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名焦虑与性别意识——从沈善宝看明清女诗人的文学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焦虑论文,性别论文,意识论文,女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沈善宝是清代后期的一位重要的女诗人，她的作品中有着对声名的强烈追求，表现出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性别意识，值得重视并给出具有历史意义的阐释，从而对那一时代得出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责任与价值
一个人的一生可能有多种取向，但不少东西都肇始于童年。或者说，人的早期生活经历，以及在这种经历中所产生的意识，还有由此决定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可能会对其以后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
沈善宝出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1]，十二岁那年，父亲沈学琳在江西义宁州判任上，为同僚所所僭，自裁而死，遗下一家八口。沈善宝悲愤交集，经常在诗歌里表达自己无法分担家庭变故的怅恨。如滞留江西时作《述哀》云：“我思觅吴钩，愿学赵娥技。左揕仇人胸，右抉谗人齿。自恨弱草质，不栉非男子。”《端午感怀》云：“欲学曹娥愧不如，当年空费父传书。五丝续命悲何益，一赋招魂恨何如。”[2]直到奉母回杭州家乡，仍这样诉说着：“愧说曹娥能觅父，空悲赵女欲寻仇。”“满腔愤懑凭谁诉，空对寒江泣暮云。”“缇萦救父传今古，看取吴钩恨有馀。”“麦舟慷慨说当年，高谊谁能过昔贤?”[3]
但是，为父报仇终究只是一种内心的祈向，更直接面对的是一家八口的生活问题，还有将暂厝于江西的父亲灵柩运回杭州营葬的大事。沈善宝幼有诗才，秉承母教[4]，及长，转益多师，兼善绘事。这使她能以自己的才华为家庭排忧解难，于是奔走于江浙两淮之间，卖文鬻画，维持家计，并积蓄资金，准备为家庭做“大事”。明清两代的女子，较之前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女子也能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养家糊口。比较知名的，如明清之际的黄媛介，当明朝灭亡后，居住杭州西泠桥头，以卖文卖画为生。吴江汪玉轸，所适非偶，也靠卖文为生。另有女诗人熊琏、许珠当女塾师以养家，嘉定印白兰则在虎丘开馆授徒为生。[5]沈善宝也是走的这一条道路，不过她风尘仆仆地做事，为的是一个大家，而不是自己的小家。
沈善宝在艰难危苦之中，撑起了一个家，她在诗文书画方面的才华也特别为人们所赏识，因而几年之间，似乎收入甚丰，不仅能够维持一家的生活，而且经营葬地，把自父亲以下的八个人，都一一归葬祖坟，所谓“独立经营八棺”，“聚资葬其父母伯叔弟妹于丁家山祖墓。”[6]这对于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人们当然是一件大事，而以一女子之身，独任其事，又特别难能可贵，因而深受时人的赞誉。沈善宝本人的作品中对这一段生活多有描写，如《舟中书画，刻无暇晷，宵又耽吟，深以自嘲》：“镇日挥毫腕未停，新诗又向枕边成。吟眉瘦成吟腰减，不愧东阳旧有声。”《别家》：“百拜辞高堂，远棹袁江水。不栉愧非男，跋涉求甘脂。岂矜书画能，势处不得已。聊分白发忧，瓶罄维罍耻。”《自伤》：“敢矜笔墨作生涯，菽水难谋事可嗟。椿树无阴留几席，荆枝半误是烟花。冲寒远踏三齐雪(自注：戊子冬月，远赴山左，丑夏始回)，破浪危乘八月槎(自注：去秋赴清江，适逢河决)。负米归来亲弃养，伤心血泪染衰麻。”[7]后一首诗中所写赴清江事，在《述哀》十首之一的自注里也有交代：“宝自八月初赴清江售画，九月中，母感寒疾，竟至不起，星速遄归。”[8]可见其奔波之苦和劳作之勤。
