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分化与商团事件 *
敖光旭
[摘 要] 尽管商团事件发生的基本原因是兵匪肆虐及捐税苛重，但由世界革命所催生的阶级分化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工农与商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经济冲突，既是商团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也在事件的某些环节起了关键作用。商团事件具备现代阶级斗争的一切特征，也可以说，它是中国现代阶级大搏斗的起点。事件表明，中国的“合力革命”更多只是一种理论预设，刚一开始即成为“阶级革命”之开端。
[关键词] 阶级觉醒 阶级分化 商团事件 国民革命
1924-1927年大革命，多被史家称为“国民革命”，意即工农兵学商各阶层联合起来，在国共两党领导下，完成倾覆军阀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国民革命需要借助阶级觉醒的爆发力；另一方面，国民革命从一开始又因统一战线内部各阶层阶级意识的觉醒，而埋下解体之潜因。围绕商团事件，从该视角审视大革命的成败得失，显然可以加深理解与研究。
一、工农运动与阶级分化
与全国其他地区近似，五四时期也是广东工人运动的新起点。广东工人阶级以新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积极参加抵制日货运动，反对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此前广东工人阶级主要受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浸染，此后则越来越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阶级意识及阶级斗争的观念也逐渐增强。1921年8月，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专门负责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设立南方分部。不久，南方分部在广州组织起来的工人计达5万人。①随后广东工人积极参加和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它是中共成立后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1922年5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对推动广东工人运动产生了明显影响。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形成了广东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浪潮。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年时间内广东较大规模的罢工至少在30次以上。②
1924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决定筹组广州工人代表会(简称“工代会”)，使之成为能够真正领导广东工运的指挥机关。5月1日，工代会在西瓜园太平剧院隆重开幕，开幕式与“五一”纪念会同时举行。出席会议的工人代表有160人，分别代表70多个工会和10万有组织的工人。孙中山亲自出席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鼓励工人和资本家抗争。③5月2日，大会讨论各项议案20余个，最引人注目的是“商团问题决议案”。其主要内容如下：“凡商团不得干涉工会事情，及有侵犯工人自由之事”；“凡属工人不得充当商团军”；“如商团压迫工人时，凡加入工人代表会之工会及工人，须一致对付及援助”；“工人得组织工团军自卫”。④这一议案实际上反映了工商矛盾已经到了非常突出的时期。其实，此前已有不少工会组织作出禁止工会会员充任商团军的规定。1924年1月，广州海陆粮食理货员工会就议决，“凡属会员，不能再代东家行当商团职守，否则严惩”。⑤及1924年底，加入工代会的工会总数多达70余个。⑥广州工人代表会的成立，标志着广东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广东各地的罢工运动更加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农民运动的推进已经汇流成潮，顺德“工农大联合”即是比较突出的例子。1924年3月，顺德各工会及农团在旧工会会所开工农代表联席会议，议决组织顺德工农联合会，并拟定其章程如下：凡顺德属内系正常工会及农团皆得加入联合会；工农联合会之宗旨是实行工农互助；联合会之组织分大会及执行委员会两种，大会由各工会会员及农团团员共同组成。执行委员人数以团体数目为标准，即每一团体可出执委1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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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运动的的突飞猛进，不仅引起商人的恐惧，也引起地主士绅及部分国民党人的不满。1924年3月底，清远商团因对国民党辅助工农政策怀恨在心，竟将该县国民党分部强行占驻，并将其捣毁一空。
事发后，驻防清远之防军团长叶照阳及该县县长，“令商团军向党部认过”，商团不予理会。
一方面是工农运动的合流，一方面是地主、士绅、商人出现结盟的迹象，而部分国民党人对此态度也相当微妙。1924年6月广宁县农民协会呈称，该会自当年3月开办至今，加入农户12000余家，定于6月24日举行成立典礼，该县县长不允立案给示保护。该县江屯、潭布、扶溪团局局绅及土豪黄鄂棠等“有恃无恐”，于本月10日督率团兵50余名，持枪围攻农会，开枪百余响，2人受伤甚重，1人下落不明，并将会旗、国民党旗及会内家私、文件、册籍等件一并焚毁，会员入会基金亦被抢去。同日下午，复有团兵百余人将谭埔墟第二区分会会所围攻焚毁，致数人重伤。
同年夏，佛山南浦村农民协会宣告成立，并同时组成“农团军”，廖仲恺及农民部部长亲自出席成立典礼。不料邻村有一个地主士绅的“镆安四约保卫团”，对农民协会及农团军“蓄意寻衅破坏”。农团军不敢抵抗，遂请省长令保卫团退出，该团竟将省长告示撕得粉碎。农民要求省长派兵前去解除保卫团武装，然而“省长不敢，恐怕惹出大祸来”。
1924年10月底，花县农民协会呈报中央农民部云，控告花县田主维持会头目，“已集中土匪六百余名、商团千余名、乡团千余名，共三千余名，在平山石龙两龙三墟，由新委花县谭县长指挥，准备暴动”。维持会还限农协会五日内自行取销，并要农协会副会长亲到第二区署谢罪，否则以商乡团兵力对付。
至少在大革命前后，不同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往往同步发生，并导致阶级同步分化，而这种“同步分化效应”也使阶级觉醒和阶级分化在短期内完成成为可能。
