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试论论文,宋庆龄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宋庆龄与蒋介石由共同追随孙中山革命发展到严重对抗，主要是由于宋蒋之间对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的态度不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表示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宋蒋间一度合作。但由于蒋介石拒绝接受宋庆龄要他放弃独裁、扩大民主，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主张，因此宋蒋间的合作是暂时性的，不可能是持久的。后来他们在行动上的对立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关键词〕 宋庆龄 孙中山 蒋介石 抗日战争
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的演变是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缩影。他们都曾在孙中山爱国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启迪下，追随孙中山革命，但后来由于他俩对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品格和道德不同，便成为在孙中山生前尤其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影响中国革命和他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根由。宋庆龄与蒋介石没有个人恩怨，宋与蒋之间由矛盾发展到对抗，由离别到复归到分裂，这是蒋宋家族演变的必然结果。
一
宋庆龄作为20世纪全世界的伟大女性，中华民族的瑰宝，无论是政治的远见，思想的深刻，爱国主义的激情，以及个人品格都是完满而又独特的。她的一生总是同时代的脉搏谐和一致，不断进步，不断前进；她一生为全人类的和平友好事业，为妇女的权利与进步，尤其是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振兴做了大量工作，贡献巨大。
蒋介石则不同。尽管他也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虽坚持反共，但也具有民族意识，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在一定程度上参予抗日和反法西斯战争。然而蒋介石是个武人，虽然敢说敢为，但是缺乏政治素质，心术不正，性格暴躁，对人“嫉俗过甚”，难与同事相容。对此人的品德和行为，在相当一段时期，宋庆龄采取不屑一顾的冷漠态度。从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将近10年的时间里，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革命，而且深得孙中山倚重，孙蒋之间虽有过龃龉，在用人与用兵方面有过分歧，但从总体上看，从大的原则问题上看，这期间孙蒋过从甚密，大体上保持一致。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蒋介石赴难来粤相助孙中山平叛，事后蒋介石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记述孙中山在广州蒙难和领导平叛的过程，这也是蒋介石对孙中山效忠的一种表示。孙中山为该书写了序文，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1）〕孙中山这些评述蒋氏之言，大体说来也符合实际。在孙蒋共事期间，宋庆龄有许多机会接触蒋介石，她对蒋的为人处事是了解的。然而这时，宋与蒋对双方都很少谈及。
从宋氏方面看，我们查阅过宋氏生前和死后出版的许多言论集和书信集都很少看到她对这期间蒋介石所作所为的评论文字。这有两种解释，一是宋庆龄为了不干预孙先生的事业，有意回避政事，不便对人对事说三道四；二是宋庆龄对蒋氏的为人处事，采取有得言但不值得言的态度。
从蒋氏方面看，蒋介石对孙夫人（宋庆龄）也很冷淡。人们都知道，在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时，宋庆龄为了保护孙中山劝孙离开总统府以防不测，孙中山坚持要宋与他一起离开，宋氏力劝孙中山离开粤秀楼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表现了宋庆龄的高贵品德。在羊城蒙难中，宋庆龄为了保护孙中山表现出先人后己，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的美德，给世人留下许多美谈。可是蒋介石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书中，除了讲到6月16日，叛兵“凶暴蛮横，不顾人道，当卫士与黄（即黄惠龙）、马（即马湘）二副官护卫总统夫人出府时，彼在府前，犹用机关枪扫射不息”之外，别处均不提孙夫人。由蒋介石的启蒙教师毛思诚编撰，经蒋亲笔修改过的《蒋介石年谱初稿》（1887～1926），对蒋与孙之间的交往有大量记载，而且在这许多交往中宋庆龄均在其中，但书中几乎不录，除了孙中山逝世后，1926年北伐期间有一二处讲到宋庆龄要由武昌陆路来赣，蒋假惺惺地去电表示欢迎，但“不能来赣亲接”，〔（2）〕以及有一次蒋介石陪孙夫人至九江搭飞机〔（3）〕外，全书几乎不载孙夫人的言行。这不能看作是编者毛氏和蒋介石的一时疏忽，而是蒋氏在有意回避和冷落宋庆龄。
在孙中山逝世之前，蒋介石的野心和权利欲望已经暴露，但由于孙中山在高位掌舵，他还不可能为所欲为，因此蒋介石采取两面派手法。然而，孙中山长眠后，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蒋介石则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驾驭，夺权和独裁的野心明显暴露。对此，宋庆龄看得十分清楚。她为了维护国民革命的成果在国民党内外掀起承继和捍卫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宣传高潮，赢得国民党“二大”与会代表的拥护与尊敬，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参加各种会议，劝说妇女和各界人士要明白孙中山三民主义，了解国民革命的目的，坚持革命到底。这时期，蒋介石与宋庆龄表面上还有某些合作，但实质上已经各行其道，各走各的路。1926年11月16日，宋庆龄一行离开广州取道韶关、南昌前往武汉。12月2日，宋庆龄一行到达南昌，蒋介石还组织盛大欢迎会。〔（4）〕此间，宋庆龄参加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的庐山会议，会后蒋介石和邓演达、宋庆龄又一起由庐山前往九江。〔（5）〕然而，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期间在迁都和要不要继续执行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蒋介石与宋庆龄之间已经进行了尖锐和激烈的斗争。