但沈善宝还有二兄三弟。当这位女子风尘仆仆于江湖之中卖文售画时，起码两个哥哥已经成人了(沈母卒于1832年，沈善宝当时已经25岁)，也应该能够对家庭有所负担。可是，没有任何文献谈到沈氏诸兄弟对家庭的贡献。我们仅在沈善宝自己的诗中，看到这样的记载：“母因诸兄弟失馆，焦灼五中，今俱暂借一枝。”[9]则或者沈善宝不仅经营葬地、奉养母亲，而且承担起兄弟读书的经济来源。无怪她对兄弟督责甚切，当大弟废书嬉游时，她说：“纵不慕远大，勿遗父母恫。奈何事游荡，花柳迷厥衷。废时而失业，万事水流东。”[10]其心情就完全可以理解。文学作品中谈到女性对家庭所承担的义务时，往往会给她安排一个弟弟，即使这个弟弟几乎毫无可写的事迹。如《木兰辞》：“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这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保持这种理想的家庭模式，尤其是预期中男儿对宗嗣的传承，是女性成员自我牺牲并得到肯定的重要依据。所以，《西厢记》中描写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崔莺莺准备舍己以救全家，而她的弟弟欢郎则可有可无，是作者理念中的人物[11]。从沈善宝的事迹来看，这一艺术模式得到了现实的印证，而且被推向了新的高度。
沈善宝十二岁丧父，以她一人之力，要奉养母亲，资助兄弟(至少还有一个妹妹)，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无疑增强了她的价值感，而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她的五个兄弟竟然一无所成，甚至不求上进，当然也会引起她的感触，并在一定程度上唤起她对性别问题的思考。
二、立功与立言
《左传》有言：“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12]这就是儒家所谓三不朽，原是男性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但在明清时代，也成为一些女性的追求。
明清时代，文官制度已经定型化，不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基本上无法实现志业的抱负，对于被摒弃于科举考试之外的女性来说，立功之事当然无从提起。但是，时代在发展，女性心中抱负并不因为社会的压制而放弃，这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多有曲折的表述。如乾隆时代的王筠著《繁华梦》，写王梦麟梦中变为男子，考中状元，仕至吏部侍郎，醒来以后，一切成空，愤懑至极，乃写《满江红》道：“搔首呼天，呼不应、茫茫一片。嗟颠倒，弄权造化，故生缺陷。红粉飘零今古恨，才人老大千秋怨。问乾坤、心剑倩谁磨，挥愁断。论万事，从公判。安时命，达人见。汉河阳鬓改，隐侯腰倦。孽梦徒尝人造福，痴文妄夺天成案。揾青衫咄咄日书空，沉吟遍。”[13]这实际上也是明清不少女性现实生活的写照。
沈善宝饱读诗书，志向高远，见识超卓。当时士人李世治曾评价她说：“吐属风雅，学问渊博，与之谈天下事，衡量古今人物，议论悉中窾要。”并感慨“于闺阁中得遇此奇伟之才”。[14]事实上，沈善宝对自己也有很高的期许。她在十二岁时所写的《新笋》就说：“庭前新竹笋，今尚短于兰。待到干霄日，人皆仰面看。”[15]其志已经不小，而二十一岁所写的《渡黄河》：“我欲乘槎游碧落，不愁无路问银潢。放开眼界山川小，付与文章笔墨狂。”[16]也是豪气干云。于是，她想学建功于西域的张骞：“壮怀忘巾帼，绝域梦封侯。”[17]又想学志向远大的宗悫：“乘风壮志慕宗子，破浪何由行万里。”[18]她甚至长期生活在自己幻想的境界中，虽然愿望无法达成，但追求之心不泯。比如，她的奔走江湖，明明是奉母养家，却自比为“游秦季子裘空敝”[19]，她是把理想现实化了，把历史现实化了，把主观客观化了。与其说她对此信以为真，不如说她愿意生活在这样的期待之中。因为，她的个人素质要求她做出相符的价值体现，有着表里如一的成就感。
但是，不幸她生活在男权社会中，一切憧憬和理想只能是一个梦。可贵的是，尽管明知这个梦的无法实现，她仍然投入极大的热情，其表现形式就是对社会的不公平、对自己仅仅因为身为女性而有志难伸表示愤慨：
投笔请缨空有愿，安能巾帼觅封侯?(《李云舫先生在清江见拙集，题诗寄赠，依韵奉答二首》之一)
一腔热血半磨灭，姓名不上黄金台。(《送穷》)
多少英雄牖下终，况予碌碌蛾眉耳!(《余素少梦……，惊寤赋此》)
造物于侬数太奇，凌云有志限蛾眉。(《呈张理庵六伯二首》之二)
空怀豪气三千丈，凌云剩有游仙想。(《山楼望雪歌寄怀瑟君姊》)[20]
如此激切的声音和如此直白的表露，在女性作家中实不多见。所以，当民族矛盾愈加激烈，列强的坚船利舰从珠江指向扬子江之时，她就发出了这样的浩叹：
滚滚银涛，写不尽、心头热血。问当年、金山战鼓，红颜勋业。肘后难悬苏季印，囊中剩有江淹笔。算古来、巾帼几英雄，愁难说。望北固，秋烟碧；指浮玉，秋阳出。把蓬窗倚遍，唾壶敲缺。游子征衫搀泪雨，高堂短鬓飞霜雪。问苍苍、生我欲何为?生磨折。
——《满江红·渡扬子江》
