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世霖与《昆仑旅行日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行论文,日记论文,温世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有清一代，许多人由于各种因素被流放新疆，其中一些人有行记或其他著述闻名于世。列举主要者，如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洪亮吉的《伊犁日记》、《天山客话》、《万里荷戈集》、《百日赐环集》；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濛池行稿》、《西陲要略》、《西陲竹枝词》；徐松的《新疆赋》、《西域水道记》；林则徐的《荷戈纪程》、《乙巳日记》；张荫桓的的《荷戈集》；裴景福的《河海昆仑录》等。宣统初年，天津绅士温世霖因救国请愿而流放新疆，成6 万言的《昆仑旅行日记》一书，1941年在天津印行，后收入吴丰培先生的《甘新游踪汇编》中，其印数不多，流传不广，少为人知，故有评价的必要。
据书前温世珍的《先兄支英公传略》所述：温世霖，字子英，一字支英，晚号铁仙。生于同治九年闰十月三十日（1870年12月22日），卒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35年1月28日），享年65岁。 从小好学，少年即在母亲的教导下，慨然有经世之志。见清政不纲，痛国事日坏，遂弃科举投考水师、电报各学堂，以期学成致用。而录取后，均以病退学。年方弱冠，家境衰落，乃为文案谋生。戊戌政变后，庚子之祸继起，疆宇日蹙，他“惧国亡之，无日愤不欲生。乃走凇沪，入桂林，间关万里，奔走呼号，终以所如不合，郁郁北归。因创设天津普育女子学校，发刊《醒俗》、《人镜》、《自由》等报，鼓吹新政，唤醒同胞”。复联合创办直省自治研究会，代表争回津浦车站。“又组织请愿国会同志会，联合各省学生，作救国运动。赴京请愿缩短预备立宪年限。不意触怒大吏，为直督陈夔龙奏参，奉旨遣戍新疆，严加管束”。辛亥秋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得以返回天津。后任同盟会天津交通部长及国民党燕支部总干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虽竭尽心力，终感独木难支危厦。晚年家居收藏古钱兼习篆隶以自娱，但仍不忘以救国为务，遗嘱中说自己：“清季以主张救国而被放，民国因奔走党政而落伍，半生飘泊，无补时艰。……呜呼！外患方殷，内忧未艾，茫茫前路，在我国上下人士好自为之。”
传略之后，《遣戍新疆之始末》系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六日上海《时报》揭载《直隶四次请愿之大冤狱》一文的摘录：“四次请愿风潮起发于东省，当东省赴京代表过津时，报告东省一切情形，于是各省留津学生到者二千余人，经代表等详述经过，学生等热忱奋发，遂发起通国学界同志会，以为东省代表后援。后以学生等年轻识浅，阅历无多，深恐偏于激烈，于事终无所补，遂公推天津绅士温世霖为会长。因温声望素著、名誉夙隆，曾充第三次请愿代表，阅历甚深，且素于公益之事每不惜捐弃生命财产以为之”。学生3千余人在请愿途中， 有被禁烟局总办袁静庵所乘奔驰的马车碰伤者，激起公愤，打坏马车，到督署前席地而坐，温世霖等人将禀递上。直隶总督陈夔龙素极昏庸，命查拿严办。十二月七日晚，温世霖由家中被巡警道面告奉大帅密札带走拘留。“直隶绅民大为愤懑，遂会议往督院质问。陈督答已经电奏，须候旨意施行。及电旨下，将温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当即起解，此初九日下午事也”。
传略之前，有陈宝铭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七月在津沽寓庐为该书所作序，将温世霖与光绪末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挟私弹劾而发配新疆、成《河海昆仑录》一书的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相提并论，称道：“温君，北方之强也。具一往无前之志气，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欲建掀天揭地之盛业，博震古烁今之令誉，猝遭自号庸庵之陈夔龙坐罪，与裴君同。自温君之大狱起，一时遂有庸庵诚庸哉、支英洵英矣之谣”。
