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史的角度深化近代基督教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近代论文,角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对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状况作一点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轨迹：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偏重于揭示基督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内涵多面的基督教传播史化作了以一系列教案为主线的政治斗争史。80年代之后，许多研究者的热点从反教会的思路转向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和方法。随后又有一些学者进一步将基督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群体生活方式来加以考察，亦即借鉴宗教社会学的有关范式和方法，将特定的宗教放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去考察它与特定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便从宗教社会达成对全部社会的更深切的认识。教会史的研究轨迹，实际上是几十年来史学界在探索、曲折和反思的过程中，将视野从政治史伸向文化史，再伸向社会史的这一研究总趋向的组成部分。这种趋向的形成和逐渐成为许多人的共识，除了得益于海外同行的信息之外，本质上是中国史学要求变革自身以适应于时代的反映。山东大学青年研究者陶飞亚、刘天路合著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一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史学界这种新视角下产生的新成果。
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从区域分析的角度出发，把研究范围界定在基督教新教在山东的活动，在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具体考察基督教会在这一特定地区中从事的活动、产生的复杂社会影响以及基督教会自身在社会环境作用下所经历的变化。”这种综合性的考察是必要和适时的。近代基督教来华的形形色色的差会，是区别于传统的家族、行会、帮会和本土宗教团体等既成组织的新的社会集团教会在西方军旗的指引和炮舰的推动下，将自己的组织系统挤进中国社会，从边缘到腹心，变外在为内在，从原有的、多层的社会组织中吸纳皈依者，形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上一种相当引人注意的社会群落。它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从事着“一项包括布道、教育、医疗以及社会救济等许多方面的综合事业”。它展现的组织体系和活动方式，既与传统社会的习惯法则和活动方式发生扞格，又对这个社会的变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生活习俗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研究教会和社会的关系，必将从一个侧面深化我们对近代社会状况的认识。
本书对新教教会在山东近代社会中的活动作了详细的铺叙和分析。在历史的纵向方面，作者比较系统地描述了自1859年到1950年这近百年期间各种差会从渗入、发展、变迁到退却的全过程。对于各差会的组织、规模、分布、经费、相互关系，以及有代表性的传教士的中国观、社会观和文化观、教会力求适应社会变动所作出过的不同决策和策略等，一一描述，分析清楚。一批丰富翔实的史料，特别是鲜为人知的外文材料和教会档案史料，加深了我们对各种差会的总体认识。从社会横向上，作者从传教士的布道活动切入，相当广泛地涉及了教会同各种社会结构和组织的互动关系，探讨了由于教会的存在和活动所引起的物质和精神习俗的变化。本书所涉及的社会层面和社会生活，包括家庭、政府、法律、工业和商业、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新闻出版、医疗卫生、体育、赈济、本土宗教、青年、妇女、儿童等。作者通过透视教会在这些领域中的广泛活动，探讨了基督教在山东赖以传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也展示了外国教会由政治失败而退出中国社会的必然归宿。
由此，本书逻辑地和生动地揭示了中国基督教应该脱离海外强权羁绊而本色化，并使信仰真正地成为公民私事的社会法则。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而远远未能实现这个法则，但作者的研究表明，某种不成熟的、带有时代烙印的基督教本色化现象，已经出现于当时的山东社会。“山东教会的自立活动”是写得很有特色的一章。作者集中地讨论了文化在宗教本色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同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和一些学者要么一味强调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要么认定只有前者才能为后者注进“新鲜血液”的基调不同，作者如实地把新教的传入，看成是“两种文化相互斗争、相互适应、相互改造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任何一种特定类型的文化，都是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和人类社会共性的统一。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因此总存在着某些可以沟通或互补的因素。文化的移植，往往表现为因素的渗透而并非整体的嵌人。从明末到晚清，有许多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的著作从各个角度论证了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异同，无论他们的用意如何，这种论证的本身就足以说明两种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具有互相排拒或融合的两种可能性。问题在于当时的社会能为两者的离合提供什么样的条件和导向。本书描述的山东都市自立教会，是本世纪20年代的各种社会条件导致两种文化顺向初步结合的典型个案。当时五四运动掀起的民族主义大潮，刺激了新教第二代信徒中一批新兴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将世纪之交蔓延在正直信徒中的民族屈辱感、羞愧感，递进为与保国自强相联系的自立意识。这种意识，一方面来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另方面也是吸纳了那种强调个性、强调竞争、注意社会活动的新教精神的产物。而当时初步发展起来的民族工商业，则充当了自立活动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把自立教会看成是经过文化融合而在宗教领域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某种社会组织形态。
同城市自立教会相比较，本书提出的另一种个案——出现在中部农业社会的“耶稣家庭”，则表示了新教在文化融合中的逆向运动。这种本来具有近代精神和民主形式的宗教组织，一旦脱离了它的社会母体而同小农业的自然经济相结合，就消失在以跳神巫术、平均主义和家长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组织模式里，“耶稣精神”转型为仅具宗教外壳的农业宗法型的“家庭精神”。自立教会和“耶稣家庭”并存的现象，反映了近代山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社会规律。从清末开始出现的微弱的工业经济生活，处在占据绝对优势的古代式的农业经济生活的包围之中。畸形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多层、分隔的社会生活体系，从而使同一种异质宗教在这些体系中产生不同方向的变异。因此，只有如该书那样着眼于宗教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联系，才能找出新教发生复杂变化的轨迹，并进而把握它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影响。
重视普通信徒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思想，也是本书的鲜明特色。作者独辟专章，对近代山东信徒的皈依动机和社会构成、他们对教义的理解、礼仪、生活方式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动向，作了描述和分析。过去一些著作中对教民简单化、脸谱化的描写得到了修正，教民复杂的内心世界开始被重现出来。诚如作者分析，最初的皈依者“大部分是在封建制度下濒于困境的人”，低下的社会地位、生活的不稳定性、人际关系的不完满性，驱动他们到教会中去寻求新的机遇，同时又按照他们固有的知识和经验来理解教义，形成了中国式的信仰特色。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亦即他们的宗教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被中国社会（通过信徒组织）同化的过程。也许，只有当研究者考察的重心从传教士和士大夫的著作深入到普通信徒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世界时，才能找到基督教在乡土中国得以传播并发生变异的基因。
我们要感谢两位作者的辛勤劳动。本书所取得的成果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和宗教史的研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可能是限于篇幅，本书所已经涉及到的某些重要的专题，似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展开研究。诸如华洋义赈会的各种报告书以及中外学者多年积累的某些田野调查，似也可以作为本书基本材料的补充，有发掘利用的价值。我们期待着两位很有潜力的作者，能持续地提供自己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