扑面江风，卷不尽、怒涛如雪。凭眺处、琉璃万顷，水天一色。酾酒又添豪杰泪，然犀漫照蛟龙窟。一星星、蟹屿与渔汀，凝寒碧。千载梦，风花灭。六代事，渔樵说。只江流长往，消磨今昔。锦缆牙樯空烂漫，暮蝉衰柳犹呜咽。笑儿家、几度学乘槎，悲歌发。
——《满江红·又渡扬子江》[21]
这两首词形象地写出了她眼见国势衰微，立志救忘，却有志不得伸，有才不得施的心情，是她作为一个女性，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变动中，性别意识的最急切的流露。作为好朋友，顾春对她的了解最深，同治元年(1862)6月11日，沈善宝逝于山西。顾春有《哭湘佩三妹》一诗，云：“平生心性多豪侠，辜负雄才是女身[22]。”对沈善宝由于性别问题而只能无所作为深致惋惜之情。
如果说，立功的企盼只是心灵深处潜意识的流露的话，那么，立言即追求文名则是沈善宝一生的寄托，是她精神价值的体现。她“性嗜词章，幼耽翰墨”，“四岁识‘之’‘无’，总角解吟讽。三唐与六朝，过目皆成诵。……教辨四声劳阿母，敢矜七步压通儒。谢帏飞絮风前起，鲍家香茗谁堪比。”[23]她的诗才，不仅闺阁中有知音，如许云林赞为“绝世才华绝世姿”[24]，顾春誉为“闺阁中有此如椽巨笔，不特扫尽脂粉之习，且驾蕉园七子而上之。岂惟巾帼中不易得，正恐翔步木天，入金马堂之选，亦不数数觏也。……吊古咏物，遣兴感怀之作，揆度事理，言中有物，一空前人窠臼，尤征卓识，非寻常裁红刻翠者所能望其肩背。”富呢扬阿曰：“胸罗经史，秀韵天成，而逸气豪情溢于楮上，……岂寻常闺阁篆刻云霞，雕镂风月所可拟耶?”[26]正是过人的诗才，使她具有了强烈的自信，并产生了强烈的求名之心，即所谓“生不逢辰悲历劫，死虽易办惜无名”。[27]伴随着自信产生的正是焦虑。
沈善宝的作品今存《鸿雪楼诗选初集》和《鸿雪楼词》，前者终于道光十五年(1835)，后者终于道光十七年(1837)。据沈敏元《鸿雪楼初集序》云，该集系沈善宝结婚前所作。沈善宝长期为家庭奔忙，顾不上婚嫁之事，直到母亲故去，才由义父陈克钰做主，嫁给武凌云为继妻，武氏系来安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历任礼部铸印局主事、员外郎，吏部稽勋司郎中，山西朔平府知府。《鸿雪楼词》卷末有一段题记，曰：“丁酉中秋后四日，蘋香姊吴藻拜读僭选。”丁酉即道光十七年。吴藻和沈善宝是同乡，在杭州时就时常唱和。考顾春《天游阁诗集》中初见沈善宝在道光十七年冬，时居北京。由此可知，沈善宝出嫁在道光十七年，而她的两个集子都是婚前，即二十八岁之前所作。顾春《天游阁诗集》中有大量和沈善宝唱和之作，可惜沈诗都未能保留下来。即使如此，仍能见出这位诗人的创作特色。
沈善宝作诗，追求新变，不落窠臼。在《诗<红楼梦>戏作》中，她曾批评这部小说：“不信红颜都薄命，惯留窠臼旧文章。”[28]姑且不论批评的对和错，值得重视的是她在欣赏和创作中所希望体现出的创造性。她曾写有一首游仙诗，题为《余素少梦，偶一梦，率多生平未见事。今梦游大海，澄波万顷。须臾日出，五色迷离。凭眺间，忽巨浪如山，波涛中跃起一龙，俯视余舟，作欲攫状，惊寤赋此》。其中有句云：“无端就枕作游仙，海上三山到眼前。天鸡未鸣六鳌伏，琉璃世界空澄鲜。波光万顷连天碧，碧海青天同翕辟。十丈楼船画鹢飞，遐情欲访支机石。须臾日出扶桑东，海水都作胭脂红。彩云朵朵四围合，分明锦绣裁天公。神怡心旷尘埃绝，离奇顿慰烟霞癖。冯夷忽启水晶宫，银涛雪浪飞千尺。”[29]其中所表现的，乃是一种摆脱拘束，向往自由的精神。李清照有一首游仙之作《渔家傲》，云：“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30]二者正可以互参。
沈善宝既大力表彰历代才女(详见下)，而且取得她本人的创作也充满争胜之心。不仅在闺阁诗人中争胜，而且敢于和男性诗人相争。这可以《石鼓歌次坡公韵》一诗为例。
石鼓是周代之物，在岐阳埋没已久，至唐朝初年才得到重视。中唐时，韦应物写有《石鼓歌》一诗，其后韩愈、苏轼各有同题之作。这个题目本是逞才的好样本，三位作家特别是后两位又是饱学好奇之人，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有比竞之心。首先是考订，韦应物认为石鼓是周文王之物，至宣王时才刻上文字，韩、苏则以为是宣王之物。其次是见解，韦但言今昔之感，韩、苏则寄意宣王中兴，于盛衰之事反复致意。再次是语言，韦尚平实，而韩、苏则古奥奔放，极尽以文为诗之能事。方东树评韩曰：“一段来历，一段写字，一段叙初年己事，抵一篇传记。夹叙夹议，容易解，但其字句老炼，不易及耳。”[31]王文诰评苏曰：“起叙见鼓，极力铺排，仍不犯实。忽用‘上追’、‘下揖’二句一束，乃开拓周、秦二段之根，其必用周、秦分段者，不但鼓之盛哀得失可兴可感，本意以秦之暴虐形周之忠厚。秦固有诗书之毁，而文字石刻独盛于秦，明取此巧，以周、秦串作，一反一正之间，处处皆《石鼓文》地位矣。”