1923年至1924上半年，广东各属罢工运动尽管多集中于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及改善工人生活环境等经济领域，但这一时期工人运动也体现了阶级意识逐渐增强的趋势。1923年9月，广州爆竹行商人因政府增收印花税而罢市，外间纷传该行工人“联群罢工，要挟政府，被资本家利用，欲以取消炮竹印花为目的”。爆竹工会乃发表“宣言”辟谣，谓：“不知我广州工人，素服膺孙中山民生主义，拥护革命政府，历有宣言，人所共见……细审此谣言之发生，必由于奸商所为。彼既利用工人罢工以抗税，复恐政府责备，而归罪于工人，其立心诚狡。”⑧尽管政府抽收附加税实际也会影响工人生计，但为打击资本家起见，爆竹工会则表示宁愿站在政府一边。1924年春佛山当局决定开筑马路，导致商人激烈反对，而佛山工人则表示“赞成辟路”，并致函孙中山要求广州政府对商人抗筑马路实行严惩。⑨同年7月，广州糖业商人罢市，驳载工会工人特开紧急会议，决定自行采办糖品入口接济市用。糖商罢市因为工人的抵制，效果大受影响。驳载工会呈准购运糖片，使不断上涨的糖价迅速下跌，糖商“亦有自由复业之消息”。⑩商人罢市的矛头指向政府，而工人则表示立于商人之反对地位，不能说与阶级斗争的理念无关。
经过不断地思考，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基础教育本身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打基础的，因而基础教育的价值本位除了关注学生的双基，更应关注人的发展动力的激发，关注人的发展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培养，教导学生如何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
由于勘探开发条件和勘探史的巨大差异，按2017年的数据全国及主要盆地／地区（经济）可采储量及未开发率可分为三种。
广州政府处理工商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工商并重，主张“阶级调和”，然而面对工商之联同要挟政府，却又希望工人有适当的阶级斗争观念。《广州民国日报》批评说：“罢工所以对付资本家者也，近来有因商人抗捐而利用工人罢工请愿者，是罢工之真义已失。而立于与资本对抗地位之工人，且变为资本之走狗矣。苟他日工人因受资本之苛待而罢工，资本已洞悉其伎俩，有可能挑拨而解体矣。”
廖仲恺在8月17日广州工人代表会上的演讲也提到，资本家利用工人来保护其利益，还“利用工人以压迫工人”，而多数工人“往往被其利用，除保护其利益外，尚受其使用，以对待自己工友”。
更有甚者，广东工人运动中也存在盲目设会，甚至泥沙俱下的现象。“自劳动主义之说倡，数年之间，工会林立。即广州一隅，已有三百多间，蓬蓬勃勃，盛极一时，数千年屈服于资产阶级下之工人，至此乃得一吐其不平之气。而旧有行头，亦一律改换头面，悬挂新式招牌，以迎合社会新潮流。趋势使然，以为非此无以自存。然工人识字有限，知识不广，震于劳动主义工团主义之学说，复以大势所趋，以为非设工会不足以应潮流，非入工会不足以图自立。因是人设工会，彼亦设工会；人入工会，彼亦入工会。究其实际，劳动主义工团主义为何？工会应办何事？其明白了解者，未尝无一二人，而全然不知者，则比比皆是。于是狡黠者流，乘机而起，利用工人之可欺，施其包办之伎。”
这些批评虽不是来自于共产党人，但还算求实中肯之论。
就是学生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自我提出关于行文和思路的问题，并在思考后进行自我修正的一种方式。运用这一指导策略，建议教师在写作前的方法指导时明确文章好坏的评判主要从思想、内容、语言、结构四个方面进行，但在写作过程中，要求教师尽可能少地干预学生的写作过程，尽可能地交由学生自己领悟，若学生有所疑问，则可以进行启发。
二、工商冲突及工农武装的建立
随着工人运动的纵深发展，工商矛盾越来越尖锐，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商团与工人的直接冲突和对垒。相比较而言，省城、香山、佛山、江门等地商团与工人的冲突一直较为频繁激烈。
1923年9月4日，香山石岐某肉店之团军黄五出操至天字码头，遭10余工人殴打，团军随后将该工人拿获，并转送区署讯办。工会方面声称黄五“带同商团百余人，开枪捕拿，如临大盗”；而商团方面则坚称“并无殴打”。
1923年11月，香山纸业工人罢工已久，工团多起而援助。某日各行工人连同出发调查有无私自开工者，被纸业行东家串通香城商团第一、二分团强行阻止，并枪伤调查员多人，以致“各工人愤激异常，风潮愈大”。
据省港集贤工会香山分会报称，1924年5月，香城米商高鸿纠率“无赖”围殴会员陈鹏，先将其拘押，及释放之后，米商郑祥又“唆使”第七分团将其枪击落水，生死未卜。为此，该会致函省署要求严惩商团。
同月27日，香山理发公会会长关全报呈国民党中执委，该镇商团第三分团团长杜泽、第四分团团长何膺华，“纠率商团蹂躏”该镇分会，并“架题构陷，拘捕工人四名。留押不释，已半月有余”。廖仲恺获悉后，电令香山县长释放工人，并饬商团嗣后不得擅捕工人。
1923年12月22日，佛山对联对料描造宫笔工会派出代表9人，到弼头冬瓜吼地方黄炳号调查，该店招来商团第十一分团将9人拘拿，“并指为盗贼，转解警署”。佛山工会联合会派出代表3人到署调处，警署竟将其中1人扣留，并收回工会旗帜。
经各工会团体向南海县保释，被拘工会代表最终被释，十余工会两千余人前往欢迎，“排队出发，沿途大呼劳工神圣，打倒资本家”。
1924年1月，广州米行苦力因抗议店东克扣红利而举行罢工，还强行阻止大米运输。
尽管省长强烈要求罢工者恢复粮食运输，但工人不为所动，商人们则请求商团以武力制服苦力的“不轨行为”。
《江门油业工潮之近讯》，《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2日，第10版。另见《江门警厅电告工潮平息》，《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4日，第10版。
省署为此专门派员前往调处，令新会县长警察厅长查拿肇祸之商团头目李超，令法庭先将收押工人放出医治，训令商团嗣后不得擅自开枪，拘捕人民，然也不过形同具文，直至5月底，被押之21名工人，“曾经三次提放，都不肯出狱”，并表示：“未得胜利，困死无妨。”各行工人为援助油工也发出宣言，一致实行同盟罢工。国民党中执委急电制止，新会工会联合会只好致函各工会取消同盟罢工。及8月中旬，此案的解决始有眉目。总罢工期间店东方面曾数次到省请求油业工会出面解决，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东家作相当之赔偿。
《廖仲恺电释小榄理发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30日，第7版。
《广宁农会求援之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7日，第10版。