后来，宋庆龄与蒋介石由政治上的分歧，发展到行动上的严重对抗，这里面包含着许多为人所知和所不知的因素，但可以肯定，宋与蒋各奔东西，各自为实现自己的欲望和理想进行了一翻苦斗，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对孙中山逝世后，应该如何对待孙中山的思想、政策和事业等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引起的。这个分歧关系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因此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事实证明，宋庆龄当时的所作所为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要求国家统一、安定、发展的愿望，因此她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戴和崇敬，而蒋介石则反共、反苏、反人民，为国人所不齿。
二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虽标榜自己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信徒，但在行动上则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背叛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撕破了自己拥戴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破坏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宋庆龄立即作出反应。4月22日，宋和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号召革命军民起来跟蒋介石作斗争“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6）〕7月12日，蒋介石致函宋庆龄，要求她“即日回沪”，宣称“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妄想借宋庆龄的威望以助其反革命的声势，宋即予以拒绝。〔（7）〕7月14日，汪精卫又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制订的国共合作政策。针对蒋、汪新右派的背叛行为，宋庆龄于17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决不同违背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人同流合污。她指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她号召国民党员和广大民众起来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把革命引上歧途的人作坚决斗争。〔（8）〕8月1日，宋又与毛泽东、邓演达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宋庆龄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9）〕为了抗议蒋、汪集团反苏、反共，公开与孙中山革命三大政策抗衡，宋庆龄决定访问苏联，以实际行动与蒋、汪对抗。8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指出：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领袖们”，实则如出一辙的小政客，他们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妄图“依赖新军国主义以完成革命的伟大事业”，但是，“他们必然失败”，〔（10）〕因为他们走的是一条以人民为敌的道路。8月底，她便与陈友仁父女等人乘船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9月6日，宋庆龄抵达莫斯科后发表一系列声明，向全世界宣告那些背叛孙中山的国民党冒牌领袖，并不代表革命的国民党，指出革命只是暂时挫折，号召世界人民用各种实际行动支持中国革命的力量去反对革命的叛徒和一切反动派。12月17日，当宋接到蒋介石反苏行动的电告后，即复电严斥，指出：“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劝蒋趁早“悬崖勒马”。〔（11）〕23日，宋再电蒋介石，对蒋诬蔑其留在莫斯科是受别人胁迫的结果给予训斥，说这是对她的诽谤和侮辱，揭露蒋介石及其一伙“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并表明她要誓死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坚定地“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12）〕
由此可见，宋庆龄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和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继承人，由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政策，她便与蒋介石由革命的同路人变为敌对者。从1927年8月至1929年4月一年多时间里，宋庆龄在国外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的虚伪、无耻、卑鄙和渺小，高高地举起孙中山革命的旗帜，从而赢得了国内外一切主持正义反对邪恶势力朋友们的崇敬和爱戴。
蒋介石不仅宣称他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并想通过他与宋美龄政治投机的结合，以孙中山亲属的名义，拉拢孙夫人宋庆龄作为桥梁，踩着她走向自己的目标，同时他又试图把宋庆龄和她的事业从人们的心中抹掉，以便树立其权威，这使宋庆龄感到极大的羞耻和愤怒。她表示她绝不会同败坏了中国革命和孙中山事业的蒋介石合流妥协，她决心要将孙中山开创的民主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1929年4月底，宋庆龄从德国启程经苏联回国，参加将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5月28日，宋庆龄等随孙中山的灵车由北平抵达南京浦口，蒋介石、宋美龄等也来迎灵。6月1日晚，宋庆龄在南京参加完孙中山的国葬仪式即离南京返上海。蒋介石要宋庆龄回来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一行动拉拢宋站到他们一边，来挽救因军阀之间派系斗争所造成的危机。6月9日宋美龄又专程从南京到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南京参加将要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但宋庆龄识破蒋介石玩的阴谋把戏，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一切“善意”都断然拒绝。为避免在人民中造成混乱，她几乎拒绝了与南京政府官方或半官方的一切社交。8月1日，宋庆龄应“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在电报中她严厉地谴责了蒋介石政权，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坠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然而，“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为了避免蒋介石政权找麻烦，中文报纸和英文报纸都不登这个电报，只有一家例外，但这家报纸登出的是一则从日文翻译过来，又完全颠倒了黑白的电文，把宋庆龄写成是赞同恐怖政策的人。宋庆龄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13）〕