[32]韦、韩、苏的《石鼓歌》，凌轹千古，所以三人之后，效颦者不多，胜蓝者更无。以沈善宝的心志，她既然敢拈此题，必有其独特之处，所以一开始她就说：“自顾蛾眉少见闻，辨疑那得悬河口。”也就是说，她并不想同样在历史真相等方面多费口舌。从全诗脉络上看，首言石鼓自周至唐宋，埋没已久；次言宣王中兴之勋业；复次言石鼓遇合之奇，有可资感慨者；结以对石鼓寿世原因的推测。其中由石鼓的命运而引起的个人感慨，尤其具有言外之意：“从来物理总一辙，玉碎珠沉终不偶。才人远谪美人死，骥材伏枥空低首。何如此鼓得逢时，万古未曾遭毁掊。岂缘顽冥竟无知，风雷不瞰人不取。抑或靡他矢不移，不来浊世蒙尘垢。否则天公惜至宝，却教神鬼常相守。”[33]这是个人怀才不遇的感喟，也是千古才士不偶的写照。沈善宝在这个传统的被大手笔写得很出色的题材中注入了自己新的思考，无疑是对这一历史传统的新贡献，同时也说明她敢于向权威挑战。而苏轼《石鼓歌》向以才大韵难著称，沈善宝选择和其韵，是知难而上，也是她过人才学的显示。至于韩、苏之作以写历史争胜，气势笼罩，魄力雄大，那却并非沈善宝的关注点了。
三、历史与经典
诗话之作，自宋代欧阳修肇其端，代有作者，蔚为大观，但论及闺秀之诗，则往往零篇断简，一带而过。至于专论闺秀的著作，则更不多见。清代前期女诗人熊琏著有《淡仙诗话》，堪称女性利用诗话这一传统样式进行批评的发轫之作，但仅仅部分涉及闺秀，尚非专书。所以，沈善宝的《名媛诗话》是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闺秀论诗和论闺秀诗的专著[34]。
在《名缓诗话》开篇，沈善宝叙述了自己的创作动机：“窃思闺秀之才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盖文士自幼即肄习经史，旁及诗赋，有父兄教诲，师友讨论。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师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荜，嫁于村俗，则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余深有感焉，故不辞摭拾蒐辑，而为是编。”[35]“聪慧绝伦”，指闺秀诗人的素质；“传扬”，则是沈善宝本人的心理动机。沈善宝正是为了“传扬”历代闺秀的“聪慧绝伦”，才撰作了这部《名缓诗话》，当然也反映出她心灵深处对“名”的期待和追求。按沈善宝自己的说法，该书的选录标准是：“意在存其断句零章，话(诗?)之工拙，不复计也。”[36]然而，考察《名缓诗话》之所收，却并非完全如此。沈善宝所选择的闺秀，其人其诗，都很有独特性，贯穿着沈善宝本人的独特思路。
第一种是勇建功业的女子。如歙县毕著之父在蓟邱为官，有流贼造反，战死疆场。毕著时年二十岁，率众突袭贼营，斩其魁首，夺回其父遗体。有纪事诗写道：“吾父矢报国，战死于蓟邱。父马为贼乘，父尸为贼收。父仇不能报，有愧秦女休。乘贼不及防，夜进千貔貅。杀贼血漉漉，手握仇人头。贼众自相杀，尸横满坑沟。父体舆榇归，薄葬荒山陬。相期智勇士，慨焉同贼仇。蚊贼一扫尽，国家固金瓯。”徐治都的夫人许氏，精韬略，善骑射，丈夫打仗时，每率兵为犄角之势，立功良多。曾有《马上歌》：“快马轻刀夜斫营，健儿疾走寂无声。归来金镫齐敲响，不让须眉是此行。”沈善宝赞为：“侠气豪情，溢于楮墨。”而女诗人戴衣仙所写诸作，也深得其心许。如《读<明史>》：“三杰孤危八虎强，对山能不救三扬。摊书更读娄妃传，一曲凄清片石荒。”“养士恩深三百年，国殇能得几人贤?红颜力弱能诛贼，长向思陵泣杜鹃。”通过记述历史，找到了心灵的寄托。
第二种是寄意经世致用的女子。如书中记载顾若璞“常与闺友宴坐，则讲究河槽、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又记载丁玉如的事迹道：“慷慨好大略，尝于酒间与夫论天下大事，以屯田法坏为恨。曰：‘边屯则患戎马，官屯则患空言。鲜实事。妾与子戮力经营，倘得金钱二十万，便当北阙上书，请淮北闲田，垦万亩，好义者出而助之，则粟贱而饷足，兵宿饱矣。然后仍举盐荚，召商田塞下，则天下可平也。’其大言如此。”说是“大言”，那只是因为现实不可能给她提供施展的机会，沈善宝的记载却是慷慨飞扬，难免“心向往之”。至于常熟沈素君不仅能诗善词，而且“博通经史律历之学”；还有蔡婉，“闺阁中具经济才”，也都深得沈氏的赞赏。