广东工农团军的最终诞生，与广州政府的大力支持关系甚大，而商团事件的发生则成为工农团军产生的催化剂。当时报载：“政府为扶植工人农民自治及维持市内治安起见，特组织党团军、工团军、农团军三种。现工团军已成立，其余党团军农团军也集有数百人，日间当次第成立。据亚东社云：本市无意识商店，自盲从停业后，除本市民不直其所为外，各乡农民及市内工人学生，皆纷纷设法援助政府，故有市民治安维持会之组织，工人亦有工团军，农民有农民自卫军，各皆井井有条，办理周密。”
8月26日，工团军选出团长施卜，副团长刘公素、胡超。广东农民自卫军与广东工团军同时获准立案。
1924年夏，广东中共党团组织负责人彭湃、阮啸仙、罗绮园等即开始酝酿建立农民自卫军，适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8月21日开学，遂决定以这一届学生250人为基础进行训练，经过淘汰剩下225人。扣械风潮发生后，彭湃、阮啸仙、罗绮园等人决定将除13名女生外的200名编为广东农民自卫军。
广东农民自卫军组成后以彭湃为团长，由黄埔军校教官、共产党人徐成章担任指挥，并聘请西江讲武堂学生多人执掌教练。
8月27日广东工团军与广东农民自卫军同时宣告成立，广东农民自卫军200余名、国民党华侨队百余名、工团军500余名(《农工旬刊》记载是300多人，
8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记载为工团农团共约600人
)，次第列队至省署接受检阅，并强烈要求省长廖仲恺从速下令讨伐商团军。
工团农团两军点验成军后驻扎省署，并领出枪支，加紧训练。该团军每日3餐，每名月给伙食8元，另津贴若干元，暂由省署垫支。
随后广东工团军发表成立宣言，谓工人深受“资本家与工头等数层压迫”，非武装无以自存。“而中国唯一之生路，厥为国民革命，故革命政府乃我等政府，为国为身，皆应辅助其镇压反革命之行动以促其成功”。
该宣言实际上明确表示，工团军的远期目标是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而近期目标则是镇压商团“反革命之行动”。
三、作为阶级斗争的商团事件
商团事件如同一把利刃，将此前混沌不清的阶级阵线俨然划分开来，并出现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械案甫发，8月12日广州工人代表会执委会即召开特别会议，议决声援轮渡工人反对商团的斗争，
并转请广州地方检查厅秉公办理酒业工人与商团冲突案，而最重要的则是“商团军械问题”，其内容“未便公布”。
13日，工代会因械案再次召集特别会议，各行业工会数十人参加。会议决定用工人代表会名义通电商团走私军火及压迫工人之行径，并建议政府将被扣之商械拨归办理工团军农团军之用，希望国民党辅助农工发展，协助工人组建工团军，同时呈请孙中山坚决镇压广东商团。在致各界之通电中，工代会指责商团说：“彼等豺狼成性，阴险其怀，必欲从根本上阻止我工人之前进，消灭我工人之势力。见我革命政府之保护农工，不惜奴颜婢膝，以与帝国主义之列强及军阀相勾结，直接阻止国民革命之进行，间接阻止农工势力之发展。”
工代会并散发传单，以唤起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深望工人能够“深思远虑”，“一致进行，免致将来上当”。
与此同时，农民协会也发表宣言，号召农民与工人结成同盟，并坚决要求和支持广州政府镇压广东商团。宣言说：“我们对于商团此次私运军械一大阴谋之暴露已确认为反革命党之叛乱。替我们四万万同胞奋斗的革命政府呀，是可忍孰不可忍，快些解散商团军，惩办商团长！工人们呀，快些武装起来，我们农民已准备武装和你们大联合，作政府的后盾！”
由于广州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而迫切需要借助工人农民的力量来渡过难关。8月17日为工代会执委会开幕之期，各工会均依期出席，工人赴会者约3000余人，汪精卫、廖仲恺、孙科、马超俊等国民党要人赴会演说。廖仲恺演说道：“现闻商人有罢市之要求，假如其实行罢市，大元帅希望我们有组织之工人，数万之工人，任其罢市；我们工人，可以继续工作，自己去作生意，直接管理，此为工人直截了当之办法。”马超俊也呼吁，今日大难临头，工友宜“鸣鼓而攻之，设法以对待之”。
马超俊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右派”，广东兵工厂工人在9月25日还控诉他压迫工人运动，摧残劳工组织。
可见，此时国民党人之联合工农，并不表明两者在深层次上的价值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权宜之计。通过观察商团事件中国民党要人对待广州汉文排字工人罢工的态度，这一点将会凸现得更清楚。
1924年8月18日，广州汉文排字工社向报业资本家提出加薪要求，否则将罢工，罢工期内之薪金必须如数支付，且不得以任何理由辞退工人。
工人的经济要求遭到资方即报界公会断然拒绝，而且资方先发制人，自9月8日停止出版报纸。工人别无选择，只得宣布于同日实行罢工。因为广州政府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也在报界公会之内，资方停版与排字工人罢工同时发生，对广州政府冲击自然甚大。为恢复出版报纸，廖仲恺及国民党工人部一开始就介入调处，但资方态度强硬，提出复版三条件：罢工期内不发工资；排字工人赔偿报馆在罢工期内的损失；工人加薪一律免议。
广州工代会特召集会议，商讨应对办法，排字工人遂针锋相对地提出复工三条件：各报馆宣言拥护革命——反对商团；各报馆答应不再做反对工人的宣传；经济要求由廖仲恺担保，在两星期内应允实行。
廖仲恺答应担保工人所提之第二、三两条件，但不赞成工人所提的各报馆宣布拥护政府、反对商团这一条件。就当时的情形来看，其原因大概在于不少报界公会东家本身即是商团中人。经此调解，工人于9月16日复工，次日报纸复刊。然而，资方并未答应廖仲恺所提条件，工人自然准备继续罢工，而国民党方面也指责工人与政府“为难”。
为了圆梦，他与公司领导团队成员一起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高起点、高标准设计远景，谋划未来，一门心思打造中国最优秀、最出色、最过硬的安保精英团队。
工人的经济要求逐渐与要求镇压商团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他们表示要“以工人的实力赞助国民党镇服广州党内党外的反革命派”。鉴于资方的挑衅态度，排字工人于10月7日恢复罢工，并准备将工会房产变卖，为长期罢工用。各报亦决设排字练习所，招生学习，抵制工人。第二次罢工时，政府及公安局的态度明显偏向报业公会。公安局不但“劝排字工人勿受煽动，再倡议罢工”，并且严厉警告说：“如敢故违，决本职权切实办理。”报界公会也分谒胡汉民、廖仲恺、李朗如等国民党要人，“请照前约制止排字工人罢工，胡廖李均允”，惟工人不顾官方压力，仍坚持罢工。就目前有限的资料来看，广州汉文排字工人罢工很可能与中共广东区委甚至中共中央存在直接联系，其意图可能在于进一步迫使国民党在工人阶级与商人阶级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明确选择，推动广州政府及早对商人商团采取镇压措施。国民党要人对报界公会作出让步甚至偏袒资方，使中共方面大为不快。《向导周报》质问道：“像这样帮助资本家压制罢工的态度，与北京政府及各省军阀政府有什么不同？”并称“广州新政府迫压工农方兴未艾之预言现在更加证实了”。
