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60年来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与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探析论文,化与论文,年来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9)03-0040-10
从1949年10月到今年10月，新中国已经走过60年的光辉历程。这60年，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60年，是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60年，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改变自己落后面貌的60年。对于中国这60年的发展变化，可以概括为：极不平凡，光彩夺目，来之不易。
我国的发展，被称为“中国模式”，是“增长奇迹”，人们纷纷探索研究，而这一问题也确实值得探索研究。
60年来我国的发展变化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带根本性的，表现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提高以及社会全面发展等多个方面。这里概略分析6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几个主要方面的发展变化，进而研究发展变化的原因。
一、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变化
（一）生产力增长超过以往千年的总和
1949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为557亿元，国民收入为358亿元①，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9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匡算②，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49年的国民收入约增长69.7倍，比1949年的社会总产值约增长44.7倍。其中，1977年比1949年增长16.8倍，2007年比1978年增长14.3倍。
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居位置，由建国初期的10位以后上升到1978年的第11位，2007年的第4位，现在的第3位；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第40位，上升到第1位；货物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第29位，上升到第3位。我国包括钢铁、煤炭、电脑、电视机、手机、棉布等在内的200多种主要工业品总产量，和包括谷物、肉类、籽棉、花生、水果在内的主要农产品总产量，已多年居世界首位。由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改善，我国已由一个“一穷二白”、物资短缺、贫困落后、多数人不得温饱的国家，发展成为主要工农业品供求基本平衡，有所节余，人民生活明显提高，走向逐步实现全面小康的国家。
有比较才有鉴别。把中国放入世界范围和历史进程中作历史和现实的总体比较，才能看出我国发展的整体面貌和重大意义。
这里先对建国以来我国发展的速度与建国前几个时期作比较。
我们作三种比较。一是将建国后的发展变化与建国129年前（1820-1949年）的发展情况作比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这时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上百年间，我国人民不仅遭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加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陷入最深重苦难的时期。二是与300年前的1700年（1700-1870年）作比较。1700年是康熙最兴盛的时期。康熙在位61年（1662-1722年），乾隆在位60年（1736-1795年），号称“康乾盛世”，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1/3，居世界首位[1]。三是与500年前的1500年（1000-1500年）比，公元1000-1500年（宋真宗到明孝宗12年），是北宋经元到明的过渡时期，隋唐以后，经五代十国，我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衰败时期了。这三个时期共1000年时间，有衰，有盛，又有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与建国后的新中国作比较，具有可比性。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公元1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量是265.5亿国际元，1500年是618亿元，1600年是960亿元，1700年是828亿元，1820年是2286亿元，1870年是1897.4亿元，1913年是2413.4亿元，1949年(1950)为2399亿元。从这一统计可以看出，把1949年与129年前的1820年相比较，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了113亿元，即仅增长了4.9%，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在1820-1870年的50年间，经济还是下降的，下降了17.1%。与300年前的康乾时期比，尽管通常把康乾时期说得那么好，但从1600年到1700年的10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14%，乾隆时国内生产总值有所上升，但增长幅度有限，1600-1820年的220年内仅增长了1.3倍，年均仅增长0.41%。与500年前宋明时期比：1000-1500年的500年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1.3倍，年平均增长率为0.17%，也接近于停滞状态。在1000-1949年的949年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8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于0.5%。制度阻碍经济发展的状态不言而喻。推翻了旧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我国的经济才快速发展起来。建国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9万亿元，年平均增长11.5%，是近千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这60年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比建国前的80年(1500-1820)高27倍，比1500年前的500年(1000-1500)高66.6倍。
再用我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及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和历史资料，对建国以来及建国以前1000-1949年，我国经济总量及人均经济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及几个主要时段的增长情况放到世界范围观察，与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国家作总体分析对比。
建国以前，1000-1949年大部分时间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及各个时期的增长速度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大多数国家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而建国至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及各个时期的增长倍数，都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高于经济发达国家水平。前者之低，后者之高，都十分明显，十分突出。