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了讨好宋庆龄，不仅美龄亲自到上海找姐姐倾谈，而且还指派戴季陶夫妇去找宋庆龄，说服她到南京去。8月10日，戴氏夫妇到上海见了宋庆龄，她们之间谈话笔记后来发表在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China Tomorrow〉）刊物上，这篇谈话真实地反映了宋庆龄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合的态度，也是宋庆龄鄙弃蒋介石，拒绝与蒋介石合作的宣言书，所以很重要。戴夫人问孙夫人为什么不到南京去。戴夫人说：南京紫金山“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孙夫人庆龄直率地回答戴夫人的提问：“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宋庆龄接着又指出：“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贵党”，你们这样做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现在“没有哪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因为“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14）〕这是继宋庆龄拍给国际反帝大同盟那篇措施激烈的电报之后，又一次强烈地抨击了蒋介石和他的政权。这是宋庆龄与蒋介石的又一次摊牌，她为什么如此对待蒋介石？无他，是因为她认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也就是背叛了孙中山的事业，原来的国民政府是革命政权，蒋介石叛变后建立的南京政权便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政权，所以她虽可怜她的妹妹美龄，但她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她不能与蒋介石合流。这是非常可敬可颂的精神，也是一种很有胆识和勇气的表现。9月间，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再次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9月21日，宋庆龄登上开往法国马赛的邮船前往德国，以实际行动同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决裂。这是蒋宋两个家族由合作到分裂的契机，也是宋庆龄对蒋介石南京政权严厉的谴责和抗议。
三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造成内战，极大地耗损了民族财富和人力资源，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宋庆龄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从欧洲回到上海。〔（15）〕8月16日宋庆龄与宋氏家属，还有蒋介石、孔祥熙等参加母亲倪太夫人的葬礼。9月5日，宋赴南京祭扫孙中山陵墓，9日即返上海。蒋介石为实现其“攘外安内”政策，“九·一八”以后把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杀害了。宋得悉蒋大开杀界处决了邓演达勃然大怒，发表宣言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促成国民党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党内自己的领袖蒋介石。宋明确表示对于国民党的灭亡，我们不必婉惜，因为它的领袖已经坠落，我们不能依靠它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16）〕此后，宋庆龄坚持反蒋抗日政策，她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友好人士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她四处奔波募集款项和物资，成立“国民伤兵医院”及慰问上海十九路军抗日受伤将士，并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捕捉的爱国革命人士，为保障和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英勇斗争。
在蒋介石政权阻挠上海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之后，中国政府居然答应日本侵略者的要求，从上海撤走驻军，并在全国禁止抗日运动。宋庆龄出于爱国的激情，她发表很多谈话和文章，谴责蒋介石政权的不抵抗主义，她严厉指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而把其余的中国领土贬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这不是出路，这是中国民族的死路。”〔（17）〕她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向那些背叛国家、把我们的国土一省一省地出卖给帝国主义者的人们作斗争”。〔（18）〕
这个时期，宋庆龄的主要政治倾向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实现“全体武装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19）〕并呼吁世界各国断绝对蒋介石政权的一切支持，迫使蒋介石停止反共，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投身抗日。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华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威胁，因此宋庆龄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态度也由对抗逐渐转变为争取对话、力求合作，一致对外。