广州汉文排字工人罢工，一直延续到商团被镇压之后才宣告复工。
8月24日，20000余工人市民在第一公园召集大会反对商人罢市，人力车夫工会代表李劳工及苏兆征提出“组织市民治安维持会，严惩商团私运军械案”。商界代表易子庄演说，希望商人不要受人蛊惑，要积极抵制罢市，使商民免却痛苦。善界代表梁朗秋演说道，今日此会系为市民谋幸福，应设法杜绝奸人乘机鼓动罢市。
8月26日，市民治安维持会邀集50余社团的百余名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公推21人组成执行委员会。
可以看出，市民治安维持会之骨干成员多为共产党人和工会领导人员。8月26日，佛山市民也召开市民大会，到者3000余人，参加者有佛山工会联合会18个成员工会，另有近10个非成员工会与会。先由各工会领导人演讲，后开始游行，并高呼“打倒陈廉伯等口号”。
商人实行全省罢市之后，工界陆续发表反对罢市之宣言。油业工会、土木建筑工会所发表之宣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宣言说：“吾民族若有丝毫自奋之心，断不能放任少数私通外国勾结内奸之商人，假自卫相号召而作乱。尤其是吾工界同胞，实处恶势力压迫之最下层，如果一天无革命政府，即吾人此生永无自奋之希望。”此外，粤汉铁路艺余工社、广三铁路互联俱乐部、碾谷工会等亦发出反对罢市传单。
侨港工团160余团体致函孙中山等军政要人，历数商团五大罪状，要求镇压商团：“似此罪大恶极，尚不引咎自惩，还敢强项恃顽贻害地方。此种叛徒，若不明正典刑，无以警后，万不能漏逃法网，而遗姑息养奸之祸”
。及8月29日，英国领事正式干预商团事件，对孙中山拟炮轰西关之举提出警告。广州市民治安维持会誓作广州政府后盾，立即发表通电谴责港英及陈廉伯互相“勾结”，“大声疾呼，唤起三千万同胞，共锄异类”。
商团事件期间，广州政府对商人方面之报刊厉行管制，商人传播消息及宣传的渠道基本限于发行传单及秘密集议等形式，或偷运香港报纸尤其是《香港华字日报》入口。而政府方面对发行传单之商人商团往往以极刑对待，粤省商团第九分团团长邹竞先在分派传单时为公安局暗探捕获，廖仲恺当即密令吴铁城连夜将其处决。另一方面，政府则加大官方报纸的发行力度，试图通过舆论导向左右局势。
围绕着舆论的传播及报刊的发行，派报工人与商人展开了激烈斗争。首先是商人及坊众拒绝购买、阅读官方报纸，其次则对倾向政府的派报工人进行报复和限制。报载商团军械扣留后，“乃一般无识者，因工团请政府没收该械拨作工团军之用，迁怒于派报工人。连日打铜桨栏等街，如有派报人经过，即不准叫卖；至登笼街等坊众，则完全拒绝报纸进内，并唆使街勇在两头看守。如有派报人至，即行阻止；如有抗拒，即乱棍殴打，将报纸撕毁。”
《广州民国日报》相关评论也提到：“自扣械案发生后，无意识之商人恨本市报纸之主持正义，多弃报纸而不阅。且挟其资本枪械，以殴打派报工人，及干涉市民阅报。”
8月20日晚11时，有一卖报人往惠爱中路德栈茶居饮茶，该店不准在此卖报，遂下逐客令，因起争执，卖报人被打。
公安局亦获悉，连日各乡不少轮渡也将所有寄往各处之省报没收，不予投递，复暗中转运香港报入口，“淆乱是非，造谣惑众”。
对此，派报工人进行反制，他们发表通告警告商团，鼓励派报工人继续工作。“凡我同人，自后尽可安心营业，叫卖报纸。如有人阻止通过各街，及截毁报纸者，可随时报警，通告本会到区理论。切要恪守文明，以免他人借口。对于主持公道，援助同人之报纸，尤应极力贩销，以尽互助之谊。”
省长廖仲恺也向公安局等部门发出指令，要求切实保护派报工人安全。
《广州民国日报》特发表文章声援派报工人，并希望所有工人都能起而援助：“商团军为资本家中之有枪阶级，其势力尤属可畏，故近来商团军气焰逼人如是之狠且酷也。派报工人为无产阶级中之弱且小者，商团军迷于奸言，不辨是非，痛恶报馆之主持正义，弃而不阅，且挟其犷戾之气，以泄之于派报工人，嗟彼弱小工人，安能当资本主义及有枪阶级之两重压迫哉！”
在攻取西关的战斗中，工农团军的表现尤为奋勇。上海《民国日报》曾指出：“在商团积威的范围内，出万死不顾生作政府军队底内应的，就是工人。工人断然不是为被商团最近的枪杀和剖腹而发生报仇的行为，是在国家民族乃至于阶级的认识上对于商团革命，就是民众底攻击反革命的行动。”
当时南风甚大，理发工人乘势四处纵火，未几而使整个商业区陷于火海之中。
因此广州商团对理发工人恨之入骨，并在败退时进行残酷报复。据联义社海外交通部调查：理发工人被商团枪毙者12名，重伤者11名，失踪不明生死者12名，店铺被捣毁者40余间，损失财产约40000-50000元。
大体而言，掌管实权的国民党官员并不反对工农运动的发展，但却十分明确地要将运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们要的是“阶级调和”而绝不是“阶级斗争”。在广州政府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人及广州政府甚至刻意激发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意识，但其目的在于借助工农群众及共产党人的力量化解危机，并不表明已经走上或打算走上与工农完全结合的道路。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国民党与工农群众的联接还十分脆弱，因而也隐含了日后分道扬镳的若干因素。
四、“共产”恐惧症
商团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商人害怕“共产”、抵制“共产”而出现，并愈演愈烈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壮大，工农运动的突飞猛进，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赤化”，共产国际之楔入广州，都使商人预感到“共产在即”，商人阶级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之“敌体”，正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因而只有“起而自卫”。《扣械潮》序言即曰：“自共产之说倡，我国资产阶级，商人阶级，靡不惴惴焉若大祸之将至。其深恶而痛绝之，至矣极矣。”
商人们振振有词地说，工人农民可以建立工农政府，“组织商人政府，亦不得或议其非”。尤其是在商团事件期间，广州政府即将“实行共产”的谣言甚嚣尘上，往往弄得满城风雨，商人们更是一夕数惊。《香港华字日报》论曰：“报载共产党徒，以商人若有枪自卫，则共产主义，无由实行，故力争此械拨归工团农团之信服共产党者，以为赤卫军之用。由此可知军械一案，非政府与商人之争，实乃客军与人民之争，共产与反共产之争；商人之争此械，并非反抗政府，乃预防客军作恶，抵制共产实行。使此大帮军械而落于客军或共产派之手，则广东全省更将糜烂，将无孑遗矣。政府而不恤民意，助客军为虐，促共产进行，则吾民惟有以死里求生，作大范围之民众运动。”
