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对国民党抗战态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态度论文,大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百团大战的发动是为了打破日本对国民党战场的压力，以华北的胜利影响全国战局，制止国民党内存在的妥协危机；同时百团大战的发动也有击敌和友，加强国民党团结的目的。百团大战在华北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直接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战场的压力，使日本企图利用德、意胜利的形势加大对国民党军事压力，以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方针落空；在政治上，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的谣言。
关键词 百团大战；共产党；国民党；日本
百团大战与国民党有何关系？这是进一步研究这场战役不可避免要遇到的问题，也是研究抗战中期两个战场关系的重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即试图从百团大战发动的原因、经过及影响3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百团大战的发动与国民党的关系
1940年，日本在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取得胜利的刺激下，企图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然后南进。为此，日本加大了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强度。6月26日，日军打破其“不扩大占领地”的作战方针， 攻占了长江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宜昌，摆出进攻重庆的架势，并对重庆展开大规模空袭。同时，为切断战时海外援华通道，日本政府对英法施加压力，要求英法关闭滇湎公路和滇越铁路。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同意关闭滇越铁路，英国亦同意关闭滇湎公路3个月。至此，战时中国海外通道除西北 —途外完全断绝。7月27日，日本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 理纲要》，提出要适应世界形势，“集中政略战略之综合力量处理中国事变，特别是断绝第三国之援蒋行动，尽一切力量使重庆屈服。”〔1 〕按此方针，日本在加强对国民党军事压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桐工作”。
欧洲英法军队的迅速失败及日本的军事政治压力，对国民党产生了重大影响。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防御阶段遭到了巨大损失，仅1937～1938年兵力损失达100余万人；1939 年冬季攻势又未取得预期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宜昌陷落，日军扬言进攻重庆，引起国民党极大震动。与此同时，国民党寄希望的外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英国和法国在东亚的撤退，使中国抗战更陷于孤立境地。而世界大战爆发带来的欧美各国的输入剧减与日本对中国经济封锁的加强，更使中国抗战物资的缺乏加剧。滇缅路封锁后，大后方物价迅速上升。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在抗战问题上出现了动摇，“国民党在国际局势激变后，已发生抗战与投降两派斗争，前者主张亲苏合共及政治改良，后者主张反苏剿共及政治倒退。”〔2〕在对日问题上， 国民党在抗战的同时，在日本的诱降活动中，积极与日周旋，甚至达成了“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在长沙商谈停战的协议”〔3〕。中国的抗战出现了投降、 妥协的危机。
对于这种危机，中国共产党作了认真分析。1940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在目前的国际新形势下，被内外危机重重压迫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其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的目的，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加的压力与增加的困难之下，必然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4〕7月7日， 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分析了形势，“由于日本切断我西南国际交通道路，并积极向正面进攻，企图用增大的压力，分裂中国内部，压迫中国投降，这样就使中国抗战局面处于此环境中，空前的困难时期与空前的投降危险快到来。”〔5〕百团大战的发动就是建立在这种分析基础上。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预备命令”，指出百团大战的发动原因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的好转。”〔6〕
由此可见，百团大战的发动是与国民党有密切联系的。百团大战发动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用华北的胜利，影响全国战局，打破日本对国民党的压力，制止国民党内存在的投降妥协危机。