二
温世霖的《昆仑旅行日记》，起自宣统二年十二月七日（1911 年1月7日）在津被捕，九日递京，十日被押解上路， 止于初抵戍所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三年五月四日（1911年5月31日）。 他经直隶（河北）、河南、陕西、甘肃、新疆5省，历时近半年，跋涉数千里， 虽患目疾，还是认真地考察，颇多感慨，将耳闻目睹，逐日为记，记载了沿途的见闻经历与社会政治经济，名胜古迹与风土民情，还有各地的教育状况。我们不妨分类缕析。
先说沿途见闻经历与社会政治经济。上路伊始，温世霖“经路保定，闻车站聚集学生2千余人，欲劫余回津，解委因不准停车”。 在河南灵宝县南关官驿，晚餐时，河南解委李桂卿无故对着差弁大发雷霆：“你们老爷对温大人得罪的起吗？他在北京骂了庆王爷，连摄政王都怕他。你们老爷是不想做官了！”温世霖听了大为诧异，自思县官并未得罪我，李解委因何震怒，真不明白。向另一解委李晓岩探询，实话相告：“顷间之事，谓之吃差使。藉老兄以诈县官耳”。不一会儿，县署来轿请李桂卿去，其为直督陈夔龙衙门巡捕，县官不敢得罪，只有在供应例规之外多送钱物，并请教如何通知下站，预备供应及增加差费等。温世霖极为慨叹：“经此一闹，大告成功。而下站地方官亦即按照上站溜单办理，以为关照。官场弄手段，可谓神妙无穷，门外汉焉能窥其蕴奥哉。然吏治如此，焉得不亡！”过豫虽只8日， 却使他深感“河南省差徭甚重。予沿途调查，亲身经历，始知所有过往差事，名为由地方官供应，实则征收民间物品车辆，并有折价中饱者。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入陕也是如此：“陕西省差徭亦重。如余以钦犯过境，地方官办差，向里民局索大钱二三百串不等。而其所供应者，不过八人酒筵一二席，车三四辆，差费三五金而已，统计不过二三十串足矣。……闻华州一处里民局，年交官差万余串。苛敛如此，民何以堪！”
途中亦多遇志同道合之士。在临潼，山西籍县令张瑞玑来拜畅谈，一见如故，自云曾参加戊戌变法，康梁失败，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遇害，他亲赴菜市口收敛杨之遗骸，抚恤杨之遗孤。“言次愤慨万状，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温世霖称叹：“此老有骨气、有肝胆，且有国家思想。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晚餐席间张又云：“余不得已就一微官，初谓百里侯，亦可为民造福。不意到任后适得其反，困守樊笼，自由不得，阖衙门书吏、差役上下数百人，即数百家人口，仰给于此数百人之薪资，而此数百人所得之薪资，无一文非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温世霖激赏：“此真一针见血之言，非有胸襟肝胆学识，不能说出也”。在西安，按察使奉上谕竟不许他向天津家中发电报，陕西解委松龙臣系法政学堂毕业，又为旗人，替他请求，也不准。他遇3位直隶同乡， 在陕西高等学堂担任英文教习和德文教习的蠡县人郭瑞甫、段卜臣，在陆军学堂担任教习的河间人朱仔钟，3人来拜， 情谊极殷，纵谈乡谊与国事甚久，冲淡了他的不快。后来，他补记3 君纵谈国事并论及革命秘密组织，郭云200 多名学生中已有三分之一为同志，朱云陆军学生将服从起义。他建议事前多联系绅学两界人才，并介绍临潼县令张瑞玑。郭劝慰他，“陕西秘密进行，至为迅速。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大约大驾行抵新疆，即可返辔。余闻之，欣喜非常”。次年十月间，果然在武昌之后举旗响应，张瑞玑被推举为陕西财政厅长，“陕西之政治财政能不紊乱，多此老之力也”。
他还与来访的咨议局常驻议员王铭丹、井岳秀交谈欢洽，力劝由咨议局建议，赶紧修筑西潼铁路，便利交通，开发实业，以裕西北财源。设法开采石油、石棉等矿，各大阜皆可推销，且可到京津沪招股扩充，立时即可发达。两议员深以为然，极愿提案实行。