1500-1949年的50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不是负增长，就是增长不到1%，大大落后于欧美日等国，也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具体地说，1000-15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是0.17%，1500-1820年是0.41%，1820-1870年-0.3%，1870-1913年是0.56%，1913-1949年是-0.02%。同时期，欧洲12国分别是0.3%、0.41%、1.71%、2.14%、1.16%；世界平均水平是0.15%、0.32%、0.93%、2.21%、1.85%；发展中国家是0.06-0.13%、0.16-0.29%、0.52-1.37%、1.4-3.4%、0.9-2.6%。其中，1820-1870年的50年间，我国是年年负增长(-0.37%)，而美国年平均增长是4.2%，德国是2.01%，英国是2.05%，法国是1.27%，意大利是1.24%，欧洲12国平均是1.7%，世界平均水平是0.93%，都高于我国1-5个百分点；连印度、墨西哥也高于我国。1870-1913年的44年间，美国年平均增长3.9%，日本为2.44%，德国为2.83%，英国为1.9%，法国为1.63%，意大利为1.94%，欧洲12国平均为2.14%，世界平均为2.21%，我国仅略有增长（年平均增长0.56%），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比我国高1-3倍到8倍，分别高1-5个百分点。在1913-1949年的37年中，美、日年平均增长速度高于2%，英法意高于1%，世界平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85%，欧洲12国年平均增长1.16%，而我国不仅没有增长，而是年平均下降0.02%，这些国家分别比我国高2-3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速度不同，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500年前（1500年），我国经济总量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当时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618亿国际元，是欧洲12国总和的1.61倍，西欧各国总和的1.39倍，东欧各国的9.9倍，美国的76.2倍，日本的7倍，整个拉丁美洲的7.4倍，整个非洲的2.3倍，占世界经济总量1/4。但由于后来我国的增长速度下降，经济就逐步落后了。将1949年与1500年间因经济增长速度不同引起的经济增长倍数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建国前的500年内，我国经济总量增加了2.8倍，而美国增加了1818.8倍，日本增加了19.9倍，德国增加了31.7倍，欧洲增加了122.5倍，世界总和增加了20.6倍；与建国前950年前的1000年相比较，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了8.03倍，而西欧诸国增长了136.8倍，日本增长50.6倍，整个世界增长了44.6倍。因此，到全国解放前夕，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落后到只相当于美国的16%，欧洲12国的18.6%，西欧诸国的17.1%，拉丁美洲的56.6%，日本的1.49倍，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下降为4.4%。③增长慢，不增长，只能如此。
建国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1949-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5%，其中多数年份增长高于8%，最低时1950-1973年增长也高达7.3%，而世界平均水平仅年增长3%左右，最高时不过4.91%，比我国低2/3-1/2。与工业发达国家比，我国年平均增长速度相对更高。只举两个阶段的例子：1965-1999年，我国年平均增长8.1%，美国为3%，日本为4.1%，加拿大为3.2%；英国为2.2%，德国为2.7%，意大利为2.8%，欧洲12国为3.2%，1993-2002年，我国年平均增长9.9%，美国为3.3%，日本为0.9%，加拿大为3.3%，德国为1.4%，英国为2.8%，法国为2%，意大利为1.7%，欧洲12国为3。3%，世界平均为3.5%。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这些国家。
增长速度不同，经济规模马上出现了巨大变化。1998年与1950年比，我国经济总量增加了15.1倍，而美国仅增加了4倍，德国为4.5倍，英国为2.1倍，法国为4.2倍，意大利为5.2倍，欧洲12国为3.7倍，世界平均为5.3倍。这一阶段日本的增长倍数与我国差不多，增长了15倍，但此后其增长速度又大大慢于我国，2003年我国经济总量比1998年增长了52%，日本仅增长了13%，德国为10%，法国为11%，意大利为26%，英国为41%，美国为37%，世界平均水平为26%，都大大低于我国。因而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的第3位，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由建国初的4%上升为11.5%-13%以上（按国际元计算，按美元计算2006年为5.5%）。④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及增长倍数也表现同样的趋势，并且更加强烈。
为什么建国前和建国后我国及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规模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为什么建国前别的国家增长快我国增长慢，建国后我国增长快而别的国家增长相对慢呢？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制度变了。
1500到1870年，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从萌芽到成型成熟的时期。欧洲资本主义于12-14世纪萌芽，16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英国出现规模较大的工场手工业，17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皇朝的统治，终于走上了自由发展的舞台。孕育于封建制度内部的资本主义经济，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新生产力，逐步使生产力从封建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733年兰开夏的钟表匠约翰·开伊发明飞梭，1704年蒸汽机应用于棉纺业，英国出现了第一次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先在欧洲尔后在美国迅速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p.277)1870年后资本主义由垄断前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用大炮军舰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使自己的财富积累迅速增加。而我国在这一阶段，起初受封建制度的束缚停滞不进，鸦片战争后，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更加畸形落后。
（二）由纯农业国变为工业农业国
旧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有第一家具有近代特点的工业企业，但由于旧制度的衰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制，旧中国的工业始终发展不起来。1875年办的第一家使用钻探机开采的煤矿（基隆煤矿）年产量只有5万吨；1889年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开采的漠河金矿，年产矿只0.3吨。到1949年建国前夕，全国钢产量不过15.8万吨，生铁25万吨，原油12万吨，水泥66万吨，这些产品的年产量还没有目前一个企业的月产量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仅占12.6%，农业、手工业占90%。在全部劳动力中，工业劳动力只占6.7%，农业劳动力占93.3%。工业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仅占26.4%。毛泽东说：“我们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p.329)这种状况，中国怎能不处于遭受屈辱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
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国已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行业齐全，产品种类丰富众多，基本技术装备齐备。我国已拥有40多个大类工业行业，200多个中类行业，上千小类行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行业、电子通讯制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以及各种消费制造工业都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千百倍地增长。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三位，信息电子产业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工业消费品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位。高新技术产值达到15%左右；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工业由1949年的12%上升到2007年的43%。在工业中，重工业比重超过50%；在重工业中，加工工业的比重超过50%。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我国工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还需要解决，但我们已经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现代工业化基础，具备了为国民经济提供基本装备、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重要条件。