第三种是文学创作超越了传统风格规定的女子。如柴静仪的“落落大方，无脂粉习气”，林以宁的“诗笔苍老，不愧大家”，王慧的“沉雄深厚”，吴喜珠的“诗极雄丽”，高景芳的“笔力雄健”，潘玥的“诗才清卓”，都是她极力推崇的。略举其所引诸作，如王慧《谒禹陵》：“明德弥苍昊，神功迈大庭。怀襄方尽力，輴樏极劳形。草木开蒙昧，龙蛇涤秽腥。铸金九土贡，志怪八方经。……”吴喜珠《怀古》：“仙人不跨五羊来，碧海丹山次第开。洗氏谈兵名将气，尉佗称帝匹夫才。功留桐柱存冤魄，骨掩花田转劫灰。此是炎方冠带国，书生曾请弃珠厓。”高景芳《输租行》：“驴驼口袋牛挽车，天阴防雨宜重遮。农人惜米如珠宝，官府视米如泥沙。不辞淋尖与加耗，早赐收取冗归家。愿存升斗买粗布，聊与妻儿补被裤。尽情倾倒实堪怜，羞涩反遭官吏怒。驱牛出城口吻干，无钱沽酒当风寒。辛苦回家夜将半，细嚼筐中草头饭。”潘玥《远眺》：“登眺情何极，催寒起晓风。秋生万山外，人老一楼中。驿柳微留翠，池莲早坠红。妖氛今未扫，笳鼓正从戎。”[37]从这些作品来看，沈善宝所认同的闺阁诗才，已经从咏唱一己私情的个人生活圈子里跳了出来，面向更广阔的生活场景，是其生活观和审美观的集中体现。
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所体现的女性观，也反映在她的创作中。她极力表彰历史上的奇女子，如称赞红拂：“不畏深宵风露凉，紫衣乌帽易红妆。”进而惋惜“功成图画凌烟阁，独惜蛾眉姓未扬”。又这样称赞红线：“神入秋水气如虹，天遣仙娥助薛嵩。千里程途劳瞬息，三年邻境尽罴熊。牙签甘混青衣队，金盒能成白战功。闺阁由来多义侠，漫将妙手说空空。”[38]不仅突出“风尘三侠”的作用，而且对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未能得到更多的表彰而怀有不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她的作品中有两组题为《题仕女图》的诗。所谓仕女图，通常所画者为美人，突出的是貌，而沈善宝所画(诸仕女图疑沈氏所画)所题者，皆突出的是才。如擅书法的卫茂漪：“玉女簪花格独新，千秋笔阵仰夫人。右军殚尽临池力，名噪兰亭已后尘。”创造回文诗的苏若兰：“机杼文章自一家，胸罗锦绣夺云霞。璇玑能贬阳台宠，才到连波亦足夸。”女扮男装的木兰：“短后弓衣十二年，无人解道是婵娟。尚书不受双亲老，孝烈芳名万古传。”击鼓战金兵的韩夫人：“南朝忠勇属倾城，宗社安危此一行。扬子江心千尺浪，至今犹作战鼙声。”勇上战场的秦良玉：“不分忧危逼紫辰，空将厚禄豢庸臣。梨花枪与桃花马，辛苦沙场只美人。”[39]当然，一般仕女图中或也有这样的内容，但是，如果沈善宝笔下的仕女都是这样的类型，无疑反映着她对女性才学的重视，当然也体现了她本人的性别意识。如果说，她在《名媛诗话》里是希望建立当代的经典的话(《名媛诗话》所记多为当代闺秀事迹)，那么，在她的其他作品中，就是希望建立历史的经典，二者互相参照，正好可以看出她的隐微的内心活动。
四、求师与求友
女子有了文才，又希望把自己的文才表现出来，那就要选择知音，介入文坛，因而也就有了求名的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师和友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清代以前，一般女子求学，师承大约有两个途径，一是塾师，如《牡丹亭》中陈最良之于杜丽娘；二是家学，如随父母或其他亲人学习。总的来说，二者都还是在家庭或家族之中活动。女子求师而走向社会，似乎是从清代开始的。清代学者较早收女弟子的有毛奇龄、沈大成等[40]，其后则以袁枚、陈文述最为知名。袁枚广收女弟子，时人有“绛纱弟子三千辈”、“三千天女尽门生”之说[41]，当然是夸张，但他的女弟子总数在五十以上[42]，当无疑问。袁枚所招收的女弟子主要面向社会，只有少数是自己的亲戚。如著名的《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其中所描绘的人物就是孙云凤、孙云鹤、席佩兰、徐裕馨、汪缵祖、汪玥、严蕊珠、廖云锦、张玉珍、屈婉仙、孙心宝、金逸、鲍之蕙，和袁枚都无亲缘关系。所以其女弟子孙云凤描述袁枚女弟子的盛况说：“我简斋夫子，行年七十，妇竖知名，所到四方，裙钗引领。”[43]当时不少人都记载了袁枚所到之处才女们竞相拜师的情形，如“江东闺阁争投贽”、“红妆负笈为寻师”、“闺阁如云争立雪”、“立雪争来各署名”、“一时红妆竞投诗”、“香闺争拜郑康成”、“翠袖女郎争受业”。[44]袁枚之后的陈文述，虽然没有他的这位同乡选贤名气大，但也是有意效法，闺阁从学者也有几十人之多[45]。至于闺秀求师的目的，或许各有不同，但其才学希望藉此得到肯定，甚或名声希望藉此得到显扬，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金逸临终前慊慊想到的是：“吾与先生(袁枚)一见，已足千秋。所悁悁而悲者，吾闻先生来即具门状，招十三女都讲作诗会于蒋园。画诺者已九人，而吾竟不得执笔为诸弟子先，此一憾也。”[46]未能扬名的遗憾溢于言表。袁枚的另一女弟子陈淑兰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我有妆台句，才疏未敢投。若经燕许笔，闺阁亦千秋。”[47]