陕西按察使以此间拜访温世霖的人太多，派军警设门岗禁止，催促速即起行。他于三年正月初二继续上路，租乘大车，悬钉毡围，为下坡防险，车后有煞车木。在西安，“东门为满兵驻防营之区，气象衰飒，街市亦极萧条，警察萎靡不振”。在乾州，“见有巡警教练所，门前置一木枷，荒谬可笑。举此一端，足见该处警政之幼稚矣”。行至邠州，“各局所均系外面虚挂一牌，内中空无所有。有名无实，率皆如此，以故城中无一岗警，街市中聚赌者有之，斗殴者有之，无人过问。新政如此，可为一叹！”在甘肃泾州，“城内有煤油路灯。陕西省城尚无此，新政不意于甘肃之外县见之”。可是在平凉，“见有悬东关巡警分局者，经详细调查，有名无实，故入城后巡警并未看见一人，学堂亦无。新政如此，可怜可叹！”“绿营兵多老弱无用，不过虚糜国帑，多养成游惰国民，阻碍社会之进步”；“人民之生计甚艰窘，吸鸦片者甚多，以致养成惰性耳”。到了省城兰州，“城中始有岗警，精神萎靡，其新政可知矣”。抵兰州前，他听金县县令李春浦介绍，此地民人一向种烟叶，以罂粟利厚，多有改种者。去年，兰州知府张炳华带人亲至金家岩，督令农人铲拔烟苗，众怒聚集，将张打折肋骨及手指，风潮颇大。按察使司立将首事者40余人正法，才使今年不敢有人以身试法。
在兰州，他始知直督陈夔龙已通电沿途各省督抚，说温世霖精通法律，能量极大，慎勿等闲视之，非严加防范不可。各省接电后无不重视。甘肃电报局也是奉命凡有温世霖、支英字样之电报，一概不准拍发。他听说甘省按察使为人颇有气节，遂趋车至署前禀见。没想到非但拒而不见，反而命仆人至大堂传令：“不准犯人温某随意出门，到处禀见”。即派差役追踪强迫他返回寓中。他认为“此余平生第一次遭此奇耻大辱”。之后才知甘省布政使为直督陈夔龙之胞叔。陈夔龙之妻拜庆亲王奕劻为义父，得妻之内助升为直督，胞叔陈璠附侄媳余威为甘肃布政使。按察使顾虑得罪于布政使，所以这样对待他，可谓冤家路窄。
甘肃解委李子珠古道热肠，对温获罪缘由极报不平，指斥陈督摧残民气之罪，被销差并牌示停职3年，解委换人。温闻之愤愧交加， 为连累李而心中尤为不安。向李道歉，友人也竭力劝慰。李颇不介意：“一个微官，虽参何惜，殊不愿失温君良友也”。温为他的肝胆侠骨感动得热泪纵横，愤然说道：“我辈今日处于一班裙带官僚恶势力之下，不得不暂时忍受，预计三年以后，吾侪必能扬眉吐气！”
且说同盟会会长孙逸仙（中山）先生在香港得知温遣戍新疆，深恐途中或有意外，特派陈克义沿途保护，由香港到天津，又追至兰州。温慰劳再三，说道：“清政府只将余放逐边境，于愿已足，并无加害之心。请转达孙会长放心，并代谢盛意。将来至新之后，仍当努力推行会务，倘有机可乘，即行发动”。知各省同盟会的发展突飞猛进，深为喜慰。力辞不必护送，各道珍重而别。
因出嘉峪关之后即在车上住宿，友人们为他觅车雇夫，置办行装，准备食物，周到之至。他“因思及柳柳州、韩昌黎、苏东坡诸大贤，昔均贬谪边陲。以视余今日自奉之优，……甚愧对昔贤，扪心增疚”。
二月一日，温世霖由兰州继续登车起程，解委折少兰，为于右任关中书院同学，为人颇有风骨。出城不久即见荒凉，第三天路经一农家院落，见十二三岁的女孩，时值严寒，尚赤下体。闻知甘省男女小孩多如此，贫寒之家则身无寸缕，到15岁始穿衣裤。在凉州（今武威），他了解到甘凉一带夙为产烟区，政府虽沿途晓谕禁种鸦片，但种户吸户，依然如故。连一位教书老学究也是手指烟渍如墨。其烟民之广，可想见矣。先前，甘州（今张掖）所属54区乡民因官府禁种罂粟，将两名老年烟民枷号示众发瘾而死，聚集二三万进城，拆毁官员房屋，声言烟苗已成，收浆在即；农时已过，无法下种。有要求非种烟苗不可者，又有要求种粮免去钱粮者。官府出动武装劝解，宣布豁免钱粮，众始解散。温认为，“因种烟之利，倍蓰于种粮故也。政府纵容多年，业已成习。今一旦急于矫正，碍及人民生计，此政府之过，不能尽责乡民也”。
在肃州（今酒泉），他结识了天津春茂和皮庄的杨济卿，向他讲述了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赠余唐写经二册，系敦煌县千佛洞中古物，杨君于数年前亲到敦煌所得。余喜不自胜，感谢之至。又赠折解委唐经一幅，计长三尺，尾书大中五年，洵宝物也”。还介绍了新疆的风土民情，昆仑山下所见和田维吾尔人河中捞玉等。在赤金堡，见石油黑而稠，数量甚多，任人掬取，当地人专用膏车，不知提炼作燃料，他为此大利之源放弃而感到可惜。后来这里成为中国著名的玉门油矿。行至安西时，州官以无钱供应，避不敢见。折解委出面，“州署送来宫灯桌围等等，原物璧还，敬谢盛情而已，遂席地饮食。因避供应，吓走州官，亦一大笑话也”。
三月二十五日，他行至甘新交界归哈密厅所辖的猩猩峡。有老道守护关帝庙，将1尺高之结晶石称为天降陨星，藉以敛钱。 谓过客如不虔诚祈祷，必遇大风阻路。人多信之，车夫尤为迷信，竭力要温焚香祷告免灾。温斥老道妖言惑众，命仆从付10金，将石抬置车上，带往新疆。老道惶急哀求，谓无石即无香火，生计绝矣。承认石出后山知者少，而得以骗人。他告诫老道勿再以妄语欺人。