1936年11月10日，宋庆龄在《孙中山诞辰纪念词》中讲了这样的话：“在目前的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应该认定我们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为了实现打倒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20）〕停止一切内战，完成抗日救国的任务。其于这个认识，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不念旧恶，主张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次日，宋庆龄与胡子婴商议邀请何香凝一起同去西安，劝说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后因交通问题未能成行。〔（21）〕由于多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各项谈判达成了协议。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条件，担保不再打内战，同时，蒋还充诺抵南京后释放爱国领袖；宋子文、宋美龄也答应与宋庆龄商议办法分批释放政治犯。〔（22）〕这是宋庆龄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转机。
由于蒋介石接受抗日，宋庆龄立即作出反应。她接受9月18日毛泽东来信的劝告，改变了自1927年以来对国民党中央的抵制态度，决定以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1937年2月15日于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领衔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13人联名，向大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迫使全会接受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同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决定在统一军队编制和政权形式等条件下，可与共产党合作，将武装剿共方针改为“和平统一”共产党的方针，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此后，蒋介石虽不愿意根本改变独裁政策，但在“七·七”抗战爆发后，他也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宋庆龄为推动蒋介石加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步伐，接连发表文章，重申孙中山关于“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的思想，〔（23）〕强调国民党领导人必须改正“十年反共战争”的错误，赞扬“共产党与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指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24）〕
经过宋庆龄和各方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推动与督促，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终于在9月22日和23日，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正式宣告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而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创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新局面，奠定了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的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宋庆龄欢欣鼓舞。她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前嫌，发表文章肯定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态度的转变，肯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她说：“中国红军在朱德将军的指挥之下，今天已跟中国其他军队共同在蒋介石将军领导下作战了”，这是势力的统一，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25）〕9月24日，宋庆龄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一文，指出：“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导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她强调，国共两党都要记取十年分裂的惨痛教训，“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她还希望大家都要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26）〕1月6日，宋庆龄又发表《两个十月》一文，再次表达其对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喜悦，她在文中指出：“充满了希望的白昼正在代替令人失望的漫长黑夜”，“今天在我们领土上的每个角落里我们听到了炮火的怒吼，这是庆祝我们全国统一的礼炮”。她并坚信：“我们将不再是自己国内封建的奴隶。奴役的枷锁将不再束缚在我们民族的身上。”〔（27）〕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宋庆龄在香港，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她密切注视着大会的进行，当她得见大会宣言和纲领的内容后，她即与何香凝共同署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的纲领实行抗战到底》声明，认为国民党复订抗战建国纲领“甚为适当与必需”，她俩除向领导代表大会之蒋介石致以敬意外，还向全党祝贺，并提出坚持抗战到底的七项具体主张，包括制裁国民党的腐败行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各党派精诚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改善人民生活等项，极尽全力推动国内局势向进步方面发展。