备，从而为民主的高度发展奠定坚实的客观物质基础；二是精神生活从低级日益走向高尚、从贫乏日益走向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素质得到极大的提高，民主意识、民主观念、民主习惯、民主精神逐渐成为每个人内在必备的基本素质，从而为民主的高度发展准备充分的主观精神条件。
中国共产党今天所确立的是间接民主制，但始终朝着直接民主制方向发展。民主的发展不能脱离实际。在民主道路的选择上，我们既不能走西方那种供少数人享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道路；又不能走前苏联东欧所走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道路；也不能走造成社会动乱的所谓“大民主”的道路；在我们的旗帜上书写着的是民主的新类型——“社会主义民主”，是从间接民主走向直接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要走的民主之路。
三、目前民主问题简析
可以看出，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初建时期与实现全面监督制约时期的结合点上，表现为间接民主的初建期向完善期的过渡状态。它由于时间上与改革开放同步，又带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存在着制约民主化进程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封建专制积习太深，“家长制”、特权、官僚主义、一言堂都是其衍生物；二是经济文化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后者为前者提供生存和复活的土壤。对于改革开放中的我国社会来说，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也是巨大的。然而，更为深厚浓烈地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的则是封建主义的小生产的历史包袱。我国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没有民主传统。只是近代以来民主的思潮才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从一个民主缺乏的旧社会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过来的人们受到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与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的。
其次，在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解上存在一些错误倾向。第一种倾向是把社会主义民主等同于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导致一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泛滥；一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民主进程又会受影响。第二种倾向是把社会主义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形成一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有人提出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而一讲加强党的领导，一些地方又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尽管民主政治建设的每一步，都表现为权力配置格局的调整，但是，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是对立的。党的领导的本质是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没有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呼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开始产生民主的强烈要求，而非民主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却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呼唤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
第四，在间接民主的初建期与完善期的结合点上，在我国经济、社会的转折、转型期，既是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社会稳定经受考验的时期，是历史周期率极易发挥作用的时期。基于这种现实，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完善间接民主上下功夫。要不图虚名、扎扎实实地有领导有步骤地顺势推进。
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几点思考
1.从低起点向高目标的进步，需要培育民主的主观条件
民主是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国民的民主意识的统一。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保证，民主意识则是它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在国家制度上要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还要从主体精神方面培养和提高全体公民的民主意识。观念的变革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先导。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封建专制是比不上资产阶级民主的。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一个人支配奴役另一个人的现象已经消除，社会每个成员都把他人看作自由平等主体的时候，民主的实现才有可能。我们要从民主建设比较低的起点，走向全面、高级的终点，其任务的艰巨性、道路的不平坦性可想而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必须依赖于党的高度自觉，加强对群众的民主意识、民主观念的教育，促进民主习惯、民主精神的形成，努力去弥补历史带给我们的缺憾，创造社会主义民主赖以存在的主观条件。
民主意识包括人民对作为国家主人地位的自觉意识、国家工作人员基于对人民主人地位和自己公仆地位认识而尊重国家主人意志的自觉意识两个方面。民主观念是在民主意识基础上的对于民主的系统的理性认识，包括国家主人的“主人观念”、“自主观念”、平等观念、政治参与观念，国家工作人员的“公仆观念”、权力有限观念、权利义务观念、监督制约观念等。民主意识、民主观念的教育要从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双向进行，这样，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主观条件才是完全的。
民主习惯是指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由于重复和练习而巩固下来变成生活需要的民主的行为方式。它是民主意识、民主观念外在于行为之中的自然表达。早在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反对封建专制时代的“独裁专断的恶习惯”，要干部和群众了解“麻烦的民主制度”，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在民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民主训练才能克服“独裁专断的恶习惯”，培育出良好的民主习惯。通过实践，民主才能最终积淀为主体的心理结构。民主精神是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积淀于心理深处并逐步升华的精华性的东西。它表现为对自己的自主精神，有独立的不依附于他人的人格；对他人的平等精神，承认和尊重他人都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作为社会主人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