四月初，他在哈密逗留8日。前哈密厅同知刘华甫为天津人， 已经卸任，尚未离署，与现任同知李荫南给以礼遇，陪同拜访了当地维吾尔首领哈密王。“哈王出见，身材壮伟，颜色和蔼，发辫下垂，粗通汉语。自云字西屏，现年五十二岁，四岁时祖父因不附各回王叛乱，致遭惨害。国家矜悯忠诚，故有世袭王位之命。言时忠义之气，见于言表”。清代因称伊斯兰教为回教，所以称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为回人、回子，又因其老年人多头缠白布称缠回，而称回族人为回回。
温世霖尽可能对哈密进行了解与考察，劝哈密王振兴实业，派人到天津学习各种工艺，以便将来传习。谈到饮食不便，温介绍天津民兴报馆社长刘伯年与医药研究会会长丁子良（二人皆天津回民绅士）帮助接待。受到哈密王称谢与上宾之礼。关于进贡，以前西太后最爱食哈密瓜，“贡瓜办法，于七月间选瓜之最佳者，在未摘之前，即用大竹筒装好，俟十月间成熟，即连同竹筒摘下固封，派马拨兼程驰送，日夜不停，务于腊月祀灶前赶到，以备元旦日帝后之进用”。每3年大贡1次的还有贡马，“精选奇特之骏马十二匹，每匹价值均在千金以上”。正贡之外，更有副贡，即孝敬各亲王、各军机大臣的，宫内外种种花费，自是不少。他为之感叹：“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
他还向哈密协副将周得金（字丽生）了解去年七月六日省城迪化的王高升放火案。此前，迪化军民中的陕甘人与天津人就多次发生械斗。当年左宗棠西征时，天津商人肩挑背褡子，“赶大营”随军进疆，发财成为坐商。迪化商户中津商就占一半。新疆布政使王树柟为直隶新城人、提学使杜彤为天津杨柳青人，都引以为荣。天津人轻视陕甘人，引起陕甘人的恶感。直隶人田熙年从军北洋，奉调伊犁，不得志即投奔同乡王树柟，被委马队第一营试署管带。他克扣军饷，与兵丁结怨，队官聚众上控被革职，陕西籍护兵蒋兴奎因言语顶撞被革退。行刺田未遂，拿送监狱，不久获释。二年七月四日，田出营门又遇蒋，怀疑又是行刺，命人从蒋身上搜出兵器，当即棒杀。陕甘人闻讯激愤，游勇陕西人王高升（温误作王云升）为哥老会首领，率众结队赴各官署告状，却无人受理。于是砸开牢门，放出犯人，沿街专烧津商铺户。“闻当时变起仓卒，联帅（即巡抚联魁）顿足痛哭，束手无策，而藩臬各大宪皆闭门自守，莫赞一词，官兵亦作壁上观”。一些人趁火打劫。翌晨，军警出动，搜捕放火者10余人，予以枪决（王高升已在事变当夜被击毙）。田熙年也以肇事被正法，以平民愤。经查“被害者达四五百家，尤以津商为最，迪化之精华殆尽。事后密不奏报，严查邮电，以防透露消息。时京报记者彭君翼仲亦遣戍在新，目睹此种情形，激于义愤，密恳新疆财政监理官梁君素文以密码电报密呈度支部尚书载泽，政府始得知其概。电新查问，联帅不得已密派心腹疏通津商，赔偿损失十四万两，而以传闻失实四字蒙蔽政府了之”。温世霖感叹道：“新省之政治军事腐败如是，而强俄接境，一旦苟有边衅，前途不堪设想矣！”
他出哈密后，沿着林则徐当年赴戍的路线，过瞭墩，经七角井、大石头至天山北麓的木垒河，“该处有店铺及住户约百余家，自禁烟以后，生意日见减色，铺户多关闭”。在奇台20余家商户的欢迎会上，他指出各国商战已达极点，我国工商业不能振兴，势必为各国销货之场所，每年漏卮无限，利权外溢，良足痛惜。且国本因此日弱，益启列强觊觎之心。我国商人应从速振奋精神，与关内各地商会互相联络，以期日渐发达，如是日新又新，方能与列强抗衡，挽救危局。再经孚远（今吉木萨尔）、阜康、古牧地（今米泉），五月一日到达终点迪化（今乌鲁木齐），入东门后，在路北大店卸车。台车总站即附设于此，创办者为李少岩，原任广西都司，因坐事被遣戍新疆。慷慨好友，在此悬灯结彩，扫榻欢迎。同乡好友金育才在迪化学务公所任科长，赶来相见慰劳，说道：“前年弟来新时，兄为弟饯行，勉弟到新，要造立一番事业。不想兄也为新疆造立大事业来了”。两人拊掌大笑。向迪化知府请示管束之法，答云：“到了迪化，即算完事。见过大帅，静候派差，别无话说”。
当时，巡抚联魁与布政使王树柟互相参劾，均被革职离任，新任巡抚袁大化尚未到任。须休息两天，见过臬宪杨增新再说。三日，拜访杨增新，杨颜色谦和，笑云：“既已到此，即无事了。只要不出城，随便可以居住。昨闻已商定借寓金科长公馆，老以同居，当不寂寞，我们亦可常常领教”。谈及彭翼仲，虽是明令监禁，但有家眷，特在衙署内另盖1屋使其居住，现准其自由居住。“余在臬署， 见发遣之各官吏无不翎顶辉煌，照常上衙门当差事，俨如候补人员。惟余与彭翼仲二人为政治犯，与一班官僚薰莸不同器，难为伍耳”。四日，温搬人金育才公馆，“房屋宽敞，光线充足，房外回廊环绕，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一道，小桥通焉。窗对博克达山，山头终年积雪，每风雨晦明，云影山光，时时变幻，快人胸臆。可以修养，可以读书，虽终老于此，亦云幸矣。良朋爱我，感何可言！”看似读书养气，其实静以待时而已。