沈善宝求师的愿望也很强烈。她十六、七岁时即拜陈箫楼为师[48]，其后又有顾逸、李世治等。她随老师学诗的情形，其本人记述道：“槐市春风坐几年，楼高百尺得薪传。闭门觅句花初落，按拍填词乐正圆。”[49]正因为在创作上确实得到了老师的指点和传授，更因为作为女性受到了重视，所以沈善宝常有知音之感。如《山左李怡堂(世治)观察来杭，即蒙收为弟子，赋此志感，即以送别》之一：“雕虫一卷寄愁吟，何幸今朝遇赏音。……欲识高山流水意，冰絃试听伯牙琴。”《李云舫先生在清江见拙集，题诗寄赠，依韵奉答二首》之二：“岂有文章海内闻，颁来尺素感情殷。英雄肝胆遥相照，潦倒襟怀转似焚。”[50]不过，更能反映沈善宝特点的，是她希望通过拜师求得声名的心理，对此，她本人也从不避讳，如《清河呈春畹李观察》：“为仰宫墙赋远游，今朝先幸识荆州。龙门声价入争羡，水部才华孰与谋。碧草池塘欣入梦，春风花萼快登楼。慈云遥芘穷途客，何异身披白傅裘。”这里用了“荆州”和“龙门”两个典故，前者出自李白《与韩荆州书》：“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仰慕一至于此耶!”[51]后者出自《后汉书·李膺传》：“膺独特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52]这两个典故都是渴望汲引的常用词，沈善宝用于学诗，可见对成名的渴望。沈善宝还有奉呈张理庵的几着诗，热切希望成为其弟子，或曰：“斯文宏奖仰儒宗，一顾曾教冀北空。”或曰：“采藻未能方道蕴，品题何幸识荆州。”[53]“一顾”句，出自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54]也是古代文人说到提携人才经常用的典故。沈善宝的心理状态于此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明清以前，女子创作也有一定的规模，但彼此之间却基本上没有什么群体意识。她们的创作更多的是个人行为，是内心感情的自我倾诉，并无明确的价值追求。明清以后则不然。一方面是姊妹情谊日渐成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内容，另一方面则同时反映出女性社交愿望的增强，其目的是在社会规范允许的情况下，寻找志同道合者，进而给自己的才华找到流露的地方。和沈善宝同时的许多女性文人都有这种交往的自觉，如吴藻、顾春、张孟缇、许云林等。
沈善宝所交往的女性文人，由于她婚后的作品大量亡佚，现在尚无法确切统计，但交游面较广，而且包括了当时不少最有成就的女作家，却是可以肯定的。值得提出的是，在她所交往的女作家中，不少都是一见面即成为姐妹。道光十五年(1835)，沈善宝有诗题为《清和望后二日，云林夫人招饮斋中，得晤龚瑟君夫人(自璋)，即席赋赠》，其中提到的云林乃许延礽的字。许延礽之父为兵部主事许宗彦，博学多才，尤精天文，著有《鉴山水斋集》；母为梁德绳，能琴善书，篆刻诗词皆精，著有《古春轩诗抄》、《古春轩词抄》；妹为许延锦，阮福妻，精于鼓琴、绘画、篆刻，著有《鱼听轩诗抄》；甥女为阮恩滦，阮元孙女，阮福女，沈霖元妻，能诗善画，尤精于琴，著有《慈晖阁诗词》。龚自璋，不详。沈善宝和她们初见，概称“夫人”，而其后不久，即以姐妹相称，或有结拜之事。许延礽和沈词有云：“许订三生情倍重，频挥十指意忘疲。”沈善宝答龚氏和作有云：“心倾十载才输款，缘结三生许问奇。”[55]关系已经非同一般。沈善宝和吴藻的关系也是如此。大约也是在同一年，梁德绳偕女儿并沈氏一起赏梅，席上听吴藻鼓琴，这是二人的初识。可是在《鸿雪楼词》的结尾，却有一段题记，曰：“丁酉中秋后四日，蘋香姊吴藻拜读僭选。”吴藻自称“姊”，说明二人也是结拜姊妹。[56]对交友的热衷，正是出于彼此的惺惺相惜。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顾春和沈善宝在仅仅是闻名的情况下，就都不约而同地对吴藻表示了结交的愿望。顾春有《金缕曲·题<花帘词>寄吴蘋女士用本集中韵》：“何幸闻名早。爱春蚕、缠绵作茧，丝丝萦绕。织就七襄天孙锦，彩线金针都扫。隔千里、系人怀抱。欲见无由缘分浅，况卿乎与我年将老。莫辜负，好才调。落花流水难猜料。正无妨、冰絃写怨，云笺起草。有美人兮倚修竹，何日轻舟来到?叹空谷、知音偏少。只有莺花堪适兴，对湖光山色舒长啸。愿寄我，近来稿。[57]沈善宝有《读吴蘋香夫人<花帘词稿>》：“绿窗耽翰墨，闺阁少知音。不道梅花里，传来柳絮吟。歌真高白雪，品欲重南金。从此阑干时，临风思不禁。”[58]至于沈善宝本人，也有“云间丁步珊夫人来浙，耳余名，绘桃花册页见赠，未谋半面，遽订神交”。[59]这些，当然是反映了女性群体意识的增强，也是希望“闺门雅颂留名久”的表现[60]，是这些闺阁文人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价值，希望能够得到更大程度发挥的心理写照。