旧中国的农业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摧残，极为落后。建国后，通过土改、实行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提高农产品价格，减免税收，加强新农村建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通过国家投资，依靠和发动广大农民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治理大江大河，改良土壤品种，实施新的耕作制度，兴办工业、副业、渔业，购置农业机械化装备，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
现在，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还不能说是很牢固，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每年有上亿亩农田受灾，遇灾就减产，农村还有近2亿剩余劳动力需要找出路。但农业整体情况与过去比有了重大的变化：产量增长，结构改善，农业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迈进。我国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271.8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4889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52.8倍，2007年比1978年增长了4.5倍。农业生产结构由主要种粮食转化为以粮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由于总产量增长，人均主要农产品占有量显著增长。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1949年为209公斤，2007年提高到380.5公斤，提高了82%；棉花由人均0.8公斤提高到5.8公斤，提高了6.2倍；油料由人均4.3公斤提高到19.3公斤，提高了3.4倍；肉食品由1952年的人均5.9公斤提高到42.4公斤，提高了6.2倍；水产品由人均0.85公斤提高到36公斤，提高了44倍。这是建国前多少年从未有过的。农业发展，人均拥有的农产品增加，使我国摆脱了长期困扰我们的温饱贫困问题，逐步走向盼望多年的全面小康生活。
另外，在公用设施和经济布局、区域布局方面，我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了全国各地生产力又好又快全面协调增长，各族人民生活迅速提高，走向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改革成果。
（三）航天器上了天，科技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
我国科学技术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创造发明到宋代达到最高峰，其后就停滞不前，西方进入工业革命，创造发明一个接着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旧中国的科学技术则停留在明代水平，总体上没有超过宋代，日益落后。西方出现16锭纺车时，我国还是单锭、三锭。乾隆中叶，西欧已开始使用蒸汽动力，1922年，英国已有了3000多千瓦的发电设备，发电量达百亿千瓦小时，直到建国前夕，我国还不会制造发电设备。1949年以来，随着整体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科技投入增加，科技人员数量成倍增长，科学技术进步加快，特别是2008年，继神舟五号、神舟六号之后，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飞船成功飞天，标志着我国科技在越来越多的重大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对于我国的科技进步，世界友人羡慕，国人自豪。李光耀说：“中国的技术人员比许多国家的人口都多，真让人羡慕。”科学家杨振宁说：“一个世纪之间只几代人就从真正的零开始，发展到了今天中国的‘神舟号’飞船可以升空又可以收回的地步，是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训练出来了，复杂的研究与发展架构建设起来了，巨大的科技成果完成了。”[4](p.103)中华民族带上了一个新方向，赶上了全球化的列车”。他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里（1949-1966年），中国的土地上已有了惊人的发展。现代化科学终于在中国本土化了”。[5](p.13)
当然，我们看到，我国科学技术总体上还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但我们已奠定了科技进步的基础。
（四）经济效益高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
经济效益即投入产出的对比，或者说是一定时期内物化劳动与活劳动投入量或消耗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对比。经济落后，效益落后；生产力综合水平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提高。作这样的对比，可以看出社会进步状况和经济发展的程度。
由于各个时期的政策、管理和物质技术基础不同，建国以来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效益不完全相同，有时较高，有时较低甚至下降，但从总体上观察，放到世界范围内观察，我国的经济效益是比较高的。
经济效益高的总体表现主要表现在：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增长不到3倍，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0多倍，人均国内生产总产增（1998年比1950年）长了6.1倍，2007年又比1978年增长了9.8倍。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的第3位。国家初步摆脱了一穷二白的状态，人民生活摆脱了多数人陷于赤贫、不得温饱的状态，实现了初步小康。这是我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莫里斯表示：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成功地使数以亿计的人口脱离了贫困状态，这对全世界都是个伟大的贡献。⑤我们还积累了10多万亿工业固定资产、基础设施及其他资产，培养出几千万高水平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物质基础和智力资源不仅决定目前的生产水平，而且成为今后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基础。
建国以来几个主要时期的基本建设投资效果显著，取得了突出的建设成果。
建国以来，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共14.3万亿元（不完全统计），新形成固定资产10多万亿元，投资形成率达70.4%，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除“三五”、“四五”时期低于70%以外，投资形成率和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都是很高的。从1950年到现在，通过基本建设投资，共建成、投产基本建设项目137.9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达27104个。⑥每一个五年计划都建成、投产500-700个大中型项目，平均每年建成、投产100多个大中型项目，2.4万多个小项目。每一批项目建成，都意味着一批新的生产能力形成。大中项目建设周期平均为8年，通常建成投产后，四、五年就可以全部收回投资，轻工业项目一到二年可以收回投资，重工业五到七年可收回投资，⑦投资回收率比较高。收回投资后，固定资产仍然继续发挥作用，它形成的纯收入，一部分转化为消费，用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部分转化为积累，再投资，又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现代化事业就逐步推进了。