三
温世霖还在日记中记载了名胜古迹与风土民情。名胜古迹如：河南淇县（即古朝歌）“城上有殷比干摘心台，土阜巍然，望而生敬”；过卫辉府，“南望有前明鲁王墓，年久失修，残破已甚。而对面鲁王妃墓，则树木葱茏，整齐完好。据闻鲁王失德，人民深恶，坟墓无人过问；王妃则颇贤明，人民颂德，以故四时祭扫。为人君上者，可以鉴诸”；抵郑州前，“过黄河桥，桥计一百零二孔，每孔约长十丈，共长约六里半有余”。新安“县城骑两山坡筑成，街道整齐，东门外有函谷关遗址，关门界石仅存半截”；而函谷关“山沟中两旁高山壁立数十丈，中间小沟仅容一车，中途有一边高山，一边黄河者。山边小道亦甫容车行，而河岸陡削，异常危险，怒涛澎湃，俯视目眩”。由孟津至汴梁，“观瀑如倒挂水晶帘，自二百数十丈之上，凭空跌落，年愈久，跌愈深；水愈猛，力愈大，下跌之处成一极大极深之漩窝，诚大观也。如此大水力，倘有实业专家研究利用，其利益何可限量。惜政府计不及此，反为数省大害，岁糜国帑，良足慨叹。将来治黄者，幸留意焉”。宿阌乡县南关大王庙，“后墙逼近黄河岸，河面宽约数十丈，波涛汹涌，闻声心悸。该县北门已被水刷入河中”。河南与陕西交界的潼关“关城依山面河，颇据形胜。潼关西城楼仿佛北京之前门楼，共四层，较诸前门犹多一层。可见古建筑之伟大，黄河水不甚深，中多淤沙，色不甚黄，水流由山口喷出，关内风景与关外不同，虽仅隔一城，判然有霄壤之别”。
过陕途中，“由华阴庙起行，一出庙门，迎面琉璃瓦照壁，金碧辉煌，光彩耀目。举头见华山最高峰，形如手掌，遍山积雪”。参观临潼华清池，“杨贵妃当日赐浴处，仅一小室，室内一小池，约二尺宽，五尺长，慈禧后回銮，曾浴于此。……池北为环园，枕山带河，颇具邱壑，其构造之精，不殊江南园林之景象。……两宫回銮，又在池之东修造行宫，山上古迹甚多。池北有曲廊直达山巅，上有庙宇。每年三四月间，为庙会之期，得客甚盛。池中多小鱼，往来游泳，虽时值隆冬，而满地青草、四围绿竹，盖以汤泉有硫磺质，热度薰蒸所致”。而“太师塘规模宏敞，想见杨国忠当日之烜赫一时，因联想及于杨玉环当时之骄宠，淫威祸国，深为慨叹”。到陕西省会西安，“先进外廓，行甚久，始望见城之东门（名长乐门），城楼建筑式样略同北京”。民居“建筑似楼非楼，上层甚低，住人者少，多作储藏物件之用。上下用活梯，下层则低黑矮小，加以门前雨搭，屋中尤为黑暗，光线全无，人民日居暗室，不知改良，可见其惰”。渭水北岸有5陵：即汉景帝、武帝、惠帝、 昭帝、宣帝诸陵墓。长安有8景：华阴仙掌、骊山晚照、雁塔晨钟、 草滩烟雾、灞桥雪柳、咸阳古渡、曲江流引、太山积雪。“咸阳县城较建党县城大逾数倍，九门九关，街市繁盛”。出西北门回望，“城廓整齐，犹存古都气象”。距醴泉（今礼泉）县城数里，“即望见城廓甚宏壮，城上四角皆有高亭，城楼两旁凸出两室，为他处所罕见”。出城“又见山陵高峻，询知为武后之墓，气象雄伟，想见当日之淫威”。车夫对墓便溺，说千百年来男子不分老少贵贱皆如是。“怨毒之于人也，执政者可不鉴诸”。邠州（今彬县）“大佛寺，建筑如亭，上下计三层，依山修造。因原系山洞，故即以洞门为庙门，山石均淡红色。……洞底有金面如来佛像一尊，就山石凿成，高八丈五尺，盘膝端坐，一手平伸，一手搭膝上。两旁侍像二尊，白面赤足，眉目如生，法身亦高数丈。古人艺术之精，非后人所可企及。洞顶及四壁，均就山石凿成小佛像无数。洞左有石级数十磴，因循之上顶，顶有平台及小室数楹。东偏为二层洞，顶上刻明镜台三字。有弧形门三，门中各设佛像一尊，可窥大佛及两旁侍佛之面”。还有光绪年间铭军统领刘盛藻、潘万才重修之石碑及甘肃布政使毛君实题匾。
途经甘肃，平凉“大道古杨高四五丈，夹道整齐，一望无际。此路由潼关直达新疆，宽处逾十丈，窄者亦五丈余，左文襄西征时所筑也。左公魄力雄伟，令人钦仰。十里一塘墩，墩上均建一坊，书明距城里数。墩旁有营房，若小衙署。大墩并设有汛官，传递公文。建设均甚整齐，非如河南、陕西只剩残破烟墩而已（烟墩为我国古代国防设备，遇警即举烟火，号召军马，今则门户洞开，留此古迹，以供后人凭吊耳）”。在兰州“过黄河铁桥（桥身甚长，当中行车，两边行人。桥之中心宛如天津之新桥。河面宽三十六丈，水色淡黄，两岸结冰均丈余厚）。过桥即北塔山，山上殿宇参差，宝塔高矗入云，山坡房屋疏密有致，远望宛若画图”。“北塔山山下一带皆铺户，南岸即省垣，望之如长城，城关相连，关大城小，东南西三关相连，城后群山环绕，南门外为五泉山，遥见庙宇颇多，每届夏秋之间，官绅咸往游览。甘肃省垣枕山带河，颇占形胜，洵西北之重镇也”。过嘉峪关，“荒凉满目，风沙扑面，李陵答苏武书中所写塞外情形，信不虚也。关门三重，每重深约十丈，洞门中阴风飒飒，不禁增无限悲感。