五、怜才与扬才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大约产生在明代末年[61]，并在清代不断被复述。所谓“才”，虽然理论上的含义非常广泛，但落实到现实中，大约偏指文才。对于这一说法的理解，传统意见往往认为是体现了历史的陈述，即儒学妇女观对女性的规范及其实际反映。但是，如果联系明清之际尤其是清代社会历史的实际，也可以理解为恪守正统的集体意识希望对一种日趋强势的风气的反拨。明清两代有案可稽的妇女著作，据胡文楷《明清妇女著作考》，已达三千多种(这一统计还并不十分完备)，足以说明那种说法是多么脆弱，也无法全面反映和指导明清的女性。而从当时大批男性文人的行为来看，恰恰相反，他们在著作中所表现的，却是对女性文才的欣赏和显扬。
明清两代对女性文才发表意见的人甚多，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苑之士，一是儒林之士。当然其中也有交叉和重叠，但总体来看，仍可略加区别。
一般说来，文苑之士对女性的文才多持赞赏态度。文学史是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沿至明清，资料的搜集更为自觉，人们的视野更为开阔，文学的观念更为多元，因此，理论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既不能对作为文学创作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女诗人视而不见，也不能对她们的创作成就不予置评。于是，女性创作就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得到关注。叶绍袁提出女子“三不朽”的新观念：“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62]支如璔举“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斥为“此又浅视女子之甚也”[63]!胡履春上承袁枚，谓：“诗以道性情，故《三百篇》不乏闺闱之作。”[64]借以表彰麦浪园诸女弟子。田艺蘅以闺阁诗作“往往上窥元化，下总物情”，“足以扬休乎六义”，于是“探赜索隐，剔粹搜奇”，编成《诗女史》十四卷[65]。钟惺更推崇妇女之诗出于自然，甚至可以矫正诗坛之弊：“诗也者，自然之声也，非假法律模仿而工者也。……今之谓诗者，未就蛮笺，先言法律，且曰某人学某格，某书习某派，故夫今人今士之诗，胸中先有曹刘温李，而后拟为之也。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无南皮西昆，而自流其悲雅者也。”所以感叹：“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其于诗赋，又岂数数也哉!”[66]至于袁枚和陈文述抗颜为师，广招女弟子，一时反响甚大，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儒林之士对女性的创作约有两种态度，一种为支持，如钱谦益、毛奇龄、沈德潜、姚鼐、张惠言兄弟、阮元、俞樾等；一种为反对，如焦循、章学诚等。支持者在乾嘉(道)之际，尤见突出。一时翘楚如桐城派、常州派、扬州派中都有大儒或发表意见，或身体力行。如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为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67]张惠言开创常州派，其弟张琦为之羽翼，与兄合选《词选》，开一代新风。其妻汤瑶卿，早从父汤修业受四子书及《毛诗》，著有《蓬室偶吟》。有四女，长女 英，著有《澹菊轩初稿》；次女珊英，著有《纬青遗稿》；三女纶英，著有《绿槐书屋诗》；四女纨英，著有《餐风馆文集》、《邻云友月之居诗》。而纨英四女王采蘋、采蘩、采藻、采蓝也都能诗，分别著有《读选楼诗稿》、《慕伏师班之室诗集》、《仪宋斋诗存》、《春晖草堂诗》。张氏一门联吟，艳称一时。张琦在《丁亥中秋对月》一诗小序中曾有记述：“余自少，南北奔驰，中秋节多在客中。今者夫妇儿女团栾看月，二十馀年所未有，饮酒乐甚，赋诗纪之，并命儿女辈同作。”