我国的投资率除个别年份比西方国家高以外，通常与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是20%-24%上下，也即投入的相对量是差不多的，但产出率却大不相同。我国工业的产出率比这些国家高1倍以上。目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高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产出的结构、质量和消耗还落后于这些国家。这与我国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发达程度有关。改善结构，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西方国家用20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达到目前的水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民会用更短的时间达到进而超过他们的水平。
（五）广大人民从吃不饱穿不暖到实现初步小康
建国前夕，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不足100元，农民人均收入不足50元，80%的人口不得温饱。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786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007年比1978年提高6.5倍，1979-2007年平均每年增长7.2%；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1978年提高6.3倍，1979-2007年平均每年增长7.1%。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52年为148元，1978年上升到311元，2007年再上升到999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比1952年提高1.1倍，2007年比1990年提高6.8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952年为62元，1978年上升到132元，2007年再上升到322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比1952年提高57.5%，2007年比1990年提高4.5倍。
随着城乡居民和职工收入的增长，人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建国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大部分用于食品消费。直至1978年，职工消费支出中用于吃的部分占57.5%，用于穿的部分占13.6%，行、用及其他支出仅占18.9%。2007年，城镇家庭全年消费支出中，用于食品的占36.2%，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1990年的54.2%、2000年的39.4%，下降为2007年的36.3%，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另外，住房的增加与条件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城乡居民平均寿命上升，从建国前的35岁上升到现在的71.8岁。
我国贫困人口数大幅度下降。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2.5亿人，⑧贫困发生率达30.7%。改革开放以来，贫困人口持续下降，1990年降到85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9%；2000年下降到3209万人，贫困率为3.5%；2007年再下降到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6%。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中，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2亿多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1.6%，这样的成就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称赞。
当然，与工业发达国家比，我国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还不够高，农村基础设施还落后，文化科学设施还比较贫乏，但值得我们自豪和庆幸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0年中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两大转变，3／4以上的居民过上了初步小康生活，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和生产力不断发展，我们的日子必定越过越好。
二、中国经济社会巨变的缘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短短60年，中国为什么一反过去贫困落后、受人欺凌、被动挨打的状态而稳定地走上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大道？原因很多，根本原因在于，推翻了腐朽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进一步走向繁荣强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和根本保证。
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状况，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基础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状况又居核心地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必须与生产力的性质和结构相适应，适应或基本适应，就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否则生产力发展就会受到抑制，社会发展就会受阻。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旧制度的基础。旧中国之所以贫困落后、受人欺凌，根本原因是主要生产资料和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手中，创造财富的人不能享受财富，少数私有者却凭借私有生产资料的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生产资料的解放是生产力解放的前提。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结束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使用者彻底分离的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及劳动者的地位，使劳动者从受剥削压迫的奴隶，变成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使生产资料由少数人掠夺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工具，变成为劳动者共同为自己谋利益的生产关系基础和物质手段。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本身要求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只承认原有生产力的基础、自然资源状况和组织生产的内在要求的差别；对生产成果的分配和享用，只承认劳动能力、劳动贡献的差别，而不承认因生产资料占有多少引起的差别，这是建立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前提，也是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前提。如果全社会大量关键性的生产资料只为少数人占有，生产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作奴隶”。[6](p.15)劳动过程成为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劳动者成为被剥削者，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社会化生产的过程和内容是不相容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不会相容。