……关外三面皆高山环抱，一面则雄关屹峙，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概，诚险要也。回望关上城楼三层，额书天下第一雄关。寒风凛冽，不可久留”。过玉门县，他想到汉代班超平定西域，封定远侯，后以年老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身入玉门关”。想到俗谚：“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认为“盖以塞外荒寒生活艰苦所致耳。方今各国殖民拓边，不遗余力。吾人急起直追，尚虞不及，此种贪逸恶劳之思想，实足阻碍发展，当局者其留意及之”。
进入新疆，游览哈密王花园，“楼殿亭台，曲廊水榭，略具规模。路以石子砌成，稍有花纹，墙皆土筑，颇见质朴。……殿上陈设简朴，上悬西太后所赐大福字。案上一木座之时钟，两旁列粗磁花瓶一对”。大门“左有古树一株，不知何名，高数丈，粗约三四围，一本而九干，干皆横出，以石柱擎之，其状夭矫盘屈，遥望如九龙飞舞，故回人咸呼之为九龙树，亦千年古物也。树叶繁茂，阴周二亩有余，惟遍觅树根不得，盖年久深入土中矣。据哈密王云：幼时曾闻其祖父言，树之四围原有清渠绕护，树之中央嵌盖礼拜寺一座，建筑极精，为王每日礼拜之处，今不存矣”。另外，“回城有渠水围护，水清而甘，树木森森，一望无际。城后有王爷台（即回王陵墓），以碧琉璃瓦造成，四五丈高之宝顶，以湖色花琉璃砖围之，下砌妃色琉璃砖。回王墓之四周，皆王族之墓，其形状不一，多方式者上有方形或圆形之土梁为顶，前有土门，有雕成花木窗者，有两面阶级者。闻地位尊崇之人，则坟上盖一大圆屋顶，作尖圆形，四面有门，与内地回民坟墓迥不相同”。
关于风土民情的记载。如抵洛阳前，“一路山隈多，人民穴居，犹有太古遗风”。出新安县城，“路经山村，见一家门上钉一二尺许草人，中心贯一木刀。询之车夫，盖汴省之风。凡失盗者如此。民智如此闭塞，尚何自治可言”。陕州途中，“坟茔堆成土丘者甚少，多葬于窑洞内，惟有功名者，墓上立一石碑为识耳”。难走的是这一段山路，“黄土蔽天，膻风刺脑，苦不可言，而是日所乘之车只，破布单围无门帘，风吹刺面，不得已脱小棉袄遮蔽车门，真可谓囚车矣。山路崎岖，沟径逼窄，有仅行一车无车夫容足地者”。华山“山北平原沃野，一望无际，远望俨若画图，令人心目舒畅，农家多种麦”。明显地感到关中比关内河南优裕。但在西安谈及陕省民风，不由感叹：“虽固然交通渐便及新文化之传染，亦逐渐改革，惟街头谚语有‘虽然饿着呢，我可坐着呢’。以逸居自豪，傲睨群众，以故民性懒惰，不知进取盖遗传如此，可慨也”。在醴泉县见“民居皆以土筑成，衙署亦然，仍遵古代版筑之制，生活简朴，白面每斤仅制钱十数文，以故民皆安惰，不思进取有由来也”。正月初四出醴泉城，“路见身服重孝之男女，携带小儿女共乘一车者数起，此种怪诞不经之恶俗，苟非亲目所睹，绝不信也。中国之大，真可谓无奇不有矣”。出乾州，“路见彩衣红裙、面罩青巾之妇女，骑骡马赴亲友家贺年者数起，有襁负或怀抱小孩者，男子控缰前导，上下坡骑坐甚稳，盖习惯也。女子皆缠足，形如小角黍。父母爱子无所不至，独于缠足则忍心为之，此风一日不除，民族何由强盛！事虽小而关系甚大，有心者其努力图之”。在永寿县见“人民多在山坡下穴居，河南之穴居只有一洞，而陕西之穴居则大洞中左右又穴三四小洞，如复室然。富者以砖砌门，内如穹隆；中产之家砌以土坯；普通贫户则仅以树枝夹谷草为门掩护洞口，以避野兽而已。山中居民皆饮窖水（积雨雪水存于地窖中以为饲料），味甚咸，不适口。余尖宿地方，幸均有凿井，深三十余丈。汲水叙次轮流以两人力绞辘轳，始能上升”。入邠州城，“遇童子六人着戏衣扮杂剧，各骑一马，有鼓乐前导，名耍娃娃，盖是日立春，除地方官迎春外，乡俗如是耳”。在泾州白水驿过社火，“所谓社火者，前有大锣大鼓引导，后有六人持高竿，竿上各挑一篾制纸灯，四人在后歌舞，会首则扮唱双官诰士，剧名弦子腔。另一人弹南弦子，一人击小钟，一人摇木板和之其声调，虽不甚懂，细听亦有节奏，惟各人所扮形状奇怪，陋劣不堪，形容一似毫未进化者。此处人民之程度如此，去自治立宪不能以道里计，奈何、奈何！”平凉遇雪，“出城后，风雪益大，山巅水洼，林梢屋角，一望如银，绝妙一幅辋川雪景图”。车出安定县秤钩驿，“挂稍上岭，岭不高而长，雪后道路结冰，稍马多滑倒跪下者，厥状甚苦。行至岭巅，大风忽起，严寒彻骨”。歇于甘草店驿，“见街中搭小戏台，如小屋然。台上两旁坐有鼓乐者五六人，中设桌椅各一，余地已无多矣。所演者皆二三人之小戏，音调似甚古雅，询之李子珠大令，始知即古之西凉腔。余于无意中得聆我国数千年前之古音，何幸如之！既思陇上自秦汉以来，已数千年之久，更历十余朝，而依然未曾进化，又不禁为我国改进之前途忧矣！”