社会主义民主主观条件建设要排除各种干扰：一种是要排除企图用资本主义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干扰；一种是排除忽视民主的“独裁专断的恶习惯”；用一种是排除极端民主化思潮。在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上，要防止陷入各种各样的误区：第一种是开明君主“广开言路”的“纳谏”式民主。它比“堵塞言路”要好得多，但可靠性差，接受“谏言”与否取决于纳谏主体的兴致。第二种是“清官政治”式民主。是由清官“为民作主”。第三种是“让人讲话”、“让人提意见”式民主。这是基于双方地位对立而考虑，容易导致批评政府、领导与群众对立的旧模式，造成政治不稳定。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的关系应建立在相协调、后者服从前者的基点之上。这三种都以不承认人民群众具有民主权利为前提，属于恩赐式“民主”，将民主作为一种恩赐物给予人民群众。当然，它在实际工作当中总比没有一点民主要好得多。但如果用这种思想指导民主政治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
2.从初建期向完善期过渡，要推进监督制约机制建设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走到今天，已经建立起间接民主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功能，要使间接民主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和完善其监督制约机制。监督和制约的作用在于，它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凝聚，把权力纳入受约束的轨道，形成对滥用权力和非民主行为的对抗和震慑；它通过纠偏、制衡和协调，对社会政治生活起稳定作用；它对整个间接民主进行整合，确定各部分所承担的功能，使间接民主提高档次。
实现间接民主的监督和制约，关键之点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同时进行的双向民主进程。在国家一方，要严格地限制政府与国家活动范围和权限。要在坚持民主与效率统一的前提下，通过权力配置的调整，从既要维护国家的政令畅通又要有效监督制约的角度，创造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要运用法律的手段把各种监督制约的关系、权力和责任确定下来。例如执政党、参政党、权力机关、执法机关、人民群众、社会舆论、专门监督机构如何进行监督制约，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手段和途径，监督者本身如何得到有效监督等等。要以法治国，将各种监督制约关系通过法律法规的手段、程序的方法使之获得制度化、经常化的保障。形成自上而下以行政管理为主，自下而上以监督为主的严密的社会监督制约网络体系。依法使人人都能得到监督，又使人人都能参与监督，把每一种权力置于监督之下，形成和谐、有序、稳定的民主政治秩序。在社会一方，要扩大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权利。创造条件尽可能推进政务公开；使人民的意志能够有地方、有时间、有条件、有机会得到表达并实现。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尽可能地推进直接民主。为此，要创造尽可能多的让公民参与的机会，增加社会事务的透明度。我国各地现在悄然兴起的“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就反映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要从扩大基层民主入手，自下而上地顺势推进。现在出现的各种“下评上”活动，也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要通过法律手段保证行政权与监督权两者不互相干扰，独立行使，形成一种政令既畅通、监督又有效，二者按照法定程序各自运行的制度调节机制。
3.从与利益相关的问题入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与群众对民主的积极性相关。民主措施与切身利益没有密切联系时，群众必然表现出一种冷漠甚至厌倦情绪。而掌权者，也因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自己利益无关而无热情。政治民主化进程受制于它与利益的联系程度。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利益”在社会主义民主中伴演着“指挥棒”角色。当一种民主措施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时，人民群众必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当权力的执掌者的利益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当好公仆才能得到实现时，他才会倾其所能地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从利益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才能奏效，这是一条规律，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突破口。找到人民的利益与掌权者的利益相关联的契合点，形成一种正相关效应，建立起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利益导向机制非常重要。
4.以党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是民主发展的推进器和中坚力量。在中国，没有党的领导便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党的领导也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党肩负着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历史使命。历史的进程是：党首先领导人民夺得政权，接着代表人民掌握政权，然后按客观规律一步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将权力逐渐归还给人民。在这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党起着领导、支持、监督和推进作用。
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是政治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示范作用。如果党内缺乏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员当家作主。没有监督，也就没有民主。党内监督如果实现不了，也不可能实现整个社会的监督制约。党内监督的难点是对于“一把手”的监督。如果对“一把手”的监督不能到位，那么党内监督就会流于形式、变成空洞的口号。要对于党的领导干部实施多方面、全方位、制度严格、程序严密的有效监督。
党内要形成源于历史周期率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如果社会主义民主不能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党和国家随时都面临历史周期率重演的危险。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党的每个成员要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这就是历史责任意识。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有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处境，才不会麻痹大意，才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一刻也不懈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有了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才能有始有终地把我们的事业推向未来，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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