广大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新的生产关系把过去被束缚的广大劳动者的这种自觉性、积极性解放出来，生产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得到解放，社会生产力就源源不断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按照社会发展要求在宏观范围自觉地科学配置资源的条件。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和整个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两个方面。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状况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绝大部分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首先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基础的作用首先和主要是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但不仅如此，它还会表现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一个个分散生产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者，生产经营以追求高额利润为目的，除非能获得更多利润，否则它很难做到关注长远利益、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就必然带来生产与需要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地区间的比例失调。这种失调实际上是一种全社会范围人们之间关系的失调。如果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而是单纯依靠资本的力量，是不能克服这种矛盾的。只有劳动者把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手中，从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结合起来，在全社会范围内科学地分配和使用生产资料，抓住关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统筹兼顾，顾全大局，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有可能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这样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最重要的发展。建国以来，正是由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中力量办大事，从我国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国生产力才迅速发展起来，社会经济面貌才出现了巨大变化。
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重要功能。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基本平衡，是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总会有供求不平衡的状况出现。平衡——不平衡——平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短期的局部的不平衡由市场自发调节可以走向平衡，社会范围的巨大不平衡，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难以实现平衡，至少要在遭受巨大损失后才能实现平衡。公有制为主体的建立使我们具备了从劳动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大局出发，自觉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在社会范围内保持总量基本平衡的条件，并主要依靠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为手段和载体进行调节。如果没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如果不是公有制经济掌握命脉，为社会提供最重要的物质财富和占绝对地位的纯收入，我们不可能对不断发展的和多方面利益攸关的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有效调节，实现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所有制结构决定分配结构。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决定着产品分配的不平等，人们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平等。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这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也是劳动者不断提高劳动动力，通过自己的劳动发展生产力，共同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7](p357)“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7](p.149)“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民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7](p.110)
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总体生产力水平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具有不同的水平和层次，社会需求复杂多样，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具有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适当发展，才能调动各方面投资建设的积极性，扩大资金来源和生产力规模；才能增加收入，扩大积累和转化为再生产的能力；才能扩大生产领域和门类满足各方面复杂的需要；才能更快地推进技术进步，加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才能扩大就业，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有经济迅速发展，外资引进成倍增长，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实践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基本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根本原因，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
上层建筑产生于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起巨大的反作用，时常起决定性的作用。旧中国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中，政权也掌握在他们手中。旧中国以旧政权为核心的全部上层建筑是为维护和保护剥削制度服务的。“三座大山”压得中国人民抬不起头来，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绊脚石和直接障碍。不推翻“三座大山”，摧毁旧政权，将政权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与腐朽万恶的旧制度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摧毁旧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在维护、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中也起着巨大的甚至时常是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建立，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可能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根本条件和前提。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8](p.166)“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8](p.391)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也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和明天。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通过无数挫折和牺牲，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后，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稳定地走上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