迨商团被镇压，商人则称“赤党之势焰已张，共产之巨祸立至，吾人已无可营之业，更无可保之家”。
显然，商人的“共产恐惧症”也并非毫无依凭。为与商团对抗，广州政府也有意扶持工会工团。
8月24日廖仲恺、孙科等于第一公园召集公民大会，工团方面即有人主张“乘机实行共产”。
且“孙党之共产派，向仇视商民”，日以“铲除商人，铲除资本家”相号召，理发工人还主动请缨在攻取西关时担任放火。
共产恐惧症的蔓延甚至严重影响了香港股市的涨跌。当时报刊记载，“共产之说，自轰传于广州香港之间后，省港地价，遂为之时价不同。据最近行情，香港地价，数日内已骤跌至百分之二十左右，九龙则且跌至百分之四十矣。”
因共产之说轰传粤港，1924年11月香港产价为之“一落千丈，大跌特跌”。
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商团事件以后的事，但也可见共产恐惧症对广东商人影响之大。
对于国民党“赤化”并行将实行“共产”之说，国民党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对国民党之政纲，尤其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进行了大量宣传解说，孙中山也亲自出面解释其三民主义之“真谛”，以消除各方疑忌，统一全党思想。鉴于国民党一大之后此类传言之盛，1924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报章上专门“辟谣”，指责别有用心的人对国民党“妄加诋毁”，同时重申：“无论其指本党为共产主义，抑或为资本主义，皆与本党主义毫不相关，与本党救国之本心渺不相涉。兹为总括之言，正告国民曰：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
商团事件被平息后，国民党再就“民生主义与商人”问题表明态度，指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两大纲领“全为预防资本制度起见，并不是反对资本——更不是反对商人。照目前中国商业的情形，为杜绝外资，本党政府对于商人，还要加以相当的援助——哪有反对商人的道理？而且本党既设法防止大资本家的出现，以后便不致有大公司、托拉斯等起来侵略小商人的利益；一般商人可以平平稳稳过他们的生活，无形中享莫大的益处。所以本党的民生主义，可以说是不仅解决工人农民的惟一利器，亦是解决商人的一剂圣药了”
。尽管国民党和广州政府费尽口舌，然而实际的结果却是“乃愈解释，而商人愈惧共产”。他们“亦并不知共产主义之果为何物，人谓共产之可恐怖，则亦从而恐怖之……在商人以为商团一日存在，即政府一日不能实行共产，于是群起以为商团之助”
。而商团之“反对共产，则始终如一”。
坦率地说，共产主义之宗旨、共产国际在中国活动的意图、中共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已经明白无误地昭示了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厄运。广东的“赤化”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工农群众和中共与商人的对抗，一部分出于现实而具体的利益矛盾，但在很大程度上却缘于阶级斗争的理念，商团事件无疑具备现代阶级斗争的一切本质特征。
辛亥革命之后，粤省商人与现行政权建立政治同盟的途经由于种种原因而中断，从此他们走上营造自身政治体系之路，对于外界事物则一向淡漠处之。及现代阶级斗争时代的随风潜入，他们才惊觉自己潜心多年的“民治”之舟，行将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遭受灭顶之灾。于是他们仓促上阵，启动尚未足月的“商人政府”方案。《广州民国日报》论曰：“皇帝掌了政四千多年，武人专横了十余载，而商民之干政则自前次商团始。他们是由真正觉悟而干政，或是其后有别种原因，事实上自有证明。不过以其外表而观之，总可以名曰商人干政。手驳壳，贴宣言，似模似样，商人第一次干政，然而一干就干到撞板。”此后，他们只好再“翻身睡第二觉”。
商团事件后，粤省商人的代言人曾就“共产”与“民治”、“劳农”与“商人”发表感言：“我国商人只知惧共产、骂共产，而不知以‘自力拥护自己利益’，一洗从前‘在商言商’之习惯，起而参加政治运动，以图企自身之存在及发展。当此阶级战争时代，国中劳农阶级，方结大团体，放大眼光，寖假而大宣传，寖假而大示威，寖假而大奋斗，大流血，以期达其取得‘支配阶级’地位之最后目的(即以劳农阶级支配全国全人类)。而我商人独苟舍偷安若是，欲不为新时代之落伍者，又安可得？”
商人迷梦初醒之时，却是大难临头之际，以“民治”敌“君制”，以“拥护资本之商人”来作“共产主义之敌体”，并图企政治的伸展，与其说有刻舟求剑之误，倒不如说是一种时代的尴尬。
①《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1922年7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页。
②⑥广东工人运动史研究委员会编著：《广东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5、143页。
③《在广州工人代表会上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3～150页。
④《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决议案》，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存。
⑤《米埠罢工宜速调解》，广州：《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16日，第6版。
⑦《顺德工农大联合》，《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15日，第7版。
2.4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 手术治疗前后两组患者性激素LH、FSH以及E2水平均无显著差异(P>0.05)，且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性激素水平组间比较无差异(P>0.05)，见表5。
⑧《炮竹工会对于印花税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日，第6版。
⑨《佛山工人赞成辟路》，《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30日，第7版。
⑩《糖类跌价与风潮将息》，《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26日，第7版。
《酒菜行罢业近讯》，《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3日，第6版；《茶潮近讯》，《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5日，第7版。