在兰州街头，“见有十数人项下各挂一长鼓，其形如枕，以槌击鼓。又有数人敲锣，只一音调，其状蛮悍。……路中设一方桌，上置馒首香炉一道，人旁坐磬；桌后设一椅，椅上置一草人高数尺。询之土人云：系地藏王菩萨，男女焚香礼拜者甚众。神座对面搭一小戏台，演唱迷虎子，与北方之十不全地秧歌蹦蹦戏相类。……妇女来看戏者甚多，俗尚小脚而率多伪饰，以四寸长之铜管或竹管为之，套至脚面装直而以足指着地行走，视其挪动之艰，极堪怜悯”。出兰州不久即见“每家门旁掘一水窖，深约三四尺，窖旁通一沟，引注雪水入窖，备为饮料”。而高台“南山一带皆饮老坝水（涝坝即北地之死水坑也），牲畜亦就饮池中，异常污秽，饮后则肚腹膨胀，然舍此别无他水。明知如此，亦不得不饮，真苦极矣”。就在这样的荒凉之地，“但见野羊三五成群，游行原上，其形如獐，色黄头长，腿细面白，尾黑而短如棒槌，尾下有白毛一片，其圆如月，见车即奔避，迅捷如鹿”。安西州“树木多红白柳，人民不知造林，任其丛生，拳曲支离，虽多而不适于用”。
车出哈密三堡30里，“忽狂飚骤发，愈吹愈大，愈大愈猛，声如狮吼，又如万马奔腾、海潮怒涌，天地晦螟，昏暗如夜，飞石扬沙，似雨似雹。车既不能行，又无避处，只有立定听之。车被风吹摇动不已，岌岌乎有随风飘荡及倾倒之危。幸车夫均有经验，预用粗如臂膀之皮绳将三车牢系一处，始免翻倒。牲畜均以布蒙首，闭目低头，不敢稍动。车夫则着老羊皮袄裤，蒙头卧辕下。余坐车中似浸于冷水中，通体如冰，心中忐忑。然思既已遭遇此厄，无术救援，正如待决之囚，惟有听命由天而已”。风势略小，冒险赶路，夜宿三道岭旅店，“是日该旅店中失鸡三只，被大风卷入空际，无影无踪。幸骡马牲畜均预先系入屋内，否则亦恐不免”。一碗泉只有1处官店，以乱石砌墙，“上房三间无门窗”，以碎石为炕，地上亦有积水，铺以马粪二三寸厚，虽能涉足，而湿臭之气，触鼻欲呕。不得已即憩于此，仆人以毛毯堵塞门窗，藉避寒风。然空气一不流通，恶息之气更甚，坐久鼻为之塞，胸膈之气上逆，更兼冷风彻骨，遍身战栗。燃料不可得，御寒无策，只有忍受苦痛万状，非言可喻，真可谓人间地狱矣”。由七角井北行，“忽见山恋叠起，奇峰耸峭，俨如图画，精神为之一快”。穿越一羊肠山谷，抵头水沟，“有小店一家，只残破房屋三间，已为其他旅客住满，屋小人多，臭气熏人欲呕，无可如何。惟有仍坐车上，取自带箩锅煮饭充饥。夜间即在车中歇宿，夜风甚大，寒冷已极”。大石头有官设腰站数处，以无水荒废。“路见初生之小橐驼数十成群，在无边沙漠中排列成行，其风景与图画无异，惜无摄影机，不能摄取当时景致，深为遗憾”。新疆第一商埠古城子（今奇台）“商贾云集，尤以直省商人为最优，义园会馆俱备，山陕次之”。孚远（今吉木萨尔）县三台“虽无大商号，气象尚觉繁盛，有武清人所设之京货铺及当典各一家”。至阜康县“一路所经树木茂密，一望无际，惜土人不讲林业，因之多不成材，只可作为燃料。水利亦好，地多肥沃，而垦种无人，任其荒废，殊为可惜”。抵戍后，“将行装中所携之酒尚余啤酒四瓶、香槟酒一瓶取出款客，畅饮尽欢”。温在晚年补记：“新省所售之外国酒极贵，啤酒每瓶银二两，香槟酒大瓶者每瓶十四两。交通不便，洋货之价值奇昂。……当时余迷信欧风，着西装、吃西餐、饮洋酒、住洋房，以为要成维新人物，非事事皆洋不可，而其实对于科学精髓，毫未研求，一味染习皮毛，随意鼓吹，无异为洋货作义务之推销。迄于今日，业已风靡全国，漏卮日巨，习气日深，更且变本加厉，为害益烈。是皆余当年提倡之罪，清夜扪心，如芒刺之在背。今余年已垂暮，无以自赎，且洋货业已畅销，用者已成习惯，无法阻挠，惟有忠告国人，迅速讲求科学，振兴工业，仿效制造，以应需求，庶几亡羊补牢，挽回万一，否则前途之危，不堪设想矣！”
四
值得注意的是，温世霖对沿途各地教育状况的考察。如在陕西临潼汤泉，“厅上有日本人三男一女借寓，询知为三原县女学校之教员，因寒假至汤泉休养。闻三原有女学生出洋留学者，足见该处文化之盛，开通之早，令人欣慕”。考察“西安省城女学官立者只一处，学生不过二十人。私立者有两处，学生皆不过数人。闻今年均已停办矣。惟距省城九十里之三原县则风气大开，官私立之女学已有五六处，学生亦极发达，可喜可慕”。宿醴泉县西关旅店，与解委游览乡村，“见一庙门前悬初等小学校匾，因入庙参观，大殿前及两庑皆士人围聚赌博，喝雉呼庐，兴致甚豪。绕至殿后，始见砖房三间，窗为洋式，盖即学校之教室也。门窗锁键，阒寂无人，不得入，遂返归”。邠州“劝学所，只铺面小屋一间，室中一桌两椅，外无他物”，城内“居民千数百户，而只有小学一处，教育如此，何日方为普及”。而长武县南岗外有农业试验场实业小学堂，“城内有小学三处，高等小学一处，工厂一处，又有高绅私立之模范小学一处，陕省之西新政，当以该县为最”。