[68]在张琦的倡导下，其四个女儿的诗风，竟然“各得先生一体”[69]。阮元(1764-1849)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编《淮海英灵集》和《两浙輶轩录》，对江浙两地的妇女之作，有专门的搜集。他对女性创作也持鼓励态度。其妻孔璐华，字经楼，山东曲阜人，著有《唐宋旧经楼诗稿》。他有三妾，一名刘文如，字书之，号静香居士，江苏仪征人，著有《四史疑年录》：一名谢雪，字月庄，长洲人，善诗画；一名唐庆云，字古霞，苏州人，著有《女萝亭稿》。长媳刘蘩荣，字涧芳，宝应人，著有《青藜阁诗集》。次媳许延锦，字云姜，浙江德清人，著有《鱼听轩诗抄》。六安阮安，字孔静，著有《广梅花百咏》。孙女阮恩，滦，字媚川，著有《慈晖阁诗词》。阮妻孔璐华为女儿阮安的《广梅花百咏》作序，记载了阮元的教女之事：“古者女子以贤为德，以柔为道，原不重于诗才。汝父言《诗》、《礼》，兼喜诗画，政事百忙之中，偶有馀闲，必试窗课，命汝益习勤劳，知其大义，不使饱食终日，无所用心。”[70]班昭《女诫》解释妇人的“四德”说：“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71]又吕坤《闺范》说：“女子无仪，且不以学名，况诗乎!”[72]作为一代大儒，阮元对这些传统命题不加认同，无疑表现了他的开阔气局，也见出当时思想界的宽容。
但是，儒林之士中也有对女子的文才持反对态度的。如焦循，虽然有独特的文学进化观，却对女子有文才表示不以为然，认为“妇女伪取诗名，尤为可笑”，她们“与其有工夫看无益之诗，何不看古人贤孝故事”[73]?因此，“有妇人女子之心，不可以为诗”[74]。反对最力者应推章学诚。章氏与袁枚同时而年辈稍长，对袁枚招收女弟子深恶痛绝，在《丙辰札记》中指责道：“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秀多为所诱，征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也。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75]并特别在其提倡“六经皆史”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文史通义》中立《妇学篇》和《妇学篇书后》，进行理论阐释，强调“男女实千古大防”[76]。章学诚论学，主张经世致用，他曾自述治学之旨：“学诚从事于文史校勘，盖将有所发明。……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这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微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77]正因为“有工夫看无益之诗”的女性太多，正因为“大家闺秀”“征刻诗稿，标榜声名”者已经“浸成风俗”，所以章学诚才要“逆于时趋”，大声疾呼。由此可见，当时妇女的文学创作，已经大大超出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规定，因而引起了正统文人得注意和不满。归根结底，起码在乾嘉(道)时期，女性对本位文才的体认以及创作活动的繁盛，已达到非常突出的地步，来自男性士人的声音，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能够说明这一点。
总的说来，明清两代，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文才，对妇女从事文学创作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他们对女诗人的显扬以及在创作上的交流，愈益使女性从“另类”中走了出来，因而他们的关注意味着对女性文学成就的某种承认，应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才名的焦虑有所缓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男性社会的关注所涉及的仅仅在文学方面，沈善宝作品中所提出的社会性别问题无法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只要社会不发生质的改变，女性的角色就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的规定性，因而，她们的才名焦虑就还会一直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