由于设备配件方面的相关资金的制约，跨国生产施工现场的设备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制约性，对资金审批制度的把关严，审批环节比较繁琐而相关的资金投入不到位，导致相关的施工设备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恢复，影响其施工现场的生产效率以及现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发展的经济效益。
《土丝制品罢业平息》，《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10日，第6版。
《鞋业行组织联合会》，《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25日，第3版。
藜麦是什么？超市里看实物，远看像小米，近看却差得远；再查植物的全貌，远看像高粱，但姿势长相也十分不同。这种神秘的东西并非我国原产，菜市场也难觅其芳踪。但近年它成为美食博主们的最爱，素食者们更是对它青睐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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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鞋业加入联合会》，《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2日，第3版。
严格说来，道家描绘的事实性全体或道超越了事实与价值之分，且能将事实和价值统摄在自身之中并予以评判和矫正，因为道是第一层级的存在，而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依附于人的主体性和主观判断，因而是第二层级的存在形态，据此，道家批评儒家将第二层级的价值(仁义礼)上升为第一层级的道，从而违背或扭曲了事物的自然本性，“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帛书老子·第三十八章》)，正如学者张廷国和但昭明所说，道家的“天道本身便不再成为价值的束缚，恰恰相反，它成为价值本身得以存在的归属”⑧。
《力量》，《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31日，第6版。
至少在商团事件之前，广东工人阶级意识的增强以及工商两阶级的对抗，尚远未形成分明的壁垒。相反，由于社会生活环境的普遍恶化，工商两阶级在一定层面、一定时期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1923年9、10月，当广州省河筵席捐批商承办后，酒楼行商人欲争回自办，联同西家方面实行罢市，以期抵抗。当时报载：“市内酒楼茶室西菜菜艇四行，日前举行罢业，已历多时，尚未解决。而各行工人，亦协同东家行，取一致行动。”1924年初，丝制品捐由财厅批商承办，但饷额甚低而征额甚高，该行商以此种办法，公私受损，故拟加饷承回自办。在罢市期中，行商迭与财厅接洽，最后又进行请愿。“该有关系之各行工商，愤其重重抽剥，因要求取消不获，罢业以谋根本解决。”十余行失业工人近20万，迁延旬月，“至有连日工商大请愿之举”。元月8日，锦纶全行及土制丝品各行工商举行第二次大请愿，集合后直赴大元帅府，孙中山也“恻然动念”，当面准其所请。各工人遂联队赴省长公署，侯至深夜。及廖仲恺返回省署，遂布告此后土制丝品行除原有厘金、台炮、经费及丝品关税外，“永远不得别立名目，再行征收，以杜奸商”。是次请愿历时一日一夜有余，方便医院、九善堂院及各工会为鼓励工人坚持到底，竟“煮粥到派，予以援助”。各工会用汽车分运饼干面包30辆分发工人，“工会援助劳工之热心，具可见矣”。此次请愿工人23000余人，省佛南顺各乡工人“均来省赴会，真可谓空前之大请愿矣”。7月13日，鞋业联合会假座濠泮七约敦和堂开会，到会者计有革履劳资协进会、革履工会、敦和堂、反底行、京沪履业联合会、贩卖行等，各团体代表共300余人。是日革履工会要求劳资协进会划清东西家界限，并须东家担负罢工时工资，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其余六行乃共同议决组织一工商联合大会，定名为“粤省履鞋业工商联合维持会”，并规定该会“以维持工商生计为宗旨”。此后各埠鞋行纷纷派人来省接洽联络，佛山鞋业一致赞成加入该会，“愿有事则守望相助，无事则联络感情”。
《工人代表会开幕之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8日，第6版。
《再勖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8日。
《清远商团敢于作恶》，《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5日，第3版。
《清远国民党近讯》，《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4日，第10版。
前阴，指男女外生殖器及尿道的总称。男性的前阴，即男性外生殖器，包括阴囊（内有睾丸、副睾和精索等）和阴茎。女性外生殖器，称为女阴、子户（包括阴道等）。阴道又名庭孔，阴道外口称为阴户。女性的前阴包括阴道和尿道。
广东工团军与广东农民自卫军(当时又称“农团军”)是中共最早建立并由其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阶级革命”的直接产物。与商人武装进行对抗并最终消灭商团军，无疑是组建工农武装的最直接动机。1924年5月，广州工代会所通过的《商团问题决议案》就已作出组建工团军的动议。7月中旬，广州工代会拟出组建工团军的初步方案：以每一大工团为单位，每团可派代表6人，合计选派代表30人组成筹备机关。工团军则以各工会人数多少为限，每50人派出1人，广州市工会共160余，平均每工会500人以上，合计可组织工团军2000人。但这只是初级方案，“一俟经济充足，则可增加一倍”。
广州工代会执委会19日为此再召集特别会议，到会代表有包括数十团体，议决先行成立筹备工团军委员会。同时决定20日通报被举工团军委员团体，派出代表开会讨论有关事宜，通函各属工人选派代表参加筹备委员会的核办工作，发出“忠告商团军中的兄弟书”。
这次会议的最主要成果是讨论通过了广东工团军简章，该简章共7章19条，集中体现了组建工团军的宗旨、动机、职责、组织程序、经费来源、军事训练等重大事项。
《广州通信》，上海：《向导周报》，第80期，第44页。
《花县田主维持会之暴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31日，第6版。
《香山商团总公所来函》，《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27，第6版日。
《香山商团枪伤纸业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1月17日，第7版。