在甘肃会宁城，早起参观高等小学堂上课，教室无人，县役介绍“县署中派教习一人，每日到堂上课，惟时间迟早无定，学生亦不多”。在兰州了解到“甘省大吏仍抱愚民政策，所谓兴办教育，不过敷衍门面，有名无实。学堂除陆军与师范外，小学一处未立”。“甘省之咨议局毫无生气，男女学堂皆不提倡，只两湖会馆设一两湖客籍两等小学堂”。出兰州后亦不见学堂，“离省城才四十里耳，即如此荒陋，不知误却多少青年佳子弟矣。此处既无私塾，遑论学堂”。在红城堡，“庙宇旁一小门悬义学竖牌，因入庙参观，见老祖殿上有学生四五人，壁粘功课表，已改为两等学堂”。在靖边营“三元宫庙内，有小儿读书声。因款关入，见殿前南墙下有村童数人，围一桌聚读，有坐者，有立者；北墙下有一老学究据一案，案头置时文窗课二册及选抄唐诗一册。墙外小院中，亦有五六村童，共一小桌，坐地诵读。殿内又有三五孩童站立而读，学生各持木油粉牌抄《三字经》，衣履多褴褛，形同乞丐”。出嘉峪关后，在安西州散步街头，“见一庙内有一五十余岁之老者，教蒙童三十余人，无桌椅坐位，咸在阶石上坐卧纵横，持书诵读，甘省之学塾皆如是，其所造就者，亦可想而知矣！”
在哈密，他由人陪同，“参观第一小学，学生三十六人，分甲乙两班，教员苗君虚一，凉州人，热心教授，管理有方，时适上体操一课，所教者为兵式操，进退有法，步伐整齐。又阅学生课本，联句略有可观，惟年龄不齐，人数太少，盖城内住户仅二三家，非学童不愿入学也”。宿木垒河，“街西有奇台县官立第三小学堂，有学生数十人，是日业已下课，未能参观，教习杨君西安人，校内一切设备，粗具规模。塞外有此，殊不多觏”。赶到奇台，小歇数日，有“奇台官立第一初等小学堂，参观校舍，系新建设备，尚称完全，计分甲乙丙丁四班，学生九十余人，管理兼教员共四人，除天津人杨敏卿君外，其余三人未得见。时值学生温课，未知上课之精神如何，然只就其形式而论，边省已不可多得。教内附设简易学塾及缠民小学各一处，见缠民学生上课者约八九人，皆读抄本，字课教习系一老缠民生员，通汉文算学”。“又至两等小学堂参观，堂长兼高等教员为刘君小黎，初等教员罗姓，湖南人。内又附设实业小学，教员为李君桂圃，时各教员率学生六十余人，开欢迎会，请余演说，余远戍塞外，受此欢迎，殊出意料之外。当先答谢欢迎之厚意，复演说列强侵凌我国之政策，及各国之所以强盛，皆教育发达之效果。我国图强之要务，必先求教育普及，将来学生之责任甚大，应努力求学，以救国图强为责职”。在孚远县双岔河腰站稍息时，“乡民见余无发辫，以为奇怪，聚观者甚多，余询问乡民之生计与当地之生产，年老者始渐敢亲近，转询余洋学堂将来如何，有无受害。因伊家有二孙被官府迫入洋学堂，举家惶急，日夜烦恼。余当为详细说明入学之利益与将来之出身，群始恍然，皆大欢喜。风气不开，无怪其然，惜无人为之演说，以开通民智耳”。宿阜康滋泥泉，“该处回汉杂居，约百十余户，有公立小学一处，学生十七人，校舍正在起造，教习某君（忘其姓名）镇西厅人，师范毕业，人尚明白。据云到校尚未久，前任教习系一老学究，乏新学知识，故学生无甚进步，且无学董，事事须请命县署，尤觉掣肘。每逾十日或八日，须至县署账房领粉笔数只，因此小事往返数十里，真奇闻也”。
温世霖在结尾简短的“书后”中说：“余得作昆仑之大旅行，虽吃尽痛苦，然藉机增长学识甚多，惜无多大贡献于同胞，未免惭恧耳”。其实，《昆仑旅行日记》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作者以他独特的视角，对赴戍所经历的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北方诸省各地，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我们今天读来仍是历历在目，不能不深感其中历史信息的丰富和所含意蕴之深长；从书中字里行间的记实慨叹，不能不深感作者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殷忧。其中既有对封建专制和腐败吏治的批判，也有参观历史古迹时与现实为政的对比；既有对民生困苦、民智闭塞的怜惜，也有对民性懒惰和陈规陋习的指责；既有对所经历之地的现场描述与考察，也有对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设想，特别是科教兴国的真切呼吁，对盲目崇洋的自我反省，至今仍有着震聋发聩的作用。这些都使温世霖的《昆仑旅行日记》在有清一代赴新行记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值得我们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