另一方面，百团大战的发动还有击敌和友，加强国共合作的意图。众所周知，在抗战初期，国共双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相持阶段到来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国民党从一己阶级利益出发，在1939～1940年期间，先后发动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以至形成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双方矛盾一度激烈化、表面化。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积极与国民党谈判，采取有理、有节的斗争，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入1940年以后，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更是格外重视国共两党团结与统一战线的巩固。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提出17条政策，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强统一战线，加强国共团结。如其中的“指出英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反苏反共，……今后中国如欲反苏反共，必然重蹈法国覆辙。过去的反共政策已使抗战力量大为削弱，如不改变这个政策，抗战胜利是无望的”，“强调团结一致”，“我们军事力量的发展，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在一切友军中（包括中央军杂牌军在内）根据六中全会决议最后无保留的确定不发展党的组织的政策，原有党员一律停止组织生活，以便建立党的信誉，扩大交朋友的工作，争取二百万友军继续抗战”，“向国民党及全国声明，我们没有违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我们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是坚决执行这个诺言的”，“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政策”，“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7〕等等，都是强调国共团结和统一战线问题。
1940年9月10日， 中共中央明确下达了“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指示”，提出“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七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百团战的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即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并在山东与华中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力量，而给予二百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的作用。”〔8〕
可以说，百团大战的发动和持续较长时间都是根据中央“加强团结”与“击敌和友”的方针进行的。对此，直接组织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说得更明确“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9〕
二、国民党对百团大战的反应和策应配合
百团大战爆发后，8月27日， 八路军总部首次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了百团大战的发动和兵力配置及初期战果，并提出请国民党“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进展。”〔10〕此后，随着战斗的进展，随时向国民党通报战况及战果，八路军所在的第二战区也及时向国民党中央汇报百团大战的经过。国民党方面首先对百团大战发出反应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卫立煌于8月22 日获悉百团大战消息后，于26日、28日致电朱德，对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加以赞扬，“查顽敌陆续增兵，企图扫荡华北，截断我西北之国际交通，兄等抽调劲旅，事以迎头痛击，粉碎其阴谋毒计，至深佩慰”，“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与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11〕9月4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和彭德怀“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它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12〕对百团大战给予肯定和嘉奖。
在对百团大战赞许的同时，国民党在华北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策应配合百团大战。1940年9月6日，卫立煌制定了“配合百团大战的攻击部署”，针对“残据晋东晋南一带之敌自我朱集团（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截断正太、平汉、同蒲各路交通后，纷纷北援”的情况，制定：军以规复晋城及晋东、 豫北交通之目的”的具体各集团军攻击计划， 并决定11日发动攻击〔13〕。同时，蒋介石下达了“以十八集团军百团大战为法则加强游击战的训令”，要求“各战区应以十八集团军此次在〔正〕太、同蒲、平汉各路之游击破坏动作为法则，拟定本年九〔月〕起至十二月止之持久计划，加强敌后游击战，专以铁路、公路、水路各交通线与兵站、仓库、飞机场、汽车、汽油机等实施有计划、有组织之长期破坏，在此游击期间，其第一要义，务使敌军不能抽调其在各地区之部队，破坏其十月间秋季攻势，造成与我军有利形势。”〔14〕第二战区阎锡山根据蒋的指示于9月16日制定“策应百团大战之作战部署”， 决定9月25日发动攻击〔15〕。蒋介石批准此部署并于17日、19 日先后将卫立煌部出击和阎锡山部准备出击的情况通知八路军。
国民党策应配合百团大战的部署部分地得到了实施，在晋南、晋东南的卫立煌部于11日发动攻击。据当时第二战区战况记载：“文日，我二十七军主力向晋城猛攻，于元日曾一度攻入城内，干于东日，百官村（晋城城东北）之敌被该军歼灭过半。”“第九军连日猛攻博晋公路沿线之敌，并以有力部队由无井关突越公路，向晋城以西南猛攻中。”“长（治）高（平）之敌真子经我九三军猛攻窜入城内，并袭破太义镇（高平东北）敌粮弹车五十余辆。”“第十师于文夜已将阳城西南近郊外围各据点攻占。”“十五军于文夜攻占西三涧后，刻正与敌在郇王（绛县东北）附近激战中”，“张茅沿线之敌被我第四集团军不断派队袭击破坏，并以另一部进出水头镇至运城间，企图截断同蒲路及威胁安运之敌飞机场。”〔16〕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中共方面也给予很高评价，指挥百团大战的刘伯承同志说：“最近在晋南以及中条山一带的中央军，在卫司令长官英明指挥下，积极出动，一致配合作战，消息传来，令人感奋不已。”〔17〕然而，国民党这种配合又是有限的，9月25日， 卫立煌根据八路军第一阶段攻势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令主攻晋城的部队停止攻击，主力向后引控〔18〕。9月27日， 蒋介石也根据八路军第一阶段攻势结束的情况，提出“晋南、晋西部队无需单独作战，该方面即行停止攻击。”〔19〕这样阎锡山25日全面出击的作战部署未及全面实施即作废了。