《请押究香山米工潮主凶》，《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2日，第10版。
广州酒业工人为维持团体利益计，特组织酒业工会，并向东家提出经济要求；而酒业东家亦组织酿酒工商联合会以抵抗之。“酒工人乃准备实行总罢工，酒商人则收罗另一部分之酒工，大队游行以示威”，最终演成冲突。
7月底某日，酒业工会派出稽查队征求同业工人入会，与该行东家恒茂店发生冲突。当时东鬼基商团枪伤工人朱梓(一说数名)，嗣后又串通酒税局稽查长李章率武装兵士多人，闯入酒业工会欲提其会长，因会长外出未果。
广州工人代表会于30日晚召开会议，讨论对待办法，以为“若不合力援助，则工人前途不堪设想”。
此案发生后引起各方强烈反响。驳载总工会为商团军枪击酒工事，电呈政府请予严办，谓“商团仇工，莫此为甚”。
顺德工农联合会于9日为援助酒业工人致函廖仲恺，指责商团“恃势凌人”，要求切实保护工人。
而公安局及烟酒公卖局的态度则大相径庭。风潮发生后，广东全省烟酒公卖局以“工人纠党罢工，实于商业国饷，两有妨碍”为词，咨请公安局转饬各区署予以制止，公安局竟准批。
8月3日，广州工人代表会执委会召开特别会议，就公安局取缔工人纠察队事致函国民党工人部，质问国民党之保护劳工政策何在。
对公安局“以酒业工人，鼓动罢市，有碍税收为词”，拘押酒业工人纠察队一事，工代会执委经工人部向国民党中执委提出申诉，指责此举“摧残劳工”，并认为“工人罢工，为工人反抗资本家压迫之正当行动”，强烈要求公安局撤消成命，廖仲恺批示先将被扣留之工人纠察队释放。
不仅如此，公安局还向广州地方审判厅起诉酒业工人纠察队，广州市工代会特致函广州地方审判厅，“要求秉公办理”。
很显然，商团事件发生之前广东各地的工商冲突，已经越来越具有阶级斗争的明显特征。
《佛山团警拘押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1日，第7版。
《佛山工会欢迎出狱代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4日，第7版。
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档案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924年1月18日条，第597～598、598～599页。
《江门商团对五一风潮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0日，第10版。
《新会工联会总罢工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4日，第10版。
1924年5月发生的江门油业风潮及7月发生的广州酒业风潮，在这类冲突中最为激烈，规模也相当大。据江门商团称：“五一劳动节，本埠工会巡行，间有无知乡愚，看到油榨工人，或以油榨鬼为言者，一时触动该工人忌讳，遂群起围殴。一埠之内，凡数十起。其有奔入就近之铺避殴者，该工人不分皂白，闯入铺内，追殴逮捕，殴烂物件，抢掠财物，并拘去商团军谈强及商伴多名。”之后商团结队赴该工会要人被拒，“迫得将该滋事工人二十一名，带送驻江陆海军警联合办事处，转由江门警察厅解送新会分庭，以俟法律解决”。并否认工会所说有“枪杀工人”、“捣毁工会”之事。事发后，新会工联会发表总罢工宣言，认为此事是“全体工人莫大的仇恨耻辱”，罢工宣言公开声称：“对抗资本家的实力，是在内部的团结；政府和外力，是不能专恃，因此我们有总同盟罢工的必要。我们工人，更明白想脱离资本家的束缚，除了阶级争斗，是没有别法，我们是有武装团结的必要。”
《江门油业工潮开始解决》，《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8日，第8版。
“庆祝花山岩画申遗成功两周年专家座谈会”综述 ……………………………………………… 谢林城 王建平 任旭彬（4/67）
《酒业工潮之评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29日，第7版。
《酒业工潮之扩大》，《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31日，第6版；《工代会援助酒业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2日，第6版。
《工代会援助酒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30日，第6版。
《商团狙击酒工之声援》，《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31日，第3版。
《顺德工农会援助酒工》，《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2日，第8版。
《制止强逼酒业罢工》，《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日，第7版。
《工人代表会之议决案》，《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5日，第7版。
省军区系统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践中，还存在领导不顺畅、职责不明晰，以及军地部门协调难、军民技术转化难、相互之间监管难等体制机制问题，致使上下错位、军民分割、自成体系、相互封闭、供需脱节，严重影响了军民融合发展效益。实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应抓住国防和军队改革契机，建立健全领导、协调、转化、监督等体制机制，不断优化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
《省署令饬慎重办理劳工案》，《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6日，第6版。
《工代会援助酒业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2日，第7版。
《广州组织工团军》，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7月21日，第2张第6版。
《工代表会组织工团军》，《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0日，第7版。
《广州市工团军简章》，《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9日，第8版。
《工团军巡游请愿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8日，第8版。
《农工两军均准立案》，《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8日，第8版。
罗绮园：《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广州：《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