〔（28）〕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至抗日战争结束，宋庆龄虽发现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并非真诚，但她认为蒋介石坚持抗战毕竟是个进步，因此在这期间，宋凡是谈到蒋介石之处均称“蒋中正同志”或“蒋委员长”，这是个明显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根本原因不是宋庆龄屈服于当时的局势，更不是因为蒋介石是她的妹夫亲情，而是蒋在“西安事变”后接受了中共和宋庆龄重新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表示愿意重新建立国共合作，共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正由于宋庆龄同蒋介石改善了关系，才使她能和姐姐霭玲、妹妹美龄重新团聚。1940年3月31日，宋氏三姐妹一起抵重庆，成为当时传媒议论的中心。尽管这次宋氏三姐妹在重庆团聚的原因有种种说法，但正如爱泼斯坦先生所指出，宋氏三姐妹团聚的基础“既不是任何一方放弃政治信仰，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关系。就像中国各党派战时的统一战线一样，这里面‘既有团结，又有斗争。’”〔（29）〕宋庆龄决定赴重庆是为了联合抗战，是用行动实现其团结、统一、联合抗战的理想。正如她在《渝行观感》的谈话中所指出的，是因为民族危机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国内各党派都应“一致团结对外之认识，日寇汪逆宣传国内 分裂在即，只能说是他们的梦想，际此大敌当前，国难未除，我信贤明当局，均不愿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举，为日寇所乘。”〔（30）〕无疑，宋庆龄的重庆之行，对实现全民抗战，对争取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综上可见，宋庆龄与蒋介石都是很有个性的政治人物，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充分地表现了他们之间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观的不同。在抗日战争后期，宋蒋关系的改善是由于蒋介石表示要停止内战，愿意考虑同中共合作抗日，但事实上后来蒋介石坚持反共，而宋庆龄则把中国共产党视作真诚的朋友，坚决主张联共抗日。正由于这样，宋庆龄不可能成为蒋介石政权的装饰品，而蒋介石也不可能完全接受宋庆龄要他放弃独裁，扩大民主，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主张。因此，宋庆龄与蒋介石的合作是临时性的，不可能是持久的。后来他们的行动完全证实了这点。
On the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Soong Ch'ing—ling and Chiang Kai—shek
Lin Jiayou
Abstract From fellow followers of Dr.Sun Yat—sen to political antagonists,therelations between Madam Soong and Ch'iang Kai—shek changed obviously after the Great Revolution.Such change resulted from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Dr,Sun Yat—sen's ideology and cause.During the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ders,they cooperated for ashort time because after the Xi'an Incident,Ch'iangpromised to stop the civil war and to form an allianc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However,their cooperation was short—lived,for Ch'iang tossed off Madam Soong's suggestions that he give up dictatorship,practicedemoeracy,and carry out the Three Great Policies formulated by Dr.Sun Yat—sen in 1924.Political antagonism arose again between them after the temporary cooperation.
注释：
（1） 蒋中正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2）（3） 《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15、836页。
（4） 《林伯渠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
（5）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1日。
（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7） 《蒋介石致宋庆龄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影印原件藏北京宋庆龄故居，参见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61页。
（8）（10）（12）（14）（17）（18）（19）（20）（23）（24）（25）（26）（27）（28）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8、49～52、68～69、73～78、137、138、142、154、178、194、201～202、205～206、213～218、223～226页。
（9）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11） 上海《新闻报》1927年12月19日。
（13）（29） 参见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67、365页。
（15） 尚明轩等：《宋庆龄年谱》，第73页；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80页；郑灿辉等：《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说是6月回到上海。
（16） 上海《申报》1931年12月20日。
（21） 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22） 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
（30）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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