三、百团大战对国民党抗战态度的影响
百团大战历时近4个月，战区遍及华北， 战斗1824 次， 歼灭日伪20000余人，对国民党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在军事上，百团大战在华北予日军以重大打击。受到百团大战打击的日军“从各地兵团到各军、方面军，都从这个痛苦的经验中，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20〕，因而被迫从华东、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回华北，这样就直接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战场的压力，支援了国民党的抗战，也使日本企图利用德意胜利的形势加大对国民党军事压力，以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方针落空。进入1941年以后，侵华日军作战重点完全指向了华北占领区。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则越来越少。日本对华方针已由彻底解决转入了持久性作战。
第二，在政治上，百团大战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等谣言。百团大战在国统区产生巨大影响，百团大战爆发后，许多报纸将华北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比较。《大公报》载文说：“宜昌战后三个月，各线无大战事，战况的沉闷在敌人方面照例是整理补充，以备下一次攻势，在我们方面，也是在观望敌人的动向，针对敌人的企图，以从事新的部署，就在这夹缝中间，传来了北方的捷音。”〔21〕《力报》指出：“担应华北出击的主力部队在装备方面及军事技术训练方面都不及一般部队，但是他们终能以劣势装备在敌人统治比较巩固的华北予敌重创”，是因为“这个部队具有长期的战斗经验，高度的民族觉悟与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认识，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力报》还号召“要学习华北的光荣模范，各部队在作战时就应协同动作，而不应保存实力，按兵不动，予敌以可乘之机。”〔22〕在百团大战期间，《新华日报》更是多次发表社论，宣传百团大战的意义。通过百团大战，八路军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国民党的反共舆论。
第三，百团大战还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动摇倾向。如《力报》所说“华北我军出击之日，正是敌机一百七十架狂炸我陪都，市区大火、精华悉付一炬之时。……敌机之继续不断地向我陪都猛烈施行轰炸，主要的目标乃在使我大后方造成恐怖的空气，动摇人心，沮丧士气，藉以配合政治上的进攻，打击我抗战意志，华北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政治阴谋，坚定了全国抗战意志，而使一般动摇妥协分子无从得逞。”〔23〕1940年9月以后“桐工作”不得不中止了。尽管国民党放弃与日 妥协的尝试是多方面原因所导致，但百团大战的胜利及由此而掀起的全国广泛规模的抗日高潮是制止国民党内部动摇妥协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四，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反对国民党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有力武器。百团大战在牵制日本对正面战场的进攻，打击妥协势力，打破国民党反共谣言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击敌和友和加强国共团结方面，却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在对日方面，国民党内部虽存在妥协动摇的一面，但在整个中日民族矛盾没有解决，国民党与日本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下，国民党仍有抗战的一面，因而在华北采取了一些配合百团大战的措施。但在国共关系上，国民党却仍从其一己阶级利益出发，其反共的一贯方针并未因百团大战而改变。在百团大战的进行过程中，蒋介石电令大后方报刊对百团大战及有关新闻， “绝对禁止登载”〔24〕，以限制中共及八路军的影响，也正是在百团大战进行的过程中， 国民党连续发出皓电、齐电，筹划新的反共活动。对此，毛泽东在12月22日给彭德怀的电报指出，“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尚需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25〕这样，百团大战又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共的舆论武器。通过百团大战而增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是中共能迅速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于1996年9月10日收到。
注释：
〔1〕〔20〕何理编：《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440页。
〔2〕《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 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51页。
〔3〕日本防卫厅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 第54页。
〔4〕〔5〕〔6〕〔7〕〔8〕〔10〕〔11〕〔12〕〔13〕〔14 〕〔15〕〔16〕〔17〕〔18〕〔19〕〔24〕〔25〕《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15、9、10、13、147、 224、228、231、232、236、436、242、243、247、14页。
〔9〕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
〔21〕《大公报》1940年9月5日。
〔22〕〔23〕《力报》194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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