《工农团军谒见廖省长》，广州：《农工旬刊》，第5期(1924年9月)。
《农工旬刊》，第5期，1924年9月。
《训练中工农团军近状》，《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9日，第7版。
《工团军巡游请愿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8日。
《广东全省工团军成立宣言·临时特刊》，《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14日。
《工人代表会特别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1日，第7版。
《扣留私运军火安四志》，《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5日，第3版。
《扣留私运军火案八志》，《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0日，第3版。
《农民协会之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9日，第3版。
《马超俊在兵工厂之十大罪状》，上海：《向导周报》，第87期，1924年10月15日，第721页。
《排字工人之加薪办法》《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9日，第7版。
《国内专电》，上海：《申报》，1924年9月10日，第4版。
巨缘：《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上海：《向导周报》，第87期，第713版。
和森：《对于广州印刷工人二次罢工的感想》，上海：《向导周报》，第87期，第713～714版。
《昨日市民大会之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5日，第7版。
《市民治安维持会进行志》，《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30日，第7版。
《佛山市民大会之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9日，第3版。
《工界反对罢市之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6日，第8版。
《侨港工团对于扣械案之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30日，第6版。
《英领干涉内政之反响》，《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6日，第7版。
《坊众拒绝报纸之无理》，《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9日，第3版。
《轮渡竟没收报纸耶》，《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5日，第7版。
《德栈茶居殴打卖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2日，第7版。
《轮渡没收省报之查缉》，《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5日，第7版。
《省长保护派报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3日，第3版。
《工友应有之表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3日，第7版。
《扑灭反革命》，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0日，第1张第1版。
《广州商团乱事已平》，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8日，第1张第1版。
《商团惨杀理发工人调查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8日，第8版。
关于商团事件中的阶级斗争状况，可参阅尚世昌《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劳工运动——以建党至清党为主要范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有关部分。
香港华字日报编：《广东扣械潮》序一，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
《政府压迫商团感言》，香港：《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8月16日，第2页。
《粤商团军退防宣言》，新加坡：《南铎日报》，1924年10月30日。
《孙文共产热与争械潮》，《南铎日报》，1924年10月8日。
《有人献议乘机实行共产》，《南铎日报》，1924年9月4日。
《茫茫浩劫中之广州见闻》，《南铎日报》，1924年11月3日。
《省港地价突起变化之真相》，《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6日，第3版。
《香港物业大跌价再纪》，《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0日，第6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辟谣》(续)，《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8日，第7版。
《民生主义与商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9日，第2版。
《广州商人应有之觉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30日，第2版。
《孙文威逼扣械案解决之续闻》，新加坡：《南铎日报》，1924年9月11日。
《商民呵，不要翻身睡第二觉了》，《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4日，第6版。
作者简介：敖光旭，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 K2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19)06-0127-12
*本文系广州大典研究中心项目“莫斯科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文献调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李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