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巅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形成、巩固和发展的保证，是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繁荣富强的根本条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8](p.169)“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7](p.208)这是真理，是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所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保证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关系，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广泛地动员组织人民依法有序的政治，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不断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条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8](p.168)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要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7](pp.364-365)“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7](pp.379-380)我们不搞资产阶级“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西方国家搞的“三权分立”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他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不论“合一”，还是“分立”，都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喉舌和代表者；他们不会为劳动者的根本利益说话，为消灭剥削说话，为社会主义说话。宣传兜售西方那一套，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就会被瓦解，人民当家作主就会化为乌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的发展壮大也会成为空话。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理论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目标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发展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巨大精神武器和思想理论支柱。没有这样的理论武装和思想支持，我们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和动力，就会成为一盘散沙，遇到风吹浪打就容易手忙脚乱。
（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
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也是中国今后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过去是现在是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一直是我国发展强大的根本原则，根本大计，根本动力，根本支柱，任何时候不能丝毫动摇。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本，党的领导是前提，人民民主专政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是方向。这四项相互联系，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核心和根本内容，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要求，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根本表现，只能巩固它，发展它，完善它，而不容有任何削弱或动摇。任何削弱或动摇，都会动摇、削弱和破坏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基础巩固发展，违背和破坏13亿人民的共同愿望、意志、要求和根本利益。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做的事很多，要解决的矛盾不计其数，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最重要的。坚持之，其他矛盾就能迎刃而解，一切艰难困苦都能克服，就能无往而不胜，否则中国发展壮大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决与那些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搞分化、西化，把我国拉向私有化者作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坚持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前进。
我们要坚持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但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存在许多不健全、不成熟的东西。社会生产力在不断发展，客观条件在不断变化，原来适应生产力水平的体制会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及时进行调整改革。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动力，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充满生机活力。但改革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决不是也不允许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7](p.332)“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8](p.65)“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7](pp.211-212)“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有现在的中国？”[7](p.326)
注释：
①社会总产值扣除物质消耗部分为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加上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纯收入为国内生产总值。匡算194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会超过450亿元。按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折算，194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96.5亿元（1978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为6845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
②以2007年的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与1949年的实际购买力1:10计。
③以上有关数据是根据［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所提供的资料计算，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④参见《世界经济千年史》，第261页；《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本文中建国以来有关数据如不作特别说明，均来自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
⑤参见《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4日，第3版。
⑥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93、202页；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5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⑦以1978年为例，国有工业百元资金利润率为24.1%，其中轻工业为54.1%，重工业为17.9%，采掘工业为17.2%，依此计算，资金回收年限全部工业投资为4年2个月，轻工业为1年10个月，重工业为5年7个月，采掘工业为5年10个月。2003年固定资产净值利润率为12.6%，加上15%左右的税收率，平均回收期为3年左右。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24页计算。
⑧贫困标准1978年为100元，1984年为200元，1990年为300元，1995年为530元，2000年为625元，2005年为683元，2007年为7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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